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安家
好口碑
妈妈四年医学院的学习对她来说实在是不容易。
说实在话，妈妈除了两年小学及速中的一年高小是在学校里学的外，其它的文化全是靠妈妈自学，在极短时间内学来的。这种突击式的学习基础与高中生相比，明显底气不足。
因而，要想跟得上大学的学习进度，妈妈就必须要花比别人多一倍的努力才行。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妈妈不但次次考试过关，而且还考到过四分（当时学院用的是五分制）。
当妈妈毕业时，因为爸爸的工作需要，我们家已搬到了石河子总场145团学校，简称「石总场」学校，爸爸在那个学校（中小学在一起）任教务主任。所以妈妈也理所当然地来到了「石总场」，被分配在团部卫生所的门诊工作。
「石河子」是自治区直辖县级市，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师部所在地。
东距乌鲁木齐市150公里，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石河子垦区中部，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东以玛纳斯河为界，与玛纳斯县为邻；南、西、北三面与沙湾县环接市区。有汉、回、维吾尔、哈萨克等27个民族。地势平坦，自东南向西北倾斜。主要河流有玛纳斯河、宁家河、金沟河、大南沟、巴音沟河等。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干燥少雨，蒸发量大，春季升温快，秋季降温迅速，昼夜温差大。
而「石总场」呢，就位于石河子市区北面一公里的地方。
妈妈在门诊工作不久，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挑战 – 对小儿急性病的及时确诊。那时，团场里每年都要流行两种小儿急性病：小儿麻痹症和乙型脑膜炎。
小儿麻痹症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由病毒侵入血液循环系统引起，部分病毒可侵入神经系统。患者多为一至六岁儿童。其病的症状是：1）发病初期。有发热、头痛、咳嗽，全身不适、腹痛、腹泻及呕吐等症状，１～４天后烧退；2）瘫痪前期。热退后１～６天再次发热，有面红、多汗、肌肉酸痛、爱睡觉或烦躁不安，颈项强直，坐不稳，不愿让大人抱等症状。3）瘫痪期。瘫痪前期过３～４天后，出现手足绵软无力或不能动，肌肉出现不整齐、不对称的瘫痪并渐渐加重，多见下肢。伴发烧、出汗、肌肉疼痛。
而治病的最佳时间是在发病初期，头１～４天。但因为发病初期与感冒的症状很相似，要做到在小儿麻痹症流行的初期诊断准确，及时处理， 防止病情蔓延，对一个医生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但如果处理不及时，小孩就会造成终生跛腿，严重的会导致瘫痪。
另外一种小儿急病：乙型脑膜炎，比小儿麻痹症更危险。乙型脑膜炎，主要通过蚊子叮咬传染。该病易侵犯10岁以下儿童，特别是3岁至6岁的儿童发病率最高。常见的早期症状有: 突然发烧；剧烈头痛；喷射状呕吐。在流行季节，一旦发现这些信号，应及时送医院治疗，以防延误。否则，随病情的发展,患者可出现嗜睡、抽风、昏迷、颈项强直、肢体痉挛、呼吸衰微等症状而危及生命。
所以，在小儿乙型脑膜炎流行期，妈妈常常下了班后还要出诊，或去汽车连帮病人家属叫车，并陪着病人，将他们送往石河子市医院。我们有时几乎连续几周在家里见不到妈妈。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经常爱在妈妈上班的门诊里玩。有时在注射室里，帮护士小曹阿姨将药棉条做成一个个棉球；有时在化验室里，央求化验员小胡叔叔让我看显微镜里线形、球状等离奇古怪的病菌；有时在药房里，帮药剂师小金阿姨从小窗口递出抓好的药给病人,并还要像鹦鹉学舌似地告诉病人：“这个药一天吃三次，一次一片，饭后服用……”；而更多时候，我是在门诊室里，观摩妈妈叫号看病人。
记得那时，每当妈妈诊断小儿发烧时，她不但要详细询问：什么时候出现病状？病状都是些什么现象？而且还要小儿站在大人手掌上 – 因为那个诊断方法我很好奇，所以至今不忘。想必那是诊断小儿是否有小儿麻痹症的前症？不知道。反正，经妈妈手的病儿无数，妈妈不但从来没误诊过，而且还及时救活了许多儿童。
因为妈妈工作认真，诊断准确，反应敏捷，抢救病人及时，没多久，妈妈的名声就在团场里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
妈妈的名声大了，找妈妈看病的病人也就络绎不绝。有时，病人们不管门诊是否有其他医生值班，常常在妈妈下班时，专门慕名上门来找妈妈看病。而妈妈一向来者不拒。
多少次，饭刚端上桌，病人就找来了，妈妈二话不说，背上出诊箱就走了；又有多少次，半夜三更我们睡得正香时，被震山响的敲门声或敲窗声惊醒，朦朦胧胧地听到妈妈起身穿衣，然后开门，人声和脚步声渐渐远去；更有多少次，妈妈值班做接生时，因为不能脱身，我不得不去诊所产房给妈妈送饭……
半夜出诊是最头痛的事了。
几乎每次去病人家里有人领路，而处理完病人后回家却是妈妈一人独行。
