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更的的的短文《肉》有感
海参崴
更的的在《华夏快递》上发表的短文《肉》中，谈论不少关于猪肉的事。天南海北，行文潇洒，又带有几分幽默，读来颇为有趣。不过，文章的硬伤是关于毛时代的猪肉供应的叙述与事实不符。茅于轼曾讲道，“毛时代除了上海、北京等几个大城市有猪肉供应，其他小城市根本见不到肉”。更的的称茅“故意瞎说八道了，如果用谎言来否定谎言，真的没有什么意思的，只能给后人留下话柄。”
大家知道，毛时代的1959年到1976年，大城市里猪肉凭票供应。猪肉凭票每人每月二两到四两。小城镇除了过年平时不发肉票，根本没有猪肉供应。农村没有肉票，吃肉靠生产队一年殺一兩次猪。生产队先将猪收购，杀了猪每人能分到半斤左右的肉，卖猪的社员仅可多分一些内脏。更的的在文中说，“只要有钱，国营饭店里是一直有供应的。困难时期的“高级菜”，蹄髈、排骨、肉丝、…火腿、腌督鲜、三鲜肉圆，网油卷、虾肉馄饨、全肉春卷，不要说猪肉，鸡鸭鱼，什么没有？”这分明是歌舞升平，暖风熏人的画面。哪里像76年之前的大陆？
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副食品和生活用品一直供应不足，需要凭票供应。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笼罩在大饥馑的阴影中。其实就是北京也根本没有足够的肉类，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艰难。有几本回忆录，是当年住在中南海红墙内孩子写的，其中记录了当年高级干部子女的吃食堂的生活。连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在学校吃饭也缺油少肉。最近，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记述道，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广西他就了解到，单是广西就饿死了几百万人。另外记道，在1961年冬天空军发现在甘肃的河西走廊那样一个狭长的地带，居然就没有什么人烟，连炊烟都没有了。周恩来得到这个情报，马上让他派人去调查，发现当地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饥荒的情况，很多人饿死了。网上有不少关于当年农村生活的回忆，其中阎润涛的关于他少年时农村生活的回忆颇为生动。农民在困难时期能“一年能吃上一只咸猪头”？这恐怕是天方夜谭，错把杭州作汴州了。当年农村不发肉票，街镇自由市场上卖的猪肉，都是农民舍不得吃分到的肉，拿去换钱买煤油点灯的，或者为了买农具。下放干部买的就是自由市场上的这种猪肉。依据当时事实，小城市平时的确不供应猪肉。茅于轼说法只是强调了语调，并没有错，也不在证明数学的存在性定理。他的说法并不等于“二十多年没有吃过猪肉”。
不论如何，更的的也知道当年猪肉供应数量极少。那么为什么少呢？更的的写道，不好从乡下拿些（猪肉）到城里，那是因为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缘故。好像当年农村生猪满拦，只是国家不同意从乡下拿到城里来。莫非共产党干部被计划经济弄昏了头脑，笨到不会宰猪运输了？不想笼络人心了？当年，广大农民没有自由，户口制度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若要出村先得到粮库将稻子换成粮票。他们劳动生产没有积极性，连人的口粮也不够，哪来养猪的饲料？当时的事实是没有生猪，不是同意不同意从乡下拿猪到城里来的问题。农产品价格被低定，连买煤油点灯，打农具都没钱，哪里还有钱进大城市的高价饭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后改革开放，供应才渐渐增多，取消粮票已是九十年代的事儿了。当年农民一年到头在田里劳作，真不敢想象八几年后还能被允许到深圳等地，以农民身份去做工人的活，当上了“农民工”。
也许更的的只顾了辩驳茅于轼，忘了核对事实；当然，对原因的解释也很牵强附会。更的的可以不同意茅于轼的政治观点，但由此而以春秋笔法，否定当年缺衣少食的事实，对读者是一种误导。这种说法一再重复，再过几十年，倒像更的的自己说的，真正的事实就会被遗忘，而被政治理想中的虚幻画面所替代。中国市场现在猪肉供应充足，大家尽可以灌香肠，烧红烧肉，做蟹粉狮子头。上海人也不必再印半两的粮票，被人取笑了。日子过得有点小康了，怀旧发牢骚的都有。怪不得前些日子，温家宝看到猪肉涨价十分着急；恐怕连北京卤煮火烧也吃不下了，一笑。
7/18/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