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附：⒈大山的呼唤――读“越战老兵的眼泪” ⒉不合时宜的《眼泪》――读《大山）的呼唤》）
那是一个工程技术方面的专业讲座。班上二十多人都是各公司来的同行。其中有一位工程师叫艾尔，与我曾有一面之交。在一个学术交流会上，因对他的论文感兴趣而向他请教过，互相交换过名片。艾尔相貌平常，看上去有六十多岁，脸上皱纹特别多，深得象一条条小沟，瘦高的个子，腰板总是挺得笔直。他很少说话，说起话来也声音低低的，却很简捷。虽然素昧平生，却觉得他朴实，可靠，有种见面就熟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课，有人推门进来，要大家立刻离开大楼，说楼里恐怕被安放了炸弹。一分钟以后，我们和楼里所有的人都来到外面的停车场上。十一月的底特律已是朔风阵阵，寒气袭人。有人连大衣都没穿，站了不一会儿便冷得缩着双肩，在原地跳着脚直打转。没人敢坐进车里，因为车泊得离大楼太近，怕真的出了什么事没处逃。我们站在一块大草坪的边上，那是附近这一群建筑物中间唯一的一处开阔地。有人打趣说，要是看到大楼冒烟了就赶快往草坪那一头逃命。
大楼门外，几个穿长风衣的人拿着手机跑进跑出。站在我旁边的艾尔突然冒出一句：“这情形，让我想起在越南的时候。”我转过头去。他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抿着嘴，微微眯着眼睛，若有所思。给我们讲课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高个年轻人，叫贝瑞，名片上的头衔是那家技术咨询公司的副总裁，Ｐｈ．Ｄ。他也听见了，很感兴趣地问：“噢，你参加过越战？”
是的，艾尔参加过越战。不过，他只在那儿待了四个月，却接连受了两次伤，第二次伤好以后就退伍了。他说，他的伤是当时人称为“Ｍｉｌｌｉｏｎ Ｄｏｌｌａｒ Ｗｏｕｎｄｓ”的那种，意思是用百万美钞也换不到的。伤不致命，却再也不能打仗了。虽然弹片是取了出来，但遇上特别阴冷潮湿的天气，伤处还会隐隐作痛。
过去对越战老兵的认识，一直都只限于象电影《第一滴血》里看到的，很漫画的形象。觉得他们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自暴自弃，乖张孤僻，似乎在所难免，还好象情有可原，因为国家和社会欠他们太多。艾尔却有点不以为然。他说，他曾是个吊儿郎当的大学生，几乎被开除。从越南回来以后，觉得自己象换了一个人。国家对退伍军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与福利，他重新回到大学，用功读书。
“人嘛，”他说，“还得靠自己。”
贝瑞问他，刚到越南时感觉如何。艾尔沉默了一下说，那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他那时才二十三岁，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好象到处都有敌意的眼睛，到处都是要他命的人，而他自己的使命，便是去杀死那些人，加上那里象地狱一般艰苦的生活，“那感觉，。。。。。。”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艾尔说话时我一直注视着他。他有一张丝毫不流露感情的脸。突然，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一滴清水一样的泪珠，出现在他棕色眼镜的边缘，然后很快滚落下来。他连动都没动。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地抬起手，用一个手指慢慢抹去那一滴泪。但，接着，我又看见了第二滴。贝瑞一定也看见了。他再也不问东问西的，只是“嗯”了一声，低下头，象是陷入了沉思。
艾尔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象刀刻的一般。忽然想起，好象在什么地方，也曾看到过这么一张脸。
那是多年以前，在华盛顿的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前面。那地方我去过好几次，每次都看见有人哭泣。我见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含着泪，用颤巍巍的双手，在黑色大理石的墙上，慢慢摸索着，寻找着亲人的名字。也看到，一家老老少少，眼眶红红的，站在那个也许有着与他们相同的姓的名字前面，他们的脸显得比大理石墙更庄严凝重。墙的不远处，有一尊三个越战士兵的雕塑。他们疲惫地提着枪，衣衫褴褛，微锁的双眉似乎含着忧虑，两眼茫然，好象在望着远方的丛林，又象在默默凝视着那块刻着他们战友名字的纪念墙。一位老军人来到他们跟前，腰板笔直，举手行了个军礼。士兵们脸上，象艾尔一样深深的皱纹里，写着痛苦与迷惘。他们应该与当时的艾尔年龄相仿吧。他们脸上的皱纹，显然不是来自岁月的侵蚀，那，是由于心灵的受创？
