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受骗记

广州，一提起这座城市，我总会回想起那些“丢人” 的故事……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和中学同学军正在中山公园附近的街上走着，一个人突然撞了一下军的肩膀，大叫（广东口音）：“啊，项链！” 军顺着那人的目光望去，果真，地上有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

军下意识地立即俯身捡起了那条项链，掂在了手上，正想试一下金的分量。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另外俩人，同时围上来抢着说（江南、北方口音）：“我也看见了！”

于是，不容分说，那仨人就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看到项链的都该有份儿。”

军转身用征求的眼光看着我。住国外多年，路不拾遗，已成习惯，我立即回话说：“你跟他们分吧。别算我，我不感兴趣。”

军是北京武警大队长，人很机灵，擒拿格斗，身手利落，功夫甚好。他曾在公交车上等社会场所，几次见义勇为，当场破案，抓获小偷。这次，因我头次回国探亲，他专程从北京赶来广州，到中学同学文武家会我。

今早，在老同学上班出门前，军胸脯拍得啪啪响，向文武保证，有他陪我玩，绝对没问题！和他上街，我无疑是得了一个随身保镖。我们上中学时，军曾多次充当过我的护花使者呢。所以，我对军是百分依赖，千分放心，万分信任。与军在一起，我的大脑里对他人根本不存在“警惕”、“防备”、“小心上当”之心。

听到我主动把自己划为局外人，那个广东人说：“我正想给我老婆买条项链呢，这条项链我买了。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把项链的钱数分成四份，你们跟我回家拿钱。然后，你们仨人分该得到的份数，如何？”

其余的人均点头同意。

于是，那个广东人说：“你们跟我走吧。”

我对广州人生地不熟的，很怕自己一人回家迷路。就只好不情愿地远远跟在他们四人的后面。

那广东人带着我们大街小巷地绕了大半天，进到了一个据说离他家不远的小饭馆里。他们四人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我远远地单独坐在另一张桌子边，摆出一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过了一会儿，军走过来，告诉我价钱商议好了，他要跟那些人去拿钱分钱，要我在这里等他。我一边读着报纸，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好。”

没想到，军走之前，他们又建议留下一人陪我。是那个北方人。

我从小就害羞，不喜欢和陌生人主动说话，也不想在那个陌生人身上浪费我的大脑细胞。我爱理不理，头也不抬，继续读我的报纸。

那北方人买了一盘小点，放到桌上，让我吃，故意没话找话地和我套近乎，并问我是哪儿人。

我看都没看，连眼皮儿都没抬地回答道：“新疆人。”就再不搭理他了。至于那盘小点是什么，那人长得啥模样儿，我一概不知。

过了一会儿，那俩人回来了，却没见军。我问他们，我那同学呢？他们说，他在那广东人的家里等着呢。他们是来叫那北方人去分钱的。他们又说，为我着想，在他们离开之前，以防他们仨人跑了，他们要我把我的钱包放进他们的手提包里，继续在原地等着。

我让他们搅得，你来我往，云里雾里的，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们跑不跑与我有何关系。当时我累得很，只想见到军后，就回家。于是，我把我的钱包交给了他们，看着他们放进了他们的手提包里，然后，他们把那个手提包交给我，就离开了。

我继续读我的报纸。读完了，才想到近半个小时过去了，军还没见影子。于是，我便打开那个放在桌子上的，装着我的钱包的手提包。没想到，手提包里全是废纸团，我的钱包也不翼而飞了！

