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此读到龙永图谈中国的发展，其中说到中国的年轻一代的第一需要是诚信教育。这话对我很有冲击，读后想了很多。或许也有读者想到过与我同样的或类似的问题，我把自己想到的写在下面，算是思想的交流。
一、
诚信一词，其实说的是两件事：一是诚实，也就是不说谎；二是守信用，也就是心口如一，说到做到。所以既不说假话又言而有信才称得上诚信。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价值观念持批评的态度，例如儒家思想中的“为长者讳”、“为尊者讳”，我就不认同，认为这种思想有碍中国文化的进步。但是，我却不认为中国人在这样的观念下的做法就是不诚实，尽管它的客观效果是在掩盖真相，也就是说假话。让我用下面的故事来说清其中的道理。
有个在华工作的德国人对我说，他很喜欢与中国人在一起工作，唯一受不了的是中国人的撒谎，经常大事小事都要说个谎，不说真话。无独有偶，我有个在德国在华公司工作的朋友，她说和德国人一起工作感觉很好，唯一受不了的是德国人的死脑筋，遇事不知道转个弯。我因为有着两边的生活经验，知道这中间有些“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秘密。
我知道这位德国人有英文本的《论语》，于是就建议他去读《论语-子路篇第十三》的第18到第20这三段，主要是18段与20段。
用白话翻译的第18段是：叶公告诉孔子：“我那里有个坦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一样告发。”孔子回答：“我们那里坦率的人不同：父亲要替儿子隐瞒，儿子要为父亲隐瞒，率直也就在里面了。”
第20段说的是：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士“。孔子说”士“有三等，不辱君命的人是第一等，孝顺父母的是第二等，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尽管属于只管贯彻自己的言行的小人，但是也算得上是第三等的”士“了。子贡问孔子如何看待如今的从政者们，孔子说，这帮人都是气识狭隘的人，算不上。
我给那位德国人解释说，孔子上面两段话看起来互相矛盾，似乎前一段鼓励说谎，后一段又说要诚实，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孔子的学说。第20段里说的“君“其实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统治者，不同于同一段里最后提到的那些“从政者”。孔子关于“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一段的原文是：“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这一段的英文翻译有好几种，但基本相同。且看最早的汉学家理雅各的理解：“They are determined to be sincere in what they say, and to carry out what they do. They are obstinate little men. Yet perhaps they may make the next class.” 翻译为现代白话差不多是“他们决心要说话真诚，自己做的事要有交代。他们是固执的无足轻重的人，但恐怕还是要算作下面这层（士）。” 那位德国人看的就是这个理雅各版本。
我又给那位德国人解释说，因为孔子的治国学说的根基就是等级制度，从父子关系开始，所以要相互隐恶才能稳固孝顺这个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引伸出君臣父子的社会等级，人人各就其名各行其事，下级服从上级，上级错了当然要为其讳言，这样的社会就不打仗了，才可能建立正常的社会。
结果两千年下来，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讳言文化”，人人生怕说话说错了。它将善恶和真假合在一起，都叫做“是非”，而其中一个人自己的好的感觉最重要。如果说真话觉得不好，我们就不说真话，要说好话，可是在你这个德国人听来就是说谎了。其实西方也有这样的情况，不过没有我们这样多、这样普遍罢了。这位德国人读了我的解释后对我说，谢谢你的解释，我不再把中国人看作把说假话不当回事的人了！
二、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下面的人类文明所抱持的价值观的重大区别之一是现代文明倡导人生而平等与科学实证，这在古代文化里面是普遍缺乏的。汉文化里的“讳言”导致过“指鹿为马”的现象；其他文化里也有过“皇帝的新衣”的故事，道理都是一样。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摩西十诫”，其中有一条是“不许作伪证”。这一条戒律很多人将其理解为西方文明提倡说真话，禁止说假话。我以为这是一个误解。“不许作伪证”说的是当人的行为触犯了法律要受到惩处时，面对法律不许说假话，而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假话。这中间的道理就是假话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那种以损害他人为目地的假话才是害人的，“善意的谎言”总是存在的，那里都一样。所以，要求人们都“不许说假话”是做不到的事。
随着科学昌明，“善意的谎言”才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在谎言下面，不论其动机如何，科学就不管用了。所以科学昌明的地方就提倡把问题放到桌面上来，哪怕是生了癌症也要把实话告诉病人，好让病人自己来决定余下的日子如何过—-是躺在病床上接受化疗还是自己出去旅游一趟？生命是属于自己的，让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命如何过最好。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人常常最怕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告诉一个人他得了癌症，有时会使病人的余生更为不幸。
所以现代文明的特点就是通过制度设计来对付那些目的是要损害他人利益的造假，例如：
• 建立透明的政治—-用以防止黑箱操作下的贪赃枉法；
• 建立法院管辖的契约制度—-用以防止口说无凭的诈骗；
• 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用以防止“指鹿为马”的滥用权力；
• 建立新闻自由—-用以公开报道社会丑恶来使权势者不敢轻易弄虚作假，等等。
三、
话到这里，再回到龙永图说的诚信教育问题。我以为我们中国人的诚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制度缺陷上，不是通过宣传教育不要造假就能解决的。
中国有句老话，“窃国者侯，窃珠者诛”，说的是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这个道理放到造假上面也是一样的成立。从1950年开始，愣是把一个要饭乞讨办义学的武训说成是一个坏人，逼着人们当众违心地说假话批评他人也批判自己，连武训的墓碑都砸了，然后把这一套再通过学校教育给下一代。这以后不论哪一场运动，全都是造假，是制度性的造假，靠得就是没有法律的约束。如此一来，又如何可能制定法律来制止食品造假、论文造假、新闻造假、历史造假等等各种造假？
制度性的造假的最大危害是通过教育把人都弄糊涂了，训练了一种奇怪的思维逻辑，产生了一种把好坏与真假混到一起判断的思维方式。《华盛顿邮报》跟踪记录美国总统川普说假话，发现他任职7个月里说谎或歪曲事实超过1000次。可是美国并没有因此出现假货泛滥，因为有制度的保障。言论自由下固然说假话不犯法，但是说真话的一方也有机会，大家把话放到桌上来辩驳。没有了言论自由，终于会走到压制所有的不同意见，结果假话不能辩驳，真话也就没了。到了那种时候，造假也就不再被视为恶，造假者所想的就是如何能够不被抓到，最后要么是不断严打，把“窃国者侯，窃珠者诛”现代化；要么就是造就一个没有结局的猫捉老鼠的游戏。
所以，我同意龙永图提出的中国有个诚信问题，但是我不同意那是一个可以通过教育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