我不知道艾尔有没有去过华盛顿，不知道当他站在那堵墙跟前时会怎么样。他也会流泪吗？
忽然觉得好象与艾尔已经认识了很久，而不是只有一天。是因为他不能自禁的真情流露吗？还是因为他也有一段，让他三十年以后想起来，还会黯然神伤的经历？他只不过在那里待了四个月，要是一年，两年，八年，十年呢？三十年前，象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的知青，我也打起背包，万般无奈地走上了，到后来才发现竟是如此漫长的旅程。那片让我们去落户扎根的，完全陌生的土地，不也曾经让我感到深深的惶惑与不知所措吗？如果有人问我当年插队落户的往事，我会流泪吗？我想，我大概不会。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我竟没有哭。倒不是与别人心态不一样，而是，虽然作为女孩子，却从小就相信，有泪不可轻弹，特别是不能在人前轻弹。然而，在第二年回家探亲以后，又独自一人回乡下的时候，我哭了。但是，艾尔也不象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啊？是因为我们知青当时的处境，还不至于象他们那样，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吗？
如果中国也有一块上山下乡死亡知青纪念墙的话，那刻得上去的名字，也会不下成百上千吧？但是那纪念碑的碑文却该怎么个写法呢？人家越战士兵还至少是为国捐躯吧，那些知青又是为什么而死的呢？当然，他们中间也不乏为扑灭森林火灾，为抗洪抢险而献身的英雄。但更多的却是死得不明不白，毫无价值可言。有人夏天为了去河里洗个澡被河水冲走了，有人开山放炮走避不及给炸死了。有吃毒蘑菇吃死的，有被蛇咬死的，有在公路上搭拖拉机跳车时不小心摔死的，有自杀的，有知青间打群架死的，有去老乡家偷鸡被追上打死的，有生病没及时治疗而死的，有……这些人能与为国捐躯的越战士兵相提并论吗？
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就有两个人的名字是可以刻上去的。一个是中学同学，是自杀的。死因众说纷纭。有说她是卷入某种恋爱纠葛，想不开自尽的。有说是因为怕吃苦，以死逃避的。不论是什么原因，她的死，用当时的话来说，都是比鸿毛还要轻。另外一个是我们公社的知青。因为水土不服，混身起水疱，抓烂了引起局部皮肤溃疡，后来又因下水受了感染，变成坏血病。知道他没救了，公社特地派人送他回上海，让他至少能死在家里。那一年他十八岁。
我们县的一位女知青得了乙型脑炎。她那个公社在深山里，仅有的一部拖拉机又偏偏去别处拉货了，等到当地知青和农民用手推车连夜赶了一百多里山路，把她送到县医院时，她已经神志不清，乱说胡话了。经过抢救总算拣回了一条命，却成了完全的白痴。女孩子长得文静秀气，身材修长。当时是夏天。她在住院病房里，穿着三角裤汗背心，满地乱跑，见了人就傻笑。医院大病房住二十多人，男女混杂，还有来陪病人的家属。一屋子人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她。我当时正在那里陪我们知青班的一位因胃出血住院的女知青。看到有些男病人和家属目光猥亵，对她评头品足乱开玩笑时，恨不能上去掴他们两个嘴巴。几天以后，她的父母赶来了，来接她回家去。那是一对老实巴脚的中年人，听说都是小职员。对着只会向他们瞪眼傻笑的独生女儿，竟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当时只能别过头去，实在没有勇气去看这两个为父为母的人脸上的表情。她的名字还不够资格被刻上去呢。而象她这样活着，真的比死了还好吗？
如果不是刻骨铭心，象艾尔这样的硬汉子，怎么会说起一段三十年前的往事，竟会忍不住掉泪呢。想不到隔了半个地球，完全不同的经历，在我们各自人生的五味瓶里，居然会有着如此相似的一味。可以说，中国的知青和美国的越战老兵，都是二十世纪下半个世纪里，由于历史专横的摆布而形成的，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艾尔们并不想活在过去的记忆中，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的过去会悄悄地爬出来，狠狠地咬他们一口。有时不过是一个极为偶然的契机，有时可能是一件在旁人看来毫不相干的小事，都会无意中触动他们身上的那根筋。
和他们同时代的人能理解他们吗？将来的人会记住他们的眼泪吗？
至少，他们有一堵墙。一个世纪，两个世纪，许多世纪以后，当人们站在墙边，看着或用手摸着大理石上刻着的，代表着一个个曾经是真实的生命的名字，就能感觉，或者能触摸到，那段历史的存在。
我们知青呢？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我们知青的故事，还有人会记得吗？
写月２０００年２月３日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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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的呼唤――读“越战老兵的眼泪”