大家都知道，天亮之前那段时辰，常常最黑最静，那也常常是妈妈一人从病人家里返回的时候。当妈妈在漆黑的夜里，甚至冰天雪地的凌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后，我不止一次听妈妈对爸爸说，她怎么怎么害怕或是迷了路的。
还有一次凌晨正好打雷下大雨，妈妈半夜出诊回到家后，全身都淋透了，事后大病了一场。
所以，妈妈总是比爸爸忙得多，没白没黑地忙着工作。
有一次，妈妈甚至累得，在给弟弟喂奶时就睡着了，结果弟弟掉下了床，她都不知道。
还有一次，妈妈早晨送弟弟上托儿所时，告诉他下午会来接他回家。结果，妈妈开会下班晚了，赶到托儿所时大门已锁。可怜的弟弟, 眼巴巴地等到天黑也没等到妈妈。晚上，托儿所里的阿姨查房，他怕阿姨看到他哭过的窘相，悄悄地藏到了他的小床底下，吓得阿姨四处找他……
那时，每当看到或听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暗暗发誓：长大后，绝不学医，不做医生。当医生太幸苦了！
然而，每当我到同学家里玩时，同学的家长一听说我是Y医生（指妈妈）的女儿，他们总会指着他们的孩子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你妈妈救活的；那个孩子是你妈妈接生的…… 我又会为我有一个人人尊重喜爱的医生妈妈而骄傲。
文革第一枪
1967年1月26日的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隐隐约约听到沙沙的声音 – 下雪了。
我半睡半醒地想：“嗯，我们得赶紧把门前的人行走道扫出来。否则，等行人把雪踩实了，雪就不容易清除了”。
我突然意识到：爸爸不在家。
几个月前，学校里的中学生们突然像发疯了似的，分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派别：八野派和造反派； 而且两派还打了起来。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乱得一团糟。
当时，妹妹才生下来不到一周，妈妈为了让爸爸躲开学校这块是非之地，已让爸爸带着学生长征串联去了。
妈妈正在产假中，弟弟才三岁，还小，扫雪的事只能我做了。
于是，我老大不情愿地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穿上衣服，弄开火炉，拿起扫帚，迅速地开门关门，来到门外。
一到门外，漫天的大雪让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
天才蒙蒙亮，四周仍然静悄悄地，几乎没有一个行人，只有漫天飞舞的雪花飘飘缈缈地落在地上。
太好了！我得抓紧时间，赶在人们出门之前，把人行走道扫出来。
于是，我便抱着扫帚扫了起来。
“哒，哒，哒，哒，……” 突然，一阵清脆连续的机关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天空！
我完全吓懵了。
一秒钟后反应过来，我立即扔下扫帚，大喊：“妈—”，向家里冲去。
这时，妈妈却像听到了战场上的冲锋号似的，不顾她还正在产假中，问清了我打枪的方向，背上出诊箱就出了门。
没多久，枪声就停了，一切又还原到寂静之中，我也恢复了正常。
这时，天也大亮了，我也不怕了，反而好奇心胜过了一切。我决定要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枪声是从汽车连那边传来的。于是，我便朝那个方向跑去。
当我赶到汽车连时，并没见到妈妈,我却看到连队大门院前摆着两具无遮无掩的男尸。一个被击中了左眼；另一个被击中了左胸(后来我听妈妈讲，还有三人受伤，已经由妈妈简单处理后,送去石河子市医院治疗了)。
这两具男尸被击中的身体部位，血已经凝固了，我发楞地看着。他们的伤口，任由白白的雪花落在上面，渐渐变红，然后凝结成一块块红雪霜……
“我的娘啊—” 突然, 一声凄厉的惨叫哭声传来, 弄得我浑身顿起鸡皮疙瘩，头发梢都要竖起来了。
我顺着哭声望去，见到一个年轻妇女，被两个人左右搀扶着。她一边哭着，一边就要往尸体上扑来；而那两个搀扶的人却在阻止她。
我猜想：她一定是其中一个死者的妻子。可我实在听不下去这撕心裂肺的哭声，就像受惊的小鹿，仓惶地逃回了家。
那就是称为“文革第一枪”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注3]，而一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了它炽烈化式运动的武斗高潮。
当时此事件后，因为造反派夺取了枪支，从而夺了权，占了上风。而与造反派对立的派别是由转业军人们组成的“八一野战军”，简称为“八野”。那时的当权者大都是些转业军人，而“八野”的人多数倾向于保护他们；因为，那些当权者们也都是些当年曾同他们并肩浴血奋战的老首长们。
所以，“八野派”又称为“保皇派”或“保守派”。没说的，妈妈是属于“八野派”的人。
“一·二六”事件后的第二天早晨，几个五大三粗的人突然闯进家门，自称他们是造反派，要抓妈妈去游街。
我吓呆了，站在一旁傻了！
