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清明。晚饭时先生提醒到。女儿脱口而出：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我们甚感欣慰。在国外长大的孩子，这几乎是连逼带哄的结果。
一首老幼皆知的诗，让我不由得想起年前刚刚仙逝的外祖母。外祖母一生很长，故事可以装几十箩筐。我们家能写她的人也不少。不管谁写，都轮不到我。我不仅是孙子辈，而且是孙子辈中跟她接触最少的一个。但是今天，“清明”、“杏花村”两个词老在脑子里转，不停地引出对外祖母的丁点儿印象，非想说点儿什么。
外祖母老家在山西，就是有杏花村的山西。她天生一双大脚。借着家里对基督教的信仰，也因了家穷需要劳动力，没有被缠脚。后来嫁给了外祖父，也是基督徒，也需要在家里干活。那双脚就更无束缚了。外祖父家是当地不算最大、也不算很小的大家族。外祖母嫁过去后和另外八、九个媳妇一起承担做饭的家务。据她说，当时家里人口很多，加上地里帮工的农民，每次开饭时都要敲锣才能把人招回来。外祖父在省城念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读书时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吸引，毕业时恰逢抗日战争爆发，便投奔黄埔军校，在那里接受了几个月的集训后随战地服务团上了前线。外祖父学的专业正是国家急需，所以很快被分配到ＸＸ大城市作税务官（当然这也成了他以后一辈子倒霉的根源）。工作稳定后，他决定回老家接外祖母和当时只有八岁的舅舅出来，把十岁的妈妈留在老家。外祖母对这个决定非常生气，坚持要带“女子”一块儿走，否则她也不走。外祖父强不过她，好在思想也还开通，就把儿子女儿都带出来了。后来妈妈上了小学、中学、而且大学，成了全家的顶梁柱。外祖母非常自豪她当时的坚持。
外祖母个性很强，而且是个天生的女权主义者。自己没有上过学，就跟着外祖父识字读书。我记得小时候见到她时，她毫不费力地在看大厚本的小说“迎春花”。我们家有个特殊的习惯，我和哥哥都管外祖母叫奶奶。为了区别，我们会说妈妈家的奶奶，或是爸爸家的奶奶。这起于哥哥的出生。当时爸爸妈妈已经要动身去新疆工作了，哥哥才五十多天，无法随身带着，就留给了外祖母照看。哥哥开始说话时听人家孩子叫“奶奶、爷爷”的，也就学着叫外祖母奶奶，外祖母也没觉着很有必要区分清楚。她其实是有理论的：叫外祖母、外婆什么的太见外了；凭什么要把女儿家的人算作外人？哥哥很自然地叫她奶奶，我当然也就跟着这样叫了。
“奶奶”的大脚真的很大，得穿３９－４０号的鞋。不过幸亏这双大脚，她才有了自由的意志，而且还躲过多次生死之难。她和外祖父的老家吕梁山区在抗战时期是日伪军和八路军“拉锯扯锯”的地方。有一次日本人深更半夜来扫荡，她一手抱起舅舅、一手拉着妈妈就往山上跑，东躲西藏地跳进一个山凹凹，紧贴着岩壁呆了一夜。第二天天亮时才发现他们原来是跳到了一个悬崖陡壁边缘，再往前一步就一命呜呼了，直吓得她毛骨悚然。这样的逃难她经历了很多次。如果不是那双大脚，可能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她常常遗憾地说，其实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话，她早就参加八路打日本去了。女作家丁玲当时就去过家里亲自动员过她。
几年前，有个学生为了她的“妇女问题”研讨课的作业，非要请我去她的课上讲讲我自己。在她的眼里，一个中国女性从缠小脚到站在大学讲堂是件非常了不得的奇迹。她自然是不清楚这之间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来想去觉得实在不好讲。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少得可怜，随便讲什么都得解释一大堆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结果是完全没了主题。就在上课前的最后几分钟，突然想起了外祖母的大脚，所以就给学生讲了上面我的“妈妈家的奶奶”和她的大脚的故事。没想到，两个年龄大点儿的女学生竟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全班的同学和老师都拼命鼓掌，还一个接一个的发言让我转达对“奶奶”的敬意和钦佩。
“奶奶”的大脚带她走完了一生。年初时，妈妈和舅舅们把她送回了老家，同外祖父一起安葬在向阳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她的大名：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