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使”的故事
从遥远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几经磨难后我终于以后补走读的名义坐在了大学的课堂里。
第一天就两节英语课。一下课，班主任兼主课老师Ｈ老师径直向我的座位走来。“你让我想起一个人。长相和气质都太象了。”Ｈ老师说。我愕然！什么意思？我跟他相识不过两节课的功夫。
由于知青点和公社有人在我的政审上作梗，我不仅与自己报考的大学失之交臂，就连这个乘飞机还需要四、五个钟头的“走读”名额，也比别人晚到了近两个月。压根儿还没顾得上跟任何同学老师交谈。只是在刚才的课堂上，我被叫上讲台，和老师用英语对了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话：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ｉｓ？ Ｉｔ ｉｓ ａ ｂｏｏｋ． Ｉｓ ｔｈｉｓ ａ ｂｏｏｋ？ Ｙｅｓ，ｉｔ ｉｓ ａ ｂｏｏｋ． Ｉｓ ｔｈａｔ ａ ｂｏｏｋ？ Ｎｏ，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ｂｏｏｋ．
许国璋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ｒｉｌｌ。
就这么几句结结巴巴的英语对话，他就连我的气质都看出来了？
“她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早已经死了。”
“哦”，我不知如何回答。
Ｈ老师瘦高个，四十多五十岁的样子，一口北京话。
“我们是燕京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同学。在进大学之前就认识了。那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有段时间老在路上遇见一个穿着白衣裙的女孩儿，也骑车上学。到岔道口我们就各奔东西，去各自的学校。时间长了，我摸出她出门的时间规律，有意在那个时间出现，就为看见她。她看起来很圣洁，像个天使。我从来不敢跟她说话，也不知她叫什么名子，家住哪里。第二年再没见到她。我直后悔自己没有勇气问过她的姓名。
“后来解放了，我考上了燕京大学，就是现在的北大。没想到在这里又碰见了她，还是同班。真是喜出望外。我们自然一见如故。她每天很早就来教室早读，我也总找借口早来跟她一起读。有一天，我刚进教室就吓一跳。只见她张开双臂、面朝着黑板，整个人都趴在黑板上，就像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样子非常痛苦。我想问她是怎么回事儿，她冲着我直摇头。我没敢开口。过了一个星期，她没来上课。又过了一个星期，学校通知班里说她自杀了。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什么样的反应，只记得高烧重病两个星期。回校后，每周的班会和政治学习都在讨论她的自杀和青年人的理想问题。我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心里却在不断地自责。我知道她是基督徒、曾经跟我透露过想入团的心理矛盾。一定是她很想与时俱进，却又无法放弃自己的上帝，所以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方式。
“毕业后我被留校任教。大鸣大放时我说了自己当初对她的同情和对她进行批判的看法，结果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新疆的农场来了。再后来，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缺少英语老师，就把我借调来了。
“我来新疆二十多年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包括我爱人。今天看见你，你的相貌、神态、气质，让我一下想起了她。实在对不起，第一次见面就跟你唠叨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你能理解吧？”
Ｈ老师一口气讲完了故事，才想到问我。
我当然能理解。不但能理解，而且太能理解了。我的家庭，我自己的经历。还没想好怎样回答，Ｈ老师突然又问：“你信宗教吗？你身上很有一种宗教气质。你听说过基督教吗？”
我一下笑了。“你没有在说胡话吧，Ｈ老师？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是：宗教是精神鸦片；共产主义才是我们需要为之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Ｈ老师也笑了。我突然觉得很感动。这位和我父亲年龄相当的教授第一次见面就倒出了他埋藏多年的心事，如此信任我、把我当大人看待，而且眼睛还真犀利，怎么就看出来我性格中的这一点了呢？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执着和献身精神？
“不过，我还真知道点儿基督教，也知道一些圣经故事。我爸爸妈妈两家几代都是信基督教的，我爷爷还自己办过教会、作过神父呢。而且…，而且我曾祖父母就因为是基督徒而被义和团砍了头殉教的。”
我脱口说出了我家的秘密。
轮到Ｈ老师惊讶了。这毕竟是在新疆呀。一个边远荒芜的戈壁沙漠，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地区。而且，一个来自南疆沙包里的女学生、一个生长在五星红旗下的新一代。知道基督教？！还懂得殉教？！
他的初恋，那位纯洁的天使，不就是殉教了吗？
