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预览：
1. 前警长科米誓言作证
2. 法制 vs. 法治
3. 科米证词的深远影响
4. 政治斗争 vs. 法律斗争
5. 丑陋的美国人 与 科米的勇气
6. 宪法与法律
7. “政治敌人” — 对美国制度的新考验
8. 法律与政治的搅合
9. 久远的回忆 一字之差
10. 法治社会的内在冲突
11. 川普主政的运转特征
12. 媒体 — 制衡三权的软实力
13. “里通外国” — 无法界定的“罪”名
14. 必须限制的 与 必须保护的
（1） 前警长科米誓言作证
2017年6月9日凌晨3点10分川普总统通过推特发布了一条重大指示：“尽管有这么多的假话谎话，（说明我是）彻底的清白……WOW，科米是个泄密者！”
川普这话是对科米昨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作证所发。科米作证时间长达近三小时，说了很多，主要内容围绕着他事先要求听证会发布的声明。这份声明是证人在宣誓承担所有法律责任的条件下所作的证词，科米希望听证会前就把它公布于众，以便公众事先有所讨论，在听他现场回答问题时对于背景有所了解，能够更好地理解听证。
下面是我翻译的科米的书面声明，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存档声明
詹姆斯.科米
2017年6月8日
贝尔主席 、资深委员瓦纳、委员会成员：谢谢
邀请我今天来跟你们见面。我被要求向你们陈述我与做为当选总统和当任总统川普就我所理解的你们所感兴趣的问题上的互动，于今天对此作证。我的描述没有包括我与总统对话的每个细节，但是我试图在我所有的（关于这些对话的）最完整的记录的基础上向委员会提供你们所关注的信息。
一月六号的通报
我第一次与时为当选总统川普的见面是一月六号星期五，在纽约川普大厦的一间会议室。当时与我同在的有情报部门的其他领导，去那里向他和他的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团队通报情报部门关于俄国对于美国大选的干预的评估。那次通报结束时，我与当选总统单独留下由我向他通报情报部门的评估过程中得到一些具有个人敏感性的信息。
尽管这些材料令人难堪并尚未得到证实，情报部门的领导们考虑到各种理由认为这些信息重要，需要提醒即将就任的总统有这样的资料的存在。这些理由是：（1）我们知道媒体正要公开报道这些材料，我们认为情报部门应当让当选总统了解这些材料，知道媒体即将报道它们；（2）这些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有着针对当选总统的破坏性企图，我们通过防卫性的通报可以降低这种破坏。
国家情报局局长要求由我个人做这部分的通报工作，因为我当时在任，同时这部分材料牵涉到FBI的反间谍工作的职责。我们还同意由我单独向当选总统进行这项工作以尽量减少可能令当选总统尴尬的局面。虽然我们同意由我单独做此工作是个合理安排，但是FBI的领导层和我也担心这样的通报会造成一种让就要上任的新总统怀疑FBI的反间谍调查是否也包括了针对他的个人行为。
重要的是懂得FBI的反间谍调查与其更常做的大家知道的犯罪调查不同。FBI反间谍调查的目的是弄清楚敌对外国用来影响美国或从美国窃取秘密所用的技术与人员。FBI在了解到这些技术与人员后破解敌方的企图。有的时候这种破解所用的方式是警告成为外国势力招募或影响的个人。有的时候牵涉到加强对于正成为外国攻击目标的计算机系统的保护。有的时候则通过将已被敌方招募的人“转为”双重间谍，或者是将那些以使馆为基地的敌方情报人员公开，予以惩戒或驱逐。对于敌方间谍进行犯罪起诉来阻断其活动有时也会用上。
因为敌对外国的特征是众所周知的，FBI的反间谍调查倾向集中于那些被FBI怀疑自觉与不自觉地为外国势力服务的个人。当FBI有理由确信某个美国人已经成为外国势力的招募对象，或者是暗地里在为外国势力服务，FBI就会针对这个人“启动调查”，使用其法律允许的权力试图了解此人与外国势力的关系的性质，从而可以阻断这种关系。在上述背景下，在一月六号的通报会之前，我与FBI的领导层讨论了我是否要让当选总统川普清楚地知道，我们不是在对他个人进行调查。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并没有启动对于他的反间谍案调查。我们同意如果条件允许时我应当让他知道这一点。在我与当选总统川普在川普大厦的一对一的通报中，根据他对通报的反应，在他没有对于通报内容提问的情况下我告知他FBI没有针对他进行调查。
我感到自己必须将我与当选总统的首次对话做一份备忘录。为了保证记录 准确我在跨出川普大厦上了FBI的车后就开始在一部手提电脑上写下备忘录。自那以后每次与川普先生进行一对一谈话后便立刻写一份谈话记录成了我的习惯做法。那以前我没有这样的做法。我与奥巴马总统有过两次一对一的谈话（从来没有在电话上谈过），一次是2015年见面讨论关于执法的政策问题，第二次是2016年与他见面简短地告别。两次都没有做记录。我能回忆起与川普总统在四个月内有过九次谈话，三次面谈，六次是通过电话。
一月二十七号的晚餐
总统与我于一月二十七号晚间6：30在白宫绿厅一起吃的晚餐。他是当日中午午餐时分给我打的电话邀请我去晚餐，说他原想邀请我全家，但决定这次只邀请我，下次再请我全家。电话里没说清楚晚餐都有谁，不过我假定还会有其他人。
It turned out to be just the two of us, seated at a small oval table in the center of the Green Room. Two Navy stewards waited on us, only entering the room to serve food and drinks.