而三岁的弟弟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抱着妈妈的腿不放，大喊：“不能抓我妈！”其中一个大汉毫不费力地就把弟弟拨拉开，抓着妈妈的手臂就离开了……
正当我和弟弟在家里不知所措的时候,妈妈却回来了。
原来，造反派的头头认出了妈妈是受人尊重，救死扶伤的Y医生，就借口说：“Y医生刚刚生了孩子，算了吧！”让她回家了。
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家里不断有人不分昼夜地上门求医，妈妈不得不迅速地背上药箱出急诊。
那常常是妈妈刚端起饭碗要吃饭时，病人上门，妈妈不得不放下饭碗，即刻出门。或者是半夜三更人们熟睡中，我们被急促的打门声、震山的敲窗声、人们的大喊大叫声惊醒，妈妈不得不立即下床穿衣出门。
病人有石头打伤的、棍棒伤、刀伤、甚至枪伤…… 还有上吊的、跳河的、跳楼的、服毒药的、割腕的…… 妈妈忙疯了！我们几乎很少时间在家里见到她。
尽管那时做什么都要讲派性，可妈妈却能做到在工作上无视派性，救死扶伤，一视同仁。不管是哪个派的伤病员来看病，她都愿意接待治疗。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那时，有一位21岁的纺织姑娘在下夜班时，被流弹打伤了大腿，送进了石河子市第二医院。因为派性不同，医院里的医生不但不给治，还把她活活整死了。
然后，把她赤裸的尸体扔在了《阶级斗争展览馆》外的雪地上，用来当作一个阶级斗争教育课的典型示范。
我记得那时，学校里经常组织我们小学生去石河子市《阶级斗争展览馆》参观。
那次我们去参观时，她那尸体周围被圈起来的展览场地前，有一个醒目的大警告牌子。牌子上写着：“谁胆敢收尸，决不会有好下场！”
当我们被领着去观看她的尸体时，我们被警告说：“如果谁胆敢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他的下场。”
那一招真损透了！
其实，当时我看到尸体时，已被吓了个半死；再加上那句警告，我几乎当场要吓昏过去了。
尽管如此，那时我也不敢表现出一点儿害怕的样子，因为那会给我带来灾难的。
那一幕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被噩梦困扰着，至今不能完全解脱出来……
听说，后来她的尸体失踪了，被人偷偷埋葬了。偷尸人也一直没被抓住。
在“一·二六”事件后的一段日子里, 流弹常常是满天飞。一不小心被打中，只能算你自己倒霉。
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有一天，一个小学生去打水，在挑水回家的路上，被流弹打死了；小学生的妈妈听到噩讯时，当时就疯了。
十年后，我在下乡时，恰好与那位死去的小学生的妹妹住同一个宿舍。据说那时她妈妈还是精神不正常。
尽管那是一个非常混乱、好坏不分的年代，妈妈仍能够无所畏惧、处处大胆地去维护正义。
记得有一次，造反派们用了一个很大、很重、铁制的高帽子，要给一个当权派戴上游街。妈妈立即上前制止，并对他们说：“他（指那个当权派）又老又有病，你们给他戴这么重的高帽子，弄不好还没开始游街，就得把他整死了。结果，你们让他游街的目的也就达不到了。”
这不是摆明了她“保皇”派的立场，不是吗？
但是，也不知道是因为妈妈的口碑好呢，还是因为妈妈治了造反派们的伤病员，反正最后，造反派们竟然听取了妈妈的建议，给那个当权派换了一顶纸做的高帽子，带着他去游街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更疯狂了。
红卫兵们大串联回来后，复课闹革命，开始了对学校教师们的轮番批斗和打、砸、抢式的抄家活动。
一天，一群人拿锨扛镐地蜂拥到我们家门口，正要闯入家中，抄我们家，恰巧碰到妈妈出诊返回家中。妈妈一下堵住了门，质问他们是否有文件许可？
结果，有几个人认出了妈妈是Y医生，呐呐地说：“我们以为这是Y主任（指爸爸）的家，不知道这也是Y医生的家。算了吧！”
于是，那帮人就离开了。
我们家是逢凶化吉了，但是我们前一栋房子的刘老师家里被他们抄得一片狼藉，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学校复课后，我在学校里的日子就难了。学校经常在大礼堂里开全校批斗大会，各个年级的学生都必须参加。
爸爸出身地主，又有一个在台湾任国民党空军少校的哥哥（当时被人称为“国民党反动特务”），加上他担任学校教务主任一职，是专门搞业务的“白专”, 于是就成了学生们批斗的重点对象之一。
看着爸爸在台上挨斗，我头都不敢抬，真恨不得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每当批斗大会开完，我就更遭罪了。
因为我天生爱脸红、害羞，别人总认为我软弱好欺，所以，认识或不认识的学生们，都会找机会欺负辱骂我。
那时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辱骂是“地主羔子”。这洗不去抹不平的“阶级烙印”，令我深恶痛绝，也感到非常委屈。
我不明白：我没有做错什么事，为什么却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为什么？我真希望妈妈从没让我出生，来到这个荒唐的世界！
