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婚
地窝子里的新娘与新郎
“饿狼”
谈到“狼” – 别忘了，尽管当时姑娘们还蒙在鼓里，其实她们参军进疆的“使命”就是要嫁给那些“虎视眈眈”，像“饿狼”似的上万名男官兵的。
因为“僧”多“斋”少，能让组织出面“谈话” (做媒) 的，必须是至少要有五年以上的军龄，而且是根据进疆女子人数的多少，从军、师、团、营级逐渐降至到连排级的干部们，才有资格考虑。
那么，不够格的男官兵们就只有眼馋流口水的份了。所以，如果姑娘们稍不留心，她们也难免遭到那些饥不择食的“饿狼”们的攻击。
一天晚上，场部放苏联电影。大家吃了晚饭后，都去看电影了。只有一个姑娘因为想家加上来“例假”，身子不舒服，没去。结果被一个“九.二五”[注1]起义的国民党男兵强暴了。
虽然后来，那个男兵被送进了监狱，但那个事件着实给所有的姑娘们敲响了警钟。
丽芳姑娘
然而，躲得过暗的却躲不过明的。一位曾与妈妈在团部图书馆工作过的山东姑娘，高小毕业，名叫丽芳，被团里一个保卫股长看中了，组织便出面找她“谈话”。
丽芳姑娘和妈妈一样，皮肤白晰，一双大眼睛水灵动人。常言说：“一白遮百丑”，中国人特别喜欢白皮肤的姑娘。
尽管丽芳姑娘就比妈妈大一岁，但因为她167公分左右高挑的身段，在众多平均155公分身高的姑娘中，鹤立鸡群。
唯独有一事，使她感到比别人矮一头：她家庭出身是地主，而且她父亲在土改时被镇压了。
看中她的那个保卫股长比她大近二十岁，并刚与患有精神病的老婆离婚，带着两个与前妻生的孩子。
在当时，尤其是对早期进疆的湘女们和鲁女们，组织是以18岁为准做为女子的出嫁年龄来找你“谈话”的。
一旦姑娘被组织看上，就别无选择了。更有甚者，有些姑娘已经有了自己的意中人，组织上也会想法拆散他们，那些“拿枪的官”竟然会拔枪要挟，强行成婚。
1951年3月，在哈密，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大怒，拔枪打死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高中毕业，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结果她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由此对于“组织婚配”之事，大家总结了一条规律：姑娘相貌越漂亮，文化程度越高，就越易被年龄悬殊的高职位军官看中，因而内心就越痛苦。
妈妈一直记得丽芳姑娘新婚的那个晚上：无助的她里三层外三层，穿了几条可以找着的裤子，希望这些“裤子”能保护她。但她最终也没能逃脱直接做后妈，然后又为妻为母的命运！
她后来和那个保卫股长生了三女一男: 秀丽, 晓丽，巧丽，冀平。
最不幸的是：婚后没几年，在1958年至1960年大炼钢铁的大跃进年代中，那个保卫股长被炼钢炉砸伤了腰，从此全身瘫痪，终生残废。这个才二十几岁的女人不但就此终身守“活寡”，而且还得一辈子给她的丈夫沏茶烧饭、打针送药、捶腿按摩、抱上抱下、洗身擦背、端屎端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后来，丽芳阿姨的一家竟然与我们家同住在一个团部里，那个保卫股长也因祸（工伤）得福而升职为团政委了。她的女儿晓丽和我同校同级但不同班。当时什么都不懂的我，耳朵里已灌满了大人们对丽芳阿姨命运的同情与悲叹！
我于1992年、1997年两次回中国都见过晓丽。她是1982年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广州大学教英语。
2002年,妈妈回国专门拜访了她的老战友丽芳阿姨。听说丽芳阿姨唯一的儿子冀平不幸车祸死亡。而丽芳阿姨正在写她自己的回忆录，准备出书。
我承认，在当时，组织安排那些姑娘们，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姑娘们嫁给“大官”们，确实是一条“上等之策”。尽管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但她们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也都默认了。
那些嫁给“大官”的姑娘们，在他人的眼里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她们不仅能一步登天，摇身一变为官太太，人上人，享受特权待遇，而且她们的三亲六姑，儿女子孙均能鸡犬升天。但是，究竟这杯酒酿得是甜还是苦，也只有喝酒的人才知个中滋味。
其实,有关“组织婚配”这事，是我一直很疑惑的问题。
据史料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从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而且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注2]。
