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按照近二十年来的惯例回家探望父亲，不幸父亲却在我到达前几个小时寿终正寝。处理完后事，就有了空余时间。犹犹豫豫地，我想是不是该回一趟老家山西。虽然父母遗言都表示他们的遗骨就留在他们生活工作了一辈子的新疆，但是他们生前却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回山西老家看看、认认根。父母老家都是山西；妈妈是晋中南大宁县人，爸爸是太原市人。四十年前，我曾经在太原老家院里和奶奶生活过半年，知道奶奶的上辈就已经在太原，而爷爷的老家却是寿阳县城治坡。我决定先回太原看看。
刚到太原就碰到一件跟我家有关的事：太原市正在大拆迁的最后过程中，已经拆到过去最繁华最古老的地段：山右巷，侯家巷，上马街，万寿宫巷，等等。铲车已经在铲除我家旁边的建筑了。表妹拿给我一本新出的文学月刊文章，缅怀追忆已经在大拆迁中不复存在的大街小巷，其中有大段讲述我家宅院及历史的章节；堂妹也转给我一篇太原晚报刊登的专讲我家小院及其主人的短文；还有媒体约我见面约稿。一时间，我就被带进这样的情景：太原人民一边在拼命拆除老房旧屋、文化历史，一边又在忙于采访老住户、缅怀正在眼前消失的历史遗迹。
我父亲家在万寿宫巷的宅院成为巷内唯一幸免于“拆”的民居；而且得益于近在咫尺的几大文物建筑—皇庙、文庙、崇善寺，以及与我家直接相关的真耶稣教会教堂的被保护，我家小院也跃然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我回太原的初衷之一就是想搞清楚家史中的一些细节。现在作家记者们的对各种传闻的描述，无疑增加了我家人需要说话的急迫感。我这一辈的堂兄弟姊妹们很多，而且长辈也还有健在的，但是因为我过去十几年中已经断断续续写过一些家里的故事，所以就先当仁不让地承当起了这个小院大家的故事讲述者。详细一点的文章近日将由《老家山西》编辑出版，这里主要讲讲我回爷爷老家寿阳和在那里证实到的一些有关庚子年山西教案和我爷爷一家五口遇难的情况。
人们对我爷爷和他的哥哥、我的大爷爷兄弟俩从孤儿到建家立业、特别是建立教会捐赠巨款建筑教堂的故事津津乐道。但是由于过去几十年的各种政治原因，家人不愿说，别人也不深入了解，实际上他们成为孤儿的一段历史才是值得追究的。这段历史既是家史、也是国家史和世界史的一部分。
我爷爷原名张天傑，1895 年出生于山西省寿阳县西洛乡北河镇城治坡村，1953年病故于太原。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据我二姑妈说是广西太平军的后代，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北方；他的一个兄弟留在了湖南，而他落户于山西。可惜家史中的这一部分已经无法追踪考证。我三伯不同意“广西说”。他的理由是他本人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赶回老家时，村子里还有本家亲戚，都姓张。据我自己的了解和分析，“广西说”是有道理的。一是二姑妈比三伯父大出去十几岁，听到家里老人说事知道得应该更多，而不会空穴来风。二是家里人都知道曾祖母一大家人从山东逃饥荒流落寿阳什贴镇，她家亲戚比较多；而从来没有听说曾祖父家的直系亲戚；一个曾经临时收养过我爷爷弟兄俩的人，只有我姑奶奶的一份英文记录里用了“uncle”一词，所以很难断定是本家叔叔还是舅舅家的亲戚。三是我曾祖父的名字很奇怪，叫张海船。山西到处是山，寿阳更是在山沟沟里，名字中又是海又是船的，不大像是山里人起的名字。四是根据英国传教士的记录，张海船一家似乎是比较孤独的一家教徒，村里其他人都不信基督教。他家作礼拜都要去十英里外的什贴镇的教堂。洪秀全当初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号是明显依照基督教的理念来兴国的，太平军中很多人都是“拜上帝会”的成员，也就是基督信徒。如果张海船是太平天国什么人的后代，信基督教可能就是上一代人传下来的。