家庭出身就像是一座沉重无比的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抬不起头。我渴望着有那么一天，我能得到像大多数孩子们一样的待遇。为此，我曾在暗地里哭过无数次……
那时，我已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了。
我是五岁上学的。上学前，我上了半年的学前班。所以一年级的课我已全学过，上课一点儿不注意听讲。老师没办法，期中考试时，老师就让我直接参加了二年级的考试，想看看我的学习程度。结果，我数学考了92分，语文考了89分。
因为有答错的考题，又是我上学后的第一次考试，没人告诉我及格与不及格的事，弄得我一个假期都胆颤心惊，不知道开学后该如何再回到一年级的班里，见到老师继续上课。
没想到，开学第一天我上一年级老师那里报到，老师却要我去二年级一班报到。我以为老师不要我了，我真是吓坏了。结果老师说我跳级了，是好事。
在二年级的新班里，最小的同学也比我大三岁，还有一个留级生比我大五岁还多。在小学里，年龄大小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首先，体力相差太大。
记得那年秋末入冬之前，学校要我们二年级的学生们帮着学校食堂，将三四百米外菜地里的大白菜搬到食堂的大菜窖里入窖。
其他同学两人一组，用抬耙（与担架相似）一次就可以搬运五六颗大白菜。可我就惨了！我自己抱着一颗略小点儿的白菜，手臂还围不拢。一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气喘吁吁地，而且白菜还不停地往下直出溜……
其次，撇开学习成绩好坏不说（我的学习基础其实也并不扎实），但就社会知识和对人际关系及事物的分析辨别能力而言，我的成熟程度不过与同龄儿童相当，甚至偏低。
因而，尽管表面上我是个四年级小学生，其实在当时，我对那场翻天覆地、狂风暴雨式的运动是一点儿也弄不懂，其理解深浅程度与那些刚上学或还没有上学的儿童没两样。所以，至今有关早龄儿童上学的利弊，仍有待于讨论，但不是在这里的话题。
尽管如此，每次我在学校受了欺负,我都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也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尴尬狼狈的样子。
于是,我总是在放学回家前，先到学校旁的池塘边，洗去脸上的泪痕；弹去衣服上被弄脏的尘土；重新用手指梳理扎好两条被弄乱的小辫子；然后装着一副很“正常”的样子回家……
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里又一次无辜地受了同学们很无情的侮辱和谩骂，我的心伤透了。
我麻木地走到放学后我常去光顾的池塘边。从我的眼里望去，那池塘足够大，水也足够深得可将我淹没。
我绝望地坐到池塘边，从我的书包里拿出一本练习簿，一支铅笔，开始给当地报社写信（因为以前，那个报社发表过我的小学生作文文选）。标题是：《给所有的母亲们和父亲们》。
“敬爱的爸爸妈妈们，”我的笔开始在纸上游弋……
“我 –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八岁女孩。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我也想，像那成千上万个孩子们一样，期待着一双双欢迎拥抱我的臂膀，及一张张洋溢着喜悦的笑脸。然而现在，我决定自杀。不是因为我不爱这个世界，而是因为这个世界把我推向了地狱……”
眼泪一次次不听话地从我的脸颊上流下来，多次模糊了我的双眼，但我的笔却没有停下来。我想倾诉所有那些我不敢说，也不能哭出来的，憋了很久的好多委屈、辛酸、悲痛和不公平的待遇。
我还记得在信的最后，我写到：
“我爱鸟儿在广阔的天空上飞翔，我爱鱼儿在浩渺的大海中游弋，我爱小草在淅沥的春雨里成长，我爱鲜花在明媚的阳光下绽放，我更爱你们：我敬爱的爸爸和妈妈。
但是，亲爱的爸爸和妈妈们，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只想告诉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也爱我们的话，那么请你们不要再生我们了！
永别了！
爱你们的女儿。”
写完后，我把信一分四方地叠好。当我准备在信的背面写当地报社的地址时，突然间，我犹豫了：我往哪儿送这封信呢？在这乱世之中，有谁还敢来发表它呢？又有谁会在乎去看它吗？
我想起了住我们前排房，常和我们一起玩耍的罗国英小伙伴，她那跳河自杀的、“九.二五”起义的、旧国民党军官的爸爸；我想起了我听说过的、或亲眼看到的，那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跳河、跳楼、上吊自杀的人们……
他们 – 除了带给自己亲人们悲痛欲绝的伤痕之外，还有谁在乎他们的含冤屈死呢？他们的死又换来了什么？
难道，我也要像他们那样死得不明不白吗？如果我死了，爸爸被关，妈妈忙工作很少在家，又有谁会来管我那幼年的弟弟和我的婴儿妹妹呢？
不，我不能去死，我要活！为了我的家人，也为了我自己。