我自己，不也差点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殉教了吗？
和Ｈ老师的天使相反，我要殉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的犹太同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性质一样。
二、我家的秘密
我是上高中时知道我家的秘密的。
当时学校刚恢复共青团建制，开始发展团员。很多同学都写了申请书。我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自信会是第一批被吸收入团的。我自幼就是三好、五好学生，班干部，少先队中队长，红小兵，样样都要强；而且，我是真心实意地要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一天正在上课，班长被叫出去了。我的同座问我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叫出去，我说不知道。同座大感吃惊：你怎么会不知道？为入团的事儿。班长被吸收入团了。咱们班就他一个。我顿时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不但没被吸收，反而连消息都不知道！我明白了：家庭出身。
回到家里，我气愤地质问爸爸妈妈，我们的家庭出身到底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不让我入团？爸爸妈妈觉得该到告诉我的时候了，这才一五一十地给我道来。原来，除了父母两家都是“旧职员”外，两家还都是信基督教的。姥爷的一个兄弟解放前是教会的牧师，文革开始时遭批斗自杀；爷爷自己建立过教会，并亲自担任教会的长老。爸爸妈妈给我解释：唯心论的基督教和唯物论的共产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有我们这样家庭背景的人，要想加入共青团或者共产党，就得经受更多的考验。他们鼓励我说，只要坚持努力，总是会有结果的。
其实，我不是一点不知道。文革前妈妈带我回老家探亲，在奶奶、舅爷爷舅奶奶家吃饭时，饭前必须要祷告，说完了“阿门”才能吃饭。看着一桌人低头合掌虔诚的样子，我老憋不住地要偷笑。小时候，爸爸妈妈也给我和哥哥讲圣经故事。爸爸尤其喜欢讲旧约里的创世记啊，出埃及记什么的。妈妈则喜欢补充说明：圣经是一部兼神话、文学和历史于一身的书，并不完全是迷信说教。当然，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他们再没敢多讲。现在，他们说，你都知道了，心里要有准备，以后可能还会碰到更多的挫折。还有，他们犹豫许久，你们的曾祖父母因为信基督教而被义和团砍了头的。
“啊？！”义和团不是反帝反洋教的爱国组织吗？与他们为敌，那、那不成了坏蛋卖国贼了吗？我被自己的理解吓呆了。我明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才是我家致命的“污点”。
爸爸说，曾祖父曾祖母他们这叫殉教，也就是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妈妈说，他们那叫愚忠，在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他们不懂得如何选择，结果成了牺牲品；不过，他们的人格是值得敬佩的。爸爸妈妈又说，义和团虽然是爱国组织，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那么多无辜的同胞也是一种过激行为。后来义和团被慈禧清政府和“八国联军”联合起来镇压了，那些义士们死得也很惨。爸爸妈妈教育我，在民族大义面前，我们应该痛恨的是帝国主义和腐败的清政府。
我早已经懵了。“殉教”，“愚忠”，“基督教”，“义和团”，“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这些新词新概念铺天盖地地向我扑来。太复杂了。好奇心和求知欲让我冷静下来。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和不懂的事情。我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和幼稚。本能让我明白：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此，我不再埋怨自己的家庭出身，反倒悄悄地从爸爸妈妈嘴里套出很多家里的故事。
爸爸妈妈也不是没有心里矛盾。他们出身在基督教家庭，从小受过洗礼，唱着赞美诗读着圣经长大，在教会学校一直上到高中毕业；我的两个伯父还上了德国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我爷爷姐弟孤儿三人被教会用“庚子赔款”养大、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姑奶奶还被送到北京美国教会办的贝满女中上学；爷爷姥爷因信基督教而杜绝纳妾娶姨太太的习俗；奶奶姥姥也因为是基督徒而没有被缠小脚；奶奶还毕业于省里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教育自己八个儿女全部考进大学。家里的开明和兴旺，不能不归功一部分于对基督教的信仰。解放时，爸爸妈妈考入了艺术学院。作为新中国的青年，他们在大学里接受并选择了共产主义。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对方家里都是基督徒，直到结婚时两家亲家互访才了解到这种背景，大家都各自暗喜“主”安排的姻缘。
