鲁迅先生说，“人生识字糊涂始。” 若是这样，我是从七岁开始糊涂的。那年我进了小学。
要说到小学前的学前教育，我还真是乏善可陈。当我的小学同学们追溯他们在幼儿园的同学史时，我只有自叹不如。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让我在一所幼儿园里待长。常常是在一所幼儿园里待一段时间，又换到另一所幼儿园去了。所以我的学前教育是极不系统的。比起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里已经掌握了一千个中文字，一百个英文单词，再加上一百以内的加减乘除，我的学前教育岂止是“输在起跑线上”？ 至少是输在更衣室里：还没有上赛场，就落后一大截了。我的学前教育的所有成果，现在能记得的只有在幼儿园里一位老师教我们唱的一首歌：
花园里，石板上，有着一个金鱼缸。
缸里面，金鱼多。大大小小种类多。
游上来又游下去，游过来又游过去。
花园里，石板上，有着一个金鱼缸。
缸里面，金鱼多。大大小小种类多。
之所以记得这首歌，倒不是因为它好听，而是老师的宁波口音让这首歌唱来十分滑稽。
东辉小学/愚园路第二小学
七岁了，要上学啦！我之前一直以为我会去和我家仅一篱笆之隔的芳德小学。多方便啊！竹篱笆上有洞，即使是上课铃响了，我从洞里钻过去也不会迟到。可是爸爸妈妈却替我在离家二十分钟之遥的东辉小学报了名。东辉小学原名彼得小学，估计是因为有崇洋迷外之嫌而改的名，坐落在而今因为有不少文人骚客、海上闻人曾寓居其上而声名遐迩的愚园路上。
沿愚园路的深宅大院或高级里弄里住过些什么人，我当时是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对我来说最不爽的是每天上学和放学路上的孤单。那时我们班上除了一位同学每天家里有三轮车接送，我们上学都是自己来去的。 到了放学的时候，老师把我们分为三“路”。 第一路出校门沿着愚园路往东，浩浩荡荡，是到宏业花园、岐山邨一带的。第二路出校门往西，也是兵强马壮，是往中山公园方向的。第三路向南，是我们这些剩下的散兵游勇。沿愚园路走不了多远，拐入冷清的福世花园，我就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独行者了。这每天上学路上的独处给了我很多遐想的时间。于是我臆想出一位有奇异功能无所不能的好朋友。是个男孩，还有名有姓的。我每天上学路上的时间都是和他一起在各种各样想象中的奇遇中度过的。后来学发展心理学，书中说多至四分之三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在小学低年级都有过这样“虚幻朋友”（Imaginary Friends）的陪伴，我不禁拍案叫绝：我这么隐秘的想法他们都能知道，心理学太牛了！
我入学的时候，东辉小学还是私立的，学费不菲。可是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学校的设施可以说是简陋。教室形状各异而且大多昏暗。因为教室不够，我们低年级还只能上半天的课。要是下大雨，弄堂和马路上的积水会漫进教室来，我们就穿着套鞋上课。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水漫金山的教室里考试，一位同学答完了试卷，站起来缴考卷时一不小心考卷飘到水里，急得哭了起来。这样的尴尬可能是现在的学生们想象不到的。学校的操场只有半个篮球场大。我们的体育课常常是在学校所在的弄堂里上的。一架滑梯，一个跷跷板，和一个爬竹竿的架子，就是我们课间活动的所有设施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
我的一年级的班主任唐老师，是一位特别和蔼可亲的老师。近五十岁吧，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轻声慢语，让我们特别愿意和她亲近。她给我们上语文课，记得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我们天天上学。” 那时的书是直排的，用的还是繁体字和“ㄅ ㄆ ㄇ ㄈ“那样的注音符号。上学第一天回家做作业，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个繁体的“學”挤进了那个小方格中，而且还得重复若干遍。 不料第二课学的是“学校里有很多同学和老师。“ 又是这个烦人的“學”字，只好再九牛二虎一番。我们有一位同学独辟蹊径，不知道从哪里学到了在一个字后面点两点，就是重复了前面那个字。所以在他的作业本上，只有第一行是生字，余下的全是点。唐老师只能把这芝麻饼似的作业发还他重做。