于是，我愤怒地把写好了的信，一块一块地撕成小小的碎片，将它们扔进了池塘里。我冷冷地看着它们，先是漂浮在水面上，随着水的浸泡，然后慢慢地沉入水中，消失在那深不可测的塘水之中……
我希望我的这段悲伤，也随着那些沉入塘底的碎纸片一样，永远永远地从我的记忆里消失，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我站起身，像往常一样，拍打掉弄脏我衣服的尘土；到池塘边洗去脸上的泪痕；重新用手指梳理扎好两条凌乱的小辫子；然后装着一副很“正常”的样子又回家去了……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过了几十年后，在我正在写此文的今天，这段我竭力想忘却的往事，却防不胜防地跳回到了我的脑海里，而且竟然是那样的清晰，仿佛才发生不久！
它深深地刺痛了我那在正常环境里生活了多年而已恢复了“知觉”的肌、骨、心……
我更没有想到：这种伤疤回忆竟然比那发生的年月里更让我欲哭无泪，痛不欲生。它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于是决定：一定要把它写下来。为了我们 – 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不悔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 让他们了解我们曾经走过的路而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民主、自由、安定的今天。
记得还有一次，我在学校里被几个年龄大的学生围起来。他们一边辱骂着我，一边在操场上追我，揪着我其中的一条齐腰小辫子，剪了下来。
我再也忍不住了，便一路放声大哭，往妈妈的诊所跑去。
我闯进了门诊室，见到妈妈，不管是否有病人在场，我劈头盖脸地大声责问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和爸爸离婚（那时，因为政治原因，有许多家庭在闹离婚或声明脱离夫妻关系或父子关系）？你为什么要生我？要我来世上遭罪？！”
妈妈愣住了。她立即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来安抚不停抽泣、伤心不止的我。
直到我渐渐地平静下来后，妈妈用湿毛巾为我擦干净眼泪，洗干净脸，又用手术剪刀，把我的头发剪成了一样的长度，并帮我重新梳头，扎好了两条齐肩的小辫子。
她告诉我：“妈妈爸爸生你们的时候，并不希望你们受一点儿罪。”我相信妈妈说的是真话。
妈妈还郑重地对我说：“爸爸是好人。”
“爸爸是好人。”这么一句平平常常的话，可在那个年代却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才敢说得出来的。妈妈就是敢承认她的爱，敢说这话！
“是的，爸爸是好个人。”
我记得：妈妈上医学院期间正是三年“大跃进”的灾荒年代。“大跃进”直接涉及并影响到了妈妈那十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姥爷和大舅相继饿死；除了二舅已成家留在了老家外，姥姥和妈妈其余的四个妹妹，三个弟弟和一个表妹在1958–1961三年期间，全部陆续逃荒进疆，投奔了妈妈。
当时，妈妈在外地上学。是爸爸想办法，给他们安上了户口，还给大点儿的姨姨舅舅们在乌市找上了工作，安排小点儿的姨姨舅舅们进了学校。爸爸把尕姨（五姨）放在了刚结婚的二姨家里抚养，四姨和小舅（五舅）住进了我们家里；四姨和小舅也就比我大五、六岁而已，因为他们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感觉像我们的哥哥姐姐，而爸爸对他们来说也不仅仅是姐夫，甚至胜似父亲。
姥姥更是从此视爸爸为“救命恩人”，爱爸爸胜过爱她自己的儿子，谁都不能欺负爸爸。姨姨舅舅们也都非常尊重爸爸。
还有，我生下来没多久就断了奶，妈妈把我留给了爸爸，因为她要到外地石河子继续上大学。
在那“大跃进”的年代，物资紧张且物价高涨。爸爸为了给我买牛奶和饼干，把他最心爱的手风琴也当了。
还有，一岁时我出麻疹。那时正是大修水利的时期，爸爸被调去远在几百里之外、冰天雪地的塔额草原[注4]挖北干大渠[注5]。当时的通讯也不是很方便，托儿所通知不到爸爸。
最后，当爸爸风尘仆仆、满面憔悴地完成挖渠任务，返回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大院的家中时，在婴儿床里大病初愈，因为妈妈不在身边而无人照料、双眼布满眼屎的我，见到爸爸，欣喜若狂！一声“爸爸”叫得大男子汉差点掉下了眼泪。那一幕，让爸爸终生念念不忘……
那时，妈妈护着爸爸，不但敢明着为爸爸说话，也敢公开帮爸爸做事情。
后来，所有干部都得下放劳动，爸爸被分到一个很远的连队里。又是妈妈，找到团里为爸爸说理，并将爸爸的调令愤怒地扔到了地上，扬长而去。最后，团领导不得不重新做调令，把爸爸下放到了一个离团部有两公里左右远的附近连队里。
“爸爸是好人。”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在那时，它就像一管强力胶；而妈妈就像是座中流砥柱，勇敢地撑起了家里的大梁，用这管“强力胶”紧紧地把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粘在了一起。任凭外面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我们的家就像一个防空洞，让我们在它里面疗伤，栖息，相互抚慰；为我们遮风避雨；使我们体会到了那难得的一份温馨和爱。