（谨以此文献给为大山做出贡献的知青大哥大姐）
我是怀着一种复杂感情读完广玉兰的“越战老兵的眼泪”，但读后总找不到当年读“伤痕文学”如梁晓声的“雪城”那种感觉，总觉广女士的话如梗在侯，特别看到最近一篇报导是当年的知青帮助曾经插队的贫困山区脱贫的事，更想写几句话。我能够深深理解那一代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使他们耽误十年青春，回城后的迷茫，但怎能与越战相提并论？本人文笔很差，不能和广女士相比，只是写出本人的经历和所知道的几个知青的故事，但 愿能对那一代人能够有一些安慰。不当之处还请愿谅。
我出生在江西老区的大山里，那里只有中午才能见到太阳。不通汽车，只有一 条山路通往公社。我的小学老师是两个上海知青，到我上学时，大部份知青已返城 。她们是最后一批回城的，这两位老师在我们那呆了好几年，大概是公社不放她们 走吧。我们附近几个大队原来因为没有老师而没有小学，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到公 社所在地。从有知青来后，公社都把他们都当宝贝，就选了两个女知青到我们村一 所山神庙里为附近几个大队办了一所小学。她们两个是比较吃亏的，其他人大部份 在公社或大队里，有的当老师、赤脚医生；有的坐总机等，当然也有和贫下中农一 起战天斗地的。那时，她们分别住在村民家里，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从一年 级到五年级，不过每班最多也不超过十人，而且成数学级数递减，到五年级往往只 有一两个或没人。山神庙的供桌是讲台，板凳自己带，上数学的就把板凳移到东边 ，上语文的就把板凳移到西边，不上的就在中间一个台子上写作业。我上小学一学 期书本费和学费才五毛钱，即使这样，我家姐弟五人也只能让我一人上学。我两个 聪明的姐姐只好一辈子呆在大山里。
有一次一位老师在家访时在回去的山路上被蛇咬伤，她知道山里没有医生，就 赶紧跑回村里，村民采草药敷上然后背她走几里山路到大队找知青医生才救了她。 我的一个弟弟一次生病很厉害，跑到大队请一个知青赤脚医生看，他看了后也没办 法，说吃不准什么病，要是有盘尼西林可能可以抢救，但他没有药。我们只好连夜 赶山路，第二天清晨送到公社医院，已经不行了，医生也说是急性肺炎。这种普通 的病，有医有药，根本没事，可村民却不得不忍受这些普通的病痛，甚至让它们夺 去生命。我们大队也有一位上海知青在他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修起的水库 中采菱角而淹死。村民们把他埋在青山绿水之中。但愿他在天之灵能回到上海。
临县有一对陈姓知青夫妇，他们也是到山区后分到一个大队当赤脚医生。开始 他们也不懂医，只是村民缺医少药，认为知青有知识什么都懂。在与这些朴素的村 民相处中，看到他们因缺医少药而经受的痛苦，就拼命自学，收集民间的偏方草药 ，为村民解除病痛，后来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医生。“文革”快结束时，知青都差 不多走光了，只有他们在村民恳求的目光下留了下来，无怨无悔地继续为村民治病 。八十年代末，这对陈氏夫妇双双考入北京协和医院的博士。他们的事迹曾在“北 京青年报”和“江西日报”报导过。
我读初中时只有一个上海知青老师会一些英语，直到在县城上高中时才开始正 规学英语。可是县城条件也有限，而高考分数却不但不少而且比北京上海的高很多 。我是刚刚过哈尔滨一所著名大学的分数线，而我的同班从北京来的同学却比我差 好几十分。他告诉我他的中学同学像我这样高分清华北大都可任选。在大学四年中 我因家里困难只有一个春节回过家。在北京实习时曾特意要同学带我到他的中学看 了看，简直都惊呆了，象大学的条件一样好。后来我在大城市过惯了，也不愿回去 ，就考研考博及到国外洋插队做博后。
由于历史错误导致一代人的心灵的创伤，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也很同情，到后 来我进入大城市学习和工作就更能理解了。我坚信我的那两位老师，那位赤脚医生 ，那位淹死的知青还有那两位陈姓夫妇，她们如一直呆在上海，她们可能是著名的 科学家，著名的医生或是高级教师，然而十年的青春却在大山里渡过。我很同情她 们。当年的知青在乡下呆了十年，可毕竟大多回了城，如到现在还在抱怨那段历史 ，那我那些在偏远的山区呆一辈子，从没出过大山和那些知青一样聪明的我的那些 兄弟姐妹们呢？像我这样能走出大山的整个公社能有几个？同样是人，为什么北京 的人就生活的那样好，就不能到山区去贡献一下自己的力量？山里人就应该因为没 有老师而不能上学，因缺医少药而忍受病魔的折磨，甚至死亡？谁能理解他们？谁 能记住他们的眼泪？难道永远让他们在山神庙里祈祷他们的来生降临在北京上海？ 当然这样说和要求那一代人是不公平的，但是历史可曾公平过？对那些为中国革命 作出巨大牺牲的老区的人民可曾公平过？