后来，边疆急需地方文化干部，爸爸妈妈硬是被“挖”了去。数年后，他们又继续响应党的号召，去了更边远的南疆。但是这次是被发配去的。他们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爸爸的档案里秘密地写着对他的右派言论的处理。作为艺术家，被发配到南疆这样具有浓厚异乡情调的地方也算是因祸得福。那里的巴扎、小毛驴、农家小院、戈壁、沙丘、骆驼、胡杨、红柳、昆仑山、维族老汉、塔吉克姑娘，都成了他们拿手的画题。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能够发现美，能够自得其乐，也是爸爸妈妈的理想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一部分。他们对建设新中国永远满怀热情，对共产党始终充满信心。
爸爸妈妈并没有因为信仰了共产主义而和家庭决裂。反之，总是告诫我们：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一定要明白，咱们家的人都是好人，是正直的人。爷爷解放前收入较丰，除了家用外，其余全用来施舍救济穷人了。姥爷年青时追求“三民主义”，做了国民政府的税务官。共产党接管时，当地的老百姓、商人、学校老师，还有地下共产党员，联名担保他，说他是国民党政府里少有的不抢、不贪、不欺压老百姓的税务官。
姥爷其实是我们家的另一个大“污点”。他出身地主家庭，上大学时加入国民党，参加过黄埔军校的短训，后来还担任过国民党支部书记。解放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由于很多人自愿为他担保，新政府对他的处理也就从宽了。除了戴顶“帽子”外，他在郊区一个农场放羊，外出回家基本自由。当然这并没有免去后来多次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麻烦。检查交代写了无数次，批斗挨打也经历了无数次。我们自然也都因为他的身份而不能入团入党晋升等等。文革后我曾问过姥爷，经历过共产党的思想改造，他现在信仰什么，他想了想说：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是学政治经济学的，这个答案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原来国民党里也有理想主义者。后来，市政协的人三番五次地动员他作政协委员，他都婉言谢绝。临去世前，他已经神智不清，说不出话来；躺在病床上一只手老是在空中比划着好像要写东西；姥姥费了很大劲才明白，他是要纸和笔——写检查。
听妈妈在电话里跟我叙述这段情形，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心里觉得很痛很痛。我对着话筒跟妈妈大叫：“共产党把人从里到外都扭曲了，不留一点尊严，你们还要原谅它？！还要成为它的一员？！”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可以如此强迫一个人改变思想、扭曲灵魂，而且可以做到如此粗暴残忍、缺少人性。比起体肤之苦，这种发自灵魂的颤觫和恐惧，更让人无法接受。姥爷也许真的跟自己斗争过、真的想要接受共产主义。可是我却对这种“触及灵魂”的改造产生了厌恶和反感。我曾对浦仪《我的后半生》非常感慨，对共产党对这个末代皇帝的改造佩服至极；现在却不能不打折扣了。
姥爷对在国外留学的我和表弟留下遗言：“你们学完后要回来，不要给帝国主义卖命”。我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
三、爷爷的基督
我没有见过我爷爷。连我妈都没有见过她这位传奇人物般的公公。他五十多岁就病故了。记得小时候回老家探望奶奶时在正屋的墙上看到过他的照片，样子很滑稽：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中式大长袍，蹬一双噌亮的黑皮鞋，怪怪的。照这张照片的时候，他正如日中天，担任着省城邮政局局长，吃穿不愁，还有点社会地位。为什么不穿西装？我想。他人长得相貌堂堂，如果穿一套白色西装，配上这副眼镜和油亮的黑皮鞋，那多威风！
奶奶说，过去家里一直挂着一张耶稣的油画头像，是爷爷自己画的：深眼窝、高鼻梁，卷曲的长发，却留了一撮中国老头的山羊胡子。有人问他为什么把耶稣画得又象外国人又象中国人，他总是说：我心中的耶稣就是这样。爷爷的画技不错，从他为奶奶画的肖像可以断定。中式毛笔和水墨淡彩、西式透视和光暗晕染，把少妇时的奶奶画得贤淑端庄、大方脱俗。我想象他画的耶稣基督像应该也不赖。可是为什么半中半西的？是想把西方的圣人和东方的智者结合起来吗？是想创造一个中国人理想中的耶稣吗？
不仅画画，爷爷还自己设计教堂建筑，也采用中西结合的样式。文革期间回老家时，奶奶曾偷偷带我去看当年爷爷亲自设计盖起来的教堂。我们只敢站在远处观望了一小会儿。教堂是青石结构，长方形的二层楼，顶上有个高高的尖塔，塔尖是个十字架。两壁的玻璃窗是立式长条形。爸爸告诉我那个塔和窗户是仿欧洲哥特式样式。教堂其余部分基本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它一改西方教堂座东向西的设置，变为座北向南的朝向；主体部分平面图不是十字架形，而是丁字形。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小院，每院又各有两个圆形的门，颇有中国古典园林的味道。小教堂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占据，后来分隔住了好多人家。还好，我心里说，是让没房子的人家住了，多少也合了基督慈爱的本意，比被破坏掉好多了。（最近得到消息，这个教堂因它独特的中西结合样式而被作为文物保留，而且要整修恢复原样。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能让已在天国的爷爷感到欣慰的了。）