总之，在可查找的文献中，我们知道，我的曾祖父张海船在英国牧师毕翰道（T. W. Pigott）办的“寿阳宣教会”（也称“寿阳自立会”）成立之前已经是基督徒。我的曾祖母叫李秉元，是跟着家人从山东曹县逃饥荒流落至山西的。家人传说是曾祖父用十个烧饼换来成亲的。两个天涯沦落人结为夫妻后，共同成了“寿阳自立会”的成员。在一位当年的寿阳自立会的英国传教士爱德华兹医生写的英文书《山西的火与剑》（Fire and Sword in Shanxi, E. H. Edwards, 1903）中，我们得以了解到一些我的曾祖父母的情况。这本书引用了一位在太原府英国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的女教师（Miss M. E. Shekleton）写的书信，记录了她对她的一个名叫葡萄的女学生的家访印象。葡萄是我爷爷的二姐的英文名字Grape的转译。这位女教师的描述把我曾祖父母及姑奶奶葡萄等每个人的音容笑貌和性情气质都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对第一次去那个可爱的山村城治坡记忆犹新：毛驴在风景如画的山道上行走，还有旅途尽头的热情欢迎和好客。张，一家之长，多年的基督徒，是一个有棱角的、长有胡子的人，坚定而忠诚，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忠心耿耿的父亲。他教他的美丽而又贤惠的妻子用繁复的象形文字读圣经，他们渴望他们的两个可爱受宠的女儿也变为基督徒。星期日，如果天气允许，他会步行10英里去最近的一个教堂礼拜，并且常常牵着毛驴，上面坐着妻子和婴儿或两个女儿。
“就是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张，也是在那里我认识并喜欢上他的妻子 – 一位甜美贤淑的女人，其优雅程度可与任何一位英国淑女媲美。倾听她给她的非基督教徒乡村妇女们讲解启示录真是非常愉悦享受！如此清晰到位，如此形象和热诚；但是最精彩的还是听她带着几个孩子祈祷 – 孩子们簇拥在她的身边 – 桃努（音译）和葡萄，还有小儿子咿咿呀呀地跟着她重复着祷词。我们在他们的小家度过了一天一夜；多幸福的一家！虽然穷，因为张只是一个小小的农民，但是非常干净、明亮、平和。然而多么孤独！没有其他一个邻居愿意踏入基督的门槛。肯定地，这个小家庭需要在家人当中聚集全部的爱和光明，因为他们被当作瘟疫般的被人回避着：完全不亚于居住在撒哈拉大沙漠那般的被人类的同情和援助所隔离。
“葡萄，小女儿，是家里的宠爱；假小子似地外向，活蹦乱跳，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孩子的敏感和爱。非常忠实于她的爸爸和妈妈，也非常象大姐姐似地为幼小的、家里的小国王似的弟弟骄傲；这个小弟弟正象所有的英国小孩所惯于作的那样。事实上，我去家访的目的之一就是去看看这个精彩的小男孩，被自豪的姑娘葡萄当作崇拜和宠爱的小宝贝一样的弟弟。
“张先生非常急于让葡萄去一天路程之遥的太原府的教会学校读书；他本人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从不认为女孩应该被忽视，如中国的旧习俗那样。多年来，葡萄一直是女校的快乐群中的一员。完完全全地享受学校生活，但是葡萄也渴望回家探望父母。上个假期来临，也是事变前最后一次回家，葡萄带给了父亲长期以来盼望的快乐：她承认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可谁能知道祸事已经蕴藏在即了！”
公元1900年，也就是庚子年，在山东兴起的义和团在慈禧的公开支持下，由山东至北京、天津，又至山西，开始了杀洋人反洋教的运动。不仅是杀洋人，也杀中国教徒。山西巡抚毓贤刚刚由于在山东滥杀外国牧师被革职而转赴山西，反而变本加厉地指示义和团在山西大开杀戒。山西是当时杀人最多的省。仅在寿阳县，寿阳宣教会的十三个外国传教士和家眷以及临时来访的朋友全部被杀；县城内有四十余名中国教民被杀；而在城治坡，十一位中国教民被杀，其中有我曾祖父母一家五口人。在很多地方，义和团把抓到的教民集中在一起，让这些“二毛子”当众宣布反叛洋教，或焚烧基督雕像和十字架，或给佛、道寺庙进香下跪，否则格杀勿论，大人小孩一个不留。我的曾祖父母和其他一些基督徒宁死不放弃他们的上帝，当场被砍了头；同时被杀的还有他们怀里抱着的小儿子和碰巧回娘家的大女儿和女婿。当时五岁的爷爷和他七岁的哥哥被义和团带到县城待杀，终因年龄小而被放生。
