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只能回味
初抵美国 （1）(2)， 第一篇发表的专业论文，研究生，博士资格考试
初抵美国 （1）
1982年9月25日，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天。当我在早上十点多步出旧金山国际机
场时， 抬头看到的是一片灰蓝的天，周围是喧闹的人群。一位年轻短悍的黑人
女警察，吹哨子，指挥着川流不息的车流。这就是美国吗？我自问自己。美
国在我原来的印象中，仅仅存在于英语课本和电影中。而这一切是完全活生生
的。啊，美国，我来了。
我们几个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随领事馆教育组来接机的领事上了领事馆的面包
车， 直奔旧金山。 一上分道的快速公路，我意识到我们已上了高速公路。快
近旧金山是，看到山上不知用什麽制成的白字：
South San Francisco
The Industrial City
以后每次路过看到此标记，就知道旧金山快到了。
对于我，或者许多人，这一天意味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吃西餐；第一次用备有纸的厕所；
第一次踏上异国。
初抵美国 (2)
中国民航飞机上的邻座也是一位留学生。如果没记错，她姓曹，年龄比我大几岁。记得她从天津一所艺术学院毕业，经旧金山转飞温哥华，自费去学美术。那时，去北美任何地方，都得经旧金山转机。一路上，她显得很兴奋，对前途充满信心。我的出国过程很顺利，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反而没有激情了。大概是因为临走之前太忙，我没有休息好，起飞之后晕机，头脑迷糊。从北京到上海的途中，就吐了一次。上海虹桥机场那时只有一个候机室，厕所稍微比外面的要干净一点，但是，味道还是很重。在虹桥机场候机室里，几个出来留学生围着一个美国学生。一留学生拿了一张20美元票子跟美国学生换零钱，想是到了美国后，可以用小票坐公交，打电话。那个美国学生举起20美元的票子，对着光线照，看里面隐蔽的线条，辨别是否假票。我想到美国还得识别辨别假票，太麻烦了。还没到美国，先学会怎么辨别假票。
从虹桥再上飞机，睡了一觉后，精神好转起来。中国民航的航班上，提供的是西餐。这是第一次吃西餐，沙拉，生菜生吃，不习惯。忘了是否喝了可乐还是橘子汁，如果是可乐，也是第一次喝。
另一个同机的姓陈，山东大学毕业的，去奥立冈大学读书。几年后，在回国探亲的飞机上，一位奥立冈大学的留学生告诉我，陈和一位台湾姑娘结婚了。现在网上查到，陈是美国中部一所公立大学的教授。
到了美国下飞机后，因为没有熟人接机，随着教育部出国人员服务部的安排，被拉到领事馆了。住在领事馆内的招待所(後来的招待所搬出了领事馆)。四人(？)住同一间。吃饭就在领事馆工作人员的食堂。晚上餐厅里放电影，好像是一些香港电影，具体看了什么片子，没有记住。
在领事馆招待所，吃饭记得一天$5，住房也是一天$5。机场到旧金山领事馆的车费，每人收了$8。同屋的有一位姓王，来自成都地质学院，去科罗拉多矿院读地球物理勘探学博士。到了美国的几个月内，我和王还互通信，交流新到学校的感受。记的他在来信中，谈到他和室友如何拣到沙发和床垫，有了安身之处。我因为住学校宿舍带家具， 没有这方面的麻烦。以後因为专业不一样，就没有保持联系。但知道他学成後就回国了。几年前在网上搜索到的资料显示王小牧是东方公司董事长。
同机的还有一位女留学生H美女，77级学数学的，科学院系统出来的，碰巧也是去同一学校的。到了领事馆後才相识，交换了一下各自的情况。特羡慕她有人会接去学校，而且也安排好了学校住处。想起别人是女生，自有人怜香惜玉。我因为错过了申请学校住房的日期，还不知到到校後住哪，抱着船到桥头自会直的心态，准备到校後再见机行事。
到了领事馆，留学生纷纷找自己的关系，安排去学校。记得帮一位同屋的人拿行李到路边，去见来接他走的车，他有一位在‘中报’做事的人来接他走。我这才知道当时旧金山有一份‘中报’的中文报纸，据说是走‘中庸之道’，不偏左，不偏右。那个年代，有好几家中文报纸，好像只有‘世界日报’活下来了。