结果晚餐只有我俩在绿厅中央的一个椭圆形桌上进行。两个海军服务生做我们的招待，只在给我们送食物和饮料时进来。
（绿厅的样子—摘自白宫博物馆网站）
总统的谈话从问我是否想继续做FBI局长开始。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奇怪因为他已经两次在早先的谈话里告诉我他希望我留任，我也已向他表明我想留任。他说有很多人想顶替我，考虑到我过去一年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如果我想走人的话他能理解。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一对一的局面以及假装这是我们第一次讨论我的职位至少部分意味着这次晚餐是一种企图，就是要迫使我谋求这个职位，并造就某种买卖关系。考虑到FBI一向在行政部门的独立地位，我对此非常警觉。
我回答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希望能留任做满我作为局长的十年任期。因为当时的安排使我不安，我接着又说我不是如政治人物们对“可靠”一词所理解的那样，但他可以始终相信我会对他说实话。我又说，我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一边，不能从传统的政治意义上来指望我，我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才是最符合他总统的利益的。
过了一会，总统开口说，“我需要忠诚，我期待忠诚。”他说完后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静，我一动不动，没说话，甚至没有改变脸上的表情。我们就是这样在沉默中看着对方。谈话又继续下去，但他在谈话要结束前又回到了这个话题。
我在谈话中一度向他解释为什么FBI和司法部保持对于白宫的独立极为重要。我说这是一个悖论：历史上有些总统因来自于司法的“问题”而决定他们应当使司法部与白宫靠紧，但把两者间的界限模糊的做法最终会损害公众对于政府部门的以及它们的工作的信任，从而使问题更严重。
在晚餐行将结束时，总统再次回到我的工作的话题，说他很高兴我想留任，又说他从马梯斯（国防部长）、瑟申思（司法部长）和其他很多人那里听说我很出色。他然后说，“我需要忠诚。”我回答说，“你永远会从我这里得到诚实。”他顿了一会，说，“那就是我要的，诚实的忠诚。”我顿了一下，说，“你会从我这里得到它的。”我晚餐后立刻写进备忘录里的“诚实的忠诚”可能在我们的理解中不同。但我还是认定把这个问题再搞下去没有帮助。“诚实的忠诚”这个词帮助结束了一场难堪的对话，我的解释说的很清楚，他应当期待从我这里得到的是什么。
晚餐期间，总统提起我在一月六号向他通报的那些污秽材料，如他曾经表达的一样，再度表达了对这些材料的反感，坚决否认有这些事。他说他在考虑要指令我对这些传闻进行调查，证明没有这些事。我回答说他应当仔细考虑这一想法，因为那样会产生我们在对他个人进行调查的说法，而我们并没有调查他，同时还因为要证明那些事不存在很困难。他说他会思考这个问题，要我也思考它。
如我在与川普总统谈话后的通常做法，我事后写了关于该次晚餐的一份详细记录，并将记录与FBI的领导团队分享。
二月十四号总统办公室的会议
二月十四号我去总统办公室参加事先计划好的关于反恐的通报。他坐在那张总统办公桌后面，我们其他大约六个人围坐在他对面，包括副总统、CIA副局长、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司法部长和我。我直接面对总统，坐在CIA副局长和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之间。我们后面还有不少人，坐在我们后面的沙发上和椅子上。
（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摘自白宫博物馆网站。右边的门的左边有个大坐钟。）
总统谢过参加会议的人示意会议结束后便对所有人说，他下面只想和我单独谈话。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没动，其他人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司法部长过来靠着我的位子，总统谢了他后对司法部长说他只想与我谈话。最后离开的人是库什内（总统女媳），他也站到我的椅子边跟我说些相互问好的话。总统对他说他可以走了，说要和我说话。
当办公室靠近大坐钟的那扇门关上后，屋内只有我俩，总统开口说，“我想谈谈麦克-福林。”福林前一天刚刚辞职。总统说福林与俄国人谈话不是干了错事，但他只能将他革职，因为福林误导了副总统。他又说，他还关心与福林有关的其他的事，但没进一步具体说。
总统然后议论了一大通关于保密材料的泄密问题，这是我也同样关注的问题。他说了几分钟关于泄密问题后，白宫幕僚长派里布斯从大坐钟旁的那扇门探身进来，我看到他身后有一群人在等着。总统挥手要他关上门，说他马上就谈完了。门又关上了。