爷爷的信基督是家传的。他的父亲据说是广西太平军的后代，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北方，可能受洪秀全“拜上帝会”的影响，已是基督徒；他的母亲从山东逃饥荒流落至山西；两个天涯沦落人结为夫妻后，共同成了美国基督教“友爱会”的信徒。庚子年（１９００年）闹义和团那会儿，他们因为誓死忠于上帝，被义和团杀了。据说，义和团把全村的人集中在山坡的空地上，让“二毛子”们当众宣布反叛洋教，并下跪焚香拜佛，否则格杀勿论，大人小孩一个不留。爷爷的父亲母亲和另外几个基督徒宁死不屈，当场被砍了头，同时被杀的还有碰巧回娘家的大姐和姐夫。当时爷爷只有三岁，有个一岁左右的弟弟、五岁的哥哥和十来岁的二姐。三个男孩因为人小，没有被用刀砍，而是从山崖上被扔下去。小弟弟摔死了，两个大点的兄弟被树叉拦住，没有死掉。一个胆大的放羊人把两个孩子带到偏僻的山沟里藏起来，才幸免于难。二姐在外村作童养媳，也躲过了灾难。事过之后，教友们把爷爷兄弟俩送进了省城英国“浸礼会”用“庚子赔款”办的孤儿院。
在孤儿院里，教会把当童养媳的二姐赎出来照看两个弟弟。二姐学习好，又被送到北京贝满女中读书。不幸的是，她毕业后刚当上教师就得了肺结核夭折了。她生病期间被教会隔离起来，不许任何人去探望。两个弟弟曾偷偷地爬树翻墙头希望能从姐姐隔离室的窗户看到姐姐，为此还受到处罚，但最终也没能够再见姐姐一面。这件事极大地伤害了爷爷。在此之前，二姐已经和某大学总学监的儿子自由恋爱并且定了婚，但是教会却从中横加干涉、不同意姐姐的婚事，原因是这位中国学监与洋教会政见不一致。知情人都知道，“葡萄”姑娘（爷爷二姐的英文名字Ｇｒａｐｅ转译）是积郁成疾而死的。从此，爷爷对洋人有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洋教士的种族优越感、居高临下的施舍行善、蛮横霸道的“拯救”他人灵魂的传教行为、虚伪自私的为赎自己的罪而表现的“博爱”，对自尊心极强的爷爷来说，不仅已经敏感到，而且在后来的生活中有意识地抵制了。
孤儿院里都讲英语。爷爷三岁进去，很快就把英语讲得跟母语差不多了。他聪明好学，又有绘画天赋，被一个英国教士看中，收养为义子。十几岁时，教父给他安排了去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留学的位置，入学通知书都拿到了，他却固执地不去。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去外国学习？后来教父退休时恳求爷爷跟他一起回英国，爷爷又是坚决不去。还是那句老话：“我是中国人！”很多年后，当我得到通知准备赴美留学时，一家人都在说，唉，不知你爷爷活着会作何感想；本来他应该是我们家第一个留洋的。我心里却说，对不起，爷爷：不是我没有中国人的志气和傲骨，是时代不同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和爷爷很亲近，也理解了他。
家里人都爱跟我讲爷爷的故事。舅爷爷最爱翻来复去地说：你爷爷全是靠自己的本事一步步干上去的；当年全省考甲等邮务员，他样样第一，英语比洋人考得还好。伯父们说，你爷爷脾气耿直，从不对权贵们阿谀奉承，也从不请客送礼；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用在教会里了。确实，爷爷凭着熟练的业务和敬业精神，不仅稳当着局长，而且经常在华北、西北的几个大城市间被调来调去地帮助建立新的邮局和邮路。
爷爷对外国人的教会不满意，自己成立了一个教会，称之为“真耶稣会”，不仅自己作长老，而且还自己出资、亲自设计修建了教堂。他的教会是独立的，不隶属任何外国教会。一个伯父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爷爷的教会早在解放前就“三自”了（“三自”指五十年代在大陆兴起的“自养、自治、自传”的爱国主义基督教运动）。比起解放后成立的基督教“三自会”，爷爷的确是先行者。尤为可贵的是，他的三自是真正自觉自愿自发的，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也不受任何政治集团的控制。他的教会据说影响还不小。且不说当初，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居然有人从河南徒步走到山西，敲上门来，指名道姓要找“真耶稣会”的长老。奶奶当时就吓得个半死。这事儿要是让人听到了，那我们全家不都得死定了。
还有一件大家爱说的事情。爷爷当了局长后，听说当年救他们兄弟两个孩子的那个牧羊人还活着，就请他来家里当面表示感谢救命之恩，临走，还给了他五百大洋，够他过好几年的。不成想，那人原本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拿到爷爷给他的大洋后，抽大烟、下馆子、逛妓院，娶姨太太，还逢人便吹自己如何如何有钱，结果不出几个月，被人图财害命——打死了。爷爷听到消息后后悔极了，一连几个月都在不停地念叨：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
爷爷是个很矛盾的人。他不是思想家，却深明大义，对事有自己的见解；他一辈子坚信基督上帝，但并没有为自己父母的殉教感到自豪；他信的是洋教、办的是洋教会，却坚决不作洋奴、不和外国教会有瓜葛；他作教士、教父，给人做浸礼、起教名，却给自己的孩子们起了“仁、义、礼、智、信、圣、贤、贞”这种纯儒家的名子。他对信教和传教分得很清楚：他认为自己信仰的是真理，自己的心与代表真理的上帝直接相通，不需受其他传教士的控制。他不仅拒绝出国、建立独立教会，还画出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耶稣。实在是太有个性了。