我大惊，上当受骗了！不过我的钱包里只有不到五元的人民币，但是最重要的是，里面有我澳洲的驾驶执照和信用卡等。

我立即走出小饭馆，到街上一家小杂货亭里，告诉主人我被盗了，身上暂时没钱，但我想借用一下电话，叫人来接我，再补电话钱。主人同意了。

我给在广州公安局任科长的文武挂了一个电话。五分钟不到，老同学就开着公安局的面包车来救驾了。

老同学帮我付了两毛钱的电话费后，我们立即返回文武家里。一到家，就接到了军打来的“救急”电话。他在那边十分尴尬慌恐地说：他什么也没丢，但把我弄丢了。

我们一边大笑着，一边立即让文武返身去“救”军。

没一会儿，军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连连摇头，懊悔地说：“咳，丢死人了！真TMD丢武警的人！”

我们人人捧腹大笑。

在我们上气不接下气的大笑中，文武给我们讲了另一件“丢公安人的脸”的故事：

那天，他穿着一身威武的公安制服，开着公安警车在海边巡逻，看见几个人在沙滩上围着看一件东西。

他停车下来，看到一块奇形怪状的黑亮石头，发着绿莹莹的光，躺在沙子里面。他好奇地问：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那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像是块值钱的宝石。”他心动了。

于是，他与那几个人商议定价，打算以两千人民币买下来那“宝石”。他叫那几个人冠冕堂皇地上了他的公安警车，亲自开车，到银行取出现金，交给了那几个人。

事后待他拿着那石头去验证时，才知道上当受骗了。那只是一块打磨刨光上了色的岩石，不值钱！哈哈！

就在我们催促文武赶紧回去继续上班时，电话铃又响了。那是我当天早上去洗照片的相馆打来的。他们说，在照相馆门前拣到了一团纸包，里面包着我洗照片的收据，还有一些外文卡片。

待文武取回那纸包，打开一看，除了我那拴着在日本东京郊区火山上买的小铃铛的钱包和现金外，钱包里其余的东西，全部物归原主了。

老同学说我很幸运，碰上了文明诈骗团伙。Sigh！

那次是我和妈妈头次回国。N年后，我父母再次去广州时，就没有我幸运了。

那次，他们在广州火车站下了火车。按事先说好的，老爸要给文武打个电话，叫他开车来接。

老爸曾在我们的中学任教导主任多年，带过数学、地理、音乐、历史、体育等多门中学课程（缺什么老师，他就带什么课），所以，我的同学就是他的学生。

于是，老爸进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邮电局打电话。待老爸走近电话时，电话旁站着一个人，自告奋勇，要代老爸打电话。老爸误认为那人是邮电局的工作人员，以为顾客只能让工作人员代打电话，就同意了。

那人打完电话后说，文武一会儿就到，要我父母在某个位置等他。

老爸说，我们是外地人，不知道这“位置”究竟在哪儿。

那人就像模像样地向另一位打听，另一人回答说：他知道在哪里。

于是，他们就带着我父母东绕西绕地走到了一个有停车的地方。结果，他们等了近半个钟头也没见人来。那个邮电局模样的人，又一次自告奋勇地去邮电局再次给文武打电话。

没一会儿，那人回来说，文武的车坏在路上了，要五千元人民币修车。但是，他身上没带那么多钱，他问可否先借我父母的钱，修好车立即就赶来。

父母没多想，就立即拿出五千元交给那人，要他给文武送钱去。他们人和行李继续在原地等着。

可是，那俩人离开多时后，老同学仍不见踪影。无奈之下，老爸便用手机再次打电话，直接联系。文武一接到电话就说：“您们应该早就到了，怎么才来电话呢？”

老爸恍然大悟，上当受骗了！

老爸事后说，都怨老妈。因为老爸的手机卡是澳洲的，打手机要双方付国际电话费用。老妈为了省钱，叫老爸去邮电局打电话。哈哈！

这老两口子，牙打碎了往肚里咽，硬是把这件“丢人”的事瞒了我们儿女多年。就在我们回国旅游前，他们才十分尴尬地告诉了我们，好让我们这些缺心眼儿的傻瓜们能有点儿防人之心。可是，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国外另一种环境的人，哪能一下就学会呢？

广州，让我难忘！以后我们再回国，能不去广州，就最好不去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