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论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这篇文章接续以前的两篇短文【1,2】继续介绍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最后一章(第三十章)。在给出1800年以前(即工业革命以前)的政治发展模型以后,福山接着考虑现代发展模型。我仍然用前两篇文章的方式(尽量使翻译易懂并略去比较难而不关键的段落,和略去示意图)。这篇文章包含这一章的两节,用红字标示一节的标题。第一节讨论国家建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节有许多变数(或称维度),分许多小节考虑两个或多个变数如何影响,以黑字标示小标题。

    在现代条件下的发展

让我们现在考虑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发展的各维度(即变数)如何相互影响。最重要的变化是现代的经济可能出现持续增长,这几乎决定了发展的所有维度。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仍旧存在,但是这远没有增加人均产出的政治改变更重要。另外,民主与国家建造和法治一起成为政治发展的组成。已经有不少实证研究以建立现代社会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下面总结一系列这类关系。

   国家建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强势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学家保罗-考力厄已经证明这条规律的反面,就是说国家的垮塌、内战、与别的国家的冲突对增长有很大的负作用。二十世纪下半叶非洲的贫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非常微弱,常常垮塌和不稳定。建立一个国家除了可以提供基本秩序外,它的较高行政能力也与经济增长有关联。这对于低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更为明显。对于较高收入的国家也正确但是效果不显著。也有大量文献把好政府联系于经济增长,但是好政府不容易定义。

虽然强大且一致的国家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早就知道,它们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并不总是清楚。经济学家杰夫瑞-萨克斯认为经济增长导致好政府,而不是好政府导致经济增长。这在逻辑上有一定道理:政府需要资金。贫穷国家有很多腐败的原因是国家无法付给公务员足够的工资来养家,因此这些公务员接受贿赂。在2008年人均的政府开支在美国是17000美元,而在阿富汗只有19美元。因此一点也不奇怪阿富汗国家比美国虚弱的多或者接受大量援助却腐败严重。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经济增长没有产生好政府的例子,而是相反好政府促使经济增长。例如考虑南韩和尼日利亚。1954年朝鲜战争刚结束,南韩的人均产值比尼日利亚还低。尼日利亚1960年从英国独立。以后50年中尼日利亚从石油出口得到三千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它的人均产值在1975年到1995年反而降低了。与此对照同时期南韩人均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以至于到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时南韩已经成为世界第十二大经济体。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差别几乎完全是因为南韩有优越的多的政府。

    法治与增长的关系

在学术文献中,有时法治被认为是执政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法治和执政被认为是发展的两个维度(这是这本书采取的)。本书十七章指出法治的关键与增长的关系是财产权和契约的执行。有许多文献显示存在这种联系。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关系理所当然。但是并不清楚这种普遍的同样的财产权对经济增长一定必要。许多社会中只有精英才拥有持久的财产权,这至少足以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使经济增长。另外,像现代中国存在“足够好”的财产权但是没有传统上的法治也能有很高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关系

最早社会学家赛貌-李普赛五十年代末期提出民主与经济发展有相关关系。在那以后有许多民主与发展的联系的研究。经济增长与民主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的 — 就是说更多的增长不一定产生更多的民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巴柔证实在低收入时这种相关比较强,高收入时这种相关比较弱。一份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的最全面的研究指出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可以在任何经济发展水平上发生但是如果在人均产值较高的水平上转型就非常不容易逆转。

虽然经济增长大概有利于民主稳定,但是是否有相反的联系还非常不清楚。我们可以考虑威权政府的例子,民主转型前的南韩和台湾的经济增长,和大陆中国、新加坡、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政权下的智利。所以,有一个条理分明的国家和合理较好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不清楚民主是不是也有同样促进经济作用。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或者民间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许多经典社会理论把现代民间(或公民)社会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指出市场的增长与社会分工有关:当市场扩展而企业扩大经济规模时,社会更专长化,新的社会团体出现。现代市场要求工作具有流动性和公开性,这侵蚀了许多传统的社会权威,迫使代替它们的新社会团体更灵活、自愿。扩展的劳工分工导致社会转变是十九世纪思想家例如马克思、麦克斯-韦伯、艾密尔-德科海姆(Émile Durkheim)讨论的中心。

    社会动员与自由民主制的关系

从托克维尔开始,许多民主理论辩称如果没有一个强有生命力的公民社会现代自由民主制无法存在。社会群体的动员让弱势人们联合他们的利益从而进入政治体系里。即使自愿团体不直接有政治目标,他们的组织也使他们有合作的能力 — 这也被称为社会资本。

前述这种相关把经济增长与稳定的自由民主制联系起来的渠道是假定通过动员:经济增长需要新的社会演员出现,他们会要求在更公开的政治体系里有代表,从而产生民主转型的压力。当政治体系能够结合这些新的演员并把这些制度化了,就成功进行了民主转型。这正是二十世纪初期英国农民运动和瑞典的社会主义政党经历的,也是1987年南韩在军事专制倒台时所发生的。

