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忆】
袁越的《土地与歌》（见《华夏文摘》第五九二期，编者注）让我想起在井冈山地区听过的山歌。
小时候只从书本里读到过农村，以为所有的山歌都是象《南泥湾》，或者《刘三姐》那样的，及至到了井冈山区，才知道什么是原汁原味的山歌。
当地的农活里，最喜欢的要算耘田，就是给禾苗除草。禾苗从插下秧到收割大致得除两遍草，把队里所有的稻田耘一遍总得十天半月的时间。耘田不需工具，只要有脚就行。不过得有一根耘田棍。那是一根直径一寸左右的细棍子，一头削得略小，另一头安个短把，象铁犁把那样。下了水田，大家面对长长的一行一行的禾苗一字儿排开，每人耘两行。站在两行禾苗中间，一手撑棍，一只脚用外掌把禾苗周遭的泥铲起一层，翻下去，抹平，这样杂草就都翻到底下了。棍子往前移一棵苗，人就往前一步，左边用左脚，右边用右脚，两脚交替着耘。除了长得高的稗草得用手拔以外，手是基本上闲着的。脚下再忙也埋在水里看不见。于是，只见男男女女散布田间，一手撑着棍子，一手背着或插在腰里，脚一踩一踩，身子一晃一悠，看上去还挺潇洒自在的。因为这活比较干净，又不用弯腰，姑娘媳妇们也会穿得整齐些，不象干别的活，总是躬腰驼背，弄一身泥一身水的。
耘田最怕的是蚂蟥。那是几乎每块田里都有的，好的田里少些，越瘦（贫瘠）的田越多。种中稻（就是糯米）的田都很瘦，蚂蟥特别多。有时刚下去两分钟，小腿上就爬了一二十条。三脚两步爬上田边，呲牙咧嘴地一一往下拔，一拔一个小洞，丝丝往下流血。可恶的是，蚂蟥也欺生，专盯着我们咬。农民打趣说，城里人细皮嫩肉，吃起来容易，不象当地人皮厚，扎不进去。
耘田的时候多很炎热。酷日当头，水田里又无遮无拦，闷热得没有一丝风，人人汗流浃背，无精打采。这时只要有人开个头，女人们便纷纷叫唤起来，让一个叫什么倌的“打个山歌唤点子风来”。那位叫什么倌的，生得干干瘦瘦，皮肤皱得象老树皮，门牙还缺了两只，看上去七老八十的，其实六十都不到，据说是队里打山歌的好手。拗不过众人，只见他嘿嘿一笑，面对大山，清了清喉咙便唱将起来。
第一次听到这种山歌是惊讶万分。说是歌，却根本没有曲调，只是拖长了声用平平的调子喊着一些听上去押韵的句子。每句结尾都加上一个“罗―――”或者“呦―――”，拖得很长很长，一直传到山那边，回音袅袅。他的嗓子并不好，有点沙哑，象老公鸭叫。但说来也奇，他这一唱，山那边就真的有清风徐徐吹来。这时大家便一迭连声地跟着喊“呦―――嚯―――”，那风也就不断地来，一时好不爽快。
老倌他大字识不了几个，却有一肚子的词儿，每次都唱得花样百出。歌词也不外乎就是哥呀妹呀，作田人（种田人）苦呀之类的。有时他唱的是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甚至是有点下流不堪的词儿。女人听了啐一声，吃吃地笑，男人大声地粗野地笑。起先我们还不大听得懂当地方言，一些爱惹事的男青年便嘻皮笑脸地大声问我们，听懂了没有。女孩子们便会七嘴八舌地为我们抵挡，“莫同他讲！”“莫理他！”“骂人哩！”后来懂了，再来问，就绷着脸不理睬，他们自觉没趣，也就不来闹了。
有一位生产队长也很会打歌。他的声音本来就高八度，打起歌来高亢清亮。碰上他们两人都在田里，来一个对唱，那才是一台好戏呢。一个唱男的，一个唱女的，大家伙儿跟着又笑又叫又打唿哨。半天工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耘田不用弯腰，才能打山歌，所以我也最喜欢耘田。当你和他们一样两腿污泥，一身臭汗，你便真的会觉得，此时此地，听他们那原始粗犷的声音，比听世界上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来得过瘾。
田间打歌的都是男人，从没见过女人在田间打歌。可是，别忙，她们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次打歌的机会，而且是非打不可，那是当她们出嫁的时侯。
我们那个地区，往往全村只有一个姓，有时附近好几个村都同一个姓，想必五百年前真是同一个祖宗的。每个村都有宗族祠堂，从名字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出辈分。什么“志”字辈，“云”字辈，“连”字辈，等等，象戏班里一样。每一辈的字是老祖宗定了的。女孩子的名字却没有规定。由于大家同宗同族，一个村里的人从不互相攀亲，只能找外村不同姓的。
村里娶亲嫁女都是在冬天农闲的时候。男家的人和新郎去女家接亲，原来都是抬花轿的，新娘还有红盖头。后来新潮了，改用自行车推，也废除了盖头。然而，新娘在出门以前，还得“叫”，也就是哭的意思，村里的女人们得送她“叫包”，而这“叫”就是用打山歌的形式。
中国人，生在农村就够命苦了，而生在农村当女人，用我外婆的话来说，那就一定是“前世里作了大孽”了。她们生出来就比家里的兄弟们低了一等。如果家里只能有一个人去读书，不用说，一定是儿子。吃饭的时候，桌上要坐不下，总是女儿先下去，捧着碗站着吃。她们从小就得做家事带弟妹。自己只有七八岁，却得整天用背带背着一岁的弟弟，还得放牛，砍柴草，拔猪草，煮猪食。女孩子长得高大一点的，十四五岁就象成人一样去出工挣工分了。做错了什么事，不但父母打，哥哥也能打。父母比较开明的家里才好一点。