数年前家中有人听说梵提冈有意授封当年殉教的中国教徒为烈士，让我打听情况。我没有去做。我知道，如果爷爷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替他的父母领受这个“荣誉”的。再说了，罗马教皇只管天主教徒，管不到基督教徒。
我不相信信仰也可以遗传。不过家里人都说我很像爷爷：虔诚、执着。
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 继承革命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 ……”
我们一群即将入队的同学一边哼着刚学会的少先队队歌、一边练习着系红领巾和行队礼。压着我们轻轻的歌声，少先队的辅导员，年青漂亮的女老师吴老师，边做着示范动作边大声解释：
“红领巾代表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
“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上。这是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神圣。令人兴奋、令人激动。
一九六三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我入队了。报社美术编辑兼摄影记者的爸爸为我们摄下了珍贵的一刻：
我们举着右手、攥着拳头，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宣誓：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面对五星加火炬的队旗，我们把五指并拢的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辅导员老师又重复高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全体憋足了劲回答：
“时刻准备着！”
那年我上一年级，是班里第一个入队的。戴上红领巾，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记得回家缠着妈妈给我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事业，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妈妈解释说：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物质丰富、没有贫富差别、人人平等的社会。看我半天还是似懂非懂的，妈妈干脆说：总之，你要做个好孩子就是了。尽管搞不清共产主义是啥意思，但我明白：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党的孩子了，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现在想想很可笑。让七岁的孩子理解这样的抽象概念，谈何容易。可是我却非常认真，一个字一个字的抠。
其实我更喜欢那些神秘的词汇，太具体了反而接受不了。当听老师说到红领巾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我眼前一下就出现一片血淋淋的幻象，马上感到恐怖。当时全国的青少年都在学习刘文学和张高谦的事迹；我是即痛恨用镰刀砍死刘文学的地主，又觉得刘文学实在不值得为几个辣椒和地主搏斗而牺牲，眼前总有鲜血在晃。我知道后一个想法是错误的，不应该那样去想。因为，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能够牢牢记住的一个神圣使命是：我们要为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吃不饱穿不暖的劳苦大众而努力奋斗。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孩子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孩子。我们少先队员的责任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以后去解放全人类。我当然不会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我当时的幸福生活标准就是我过生日时妈妈会给我煮两个鸡蛋，给哥哥一个；他过生日时，妈妈给他两个鸡蛋，我也可以得一个。到美国后跟美国朋友说起往年过生日，他们的惊讶和同情的表情就像是我们当年都是叫花子，跟生活在地狱里没两样。但是那会儿，我们的确相信自己是地球上最幸运的儿童。
入队不久就碰上了全国学习雷锋的高潮。雷锋的榜样使抽象的共产主义马上具体化为做好事，关心帮助他人。我每天早晨都提前到校打扫教室，擦桌子，假期在单位院子里打扫厕所；把自己的旧衣物和鞋送给生活困难的同学，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同学买文具，等等，等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经是少先队中队长，左臂戴了两道杠。不知为什么，队歌突然不让唱了。只记得当时隐隐约约知道歌词是郭沫若写的，但没有注意过其它。几十年后才知道，少先队队歌的曲子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做的。马思聪在文革开始后不久经香港“叛逃”去美国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曲取而代之。不过说实话，大家都更爱唱后面这首歌。它的字词简单明了，而且很贴切、上口，加上大家都看过《英雄小八路》的电影，唱起这首歌好像各个都是小英雄。