一个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也可能对民主产生威胁,甚至可能导致政治衰退。以种族自大为基础的团体散布不容忍; 利益集团可能投资在零和寻租上; 在经济和政治上过度政治化而削弱民主机制的合法性。社会动员可能导致政治衰败。亨廷顿的过程即政治机制没有能适应新社会演员们的参政要求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发生了,高度动员的社会团体推翻了选举产生的总统。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历史上在民主的兴起与自由主义的法治的兴起之间一直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在二十七章看到,问责制政府在英国的兴起与保卫普通法上不可分开。扩展普通法以适用于更多的公民一直是英国民主的关键。这种联系一直到1975年的民主第三波,那时共产主义专制的垮台同时导致民主选举和产生宪法政府以保护个人权利。

    对于理念、合法性、以及其它发展的维度

与合法性相关的理念有它们自己的发展逻辑,但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对它们也有造型性的影响。没有曾在伦敦图书馆当时不出名的马克思的写作二十世纪的历史会十分不一样。同样1989年的共产主义的垮台基本上是因为世界上很少还有人继续相信它的基础理念 — 马克思列宁主义。

反过来,经济和政治发展会影响人们认为合法的某些理念。(法国革命时)对法国人民来说人权更为合理因为在法国十八世纪末期已经发生的阶级结构变化和新兴的中产阶级有高涨期望。1929-1931年发生的惊人金融和经济危机破坏了某些资本主义机制的合法性,导致国家较多控制经济的合法性。后来福利国家的增长和经济的停滞和通货膨胀准备了八十年代保守派里根-撒切尔革命的基础。同样,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实现它的现代化和平等的诺言使在共产主义下生活的许多人的心目中丧失了信用。

经济增长也能够使帮助成功和促使增长的政府得到合法性。许多快速发展的东亚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虽然没有自由民主制但政府保持了人民支持。反过来,经济危机或经济管理不当导致经济增长的反转或造成不稳定,例如1997-1998年印尼专制政权下的金融危机。

合法性也依靠公平分配增长的好处。如果增长的好处都为社会上层的一小部分寡头所占,社会团体常常会动员起来反对这个政治体制。这正是墨西哥在坡非日哦-戴艾兹专制时期发生的事。戴艾兹在1876-1880和1884-1911两段时期统治墨西哥。墨西哥的国民产值在这段时期增长很快但是只是富有的精英才有财产权。这给墨西哥的1911年革命和长期内战和不稳定准备了条件,社会下层为他们能够分到国家增长的一份而战。更近一些,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民主体制的合法性被代表贫穷和被边缘化的民众的政治领袖所挑战。

  现代发展的范式(PARADIGM)

发展的不同维度之间的许多联接意味着存在着现代化的许多可能途径,其中大多数在马尔萨斯世界时不存在。让我们以南韩为例子。许多发展的组分在南韩的例子中是特别有利的。

南韩在朝鲜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政府。它从中国接受了一套儒教传统并在日本殖民时期(1905-1945)已经建立了许多现代机制。这个国家在朴正熙(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领导下采取了工业政策推进快速工业增长。南韩的工业化使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变成一个主要工业化强国。这驱动了新社会力量的动员 — 工会、教会、大学生、和其它公民社会成员,这些在传统韩国社会中并不存在。在1980年光州大屠杀以后,全斗焕军事政府开始去军事化。前面提到的团体开始要求军人退出政治权力。在美国温和轻推下,这些在1987年发生了,第一次民主选举总统在南韩举行了。南韩的快速经济增长和民主转型有助于加强政权的合法性,这和其它因素一起帮助它度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后,经济增长和民主帮助加强了南韩的法治。

在南韩的例子中,如现代化理论所提示的,所有不同的发展维度都互相加强。南韩的发展有一个定序,民主选举和法治推迟到工业化了以后才实现。南韩的方式不一定是唯一的;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现代化方式。在欧洲和北美,法治远在国家巩固以前就有。在英国和美国,某种民主问责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以前就存在。到现在为止,中国还在跟随南韩的路途,但是缺乏3项:社会动员趋于民主、从民主到合法性、和从民主到法治。中国从毛时代继承了比较称职的政府,然后在邓小平领导下1978年开始自由化改革。经济开放导致了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促使了社会重大转变,数百万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经济增长使国家有了合法性和产生了初步的公民社会,但是这即没有使政治制度不稳定也没有产生多大民主化的压力。另外,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的法治有一些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的改善。一个大问题是快速的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动员是不是某一天会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

注释:

【1】韩家亮:福山论政治秩序的过去与将来

https://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pingl...

【2】韩家亮:马尔萨斯世界中的政治 https://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pinglun/20141211117381.html

 

此条目发表在 未分类 分类目录。将固定链接加入收藏夹。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被标记为 *

您可以使用这些 HTML 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