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邦夜曲消夏夜
萧邦和他的音乐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神圣的地方，绝不轻易去碰触。尽管不是很懂，但是随随便便地谈论萧邦，在我都是一种亵渎。那可是音乐殿堂里的圣坛之巅！
然而最近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决定要来学习弹一首萧邦的钢琴夜曲Nocturne Op. 9 No. 1 B-flat Minor，哪怕只弹一句，也就是那好听动人的第一句（前5个小节）。我的要求是：只弹一句，要弹出感觉来，要弹出“音乐”来。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学琴的最低、也是最苛刻的要求。
谈何容易！更弹何容易！
萧邦是钢琴音乐中的情圣和诗圣。他超人的敏感、温柔、灵性、诗意、不循规蹈矩的个性，充分体现在了他的音乐中。诠释演绎他的曲子的后继们实在需要十二分多地理解他的情感和诗意之所在。他的二十多首夜曲，处处弥漫着浪漫爱情的馨香，篇篇述说着人间情感的神秘和微妙。那些精致细腻的半音组成的旋律，那种不合常规的自由跳跃的节奏，使萧邦成为了萧邦。
《夜曲降B小调作品9之1》第一句，就把听众带入了美妙高远的夜空和浪漫深情的夜晚。像深蓝色的夜空，乐句开头便显出了降B小调的空灵不俗的感觉，清澈典雅；后半句则像夜空中的繁星，欢快急促地闪烁跳跃。后半句右手十一个连音符的自由节拍，要对应左手六个音符的固定节拍，各自分离，各行其是，同时二者又要有默契和配合。看着乐谱上连音长弧线下的 “11，” 再看另一条更长弧线下的“22，”再再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升降还原符号，真的头脑发晕。音乐中全部的十二音律，钢琴上七白五黑十二个键，一个不少挨个地来回快速流动。弹好了，既有和弦共鸣的宽厚稳重，又有自由自在的随意节奏的轻松活泼；就好似一边是稳稳当当的大男子，另一边是一个情窦初开心跳如兔的小姑娘，各自在自己的心律轨道上行走或跳跃，同时又不可分离地并行行进。
上下两部的分离而又共处是萧邦天才独特的表达。
有如现实生活中的萧邦和乔治-桑。萧邦生性腼腆、敏感、胆小，软弱，不善社交。他在巴黎碰到女诗人乔治-桑。乔治-桑大胆、直率、光明、热烈、自信。这样的个性和爱情给予了萧邦音乐的灵感和创作热情。乔治-桑的自信和能干正如那稳当压底的配音和弦，而那欢喜跳跃却不合拍子的自由节奏，就像萧邦本人的丰富而敏感的情感律动。俩人终究分手。
该去弹琴了。
中乐，西乐，中西合乐
多年前读到张爱玲谈论音乐的几句话：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当时觉得文字作家对西洋音乐有偏见，不敢苟同。几十年过去，细细想来，张爱玲实际上对音乐的谈论是很到点子上的。她似乎非常的不喜欢小提琴。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我认为戏里只能有正旦贴旦小旦之分而不应当有‘悲旦’、‘风骚泼旦’、‘言论老生’ (民国初年的文明戏里有专门发表政治性演说的‘言论老生’)。
“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乐队，以钢琴与凡哑林为主，我也讨厌，零零落落，历碌不安，很难打成一片，结果就像中国人合作的画，画一个美人，由另一个人补上花卉，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往往没有情调可言。”（1944年11月《苦竹》月刊第1期）
偏见十足。但我已经能理解。这是她的个人偏好。正如有人喜欢京剧，有人喜欢西洋歌剧。实在是青菜萝卜各人喜爱。张爱玲虽然不是音乐专家，但是她对一般艺术的敏感使她感受到了中西音乐的主要区别，并且表达出了她所评论的音乐或乐器，比如 “凡哑林”（violin）和胡琴，各自的特点。小提琴擅长的是表达丰富而又细腻的浪漫情感，而二胡、京胡、板胡等更能表现中国民间单纯直接并强烈的情感。
这令人想到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知张爱玲是否听到过。我认为这是一部用西洋乐器以及音乐形式表现中国古典爱情故事的成功作品。它的音乐灵感原本来自越剧。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唱念做打到伴奏，无一不是杭州的地方戏曲，其伴奏所用的乐器不外乎就是胡琴、琵琶、扬琴、竹笛、唢呐、锣鼓、木鱼，等等。一旦用西洋乐器来表达，能否即保留中国音乐的原味，又要充分利用西洋乐器的优点来更为丰富细致地表达中国的罗曼蒂克故事？我觉得小提琴比胡琴能够更多层次地表达中国文化中的含蓄细腻的情感。小琴协奏曲《梁祝》成功做出了这样的效果。
并不是所有的洋为中用的音乐都能达到好的效果。比如中央交响乐团演奏几十首中国民歌民乐，绝大多数为西洋乐器，听上去感觉跟泡在温水里一般，不冷不热，实在不如胡琴笛子唢呐锣鼓来得痛快！这里我要百分之百地同意张爱玲了。我宁愿听阿炳一根弓两根弦来回拉的二胡独奏《江河水》或二妮阿宝直嗓子的《信天游》和《走西口》，而不要听西洋交响乐的《江河水》或洋腔唱出的《蓝花花》。
写到这里，碰巧收到学兄田青发来其新著《中国人的音乐》电子版，先睹为快。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就是一部中国音乐史。故事也讲得好。建议喜欢音乐的朋友读一读。其中有一节“当二胡遇到小提琴，京剧遇到歌剧”，说的正是我这篇杂感的主题。其中提到李叔同的《送别》。顺便再说说。
《送别》是中国人早期引进西洋音乐的一个简单例子，也是中西结合的上乘作品。它是李叔同（后来的弘一法师）借用美国的一首普通的思念家乡的歌曲《梦中的故乡和母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by John P. Ordway）填进了中文诗词。这首曲子先是被日本人借用写了儿童歌曲，李叔同留学日本时听到过，非常喜欢，回国后也用它来填了自己的词句，作为“学堂乐歌”在学校教唱（1935年）。这首歌在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都引用过，特别是1980年代的电影《城南旧事》播映之后，又一次掀起了人们对这首歌的热爱。我是80年代看了这部电影才知道了这首歌。而父母亲看过之后告诉我，他们从小就会唱这首歌！
《送别》这首歌的最大特点就是李叔同以其天才的艺术能力，把一首美国乐曲填上了地道的中国诗词，不仅词曲配合得天衣无缝，词句的意境和情感也和乐曲处处交融吻合。忍不住，再把词句也重复一遍吧！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2022年7月
注：《华夏文摘》刊登的本文有误，把电影《城南旧事》误以为台湾电影。实际情况是原作者为台湾籍作家林海音，电影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