伤病死
做一名医生，说白了，就是整天和伤、病、死打交道。因为妈妈是医生，从小我就免不了耳闻目睹，甚至直接与伤、病、死打交道。
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老远就看见：学校的养猪老张抱着湿漉漉的小妹，气喘吁吁地跑来；看样子养猪老张已经跑不动了，小妹似乎要从他的手上掉下来。
小妹和我家住同一栋有六家门户的房子，她家住第一个门，我家住第四个门；小妹与我妹妹同岁，她俩是小伙伴。
于是，我赶紧问养猪老张：“出什么事了？”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小妹掉进河里了。”
我连想都没想，就从养猪老张手里将小妹接过来，抱着她就往门诊跑去。
一冲进门诊大门，我就大叫：“妈，小妹掉进河里了！快救她！”
我记不清是谁接过去了小妹，只记得妈妈立即将小妹放到了手术台上，开始了一系列的抢救工作。
接着，小妹的妈妈也闻讯赶来。我站在走廊里等着，看着，希望着……
可没多一会儿，我看到：一个护士对小妹妈妈说了句什么，接着，小妹妈妈就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我立即明白了：小妹没能救活过来。可我是多么希望妈妈能有办法救活她啊！
十岁的我简直不能相信，早晨离开家去上学时，我还见小妹活蹦乱跳地和妹妹玩着，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
那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我老是自责地想：如果我会溺水救护常识的话，小妹会不会救过来呢？会不会是因为我跑得太慢，耽误了救小妹的时间？还是妈妈的医术不到家？……
还有一次，我得了急性胆囊炎住进了团部医院。那时，妈妈也从门诊调进了医院的内科工作。天天来照料我的护士是位怀胎七个月左右的孕妇。
有一天早晨，那个值班的护士没来送药。接着我听说：她出事了！
原来，在她值班时，要给一个病人打点滴。她在没有做皮下过敏测试的前提下（因为那时只要求对青霉素做皮下过敏测试，而对其它抗菌素并没有这项要求），就直接在病人的点滴液里加进了四环素针剂。没想到那个病人对四环素过敏，十五分钟不到就死了。
于是，病人家属聚集多人来到医院里闹事，那个护士不知是因为病人出事时跑得过急了呢，还是因为病人家属闹事受了惊吓，结果流产了。据说还是一对龙凤双胞胎，手脚眼鼻都看得很清楚了。
就这样，一天的功夫还不到，三条人命就没了。
其实在出此事故之前，妈妈也只知道：小儿吃四环素，会导致恒齿黄染、牙釉质发育不良和骨生长抑制的现象；而四环素过敏的病人多为皮肤出现斑丘疹和红斑，不会导致生命危险。所以，妈妈真正得知四环素过敏的危险性，其实也是从那次医疗事故中得知的。
庆幸的是：那件事与妈妈没关系。但那次事故使我对医生人命攸关，责任重大的工作性质，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但这里我更想讲给大家的是：妈妈如何拯救我这个病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待我给你从头说起……
“一百号”
上中学时，我们每年都要在夏秋两季分别下连队支农。秋收期间要下连队一个月，帮连队割甜菜，拾棉花或收玉米；夏收期间要下连队两周，帮连队割麦子或收“一百号”。
“一百号”就是罂粟。
罂粟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叶片碧绿，花朵五彩缤纷，茎株婷婷玉立，蒴果高高在上。
在收获罂粟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采集各种各样的罂粟花瓣，加进书页当中，作书签用；但从罂粟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可加工成鸦片、吗啡、海洛因。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收获罂粟的工作总是让学生娃娃们做，以防成年人做手脚；罂粟的种子罂粟籽是重要的食物产品，其中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油脂，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做面包和点心上，甚至用在拌沙拉的调料里。
罂粟籽吃起来就像吃炒熟的芝麻，特香！
每当收获罂粟的季节快结束的时候，会有许多成熟了的褐色干蒴果。一个个的干蒴果就像小铃铛似的，里面装满了罂粟籽。
我们总是边收罂粟的汁液，边偷吃干蒴果里面的罂粟籽。大概是我们又要忙着做工，又怕被人抓住偷吃的原因，我们总是狼吞虎咽地囫囵往下咽罂粟籽。结果，那时我们排泄的都是一粒粒的，没有消化的罂粟籽。