爷爷们的二姐葡萄（中文名字不详）当时在太原教会女校上学。太原出事当天碰巧学校放暑假，家在附近的同学那天早上已经离校回家，而他们一些路远的和无家可归的还留在学校。十一个女学生先是跟传教士和教师们集中在教会医院里，后来义和团点火焚烧医院和教会房屋，她们的一位女老师被推入火中丧生；其他人在逃命中失散。葡萄和另外四个同学跑到南门的城门口，趁着天黑爬上城墙，躲藏在城门楼里，后被政府官兵抓住带到县衙门。在衙门被关了几天后，可能因为没有跟外国人在一起而躲过了灾难。而四十多个外国传教士及家人孩子还有跟随的中国教民则被抓住并带到毓贤本人面前，由他亲自下令全部斩杀。葡萄和她的几个同学后来被官兵带回寿阳县，这才发现自己的家已经不在了。绝望之际发现两个弟弟还活着，被一个“叔叔”（舅舅？）收留，于是也投奔了那家“叔叔”。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个“叔叔”偷偷地许配给了一个三十七岁的老男人。情急之下，她给一个在太原的基督徒摄影师写信求救。摄影师很快便安排把葡萄赎了出来。同时，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亲自干预下（一封发给山西新任巡抚的电报），其他被卖出去和强迫嫁出去的女学生也全部被送到这个摄影师家里（文后附葡萄本人回忆记录）。由于没有新的教会女教师，除了愿意回家的，剩下的七个女学生都被寿阳宣教会的爱德华兹医生带到北京，送进了美国公理会办的贝满女中。这位爱德华兹医生在事件发生时碰巧回英国休假，是寿阳宣教会外国传教士中唯一幸免于难的。
Dr. E. H. Edwards在中国行医传教二十余年，其中十八年在山西省。他本属于英国基督教“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成员，后来加入由他的亲戚毕翰道（Mr. Pigott）牧师及其夫人建立的“寿阳宣教会”（Shou Yang Mission）。庚子暴乱时，爱德华兹医生碰巧回英国休假，躲过了大屠杀。而寿阳宣教会的其他外国人无一幸免。太原出事的第一天，爱德华兹的医院被烧毁，教会女校的教师Coombs 女士在那里被暴民扔进火里烧死。爱德华兹在英国得知暴乱的消息后马上返回中国，在北京等待了几个月之久才得以允许回到山西。他在山西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走访幸存的中国教徒和事件目击者，并收集到外国传教士的日记以及最后的信件。1903年，他写的详细报告《山西的火与剑 – 外国及中国基督教徒殉教烈士的故事》一书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同时出版。
葡萄的两个弟弟，也就是我的爷爷和大爷爷，也很快在摄影师和爱德华兹医生的安排下被接出来，送到了太原的英国浸礼会的孤儿院。去北京前，二姐搂着两个弟弟照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珍贵的合影中，十几岁的姐姐俨然一副慈母的模样，一手搂着一个弟弟，护犊似地把他们拢在自己身边。照片背后，有爱德华兹医生亲笔写的几行英文字，大意是：
八口人家的最后三个成员；其余被屠杀了。葡萄，中间的姑娘，是（？字迹不清）老好人胡，什贴的传教士（？字迹不清）。她的故事最有意思。爱德华兹医生陪护她和其他六个女学生去北京上学。