二年级时，私立学校公立化。学费改为六块钱一个学期，我们的校名也改为“愚园路第二小学”。 更重要的1956年的汉字简化和拼音拉丁化，用汉语拼音代替了注音符号。第一次看到简体的“学”字，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张乐平笔下那个头上飘着三根头发的三毛，这让我乐不可支。应该说简体字和拼音字母对学生来说是一大德政，极大地减轻了学中文的困难。至于因为学简体字而不认得繁体字的缺失，我是通过阅读繁体版的四大名著和习字临帖补上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比起现在的孩子，我们那时的童年生活真是太幸福了。每天不多的作业做完后，就是疯玩。一个“永”字牌的小橡皮球，比网球大不了多少，可以让我们一群男孩子在弄堂里踢一个下午。再就是到中山公园去玩“官兵捉强盗”。同学们分为两拨，一伙是官兵，一伙是强盗，分别有自己的牢房和山寨。分配当强盗的同学都清一色地把外套或衬衫披在肩上，只扣住最上面的那颗纽扣。为的是一旦被官兵抓住时，一解开那颗扣子，就可以施“金蝉脱壳计”了。哦，那幸福的只可追忆的童年！我现在闭上眼，还能看见一群孩子，汗流满面，小脸通红，在公园的草地上像小马驹似的耍欢。
我们还有一个玩耍的好去处，就在我家。我家当时住的是一栋1923年建的三层楼房，以前是上海海关一位英国高级职员的住宅。1949年以后，海关的事务由中国政府收回自己管理，英国人要回国去了。可是他觉得中国政府会再聘他回来，所以没把房子卖掉。连同一些笨重的家具，包括一架三角钢琴，都“顶”给了我父亲。(“顶“就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直到1956 或1957年，他大概是看“返聘”无望，才把那些家具运回了英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那英国人的孙子，想是受祖父之托，还来上海故地重游，拍了好多照片。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我们的童年。那楼前有好大的一片花园，以前英国人住的时候有园丁打理。我们刚搬进去时仍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可是不久就荒芜了。附近一家生产订书机的元昌文具厂把场地租借了去，修成了一个灯光篮球场， 还架设了单双杠和其他的运动器材。这就成了我们的课后活动中心。锦上添花的是我们家还有一辆24英寸的小自行车，给孩子们学车真是再合适不过。于是班上的好多男同学都是在我家学会骑自行车的。（那时候没有怜香惜玉之心，竟然从没有邀请女生来共享其盛。）六十年后的小学同学会，好多同学还问起那辆为我们学车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小脚踏车。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是一段平静而又快乐的日子。上半天课，疯玩，偶尔孤单的时候倒挂在单杠上望着天空的白云苍狗遐想，晚上在灯光球场边看篮球赛，为主场元昌文具厂摇旗呐喊，或是看楼下王老伯教工人们打太极拳。这位王老伯有武功，一柄大刀舞得虎虎生风。因解放前曾是一贯道的坛主，被戴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过工人们并不在乎，好多人跟他学太极拳。还送了一块“武艺之光”的匾给他。
这平静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我已经三年级了。1958年，我的平静的学生生活第一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被政治运动打断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说来有点令人不能相信，政治运动会影响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的生活吗？但是我的感受是，我们一下子长大了。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们学的算术或是生字，我们日常的活动也不只是踢足球和“官兵抓强盗”了。我们与比这些重要得多的事情发生联系了。
对三面红旗的宣传是以铺天盖地雷霆万钧之势地进入我们的生活的。记得最鼓舞人心是“超英赶美” 的口号，然后是一连串数字的狂轰乱炸：十五年赶上英国，三十年超过美国；钢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到1958年的1,070万吨。1959年的钢产量是1,700万吨，不过那时候大饥荒已经开始，钢产量已经没有什么人关心了。报纸上天天有“放卫星”的消息，粮食产量天天破纪录，水稻的亩产量从一万斤一路飙升至三、四万余斤。我还记得报纸上登着两个孩子坐在待收割的稻穗上面欢笑的照片。城里孩子，对粮食产量毫无概念，报上怎样说，我们就怎样信。只觉得粮食多得吃不完了。