总统又回到福林话题，说，“他是一个好人，经受了很多。”他重复说福林给俄国人打电话没做错啥，但他误导了副总统。他然后说，“我希望你能把你了结此事的路子看清楚，能放福林过去。他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你能让此事过去。”我只是回答说“他是一个好人。”（事实上当福林作为国防情报局局长与我开始任职FBI局长共事时，我对与他相处留下了正面的印象。）但我没有说我会“让它过去”。
总统又回到泄密问题说了几句。我起身从大坐钟旁边的门穿过一大群等在那里的人离去，其中有白宫幕僚长与副总统。
我立刻准备好一份非保密级的关于福林的与总统对话的记录，并与FBI的资深领导层进行了讨论。我的理解是总统所要求的是要我们放弃对于福林十二月间与俄国大使通话的虚假声明有关的所有调查。我没有将其理解为总统是在说更广泛的关于俄国干预问题的调查，或者是俄国干预与川普竞选之间的可能联系的调查。我可能理解有误，但我将他的话看作针对与福林离职有关所发生的和福林与俄国大使通电话的事情。但不管咋样，考虑到FBI作为一个独立的调查部门，总统的这种说法很不寻常。
FBI领导层同意我的看法，重要的是不要让总统的要求影响到FBI的调查团队。我们还认为，因为谈话是一对一的，没法得到证据来支持我的说法。我们认为将此事报告司法部长瑟申思没啥意义，我们预期他可能会要回避参与对俄国干涉问题的调查。（两周后果然如此。）当时司法部副部长的职位是一个由美国公诉人律师所代理的角色，他在位的时间也不长。
对这个问题讨论过后，我们决定将此事严格保密，留待随着我们的调查进展而能弄清些什么再说。调查全速向前推进，这期间参与调查的FBI成员或是司法部的律师都不知道关于总统的这一要求。
事后不久，我跟司法部长瑟申思当面说起总统对于泄密的关注。我还借此机会要求司法部长防止将来再发生总统与我之间的直接对话。我跟司法部长说，总统要求司法部长离开而要司法部长手下的FBI局长留下是不合适的，不能再发生了。他听了没作答。因为上面提到过的原因，我没有提到总统提起过关于FBI可能对福林发起调查之事。
三月三十号的电话
三月三十号早晨，总统打电话给我到FBI。他说俄国问题调查成了他头上的乌云，损害了他作为国家代表的能力。他说自己与俄国毫无关系，也没有在俄国与妓女有过联系，一直认为自己在俄国都是受到记录的。他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能“把这团乌云驱散”。我回答说，我们正在尽最快的速度调查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发现任何东西的话，对证明我们工作做好了只有好处。他同意，但又重新强调调查正在给他造成各种问题。
接着，总统问为什么上周国会举行了听证会。我在听证会上按照司法部的指示证实FBI在对俄国与川普竞选间可能有的呼应进行调查。我解释了国会两党领袖的要求，参议员格莱斯利已经杯革司法部副部长的任命听证，除非我们向他通报调查的详细情况。我解释说，我们向国会领袖通报了我们究竟在调查哪些人，我们还告诉国会领袖我们没有对总统个人进行调查。
我提醒总统说，我以前就告诉过他。他重复对我说，“我们需要把事实告诉社会。”（我没有告诉总统，FBI和司法部所以对于向公众说明没有调查总统举棋不定是因为有多种顾虑，最重要的是一旦那样做了就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担上如果事情变化了就要对前面的说法进行纠正的负担。）
总统继续说，如果有他的一些“卫星”们做错了什么，发现出来是好事。但他本人没做错任何事，希望我找到一个办法把我们没有调查他这话放出去。
他然后突然话题一转，谈起FBI副局长安德烈-麦克比，说他还没有谈到“麦克比的事情”是因为我曾向他说过麦克比是个正直的人，而马克奥利弗跟克林顿两口走得近（我想他这里是指副局长的妻子），还给克林顿的竞选捐过款。尽管我不明白总统此时为什么要提起此事，我还是再次说麦克比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最后又强调“那团乌云”，说它干扰他为国家进行谈判的能力，说他希望我找个办法对外说他没有受到调查。我说我想想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把调查工作尽快做好。
谈话一结束我立即给代理副司法部长打电话（司法部长瑟申思当时已经回避），报告了总统的电话，说我会等待他的指示。两周后总统再次给我打电话，这期间我没有得到过代理司法部长的指示。
四月十一号的电话
四月十一号早上总统给我电话，问我对于他要求的把他个人未受调查“这话放出去”的要求都做了什么。我回答说，我将他的要求传达给了司法部代理副部长，但还没有受到他的回电。总统说，“那团乌云”阻碍了他发挥做他的工作的能力。他说会要他手下的人与代理部长联系。我说那样做正是处理他的要求的途经。我还说白宫的法律顾问应当与司法部联系提出要求，这是传统的渠道。
他说他会的，并补充说，“因为我一直对你很忠诚，非常忠诚；你知道我们有那事。”我没有回答也没问他“那事”是什么意思。我仅仅说了让白宫法律顾问给代理副部长打电话是处理这事的途径。他说那是他会做的，然后结束了通话。
那是我与总统最后一次通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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