很快，一切都乱了套。少先队不知不觉地不存在了。老师们去扫厕所，校长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铜锣在校园里游街；一个老师自杀了，我们还要学着高呼口号骂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一个同学的爸爸被矛子捅死了；另一个同学的姐姐被高射机枪子弹射穿了头颅；我家对门的阿姨去武斗阵地寻找当红卫兵的女儿回家，被对立派抓住强奸后又从阴部塞进一肚子的鹅卵石而致死。我见过二十多具被活埋的尸体：他们的亲属清洗着死者眼睛鼻子里的泥土，哭得死去活来；…人们疯狂了，全国都失去了理智。大家都在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不要说我们小孩子，大人们都搞不懂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干什么。
好在我和哥哥都还够不上“红卫兵”的格，妈妈也把我们看管得很严。串联、打砸抢、批斗会、武斗什么的全都没沾边。学校停课时，或者把我们锁在家里写大字看书，或者带我们去报社印刷厂学做工。哥哥学会了捡字排版那一套，我则学会了开印刷机，四开的，对开的，还有圆盘机。记得“九大”召开时，我们那里还在武斗，两派工人都罢工不上班，号外没有人印，老厂长弯着腰、弓着背，半夜来敲我家的门，请求我爸爸妈妈放我去印号外。妈妈很生气，当然也略带点儿骄傲，冲着厂长嚷嚷：这是什么事儿，让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半夜去印报，大人们都干什么去了？！我一人迷迷糊糊干了一个通宵，天亮前按时印完了几千份大红色的号外。
爸爸妈妈硬是没让我们接他们的班——学美术。其实他们早先的愿望是让哥哥学雕塑，让我呢，学画画，并且已经开始实施计划，还初有成效。不成想，文化大革命一来，他们被批判为“黑画家”，大字报差点就糊到了家门口，哪还能让我们继续“黑”下去呢？就这样，妈妈坚持让我们去工厂义务劳动，一直到“复课闹革命”回学校为止。
在高中，一年暑假，我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用了几乎全假期的时间写了一篇读后感。记得还把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拗口的名字翻来复去地了无数遍，直到顺了为止。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让我感动得泪流不止，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还有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让我万分敬佩，也激励和坚定了我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决心。他那段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语录也无例外地成了我的座右铭。直到今天听起来仍然铿锵有力、激动人心。他说道：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渡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作文得了全年级最高分，９８分。还被作为范文在高中各年级各班传阅。听说当时语文教研室的老师们为给我９５分还是９８分争论得挺厉害。有的老师说９５分已经是最高分了，文学吗，应该留有余地；我的语文老师坚持９８分。她认为这篇作文不仅文章不错，而且还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非常真实可贵。我相信她看到了这一点。我的确是动了真情地写出了自己的感受。
后来，我又找来了当时还是禁书的、保尔读过的《牛虻》来看。这本书中的情感关系描述比较复杂，不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简单直接：革命，反革命，而是有了中间地带：宗教。里面亚瑟和蒙太尼里大主教两个人物都让我感动。主教对亲生儿子的爱和最后签署对儿子的死刑判决，就象上帝为了拯救全人类而忍痛牺牲自己的儿子，高尚、神圣；亚瑟从幼稚青年变为坚强斗士“牛虻”，为了民族解放和祖国独立，忍受着父子、爱人感情以及肉体疾病的折磨，直至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和情操比起大主教显得更为崇高壮丽。我不仅被这只“快乐的大苍蝇”所感动，而且深信、并且完全接受了亚瑟对天主教的摒弃和对革命信仰的选择。我下定决心，要象保尔和牛虻那样，做一个坚强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我当时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牛虻”的放弃和选择实际上帮助我解决了一个心理矛盾。虽然爸爸妈妈早就以身作则地作了同样的放弃和选择，我也完全没有理由留恋跟我几乎没有关系的基督教，但是“牛虻”对宗教的解释：虚伪、残忍，好像让我更具体地看清了宗教是精神的鸦片，也更加对共产主义理想坚信不移。