其《婚姻法》的主要思想是倡导大家：“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
其中第二章第五条提到：“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第二章第六条提到：“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但是事实上，据妈妈回忆，《婚姻法》却是从1954年后才开始实行的。
因为，那年妈妈满18岁。她不但不用再担心“组织谈话” 了，而且还允许自由恋爱晚婚晚育了。甚至有些姑娘在老家找了对象，就直接转业离疆嫁回老家去了。
五十年代时的结婚证书
妈妈
妈妈人长得漂亮出众，自然不乏众多的仰慕者或追求者。那时，有个师政委很喜欢妈妈。每次他下到团场里开会，总点名妈妈去做他的会议招待员。而且他还想调妈妈去师部做他的秘书，但妈妈怕她胜任不了那个职务，就婉言谢绝了。
在农场里，不管妈妈是做图书馆员也好，或是当护士也罢，常常会有些男官兵们，有事没事找个借口，到妈妈那儿借书或看病，顺便悄悄递上他们的情书。因为当时妈妈不想在新疆长期呆下去，打算转业后嫁回青岛郊区的老家，所以，对于他们的暗示，妈妈丝毫不为之所动。
后来，妈妈被缠烦了，就直接把那些写给她的信上交，给了团政委，让团政委转告他们：“小姑娘（指妈妈）还太小，暂时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这样一来，有团政委做挡箭牌，妈妈既不得罪那些个“官儿们”,也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妈妈从小渴望上学，可是中国的北方人一般指望着女孩早早帮家里做家务，不兴送女孩进学堂。但妈妈就是不信这个邪，偏偏要上学。
姥姥说，妈妈为了能上学，竟然剃掉了一头秀发，“女扮男装”地上了学。因为当时妈妈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加上妈妈曾跟着做账房先生 (妈妈的家乡称为“乡月”) 的老姥爷学了点认字算账，所以妈妈是从二年级直接上起的。
后来，因为家穷，孩子多，妈妈只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
在农场的工作中，妈妈不但手脚利落，聪明能干，吃苦好强，而且待人热情，直来直去，泼辣豪爽。
在做护士工作时，她深受大家欢迎。手术台经常点名要她去做帮手；病人家属们做了好吃的，也叫妈妈同去享受；尤其是在秋收支农下连队拾棉花时，妈妈总是比别人早起床，提前下地，加上她手快，有时，她能一天收上180～200公斤的棉花呢。为此，团场授予了妈妈三等功的嘉奖。
尽管妈妈落脚新疆后并不安心，但她也没忘记找机会圆她的上学梦。
1955年，妈妈进疆三年后，部队也开始陆续集体转业了。
这时，妈妈听说一百公里外的农八师师部石河子市将要成立一个新疆军区速成中学，并且此校正在招生。学校只招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或劳动模范，而且人数指标已分配给了各个团场，妈妈所在的团场自然也不例外。
“速成中学”，简称「速中」，顾名思义就是用极短极快的速度，达到中学毕业生的同等程度。
这时，妈妈正好刚刚立了三等功，加上一个对妈妈有“意思”的团干部的推荐，1955年11月，妈妈坐上了驶往石河子市的便车，终于如愿以偿地去「速中」报到了。
然而此时的她并不知道，这个新的终点站将会是她脱茧而出，从大姑娘变成“为人妻，为人母”的起点……
那是在「速中」的一场舞会上，妈妈正想着像以往一样找借口 – 不会跳舞，想溜号，她的同乡、同学加好友，引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数学教员，来做妈妈的舞伴。
这位教员同时也是那个好友的湖南男朋友的同乡、同事加好友。
这位教员不但有着一副体育运动员英俊健美的身材 – 爱好翻双杠（曾在西北军区体育运动会上参加过比赛），喜欢打排球，而且还多才多艺。他会拉手风琴、吹口琴、爱唱歌，有着一副天生带磁性而富有吸引力的男高音歌喉。
他以娴熟的舞步，轻柔的舞姿，带着妈妈在舞池里旋转……
其实，这位教员早在他上中学时，他那位在空军当少校的哥哥，就从上海寄给了他许多当年时髦的唱片。伴着那些美妙的音乐，凭着他对音乐的爱好，他早已无师自通，学会了各种不同的交际舞步了。
这位风度翩翩而又活泼开朗的教员，一下子就吸引了妈妈的注意力。当然，那位教员对妈妈的美丽也难以忘怀。那场舞会给他俩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那是一位来自二部（初中级）的教员，而妈妈上的却是三部（高小级）。
因而，舞会后，他们就像“擦肩而过”似的，各自分道扬镖，继续行走在与对方平行的轨道上了。