记得离我家不远的延安西路上有一堵几十米长的墙，上面用红漆大字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每个字都有两个我那么高，我要跨四五步才走完一个字。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把总路线复诵一遍。不几天，总路线就烂熟于心了。这时候，我这小小的杞人就开始忧天了：这总路线是从东往西写在墙上的，那从西往东的人会读到什么呢？于是我每次路过时都会把总路线念两遍，一次顺着念，一次倒着念。不多久，我就能把总路线倒背如流了。现在想来，全国能把总路线倒背如流的，除我之外，大概不作第二人想吧？几十年后，儿子告诉我，他上课无聊的时候，曾试着把英文字母从Z倒背到A，也能倒背如流。我心中不禁暗暗称奇：在这么无聊的事上，我们父子也会有心灵感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的运动。钢产量要在一年里翻一番，怎么实现呢？于是政府号召大家捐“废”钢铁。一声令下，我家前后门的铸铁大门就不知被谁卸走了。孩子们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在家里掘地三尺地搜寻金属制品。我把家里经年不用的壁炉里放木柴的铸铁架子和烧壁炉用的火钳都捐了。有人因为成立了食堂，不用自己做饭了，连家里的铁锅都捐了。有了这些“废”钢材，土法炼钢就可以上马了。大跃进开始后，再没人打篮球了。于是元昌文具厂的工人们在球场上建了三个一米多高的小高炉。运来了焦炭和鼓风机。工人们用大铁锤把捐来的废钢铁砸成小块，放进一个半个暖水瓶大小的坩埚里，放进小高炉里烧起来。鼓风机吹得轰轰地响，焦炭烧得通红。一位工人师傅不时透过深色的镜片观察坩埚里钢铁碎片的熔化情况。过了许久，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他宣布说：“化了，可以出铁了。” 早就准备在一旁的锣鼓顿时敲得震天价响。工人师傅小心翼翼地用钳子把小坩埚从炉中取了出来，试着把铁水倾倒到一个模子里去。可惜那个师傅没有经验，铁块只是烧得透亮，却没有熔化。于是只能偃旗息鼓，回炉再造。如是者三回，终于铁水熔化了，倒进了模子里。那时已是深夜，但小高炉前仍是人声鼎沸，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孩子更是不愿离去。铁水渐渐冷却下来，红色转暗变成了黑色。我看着那块表面上坑坑洼洼的麻子似的铁坨坨，“怎么这么丑？” 不免心中有点儿失望。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一部分啊。工人们把这铁坨坨披红挂彩，开着一辆卡车，敲锣打鼓地向上级单位报喜去了。可是这样的盛况，只在那个晚上发生了一次。小高炉再也没有点火炼铁炼钢。焦炭和一袋袋炼铁时要加用的不知什么白色粉末堆放在篮球场上。带有护目镜的面罩和炼铁时用的钳子和钢钎扔得四处都是，成了我们玩“官兵抓强盗”时的道具。
为大跃进我们可没少出力。我们少先队小队曾走到郊区去割草，说是送给人民公社喂猪。我和另一位同学走了很远的路，到江宁路一带，找到一家华丰钢铁厂，说是要到厂里去帮忙。当然大人们没有搭理我们。后来学校又让我们养小球藻。于是每个同学都随身提着一个广口瓶，里面是绿色的液体，说是含有小球藻。老师告诉我们说，小球藻喜欢二氧化碳，要我们不时地用一根管子往瓶里吹气。随着小球藻的浓度越来越高，液体就越来越绿。老师说，小球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等液体里的小球藻足够浓了，就可以提炼出来做成饼干等食品。老师的描述让我们对小球藻饼干很是向往。可是后来老师说，这瓶里装的液体是尿液，顿时大倒胃口。想起吹二氧化碳时溅到脸上的尿液，不禁有几分恶心。
还有一次，里弄居民委员会组织打一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麻雀当年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为“四害”之一，其罪名是吃了粮食。那是一个星期天。一早，里弄大妈们就把大家都叫起来，各就各位。人们手持红旗并锣鼓脸盆锅盖等各样响器，摇旗呐喊，使麻雀无枝可栖，力竭而亡。我被分配到和隔壁的造纸业工人疗养院（现在的比利时领事馆）毗邻的一堵墙上，拿着一个脸盆，一见雀落枝头，就声嘶力竭地“鸣盆而攻之”，惊起雀儿一片。可怜麻雀何时见过这样的阵势，眼见着在天上疾飞一阵，就直直地坠落下来。听说那年麻雀被灭得太多，第二年农村的病虫害特别严重，是造成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之一。于是悄悄地为麻雀平反，其在“四害”中的位置由臭虫取而代之。