五、沙漠的启示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让我满怀豪情地加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行列。其实我可以不下乡，哥哥已经先我两年去了农村，但我却觉得留在城里是贪图享乐、很可耻，坚决要求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当时，全国各地正在学习大寨公社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案例。文件的中心思想很清楚：既然大寨可以提前进入共产主义，那么各地都可以逐步地“局部实现共产主义”。我想象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有生之年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自己将要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大军的成员之一，心情激动不已。
知青点在离家三百公里的幸福公社幸福农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一小片绿洲上。“幸福”的名字令人向往：从公社到农场一路幸福到底。我们去的这个社办农场实际相当于一个生产小队，总共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全部都是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从外省盲流至新疆被收容定居在这里的。一到农场，见到农民们的贫困生活景象，我就郑重其事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扎根农村，在这里大干一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
这里说是绿洲，实际上能见到的绿色少得可怜。农场四周全部被沙丘围着，一出宿舍门眼前就是一片黄沙，脚下就是一地沙土。大田里的活儿也是把小山一样的沙包拉平，开垦成可耕地。我们整天看到、闻到、触摸到的东西几乎除了黄沙就是黄沙。但是胸怀远大理想的我并没有感觉这里的生活单调和枯燥。水渠边或地埂边几棵蒲公英或红柳枝都会让我愉快万分，偶尔也会摘几棵摆在炕头点缀一下。虽然每天下工回来都累得精疲力尽，但我把剩余时间都用来走门串户，为老乡扎针治病。一位七、八岁的小男孩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膝关节已经变了形，犯病时路都走不成，我给他扎了半年针，居然在犯病时能够自己走着上学了。还有一位年轻媳妇患上闭经，给她扎了两个疗程就有了效果，让我们都很兴奋。后来又有两个患子宫下垂（这是农村妇女的常见病）的妇女找我扎针，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对我来说，这里充满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一个冬日的凌晨，天还一片漆黑，只有满天的繁星在闪烁。我们一行十来个知青整装待发去村外很远的地方干活。这天的工作是砍骆驼刺，背回来沤肥。
我是第一次这么大早起来在沙漠的夜空下行走。寒冷干净的空气沁人心肺，感觉好极了。抬头望去，银河、牛郎织女、北斗，还有很多叫不上名的星座看得一清二楚；银光四射的星空和乌黑坚实的大地在远远的地平线处相连，弥漫其间的黑夜深不可测。天真是很高、很大、很深、很远－高大深远得充满威严和神秘。被笼罩在这样含有无尽诗意和哲理的夜空，完全没有美感的人也会发出“啊！”的简单而由衷的赞叹，完全不懂何为哲学的人也能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和宇宙的伟大。若干年后我给学生讲美学中的“崇高”概念，每每都会提到这一冬日的夜空和感受。崇高是什么？就是人类对自己无从把握的、绝对的宏伟和壮丽的感受。置身于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宇宙间，你会感到精神的升华，你会发现超物质的神圣，你会被它无限宽大的胸怀和包容感动得颤和顶礼膜拜，你也会被它的威力震慑得五体投地、祈求保佑。
行走一个多小时后，天才蒙蒙亮。我们两、三人一组分头朝不同的方向挺进沙漠腹地。戈壁沙滩上本来并没有多少植物，那些顽强耐旱的胡杨、红柳、骆驼刺也是长得稀稀拉拉。骆驼刺是沙漠中最常见的棘草丛，因为骆驼爱吃，所以被叫做骆驼刺。它们浑身长满大头针般大小粗细的刺儿，嫩时不太扎人，老了后扎人很厉害。整棵草丛长得象个大刺猬。我们去的是人迹罕见的地方，骆驼刺相对多些，但是一株和一株之间最近的距离也有十至十五步之遥。我们抡着原始的坎土曼（一种维族老乡使用的、类似镢头的工具），照准根部砍下去，砍几棵后就把它们拢在一起，然后继续砍、继续拢。很快，大家相距越来越远，互相不见人，只能大声叫喊着各人的名字保持联系。骆驼刺长得比较松散，要把一堆拢在一起并捆绑起来，非得用脚踩实才行。因为脚的面积太小，速度太慢，大家就干脆全身趴在草垛上拼命压。我贪多，直到面前堆了一座小山才停下手来。学着其他同学的样，也连滚带压地拼命把这些张牙舞爪的刺头压出个大致的长方形来，然后用绳子捆紧。三十多年后，我当时穿的棉大衣和一条自捻、自纺、自织的羊毛裤还能摸索出当年留下的骆驼刺。