我不记得教过我的上海知青老师，我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也不会想到那 个连汽车都不通的大山里能走出一个我来，但如果她们知道我，知道因为她们，那 所小学一直保留下来，她们的学生成了那里的教师，成了带领全村人致富的干部， 我相信她们不会抱怨，她们会因她们曾点燃那里的知识星星之火而有所安慰。我也 可以这样说，没有当年的知青，就没有如今的“共青城”和“北大仓”，也可以说 没有我的现在。虽然她们一代人负出的代价太沉重，许多人也已经忘记那段历史， 但毕竟，当年的知识青年对农村是作出过很大贡献，这岂能与越战相比？在念念不 忘那段历史时，是否想到过自己应负的责任？是否也想到过自己利用一个假期到那 里的希望小学去兼几天课？是否也想到过应让自己的孩子知道大山里还有上不起学 的孩子，去送给他们一本美国的画册，让他们也知道大山外面还有海？
最后，我要说我们不希望让错误的历史重演，但我还是以毛泽东的那句话结尾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会大有作为”。
□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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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眼泪》――读《大山的呼唤》
看了小山的文章，心情也是说不出的“复杂”。
首先是高兴。我自己也当过两年的赤脚老师，教的是一二年级的语文数学，尽管我当时自己也才小学毕业的程度。教室设在村祠堂楼上的偏房里。记得有几次村里死了人，放在祠堂中央，孩子们看到死人害怕，不敢进教室。等到我去了，才团团牵着我的衣下摆，挤着挨着和我一起上楼。那情景，活象一群小鸡围着老母鸡，至今想来仍难以忘怀。如果当年的学生里面也有人象小山一样，能够上大学，出国做博士后，并且还记得我这个启蒙老师，那将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作为一个老师，有学生如此，夫复何求。因此，我替那几位曾经做过他的老师的知青感到高兴。
然而高兴之余又有点儿惭愧。惭愧的是我的文笔太差，毕竟当年文化基础没有打好，和梁晓声这样的大作家无法相比，也写不来“伤痕文学”，只会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看到越战老兵的眼泪便想起了知青。看到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便想到当年不明不白死去的朋友。看到越战老兵所受的国家的待遇，便为我的许多同龄人，至今仍背负着三十年前历史强加给他们的包袱，而不得不在贫困线上挣扎而扼腕。所有这些便有了那篇文章。但是，由于自己的才疏学浅，词不达意，让人误以为那是在报怨，或将上山下乡与越战等同。因此深感惭愧。
也许，现在，三十年以后再重提当年的知青的往事已有点不合时宜？还是，作为个人，由于知青一代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就应该三缄其口，自认倒霉？
要说知青与越战老兵不能“相提并论”，那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里，不能相提并论的不仅是他们死去的意义，而且，也是我所指的，还是他们死后的名份和待遇。美国几乎每个城市乡镇都有荣军医院 （Ｖｅｔｅｒａ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我去参加过那里的活动。许多伤残的越战老兵就长年住在那里，有医生护士照料，费用全是国家的。当年他们回国以后，可以上大学，有怃恤金，有退伍费，有养老金。
知青有什么，就不说也罢了。
当年全国下乡的知青，总数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多万。据统计，最多只有五十五万后来上了正规大学，其他五十万陆陆续续上了电大函大之类的。其他的就只有当年下乡时的文化水平。象我，就只有小学毕业。并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不可能，没有机会。象我这样能考上大学，又能出国的，只是非常幸运的幸运者。