1957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自然不甘落后，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立即响应并说：“现在兵团抓生产建设是个大事。老干部们需要下农场搞增产，而不是学文化。就让给他们的儿子孙子们学吧！”
于是，1957年3月，「速中」解散了。妈妈也不得不返回安集海，继续做她的护士。
看样子，这学校总是和妈妈过不去。她越想上学，学校就越“躲”着妈妈。妈妈还梦想着在「速中」上到高中毕业后，然后再报考大学呢，结果倒霉，让妈妈碰上了一个“半路夭折”的学校。
但这「速中」也不是“白”上的，妈妈回去后，还“升官”了呢，当上了护士长。
不幸的是：这「速中」上的，勾起了妈妈的上学“瘾”。
自从返回安集海后，她就从没停顿过发愤自学。她早把想回老家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她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那就是一定要上大学，上医学院。她豁出去了！
1958年，她从党内秘密会议里得知了一个让她非常失望的消息：她再三请求上医学院的愿望被她的卫生队长在会议上卡住了！其原因是：她做事手脚麻利，多受好评。卫生队长非常赏识她。他怕妈妈上了四年的医学院毕业后，就远走高飞不回来了！
后来没多久，卫生队决定从团部医院调离妈妈去团部附近的一个营部卫生所工作，并批准了妈妈一周假，以做调动准备工作。
这时，妈妈开始想：何不利用这一周假，为实现她上医学院的愿望想办法做点事呢？她明白：如果是继续工作在那个卫生队长的管控之中，她想上大学是不可能有指望了。那么，要想达到其愿望的第一步，就得摆脱那个卫生队长。
卫生队长一职是团部卫生方面的最高职位。团部医院及门诊、营部卫生所均在他的管辖之内。所以，要想摆脱他，就必须想办法离开安集海。
可是，怎样才能首先得到团干部的准许，顺利调离安集海呢？她非常非常地想找个知心朋友商量一下。
这时，她想起了她的那位「速中」同乡好友，她叫邱金环。
金环阿姨那时刚与那个「速中」的教员结婚，随着男方调到了乌鲁木齐市。当时妈妈还没有得到金环阿姨的新地址。这可怎么办呢？
于是，妈妈又想到了一个间接的人 – 那位曾在「速中」与她跳过舞的，现住在乌鲁木齐市兵团司令部的「速中」二部数学教员。
因为他与金环阿姨的丈夫是同事。如果先找到那位教员，不就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金环阿姨，是吧？
其实，妈妈离开「速中」半年后，金环阿姨就正式为妈妈和那位「速中」二部数学教员牵针引线，做起了“红娘”。因而，他们便开始了相互了解式的信件往来。
妈妈的性格一向很独立，最不愿意做个“花瓶”官太太，为沾“官”的光而失去自我；或因为要“感恩” 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当然那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是贫农出身，可以使她有“资本”追求她的理想。她渴望上学，喜好读书，更喜欢读书人。遗憾的是那位教员太“书生气”了，一点也不大胆主动，他们的关系至今还没有最后正式确定而明朗化。
然而，说到这里，你们大家大概已经猜出来了吧。那位数学教员不是别人 – 正是后来我的爸爸。
爸爸来自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参军后，他一直是个“文官”，在第一野战军四军西北军区部队干部学校和速成中学里做文化教员，给大首长们上课，教他们文化。
爸爸是个很单纯的高中毕业生，在部队上，他积极要求上进，曾荣立二等功，并得到过部队上的多次嘉奖鼓励。为此，部队还保送他上了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由四大军区（华东，东北，西北，志愿军）选拔出来的文化教员组成的，位于南京大学旁边的一所军区师范学院，学习他喜爱的数学专业。
1955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屯垦戍边，部队开始陆续集体转业。这时，爸爸早已经从南京军区师范学院毕业，分别在宝鸡西北军区第二速成中学（公安速中），西安陕西军区干部轮训班任教。
当时，那些转了业的大部分高级干部多数是“泥腿子”农民出身，“只会打仗不识字，拿笔难过拿刀枪”。因而，能让这些干部们迅速提高文化水平，成了一件急迫而重要的大事。所以组织上急需一大批知识分子，去帮助这些干部们提高文化，尤其是边疆。
由于爸爸的家庭出身问题，部队就借坡下驴，将他从陕西西安市调离去了新疆石河子市，去那里筹建一个将要成立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速成中学，到那里做文化教员。
爸爸到那里没多久就脱了军装就地转业了。尽管爸爸穿军装的瘾还没过够呢，但没办法，大家都得脱军装，他不脱也不行。
后来，「速中」解散了，爸爸又被调到了乌鲁木齐市兵团司令部，在那里做司政（司令部和政治部的简称）机关业余学校的教员。