看着眼前和自己身高一样长的大草垛，我不知如何才能把它背起来。先把草垛拖到沙包的斜坡上，再把两只胳膊伸进绳索，但是斜坡的倾斜度太低，草垛又太重，不足以让我立着身子背起草垛来，结果总是躺在草垛上翻不起身来。如此翻来覆去几次都不成功。日头已经高照。我想起叫同学帮忙。这时才突然感到周围一片异样的寂静。同学们早走光了。我记得最后两个女同学走时曾大声喊叫我，催我快走，说她们已经是最后一拨了。我当时正埋头干活，让她们先走。现在可好，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试着喊叫了两个同学的名字，只能听见微弱的回音；赶紧又爬到眼前最高的一个沙包上张望，只见四面八方沙丘连绵起伏，全是一个模样，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我顿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竟瘫跪下来。不是形容，也不是夸张。我也是到这会儿才知道什么叫“瘫痪”。我跪在沙包顶上，全身发抖，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平时听说的“进去出不来”的故事象走马灯似地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川流不息。什么谁谁谁何年何月失踪了，若干年后有人发现了此人的“木乃依”（干尸）；什么某某单位的司机晚上停车休息后，头一夜的沙包原封不动地被风挪到了路的另一边，第二天竟毫无察觉地掉转车头走向了另一方向，从此再也没见此人；等等。谁都知道，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面是九死一生的结果。“塔克拉玛干”的词义就是“进去出不来的地方”。可是，我还年轻，还不想死。我挣扎着站起来，继续尝试喊叫，看周围有没有人。这回不但没有回音，就连自己喊出去的话音都被硕大的沙漠吞噬了，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喊出了声。当你声嘶力竭地喊叫却又完全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那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超现实的感觉，一种哑剧般的极度夸张，一种噩梦的虚幻。我绝望了。
其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太阳当空，天上没有云彩，被蒸发的沙漠里唯一一丝潮气把大气搞得朦朦胧胧，天上地下没有一样可定向的参照物。我知道现在朝哪个方向走都有可能是绝路。发呆发瘫了一阵后，生的愿望终于战胜了恐惧。毕竟还有半天时间（而且幸亏是冬天，否则那天我肯定被蒸发在那里了）。我开始冷静下来想办法逃出这个死亡之地。我先找见一支干枯的红柳棍，插在沙包顶上，然后把装干粮的小书包绑在小棍的尖儿上，作为标旗，以便自己能够回到这个位置来。然后几乎是滚下沙包，趴在地下开始寻找脚印。任何人或动物的痕迹。不知爬了多远、转了多少圈。就在彻底绝望的时刻，突然看见几粒羊粪蛋，我的心差点儿跳出来，紧盯着它们，生怕它们又突然不见了。这是生的希望。接着又看见几蹶驴粪，几个驴蹄印。可是很快又发现，这些脚印的走向是朝着很多不同方向的。我应该跟随那些脚印呢？在希望的鼓励下，我急中生智，顺手捡起地面上一支长长的红柳棍，朝着其中一个方向走去，同时拖着棍子让它在地上划出印痕，这样我就可以不重复地尝试几个不同的方向。试了大约三个方位，每次都是走着走着动物脚印和粪便渐渐消失、无可追踪了；而我每次都是顺着自己留下的划痕回到起点再变换方向继续寻找。第四次还是第五次，走出去大约十几分钟，终于看到大批的朝着一个方向的驴蹄印，甚至依稀可见人的脚印。这时已经大下午了，我没忘记那捆骆驼刺。我返回标旗位置，跪在低处，用多余的绳子先把草垛拉到背上，再把胳膊套进捆绑的绳索，然后使尽全身力气站起来，终于把骆驼刺背到背上，趔趔趄趄地跟着这些脚印走出了“塔克拉玛干”。
回到农场，大家下午工都已经收了，正寻思去找我。只见一个大草垛子蹒跚而至。我走到磅秤前时已经完全没有力气跨上只有三、四寸高的秤台。两个同学一人拉着我一只手才把我拉上磅秤，连人带草一称，我背回整整１２０斤沤肥的草料，比我体重还多十几斤。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心情跟任何人详述这次死里逃生的经过和感受。我觉得周围没有人能够理解和分享这种体验。我想到曾祖父母“壮烈牺牲”的“愚忠”，想到自己幼稚可笑的“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愿望和作为，想到大批知识青年知识和智力的浪费以及生命无谓的牺牲。我憧憬的美好理想刹那间变得非常非常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了。
塔克拉玛干深处的生死搏斗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冥冥天地之外的另一种力量，一种介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力量让一个人、一群人、甚至整个人类对它顶礼膜拜。当这个人、这群人在沙漠深处陷入绝境的时候，他或者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向这个至高无上的力量祈祷，不停地祈祷，虔诚地祈祷。祈祷它施舍于自己奇迹，祈祷它保佑自己平安无事。就在彻底绝望的那一刻，我明白了宗教的意义。不用别人来教，我已经在恐惧的颤下不由自主地向上天祈祷了。
难怪沙漠是宗教的摇篮。
犹太先民在走出埃及沙漠又进入西奈沙漠的艰难旅途中认识和承认了上帝的存在；耶稣基督在中东沙漠中经受上帝考验而甘愿为上帝殉道；默哈默德在阿拉伯大沙漠中发现了阿拉的力量；释迦牟尼虽然没有出生于沙漠之中，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得到了无数虔诚的追随者。
沙漠，让人变成宗教徒；沙漠，让人成为信仰者。在沙漠中，只有那永恒的精神力量是人类可所依赖的唯一支柱。谓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