多数知青后来的确是回城了。但却不是什么衣锦还乡，也不是拜任何人所赐，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然而，这样的回城还不是轻易得来的。有的，比如在云南的知青，就是靠集体请愿，甚至冒死卧轨，争取来的。然而，回城以后等待他们的却是失业与贫困。后来安排的工作也大多是没有技术可言的体力劳动。当国营企业大批下岗，他们又是首当其冲。如今，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届不惑，上有老，下有小，没有技术，没有文凭。下了岗以后，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吸取上次的教训，在这里不敢不提一下与下乡知青同龄的，数量更多的生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１９５５年毛泽东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大有作为”之后，“回乡”便成了他们没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学之后的唯一出路。中国１９５８年的户籍制度和尔后的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旅店的身份证介绍信制度，更是堵死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毛泽东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歧视了农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们的农家出身政策性地化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迫使他们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但也有不同之处。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同样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并不一样。”（摘自《从下放到下岗》，陈意新）
城市生活是比农村优越。但是，农村的穷，责任并不在城市。难道只有把几千万十几岁的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让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才是唯一改变农村面貌的方法吗？或者把生活过得好的城市人都下放到农村去，让他们在那里“作出贡献”，以此拉平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乘改革的东风，农村许多地方也富起来了，也有了万元户。照上述理论，是不是该把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曾在农村“战天斗地”过的当年的知青，都开回到农村的万元户那里去吃大户呢？
当年，农村的贫穷与落后使我们震惊，让我们受苦，但也让我们认识了农村。磋砣岁月里，我们感到失落，感到命运不公，但也使我们学会了坚忍。十年的生活，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使我们对那里产生了感情。毕竟，那里留下了我们年轻的，却是沉重的脚印。好多我认识的知青朋友，不论是在美国的还是国内的，碰到一起，都会说将来有机会一定得回去看看。我们用“回去”这样的字眼，好象那里已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当“希望工程”向社会，向海外募捐，为贫穷山区的孩子向人们要求援助时，我所知道的许多当年的知青，包括在国外和国内的，都积极响应了。也许我们比别人更能体会那些失学孩子的心情。曾经有网友要求我们把当年的所见所闻写出来，让没有去过农村的人了解那里的孩子渴望受教育，渴望上学的情形，我们写了。
我写的是我当年做赤脚老师时所看到和经历的：
“我们大队有十几个村子，却只有一个中心小学。最远的那个村子到小学得走十里路。我们那个村子也得走四里路。一年级的孩子不能去上学，因为太远。有些年龄大的能走，但要做家事，带弟妹，也不能去。于是由邻近的三个村子集资，在我住的那个村办起了一个一年级班。专收小年龄或因故不能去小学上学的孩子。
算来我们村应该有十多个这样的孩子，但到报名的那天只来了五六个。有些是家长不让来，有些是要带孩子，来不了。于是我就逐家去动员。家长不让来的原因很简单，没钱。当我在做说客时，那家的孩子往往躲在门外听着，若是父母最后同意了，你能看到他们马上会眉开眼笑，还有什么比看到孩子那张天真的笑脸更好的报酬呢。其实，当时书是免费的，收的只是学杂费，一个学期才一块钱。家长实在不肯的，我就说先给垫着，年终分红时还我。有的家长不同意是要他们带弟妹，尤其是女孩子。自己才十岁，却得看着四岁的妹妹，背上还背着一岁的弟弟。还得烧饭，喂猪，拾柴火。要让她们来上课，就得允许她们带着弟妹。
于是，上课时，教室里除了读书声，还经常有小孩的哭声。小孩子拉撒在教室里更是家常便饭，随着一通叫狗声，引来几条狗争抢地上之物。这样的插曲一堂课上往往会发生好几次。但孩子们学得很努力。他们不象城市里的孩子，在家里从来没人教过他们认字，上学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启蒙的日子。每天有数学，语文，写字课，有时还教他们唱首儿歌。为了让家长们看到孩子的确学有所成，当有时大人们在靠近路边出工时，下课后我就让学生们一边唱着歌，一边走回家。路上出工的大人们看到自己孩子能唱，能读书，都很得意。第二个学期好多人不用动员就自动跑来了。许多孩子其实很聪明，只是启蒙得晚，没有机会上学，生生地担搁了。
