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转学去德克萨斯州。到首府奥斯汀第一年就碰上一次三Ｋ党游行。我没去看。第二天当地报纸头版刊登了一幅大照片：十几、二十来个三Ｋ党人士在街道当中举着牌子游行，街道两旁挤满了抗议的人群，也举着牌子；有几个愤怒的抗议者伸着拳头、似要挤出界线；一个英武、穿着黑警服、带着白手套的黑人警察伸出一只手、坚定而有风度地阻止他们靠近游行队伍。面前，是白人，是支持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白人；背后，也是白人，但是歧视黑人和任何少数民族的白人。两个阵垒之间恰恰一个黑人警察化身为民主精神在维护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力。没有什么能比这幅图片更意味深长了。可惜我没留下那份报纸。
我到德州时国内正是天安门广场事件过后不到两个月，这里每天的头版新闻几乎都跟中国有关。有一天我的导师葛瑞德教授问我有没有亲戚在北京，他们是否安全。然后突然话头一转说：这些年轻学生太幼稚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在感受到威胁时都会动用国家机器的。我不是说他们不懂得见好就收，而是说他们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民主制度并没有证明自己是人类社会最好的政治制度。美国民主制弊端多多。与其说它是民主制，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制度。你知道吗？很多美国人是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成功的，特别是美国共产党人。我就是美国共产党员。
什么？
他的话象炮弹爆炸一样震惊了我，还有点感动。谁会想到美国现在还有共产党、还有他这样寄希望于中国的理想主义者？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帝国主义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而我面前的这位美国教授却在寄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我目瞪口呆。
后来我很快注意到，美国知识分子中有很大一批这样的人。在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一直都占有一席地位。五十年代时为了避免麦卡锡对共产党人士的压制迫害，大家都避而不谈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却深藏在很多人的意识中。这些人大多数也是无神论者。葛瑞德从来不去教堂，也从来没有送他的孩子去过礼拜天学校。两、三年前我的另外一个教授费丝来我家，说起她弟弟（也是教授，汉学家）最近退休了却突然要去教会受洗礼。她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过是为了预防万一。她跟我说时哈哈大笑地补带了一句：“预防万一？！他是怕万一真有上帝，以后不接受他进天堂！”从她的笑声中我感觉出，他们这群人是自觉自愿、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
葛瑞德教授上美术通史课时喜欢用越南战争复员军人纪念碑作例子来说明艺术品只有在有观众的时候才能成为艺术品，但他实际上通过这个例子表明了他自己和美国艺术家对越南战争的态度。
越战结束后，复员老兵们在国会游说，要求通过一项在华盛顿从国会大厦到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地段建一座越战纪念碑的提案。德州百万富翁罗斯帕柔带头捐款征集设计图样。在全国参选的一千四百多幅作品中，评审委员会通过作者匿名方法选出了前三名。结果一揭晓，人们惊讶地发现第一名得奖人竟是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耶鲁大学艺术系二年级华裔女学生林璎（Ｍａｙａ Ｙｉｎｇ Ｌｉｎ）。且不说她的年龄、性别、族属、资历等等，仅设计图样本身就引起了全国上下长达一年半的争议。
林璎追随当时艺术界正流行的“极少主义”风格，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把纪念碑设计为两面相交成１２５度夹角的黑色花岗岩墙壁，墙壁上刻进五万八千多个在越南战场死难和失踪的士兵姓名。墙壁镶嵌在一个土坡的横截面上，各长七十六米。两壁相接处有三米高，然后向两头倾斜下去。墙壁上下两头都是草坪，可以任意走人。整个设计简单、平凡。平凡到让人擦身而过而不加特别的注意。
很明显，设计的意图完全不在歌颂美化这场战争的“光荣伟大”和英雄主义。
以复员老兵为主的纪念碑基金会坚决反对实施这个设计，而由艺术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却坚持自己对艺术作品的权威决定，两方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派。
对复员军人和普通老百姓来说，纪念碑嘛，就应该是雄伟高大、令人肃立景仰的大理石或青铜雕刻。这个设计不仅与艺术品大相径庭，而且简直就象个废弃的破壕沟，更何谈体现牺牲将士们的英勇形象。
作为艺术学院的华裔学生，林璎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地域及其艺术走向有着得天独厚的感悟能力。她所追随的“极少主义”正是七十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个艺术流派，而该流派又恰巧是以中国哲学中“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少即是多”思想为宗旨的。她对这个中西结合的艺术风格的领会和实践可以说做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对不可避免的政治取向，她也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中国式的含蓄和更多的人性主义态度。
纪念碑设计思想着重于生命的失去－死亡。两面由低向高的壁形和倚靠在直切下来的坡面上的设置，象是一个半开的坟墓：一半是坟冢、一半是坟穴；伸展开来的墙壁连同密密麻麻刻写的姓名犹如一个张开大口的地洞，吞噬着近六万名年青的生命；黑色花岗岩的沉重和坚硬加重了地穴中寂凉冰冷的气氛；象镜子般光亮反射的墙面更加深了生与死的寓意。当观众面对碑壁寻找亲人朋友的姓名，或悼念所有失去的生命时，他们都会看到自己的身影象幽灵一般在死者的名字中游荡。疑念油然而起：是谁在这里徘徊游荡？是他们？还是我们？还是他们我们在一起？
僵持了一年半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以林璎的设计为主体，但在入口处增加一座由三个美国士兵构成的现实主义雕塑。（即使这件写实作品也没有表现英雄主义。战士们的脸上充满了迷惑的表情。）纪念碑落成典礼在１９８２年复员军人节那天举行，十万多人参加了典礼并瞻仰了纪念碑。当人们抚摸着熟悉的名字、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名字中间留连，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没有被这座碑墙感动，也没有一个人不再认为这不是艺术作品。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足以迫使人们在悼念的同时不得不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意义。
亚裔设计了美国在亚洲的战争纪念碑；黑人维护着三Ｋ党人的言论游行自由；知识分子坚持奉行自己的理想主义；艺术家赢得人性至上和艺术至上的理念竞争；一言以蔽之：民主。
行文至此听朋友说林璎是中国一代才女林徽因的侄女。这真可谓无巧不成书。林徽因当年领衔主持清华大学设计组为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在九百多幅征稿中独领风骚。她在国徽图案说明中写道：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公布了这个国徽。
中国式的民主使国徽成为“集体创作”，林徽因并没有因此扬名天下。但是参与人知道，她对国内外艺术的丰富知识和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在设计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她坚持采用民间传统喜用的金红两色，即简洁明快，又富丽大方，保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她把发自内心的对新中国的期望凝聚在了这一枚小小的图案上，用精湛的艺术展示了人民的自豪和共和国的骄傲。
同是华夏后裔，姑侄两代人，两个艺术家，两位杰出女性，在两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通过自己的艺术表达并代表了人民对“民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