过去听伯父们和堂哥说起他们在文革期间被赶回老家时曾见到过一个石碑，上面刻有曾祖父母的名字等等。堂哥说当时石碑是被当作一个小水渠的桥，架在一个小闸口上，背面朝上，他是钻到水渠里看到上面的刻文的。 我三伯父也说文革前曾在太原某个教会处见到一个石碑，上面也刻有我曾祖父母的名字。不过我一直疑惑老家村里的石碑。教会给自己的殉教教民立碑合情合理，山沟村子里谁会给这些一般的老百姓教民立碑？我爷爷大爷爷当时只有六、七岁，不可能去做这件事，也没有听说其他亲戚做过这些事；而且，既然他们是被义和团杀的，后来义和团又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组织，谁敢去给这些教民立碑？这些疑问终于在我回老家寿阳城治坡村时搞清楚了。
多年前我就想着应该去寿阳老家查询一下爷爷家当初受难的情况，把家史缕缕清楚。后来查到一些英文版的几个不同作家写的调查报告，发现爱德华兹医生写的报告主要就是针对寿阳宣教会的遇难情况，给我的家史增添了很多资料，所以就想什么时候亲自实地去看看，然后对应书中报道在仔细研究一下。在堂弟开车、两个堂妹的陪同下，我们一起来到了我们都从未来过的老家。城治坡村（几年前和另一个村合并后统一叫做城治村）在太原市的东北面，高速路只需一个小时就到。一路上堂哥通过电话指挥我们如何走，并告诉我们要去找村里一个本家亲戚。其实在出发前我和堂妹已经计划好先去县城县志办公室查找县志，看有什么发现，然后再去村里看看曾祖们殉难的山坡；堂妹也和村长联系好在村头见面。不曾想走到半路堂哥打来电话说村里有一个本家远房亲戚，论辈数应该叫我姑姑，以前当过村长，让我们直接去找他，而且还给了我们联系电话。这令我们喜出望外。我们直奔这个比我还大两岁的侄子辈的“老村长”张林和。林和家庭出身富农，过去一直抬不起头做人，也没有机会上学。“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机会显示他的聪明能干，当了二十多年的村长，很有些见识。说起石碑的下落，他很快找来了一个他妻舅家的八十岁老人；据老人回忆，1980年代初的时候，县里文物单位有人来，然后村里有什么人就把这块碑卖给了来人；而现在石碑在哪里不清楚。当说起我们要去县城查县志，林和又一下蹦起来说“我家就有，被谁谁谁借走一直没还。我们一会儿就去他家要！”林和善解人意，提出先带我们去看祖坟，也就是曾祖们遇难和埋葬的地方，再去看曾祖们居住过的窑洞遗址，然后去讨要县志。我们自然非常激动。这趟老家回得太应该了。
所谓的祖坟，其实只有一颗大树标志着地点，地面早已都是庄稼地，长着绿郁葱葱的玉米和开着白花的土豆。它在一个山坡的坡顶，俯瞰着一个沟谷；对面又是一个形状类似的山坡。那天阴天，还飘着毛毛细雨；增加了一点淡淡的伤感。我倒因此而喜欢上了这片土地。曾祖们的窑洞也只剩有一堵黄土墙，连那里曾经有过窑洞住过人家的暗示都基本没有了。玉米地已经覆盖了墙边所有空间。看着那段黄土墙、那片浓密的青纱帐，我突然就有了一种归属感。
到了拿县志的人家里。也是一个远房本家。张姓是这一大片地区的一个大姓，村里一大半人都姓张。我暗自想到三伯为什么认定我们老家就是这里，而不是来自南方。这一地区长一种很甜脆的海棠果，碰巧这家院子里种的有，也正碰上人家在采集装箱要送亲戚朋友，我们乘机抓了就吃，真把自己当作了一家人。主人果然拿出来一本出版于1989年的最新县志。所幸的是，它包括了清末和民国初期年代。我直奔主题：大事记。下面引述：
《寿阳县志》第一篇 – 大事
一八九八年
* 耶稣教传教士英人毕翰道牧师来寿阳传教，在县城东关修建教堂，创办“自立会”
* 受川书院更名为寿阳高等学堂。
一九〇〇年
* 榆次义和团的大师兄姜晋华派任庆芝（县南关义泰魁经理）为寿阳义和团的头目，担任发展寿阳义和团的任务。
* 北河、城治等地的义和团声势浩大地进县城示威，并捕捉教徒十一人，带到城治村处死。又在索马沟、安胜、阳摩寺、峰沟、米家庄等村捕捉教徒四十余人，在县城西河滩全部处死。六月三日（夏历）寿阳义和团在东关一举捣毁了北洋楼教堂，活捉毕翰道牧师和全家及汾州艾牧师的两个儿子，一同解往太原府押交抚署。十一日处决于抚台衙门前。
一九〇一年
*寿阳县令任树英承清政府旨意向洋人请罪，并身穿孝服，手提孝棒，为被杀死的洋人、洋教徒送葬，又在城西门外树碑立石。并将义和团首领任庆芝投进监狱。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767页）