井岗山地区还不算是最穷最落后的，多数大队都有一所小学。象广西，贵州那些深山老林里的孩子就更苦了，往往得翻几十里山路才有一所小学。农村的确需要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师资。想想那些孩子和我们一样聪明，却因为没有机会而变成文盲或半文盲一辈子。
我们也许没有能力去改变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命运，但我们至少能伸出手去拉一把那些比我们更弱，更不幸的人，特别是无辜的孩子。请帮帮他们吧。”
网友有没有用我写的，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忘记比我们更苦更不幸的同龄人。当我参加上海慈善机构助学活动时，我对帮助对象的要求很简单：女孩，父母曾当过知青。他们一下子就找来好多个这样的特困对象。有一家，丈夫回城后分在厂里，却因工伤成了重残废。妻子下了岗。家里没有住房，只能借住棚户区的房子。女儿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成绩很好，却没钱交学费。我在国内的朋友，也是当年的知青，去看望过他们。家里真的是一贫如洗，连一张象样的吃饭桌子也没有。他们报怨了吗？没有，尽管他们不是没有理由。还是通过女儿学校的努力，社会才知道了他们的苦况。许多人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但正象俗话说的，“救急容易救穷难”，女儿靠社会的救济读上了中学，而全家却仍深陷在贫困的泥沼里。
去年是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全国都有自发性的记念活动。在美国的也组织了知青协会，写回忆录，写洋插队经历。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却是，对这一切感兴趣的都是一些当事人，既当年的知青。在非同一代人看来，这些已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价值。本来嘛，“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应该向前看，不是吗？
于是乎，当年的老三届，老知青们“青春时节下乡，青春已过步入五十岁上下时下岗。历史在大踏步地倒退时，以他们作为历史的牺牲品；历史在飞速地前进时，又是要他们作为历史的润滑剂。”“他们在讲究出身的年月，背负着档案袋里出身这张沉重的纸；他们在讲究文凭的时代，背负着没有文凭这张沉重的纸。”（摘自肖复兴的《绝唱老三届》）
“人说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老三届”均不可得，只剩下被人理解的渴望了――当然主要指的不是被同代人理解，而是被下一代人理解。来这世界一遭，人生的痕迹划错了也好、划歪了也好，都无法校正，只愿后人能够明白怎么划错的划歪的，明白有这么一道人生的痕迹！然而，“渴求理解”是不是也只属奢望呢？”（摘自高伐林为《绝唱老三届》写的书评“最深情的歌，知音却是谁”）
我们也没有少对我们的后代提到“当年之勇”，跟他们讲农村的苦。然而，得到的反应多半是耸耸肩，或根本没有反应。曾经读到过有一群北京知青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当年插队的地方，想用“忆苦思甜”来教育他们的孩子，而结果却令父母们非常失望。本来嘛，时代不一样了，我怀疑这样的做法能有多少现实意义。哪怕看到今日的农村，他们又如何能理解当年的时代背景，如何能理解当时人的世界观？总不能把他们也送去插队十年吧。然而，我能理解那些父母的一片苦心。
人生如白驹过隙。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而已，但在一个人一生中所占的比例，却是１０％甚至２０％，是漫长的一段岁月。
现在我们老了，不可能，也没有那个精力再去“战天斗地”了。令人欣慰的是，象小山这样新一代的革命青年正在成长起来，并能牢记伟大领袖当年的亲切教导：“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他老人家当年的原话。
听，大山在召唤：来吧，小山，回来吧。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４日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2 华夏快递 kd02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