1958年就在这全社会的躁乱中度过了。1959年，这躁乱所带来的后果开始显露了，所谓的“困难时期”开始了。最明显的是物资紧张了，什么都配给，什么都凭票。一年四次，每家每户都要凭户口本去居委会领取一个季度的各种票证。除了粮票、油票、肉票、布票和买工业制品的工业卷，我记得的还有盐票、煤票、烟票、酱油票、火柴票、肥皂票、豆制品票、和买糕饼的糕饼券。还发给每人每月一斤的就餐券，凭券才能到饭店点菜吃饭。其实饭店里也没有什么吃的。记得有一个菜叫“红烧扣肉”，其实是凉粉（上海人叫“模腐”）加点红酱油。这些票证在当时真就是生命线。我眼见我的一位至亲，刚从居委会领来的一个季度的粮票油票，在回家的路上丢失了。年近六旬的老人，急得在人前就嚎啕大哭起来。让我至今想来仍是一阵心酸。
那时最经常的感觉就是饿。还记得我那时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23斤。要按现在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标准来说，23斤粮食不少了。可是当时没有其他的能量来源，每天只有八两的定量，总觉得不够吃。那时我家已经在居委会办的公共食堂吃饭了。每天早上上学前，到食堂买二两用面粉加水煮成的面糊，撒点盐。二两就有一大碗，骗个肚圆。可是两节课后，就有饥饿感袭来，常常无力地趴在桌上。调皮的男同学不知道从那里学来了一首上海儿歌：“酱油斩鸡，萝卜饨蹄膀，肉丝生炒炒。什锦两面黄、糖醋排骨、红烧狮子头。八宝辣酱，两斤花雕、一客汤包。” 课间时同学们一起唱，精神会餐。
我们这还是在上海，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是有保证的。外地听说有饿死的，没有亲见。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儿子出生后，我们从妈妈的老家湖南乡下请了一位亲戚来帮忙。她告诉我说，她的孩子，那几年饿死了四个。从1960年起，可能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开始起作用了。市场供应才渐渐有点儿起色。上海开始有所谓的“高档食品”，有能力出得起高价的，可以买到一些不凭票的食品。我的二伯父，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生物学硕士，一九五六年从上海发配到兰州工作。一九六一年他到上海，在街上看见卖白糖水晶包，是用当时从加拿大进口的”精白面粉”包起猪油白糖，卖五毛钱一个的。美食让他驻足不前。售货员看他穿着不起眼就说：“老先生，要五毛钱一个呢！” 我伯父说：“小姑娘，你让我花五毛钱看一眼，我都心甘情愿啊！” 他告诉我，困难时期那几年，要不是他在家里养了一只羊，每天挤点羊奶，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
还有趣事一桩。学校附近有一家卖糕饼的副食品店。一天晚上店员没有把“排门板”上好。有个临街柜台的玻璃没遮上。半夜时分，一位路人禁不住柜台中糕饼的诱惑，用砖头砸破了玻璃。可是洞口太小，他钻不进去。正好我们学校的一位同学路过，这路人就让这位同学钻进去帮他拿些糕饼出来。可是这位同学钻进店里后，恰如上海人说的，“老鼠掉在米缸里”， 忘了外面还有一位始作俑者望眼欲穿地等他拿糕饼出来。他在里面把各种糕饼都尝了个遍，后来竟然在店里睡着了。第二天店员来开门，才看到店里的一片狼藉，好多糕饼都被他咬了一口。这同学被送到学校，当然也没法处罚他。放学后我们还去店里看了，确实被他祸害了不少。糕饼上被他咬过的部分被小心地切掉了，剩下有半个的，有四分之一个的，但仍放在柜子里卖。老实说，我们暗地里都有点羡慕他的口福。
曾几何时，这样的饥饿已经离我们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遥远。有一次我和孩子说起那时家里没有吃的，他反问我说：“为什么不去饭店吃呢？” 看来“何不食肉糜”并不是一个愚蠢的答案，只是时过境迁，人们不再能设身处地想象当时的情境。这些年回国，所到的城市，都有一条美食街。看着美食街上那一眼看不到头的卖食物的摊位，我不禁想，当年要怎样地胡乱折腾，才能造成那样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惨状啊？这几十年的变化，却正印证了美国传教士Arthur Smith 一百多年前在《话说中国人》一书中论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所说的：“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发展，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难中恢复起来。”