因前面有了石碑的线索，我们离开城治村后就去县文物管理所。管理人员肯定地告诉我们石碑现在确实是保留在管理所，但是一时找不出来。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先看看已经出版成册的拓片。这个收获让我们非常兴奋。石碑立于1903年，可能是在知县完成县城的石碑后才顾上来城治坡立碑。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写进县志。碑文清楚地写明了立碑人和立碑的原因，以及所有在城治坡遇难教民的姓名。下载：
《城治耶稣教案碑》
碑文：
甞聞耶稣教之傳於中國也，由来久矣。前數十年到處相安，并無殺戮之禍，□？ 於庚子年拳匪仇教，放火殺人，教會被害者不可勝數。厥後和局甫定，聖飭各省督撫，於被害之人建立石碑，誠知奉教民無辜受戮，於是岑中奉旨辦理，俾府廳州縣於被害教民誌名刻石。今余莅任斯縣，恪遵憲章，與某某刊石以垂永久。既安生者，望□？□？誌，亦慰死者得救之魂。古云爲道捨命，殺身成仁，其斯之謂歟。
被難教民：閻七小、閻合小、閻二妮、林世榮、郝氏、张海船、□？氏、子张三小、张體仁、张锡花、张三雲
耶稣降世一千九百零三年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榖旦
[《三晋石刻大全 – 晋中市寿阳县卷》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七五六页]
由于八国联军坚船利炮的强势逼迫，西太后携光绪帝逃亡西安城，清政府不得不取缔义和团的合法性，并于1901年跟十一个外国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个条约是清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之顶端，也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走向灭亡的开始。然而，对于那些无辜的受害者，这个条约倒也让他们得到了一些小小的补偿。外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在收集被害人的尸骨并重新埋葬时由政府官员亲自披麻戴孝举行葬礼，并竖碑立石纪念。在寿阳县，知县任树英于1903年在城治坡立“城治耶稣教案碑”，列出十一位殉难教民的姓名，其中的张海船，？氏，子张三小，张體仁（女婿？），张锡花（大女儿？），就是我曾祖父家五口人。
辛丑条约中第六款的所谓“庚子赔款”，个别国家用其来资助中国的教育事业；比如美国用其来资助了大批学生留学美国并且在北京建立了清华大学，英国的则用来建立了山西大学堂（即山西大学）。我爷爷张天傑和大爷爷张天俊在此款项的资助下读完教会中学后，爷爷考进了山西大学法律系，大爷爷进了山西大学国学系。当时已是民国。两个爷爷为了表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佩，改名为张汉中（大爷爷）、张汉山。不料他们都只读了一年大学，庚子赔款即告结束，他们的学费也就此中断。爷爷不得已考取邮局工作；从甲等邮递员一直做到山西邮政局长。这期间他支援大爷爷继续去北平大学学习，但自己却为了养家糊口再也没有机会进大学深造。
爷爷成年以后，对外国人的教会不满意，和兄长及一些教友成立了一个自己的教会，刚开始叫“孝友会”，后改为“新耶稣教会”，最后定为“真耶稣教会”。1923年，爷爷捐款三千大洋并亲自设计建筑了一座真耶稣教会教堂，就在我家万寿宫巷的院子的隔壁；而从此大爷爷则全心全意服务教会。教堂是仿欧洲哥特式教堂建筑样式设计的。青石结构，外观看似两层楼，上面再加一个钟楼，再上面有一个十字架。主体部分平面图是接近于十字形的丁字形。大门是哥特式尖拱型，门廊有两根西式大石柱（这个门廊和大柱子有别于哥特式，反倒接近希腊罗马神庙前的柱廊），上面又摞有同样的两根石柱。门楣上刻有“真耶稣教会”几个大字，由大爷爷亲自书写。