想到可以先找到爸爸，妈妈便坐不住了。而且说不定爸爸就可以帮她想办法，因为妈妈早已对他有好感了；如果不行的话，再找好友金环阿姨不迟。
妈妈本来就是个急性子人，常常是：说风就是雨，有事不隔夜。恰好这时是妈妈等待调动的假期期间，走哪儿都不用向单位请假；并且去乌市有256公里，得用大半天的车路时间；何不尽快行动呢？
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立即上了就近的马路上，拦住一辆去乌市的便车。当天下午，她就拿上爸爸的地址，找到兵团司政机关的大楼门前。
兵团司政机关是兵团大首长们办公的地方，门口上自然少不了哨兵警卫。于是，一位站岗的警卫把妈妈领到了爸爸的办公室。
爸爸见到妈妈的到来颇感意外。待妈妈坐定，问清来由后，爸爸便自愿帮妈妈想办法。
他询问了他的有关组织部门得知：一旦他们能确定关系而结婚的话，妈妈就能名正言顺地调离安集海。
其实，妈妈早就中意爸爸了；而爸爸呢？如果不是学校脱不开身，爸爸原本打算那个月底去看妈妈的。所以，爸爸妈妈也就差这 “捅破窗户纸” 的最后一步了！
当时，部队的单身男方允许结婚的条件是：要有五年以上军龄，必须是连级以上的干部才给予考虑。那时，爸爸已满七年军龄，而且也属连级干部，完全符合当时部队对男方结婚的条件标准。
于是，水到渠成，爸爸便立即叫兵直（兵团直属机关的简称）党委办公室主任给妈妈所属的农八师二十二团团政委打了一个电话，告知妈妈要和爸爸结婚的喜事，妈妈的调动之事便当即一锤定音！
随即，他们便趁热打铁。星期五，1958年5月23日，恰好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6周年的纪念日 – “吉日”（好记），爸爸妈妈领了结婚证。
他们的新房就安在兵团司令部的大院里。新房里的所有家具就是：一张由俩张单人床合并起来的床；和一张从办公室里搬来的办公桌。
当晚，他们在爸爸所在的兵团司政机关业余学校的办公室里，摆上了糖果和瓜子，由当时学校的秘书韩质朴做证婚人主持婚礼，十多名学校教员带着他们大家凑钱买来的礼物 – 一个四角镶有银色花边，对角镶有四个银色大字：“互敬互爱”的大梳妆镜，前来参加了婚礼。
爸爸妈妈就在这场简简单单，热热闹闹的婚礼中举行了他们的结婚仪式 – 他们结婚了！他们俩人的“平行轨道”终于被“扳道岔”（结婚）会合于一点了。
那个唯一的结婚礼物：大梳妆镜，想必是爸爸妈妈的最爱。因为它一直摆在家中，用到了爸爸妈妈离开中国，移民到澳洲前的最后一刻。
记得在中国的那个时候，每天我们大家洗漱穿衣都少不了照几次镜子，自然免不了天天与“互敬互爱”照几面。那四个银色大字：“互敬互爱”就像爸爸妈妈和我与弟妹们的座右铭似的，不仅深深地刻进了我们的脑海里，而且爸爸妈妈相互之间也躬身力行到如今。
婚后是个周末，妈妈立即返回安集海，拿上了她的行李，便一路无阻地离开了安集海，顺风顺水地调到了乌市皮革厂，从星期一开始上班，继续做起了她的护士工作。
这一周像似一个人生变幻镜：妈妈爸爸从单身变成了一个家；妈妈从二百公里外的团场做护士长“变”到了在乌市皮革厂重新做护士；瞬间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样的人生奇迹，也只有像妈妈这样干脆利落、大胆爽快的人能在短期内创造得出来。
总之，妈妈与那些参军进疆的鲁女们相比，是一个极幸运的人。因为她不但找到了她自己的真爱，而且她还能果敢地紧紧把它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结婚后，爸爸就义不容辞地在业余时间做起了妈妈的“免费特殊私人教师”。
爸爸忙忙碌碌地为妈妈搜集教材，耐心辅导；妈妈更是挑灯夜战、发愤自学；他们一起努力学习，共同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好“教师”加上聪明好学的好“学生”，没过多久，爸爸就帮助妈妈在短期内达到了高中毕业生的中上水平。
次年9月，妈妈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被成功录取，进入了她梦寐以求的新疆驻石河子市第二医学院，在唯一的一个带薪上学的班里，当上了一名第九期的学员（其它班级主要是由高中毕业生组成– 他们都是些不带工资的大学生）。
（待续）
【注释】
[注1] “九.二五”起义是指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前夕，陶峙岳所统属的国民党驻疆部队共3个整编师、10个整编旅，合计7万余人。于9月25日，陶峙岳率部发出起义通电，史称新疆“九.二五”起义。
（https://www.xyscnet.cn/a/shenmibingtuan/lishi... 参考日：2011年7月8日）
[注2]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https://baike.baidu.com/view/9433.htm 参考日：2011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