四年级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差一点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年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招四年级生。我老爸对音乐情有独钟，已经有一个儿子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了，还要我也去试试，于是给我报了名。听说报考的有数千人。规定考生要唱一首歌，我准备的是当时流行的一首儿童歌曲，记得歌词的头两句是：“公社里边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上赶着它们到池塘里。” 初试很简单，先唱了这首歌。再由一位老师在钢琴上弹一段旋律，让我复唱，大概是测试我对旋律和节奏的记忆力吧。这样唱了几段，基本是一次过。不几天发榜，侥幸过了。接下来参加复试，于是我又赶了一遍小鸭子。又是复唱老师在钢琴上弹出的旋律。不过这次的旋律比初试时唱的要长而且复杂得多，有的我试了几次。不过复试也过了，于是进入面试。几个热身的问题后，老师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平时最喜欢做什么？” 标准答案当然应该是喜欢音乐，可是我满脑子都是同学们在弄堂里踢永字牌小皮球的事，于是回答道：“踢足球。” 老师又问：“那你为什么来考音乐学院呢？” 我指着在门外等我的老爸说：“是他要我来的。” 于是彻底断送了我的音乐生涯。不过我二哥掐指一算，音乐学院附中七年，如果考取了，我会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那年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同学大多去了上海钢琴厂。所以即使我考上了上音附小，离音乐家的梦好像还是蛮远。
五年级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是我童年生活的的第一道阴影。那时每年都由班主任老师给我们写品德评语并打分。从五年级起，一位陈姓老师接替唐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他在评语里写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品德的五级评分“优、良、中、差、劣“中，他给了我一个“中”。 我拿着成绩单让老爸签字。老爸看着我说，“儿子啊，你明年怎么考中学啊？” 我默然无语，不知如何回答。我自忖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作奸犯科的事更不敢做，可是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给这样的评分。如果是学习成绩不好，我还知道该如何努力。这品德评分低，我又该怎么改进呢？不久我就理解了老爸的担忧。第二年我大哥考大学，他从上海的一所好中学南洋模范毕业，一心想进清华读水利工程。考得也很好，可是因为班主任在他的档案中写了“此生不宜录取”（这是后来文革中知道的），连一个正规大学都没有考上。我当时虽然年幼，却也知道我让父亲为我担心了，幼小的心灵很是内疚不安。这么些年过去，想起父亲那时忧虑的眼神和语气，我还是心有戚戚然。幸好第二年陈老师开恩，给了我一个“良”。现在想来，把一个孩子的前途甚至命运，交由一个似乎并不睿智的成年人的好恶来决定，实在有点儿残忍。
转眼小学要毕业了，要填考初中的志愿了。我们区里最好的学校是区重点延安中学，于是我第一志愿报了延安中学，又填了四所其他的中学。那年上海市的五所市重点中学之一上海中学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只计划招四个班二百学生，在我们区只招几名学生。我自己掂掂分量，觉得没有希望，就没有报考。不想那天傍晚，陈校长和教导主任白老师到我们家来了。爸爸妈妈正好也在家。老师们就动员我报考上中，理由是我们小学每年都有学生考进上中，今年没有人报名不好。于是我懵懵懂懂地报了名，居然考上了。用我老爸的话来说，是“狗戴帽子”：运气好碰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