小钟楼和十字架在文革期间被拆毁，现在的修复和过去的样式多少有些出入。大堂内部是两层楼高的大厅，丁字形相接处是一个主讲坛的设计，由四根木柱撑起，顶部类似华盖。原先的讲坛上写着六个大字：“尊耶和华为圣”。讲坛的下面埋着在庚子年遇难的我曾祖父母的血衣。墙壁上的玻璃窗也是哥特式尖拱长条形。不过教堂的朝向一改西方教堂坐东向西的设置，变为中国式坐北向南的朝向。教堂主体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小院和厢房，还有一个圆形的月亮门，颇有中国古典园林的味道。东门上的题字为“成聖門”，西门上是“行義路”。
当初家里人很少跟我说教堂的事，只是奶奶有一次在远离教堂的五一路上指给我看教堂的位置。四十年后的今天，跟临时住在那里的两家修复工人交涉好半天，说明我们是早先这里主事人的后代，才得以进去，清清楚楚地把它看了一遍。
爷爷们的教会是独立的，不隶属任何外国教会。三伯父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爷爷的教会早在解放前就“三自”了（“三自”指五十年代在大陆兴起的“自养、自治、自传”的爱国主义基督教运动）。比起解放后成立的基督教“三自会”，爷爷的确是先行者。尤为可贵的是，他的三自是真正自觉自愿自发的，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也不受任何政治集团的控制。他的教会据说影响还不小。且不说当初，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居然有人从河南徒步走到山西，敲上门来，指名道姓要找“真耶稣教会”的长老。奶奶当时就吓得个半死。这事儿要是让人听到了，那我们全家就都死定了。
文章至此，我算了了一桩心愿。祝愿为了信仰而牺牲的曾祖父、曾祖母、姑奶奶、小爷爷，愿已离开尘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其他亲人在天国永享和平安宁！
附：
《山西的火与剑 – 外国及中国基督教徒殉教烈士的故事》E．H．爱德华兹
(Fire and Sword in Shanxi – The Story of the Martyrdom of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by E. H. Edwards, New York Chicago Toront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London and Edinburgh, 1903)
（199-205页）
太原府女校学生的故事
如前所述，当医院在6月27日被烧时，有十一个女学生和传教士们在一起。尽管后来已经分散和被卖到各处，有些做了奴隶或更糟糕，在我们的要求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指令下， 她们还是全部被找了回来。那些有亲朋的都回了家，其他没有亲戚的，被寄托在基督徒摄影师的家中。我们回到太原府时见到了几个，并从她们的口述中得知了她们痛苦的经历。当我们于1901年11月离开山西时，由于没有新教徒的女士返回省城重新开办学校，七个女孩被带到了北京，送到美国传教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的女子学校（禾注：贝满女中Bridgman Girl’s School）。
葡萄
舍克莱敦女士（M. E. Shekleton）
“……” （此大段已在正文中引述，以下是爱德华兹医生的继续和葡萄的自述）
我们还是让葡萄自己讲完她的故事吧！
“去年，6月27号那天，当暴民开始袭击教会的房屋时，我们女学生全部被带到了罗维特医生（Dr. Lovitt）的院子。我们发现全部的传教士也已经集中在那里了。我们一共有十一个学生，因为正好那天早上那些在城里有朋友的学生已经被送到朋友家了。这并不是因为害怕动乱，而是因为正好放暑假了。暴众逐一把房间点着了火，我们不得不退到罗维特医生家的厨房。在那里我们也没待多久，因为邻居们怕大火漫延至自家，就开始拆毁厨房。我们只能尝试逃跑。我们这些孩子跟着传教士们离开了驻地。跑出大门不久，我就失掉了这些外国人，因为天已经非常黑了，而且周围有很多的骚动，人们在向我们扔砖块儿。我拼命挤出人群，很快就发现另外四个同学。她们也丢失了外国人。她们是：海春、海葵、三三，和奈女（禾注：名字全为音译）。