女儿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父母再也靠不上，因此，出嫁以前，都得好好要点财礼。那时虽然已不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亲时女孩自己也在场，要是互相有好感，下次来时，两人还能到女孩屋里说说话什么的。但最后作决定的还是父母。而父母选择的标准，不用说，一定是看男家的条件。村里有个女孩不愿嫁给父母喜欢的男人，父母和哥哥一起把她痛打了一顿，女孩也就从了。还有一个女孩，媒人给介绍了一个卡车司机，是吃商品粮的，那在当地就等于是城市户口了。但她不喜欢那个比她大了很多的男人。女孩读过四年书，在村里是个强劳力，人也聪明有主见。父母不能硬来，便和准女婿串通好，晚上留宿时，让那男人偷进了女儿的房。生米成了熟饭，女孩出嫁时，已是怀胎三月了。
话虽如此，女孩出嫁前，毕竟还是在父母家，再怎么也是亲骨肉。嫁到别人家里，日子怎么样，就全看自己的造化了。讨老婆就是为了养伢俚（孩子），做活计的。因此，每天出工不算，家里的活路基本上是女人全包了：煮饭，洗衣，喂猪，砍柴，打理自留地，还得生养孩子。男人除了出工，没事干就撮上把烟丝，到队里计工的地方去聊闲天了。男人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女人就象牛一样，不听话就得用鞭子抽。多识得几个字，比较刚烈有主见的女人，在男家地位会比较高一点，生来比较木讷比较懦弱的，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就象《红楼梦》里迎春探春两人不同的命运一样。两人都是贾母的孙女，都住大观园，又都是庶出，却是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精明能干有担当，连机关算尽的凤姐也得让她三分，而另一个却懦弱无能，连底下的老妈子也欺她。探春虽然远嫁他乡，却夫妻恩爱，她的结局比十二金钗的其它人都好。而迎春则被男人虐待，郁郁而终。这是题外话。
并不是那儿的爹娘特别狠心，也不是那儿的男人特别不讲理，他们的前辈，前前辈，就是这么活下来的。所以，许多女人的出嫁之日，便是她们一生磨难之始。不知这出嫁时“叫”的习俗，是不是于焉产生。
出嫁那天，新娘一早就坐在自己房间的床沿上开始“叫”了。村里的女人也早早就赶来看，站了里三层外三层。她们手里都攥着个纸包，里面包几块钱，送多少根据亲戚关系或交情而定。小孩子有的爬在窗外，有的在大人脚下钻来钻去看热闹。所谓“叫”，就是一边哭一边打山歌。女人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去。来一个，新娘就用双手紧紧抱住她的腰，并开始唱四句话。那词儿都是押韵而且有针对性的。她唱的时候，那女人就得反手去用力掰开她紧紧抱住的双手，把红包塞到她手里。四句唱完，新娘的手才会松开。
那年赶上一个和我们很要好的女孩出嫁。我是第一次经历那种场合，被她死死抱着，窘得面红耳赤，手足无措。而且被她哭得心里难受，也听不真她唱了些什么，好象有一句是“妹妹你来日攀高枝罗――”什么的。旁边的人连连催促“快塞呀，快塞呀，”我才笨手笨脚地去掰她的手。女孩子又哭又唱，声嘶力竭，两眼肿得象桃子。旁边听的女人也陪着掉眼泪。不过，她们掉泪归掉泪，却听得很仔细，听到好的，还不住点头，就象听京剧的一边听一边击节一样。事后还回忆给自己唱了些什么，评论好一阵子。“叫”得好的，唱给每个女人的四句话都有点不同，不行的，便唱来唱去那么几句。而且，还得“唱做俱佳”，那就是，哭是得真哭。一般人的确是真的，但也有些女孩闭着眼唱却没眼泪。事后，女人们嚼舌根时说起她就会大撇其嘴，说女孩轻贱，没良心。“叫”得好，或者平时人缘好的女孩，得到的叫包就会比较多。我那个女孩读过几年书，聪明有人缘，又“叫”得好，据说她那天的叫包很可观。
当时一边听，一边暗暗称奇，无法想象这些没什么大文化的女孩子，怎么可能见一人唱一人，出口成章。后来她们才告诉我，这些歌词可不是临时想出来，而是在她们肚子里酝酿了好多好多年的。
女孩子从小在山上放牛的时候，就在一起玩打山歌。比较聪明有心的女孩，很小就留意大人是怎么唱的，记在心里。每次有人出嫁，她们也仔细听（原来那些钻进钻出的孩子不单单是看热闹的）。然后给村里那些女人每人编四句，熟记在心里。想起过去戏班里那些学艺的小孩子，也没什么文化，硬是把整本整本的戏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下来。这些女孩子所花的功夫，和他们也不相上下了。想起古人有“长歌当哭”，不知那“歌”是不是也有点类似的？
有一次，我们两个女知青去山里砍柴。好不容易把两担柴从山上捣鼓到了路边，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突然想学打山歌唤点风来，反正深山大垅里，离村子很远，四周没有一个人影。两个人便扯直了嗓门，变着法儿，嗷嗷叫了半天，笑得都快直不起腰来，却一丝风也没有。可见这打山歌也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2 华夏文摘 cm020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