“罂粟”两个字太刺耳。因为人们一听到罂粟，就会联想到大烟、毒品。每年让我们这些谙不经事，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娃娃们离开家去收罂粟，未免让人听起来觉得不近常理、太“别扭”。
所以，为了避免“树大招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学校要求我们“必须”用别名“一百号”取代“罂粟”，并且说：“不要问为什么，因为这是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这四个字很起作用，它不但封住了我们的嘴，而且把我们唬弄得神神秘秘地，颇有一种肩负国家使命感的荣耀。
收“一百号”是一种很繁琐的工作。一天要早晚收两次。
因为我们要收的是从蒴果上提取的汁液，要保证“一百号”能溢出多量的浆液，它的每条埂子里必须像水稻那样始终有水；而且，要保证浆液在变干之前就能收集起来，收集时就不能有强烈的阳光。
那时，我们的作息时间是：黎明三点半起床，吃早饭，下地；九点收早工，回去睡觉；下午两点半起床，吃中午饭，下地；八点收晚工，八点半吃晚饭，睡觉。
我们睡的“床”是用麦草铺的几十个人睡在一起的大地铺。在一般情况下，所有的男生都睡在连队的食堂里；所有的女生呢，都睡在连队的大会议室里。
收“一百号”是三人一组的合作活：一人领先，用刀片围着绿色长圆型的果壳刻划一圈，专管割左右两行的蒴果；两人在后，各管一行，一手持着一个像喝Espresso咖啡杯一样大小的铁皮杯子，另一手用食指将泌溢出的乳白色浓稠浆液，收集在小杯子里。
收集到小杯子里浆液稍干燥就会变褐色，直至彻底干燥变成黑褐色沥青状（生鸦片）。浆液散发着一种很强的，难以形容的怪味。
每次收工时，若有人能收集到两满杯浆液，就得算是最高纪录了。在收获季节快要结束时，我们最多才能收到半杯浆液。
还有，“一百号”的浆液沾到衣服上就洗不掉了。在衣服上的浆液干燥后变成黑褐色沥青状，弄得衣服斑斑点点的很难看。
所以我们一般都穿上旧衣服去收“一百号”，而且用完后，都专门收藏起来，留着明年收“一百号”时再穿。
收“一百号”也是一种很艰苦的工作。
首先，我的头号敌人是蚊子。
因为，有“一百号”的地方就会有水，而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无数个像轰炸机似的、围着你飞个不停的蚊子。如果我们忘了抹防蚊剂的话，就会被蚊子咬得满头满脸满身都是大包小包。有时，双眼全被蚊子咬了，肿得就剩下一条缝。甚至，在防蚊剂没有抹到的地方或抹上的防蚊剂时间过长失效了，也会遭到蚊子的猛烈攻击。
尤其是我这个人特爱招蚊子。不管我是用透明纱巾全部罩住头部也罢，还是多次反复地抹防蚊剂也罢，蚊子还是隔着衣服和纱巾咬得我奇痒难熬，苦不堪言，只想哭。
但是，眼泪也只能在眼眶里悄悄地绕几圈，我还得赶紧地眨巴眼睛，快快地把眼泪眨巴回去。以防让人看见我掉眼泪，又要说我“娇气”了，或是“资产阶级小姐”了。
其次，收“一百号”最潜在可怕的是潮湿和冰冷。
尽管我们都得穿胶鞋下地，但晨露不但能将我们全身打个透湿，并透过我们的湿裤子，渗进胶鞋里面，弄湿袜子。而且我们脚下趟的是那从雪山上融化下来的水，冰冷刺骨，直透脚心。
这种潮湿和冰冷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五个小时收工后。每当我们收早工时，每个人的全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也就是这种潮湿和冰冷导致我差点儿丧了命……
在第三次（年）收完“一百号”回家后，我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我全身所有的关节变得红肿，浑身上下感觉都是酸、胀、痛，没有一处不难受的。我不能下地走路，沾地的每一个脚关节都会痛得让我直冒汗；我不能张嘴说话或吃饭喝水，每一次下巴的张与合都会牵动我的颞颚关节，痛得我眼泪直流；我睡不成觉，每一次翻身都会痛得让我从睡梦中醒来。
我得了「急性全身风湿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就可能直接导致「风湿性心脏病」。
妈妈着急了。她除了亲自给我打针、抓药外，还骑着自行车，每周两次带着我去石河子市医院做理疗。
我的脑海里永远记得这样一个画面：在大雪封路的时候，我痛苦地坐在自行车后座，紧紧地抓着妈妈的后背衣襟，妈妈则坐在车座上，艰难地上下弓着身体，用力踩着脚踏板，口里吐着白白的雾气，载着我动不了的身体，一趟又一趟地，去几公里外的医院做理疗……
妈妈不放弃，要救我。让我感恩终身！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的病开始好转了。但一逢阴雨天，又会发作。
那时正是“赤脚医生”，尤其是针灸盛行的年代。当时宣传针灸“灵”得能让“千年的铁树开花，聋哑人开口说话”。
于是有一天，妈妈下班回家，给我带回一套装有大小不等银针的针灸盒，一盒酒精棉球和一本学用针灸的书。妈妈建议我学针灸给自己治病。
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从此，我开始了持续多年在自己身上学扎针治病的“乐趣”……