“我们继续走着，但是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做什么。这时候一只黑狗出现在我们面前，似乎要领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停下来商量往哪里走时，它也停下来；我们走时，它也继续在我们前头走。最后我们走到了大南门，突然发现那只狗不在了。然后我们就爬上了城墙，躲藏在了城门上的塔楼里。很快我们就听到了人声，并从话语中听出他们是守城门的士兵。其中一个向我们躲藏的地方看了一眼说，这里有人！拿剑来！然后他们就向我们喊话：“这里有洋人吗？你们有枪吗？”我们回答：“我们只是几个小孩、学生。”“那就出来，让我们看看你们是谁！”我们就出来了。回答完他们所有的问话后，他们说墙上有一根粗绳子，让我们顺着绳子溜下来，然后送我们去南郊的一个基督徒女人家。我们不明白他们的真实意思，所以说我们不去。又来回说了好多话后，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他们的长官那里。长官就住在城门附近。这时候，天已经渐渐发亮了。很快，这个官员就把我们带到了县衙门。官员挨个问我们从哪里来，有没有父母，还有更多关于我们的家庭的问题。然后我们又被送到巡抚衙门。在那里，一个文书又重新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然后把我们送回了县衙门。我们被迫在县衙门的院子里坐了一整天。很多人都来盯着我们看，问我们问题。晚上，我们被带到满族人家的女仆住的院子。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8月6号。
“那期间，满族人家的夫人及女儿们都不理睬我们，只有那些女仆跟我们说话。她们有很多关于洋人的问题，想知道洋人是不是挖人的眼睛、心脏、舌头。我们说当然不是，但是我觉得她们不相信我们的话。在衙门里，我们的处境不是很糟糕，只是不允许我们白天待在屋子里，而必须坐在院子里。有一天，三三的爸爸来了，经过和衙门长官的交涉，把她带回家了。剩下的我们都是从寿阳县来的，所以8月6号那天，我们就被带回了县城。我们在衙门里一直待到朋友们来认领。奈女是第一个回家的。我，还有海春、海葵，是9月4号才离开的。我叔叔（禾注：估计是舅舅）来领我走的。回到我原来的家，才发现它已经满目凄凉。我的爸爸妈妈、姐姐姐夫，还有小弟弟都被杀害了。我很高兴我找到了另外还活着的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九岁（禾注：虚岁）。他们当时也被义和拳抓住并带到了县城；由于年龄小，没有被杀。一个抽大烟的叔叔（禾注：舅舅？）收留了他们。由于我们的家已经被抢掠和焚烧不堪，我也住进了这个叔叔家。
“几个月后，我发现在完全没有跟我商量的情况下，这个叔叔把我许配给了一个三十七岁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由此而得了一笔钱。听说此事后，我极度沮丧，计划了多种办法逃脱，但是没有一个可行。最后，我给太原府的一位基督徒摄影师写了一封信，付了几百钱让一个小伙子替我把信送到。他好心地接了我的案子，用钱把我赎了出来。接着就收到李鸿章的电报，命令把原先女校的学生都要送交到摄影师那里。我是3月16日（禾注：1901年）回到太原的，一直跟摄影师的寡妇妹妹住在一起。我很高兴地期待去北京上学。”
我们非常高兴地给葡萄的故事补充一点：她的两个弟弟也被带出来，送到了太原府的教会学校读书。
（禾子2016年9月3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