我知道这CND上名医专家不少，像力刀、彦医、清医、凌医等等, 我这个医学外行在这里大谈病例,实在是班门弄斧。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1975年，也就是下放劳动干部解放不久，我们家随着爸爸又调回了石河子市。爸爸在师范学校里做教师工作，妈妈在那里做校医。
师范学校离市医院也就五分钟的路，学生们一旦有急诊或疑难病症就直接送医院了，因而妈妈的工作也就变得简单轻松而有规律了。
尽管父母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一直住到他们退休，移民去澳洲，但因为生活平淡多了，加上我也随后离家下乡，上大学走了，因而能让我记起来稍有意义的故事也就不多了。
也正是因为父母回到了石河子市，我被归为兵团的知识青年，被分配到离家有一、二百公里远（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反正是解放牌汽车要颠簸着跑上10-12小时的路）的连队里下乡锻炼。
我随身带上了妈妈送给我的那套针灸盒，酒精棉球盒和那本针灸书。
结果下乡后，我那自学的针灸手艺不但帮我解决了常常发作的关节疼痛和胃痛（我在中学时还得了胃溃疡）的毛病，在一起的知青们看着我老在给自己扎针，所以，当她们头痛、牙痛、经痛时，也来找我，自报奋勇地让我在她们的身上做针灸“试验”。
也不知是因为长期针灸疗效的作用呢，还是因为环境或心情转变好了的原因，总之，18岁之前，我是大病小病不断。但自从上了大学后，尤其是移民到了澳洲后，我的那些病也很少再犯，几乎随之消失了。还有，那一年半的下乡生活，竟然把我锻炼得黑黑胖胖的，使我顺顺利利地通过了上大学的体检。这应该算是我下乡最好的收获吧！
现在如果你想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的妈妈美？
那么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因为妈妈的美不仅体现在她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妈妈美在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待人诚恳公正，一律平等；对事业正直踏实，勤勤恳恳；对爱情忠诚勇敢，始终如一。
所以我说：我的妈妈最美，那是因为她的最美之处在于她的心灵！
【注释】
[注3] “石河子1.26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持。造反派4000余人，冲击武装部门，夺取枪支。零点，双方开始枪战。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枪战在白天再一次发生，从武装部门一直打到公共汽车站。此一战役，双方共死24人，伤74人。官方称此事件为石河子“一·二六”事件，坊间称为”文革第一枪”。
[注4] 塔额草原位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塔城地区上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市区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637公里，距自治州人民政府所在地伊宁市832公里，距巴克图口岸17公里。塔城地区是一个边境地区，所属的五县二市中有四县一市属边境县(市)。边境线长达546公里。塔城地区辖塔城市、额敏县、裕民县、托里县、乌苏市、沙湾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区内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八、九、十师所属的36个农垦团场。
[注5] 北干大渠位于额敏县县城以北12公里处，土尔宫向阳，东起额敏水库（169团），西至额敏郊区乡霍斯吉拉村，是额敏水库的输水干渠，全长35公里，最大过水量10立方米/秒，可灌溉15万亩良田。修北干大渠时，正处于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职工吃不饱肚子，只好用黄豆秸、玉米杆加工成淀粉充饥，以白菜汤、甜菜渣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 背红柳和梭梭柴做饭。他们在修渠的工地上，数九寒冬住帐篷、地窝子，睡麦草地铺。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情况下，穿着棉袄、皮大衣,两人合一个被窝，用自身的体温相互取暖。六十年代初期修建这样的大渠，非常艰难；他们是在零下30～40度、积雪60多公分深、天寒地冻、白雪茫茫的戈壁滩大草原上施工的。在这自然条件和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凭着军垦战士吃苦耐劳的精神，全靠十字镐、铁锹、坎土曼、抬把、筐子等简陋的工具，凭着肩挑手挖的笨重劳动，完成了这项水利工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