到领事馆後的两天，正好是周末。领事馆住了些马上要回国的访问学者，他们是从其他州来的，回国前想在旧金山玩玩。有一位是上海生化所出来的。他是从其他州来的，回国前想在旧金山玩玩。我就跟他坐公交去了金门大桥，中国城。金门桥原来照片看过，非常壮观。实地近看，反到不容易看出它的宏伟。沿着海湾，看着海湾里点点白帆，岸边涂着不同颜色的两层民房（后来知道这些是维多利亚式建筑），绿油油的草地上躺在许多晒太阳的人。到了中国城，仿佛回到了电影里的旧场景，路过国民党驻旧金山总部，青天白日大徽章贴在墙上。商店英语标记，耳边一片听不懂的粤语，又使人觉得这是一处不熟悉的地区。出领事馆时，里面的工作人员大致说了一下附近区域的安全状态。后来听说，有同学出领事馆，走的方向不对，到了治安较差的区域，被黑人抢了东西。
记得一起游玩的访问学者给我照了相，忘了我是否收到他们印好的照片。刚到美国的我，正好趁机向访问学者讨教一下在美国读书，生活的经验。
在领事馆给我美国导师介绍的同一学院的张打了电话，他夏天回北京时，受我导师之托，跟我见了面。他说周末会到旧金山见他父亲，回学校时可以把我的行李带回学校，因为他的车小，家人已经坐满，不能带我人去学校，我得自己坐公交车去学校。张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原来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好像已经做过研究生。因为他父亲去了台湾，然后又到美国，所以他自费做访问学者，然后在我们学校读博士。张无论在生活上和专业上都对我很有帮助。更重要的是他40多岁了，还跟大学生一起上公共基础课，整天整晚地在机房做计算机课作业。他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和做科研的态度非常可嘉。到了学校之后，遇到好几个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大陆学生，都是已经在大陆做研究工作多年，现在作为博士研究生跟我们这一批刚毕业的人一起读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从他们身上不知不觉地感受到学习无止境，只要有恒力。
到了学校，住入研究生宿舍後，又碰到了H，知道她也是住同一楼。因为是同一时间入学的，在美国学校所经历的也很相似。两年後回国探亲返美，又是坐同一航班。H美女读书真是争分夺秒，一心只读数学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后来知道，她叔叔是一个有名的美籍华人学者，她跟着一位行业里特别有名的教授读博士。据坊间流传，他导师在伯克利读博士时，有一天迟到了教室，人已经走掉，他只看到黑板上留了几个题目。他以为是家庭作业，回去一个周末左思右想，做出了几题，下一节时，他诚惶诚恐地递交了答案，对教授说，不好意思，这些题目太难了，没有做完。教授一脸惊讶，因为这些题目不是作业，而是当时业界的一些难题。可见，这人在读书时就是一牛人。
二十多年后，在某地休假时，特地去她目前任教的学校拜访。看她一头白发，真是很难对上号第一次见到她的感觉。
我因为搬入宿舍比较晚，自己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另一张床一直空着，有时其他中国学生没有住处，就跑到我这儿暂时住几晚。有一天晚上快深夜从办公室学习回来，开门入房间，猛见一黑人睡在另一张床，吓我一跳。原来房管处分进一个刚到的电子工业系的研究生，从尼日利亚来。经过交谈，知道尼日利亚那个年代因为有石油，算是非洲比较富的国家。不过，后来尼日利亚变成诈骗犯的老本营。这哥门作息时间跟我很不同，经常半夜起来，开着收音机学习，常吵醒我。一到学季末，赶快换了房子。
这个宿舍是一个校友（第一个做计算机工作站的公司,远早于SUN）冠名的，应该是他出钱建的，有公共娱乐室（乒乓球和台球），电视厅，小学习间，厨房。厨房基本上是由老中（大陆，台湾）用，只有少数老美常来。其中一位女的，是电子工业系博士研究生，每次总是带一只篮筐来做饭，经常看看我们做的饭菜，和我们交流一下。因为她脸型特别，很容易记住。许多年后，突然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她，[url=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len_Ochoa]Ellen Ochoa[/url]，啊，她成了女宇航员，曾经担任过director of the Johnson Space Center。
同一楼住了许多台湾留学生，少数公派的，多是国民党党员（那个年代蒋经国掌权），大多数是自费，几乎全是读材料系，学芯片制做。有些台湾同学在厨房做饭，我们交流比较多。记得有一位原来是学化学的，现在改学材料硕士。他说，拿到硕士后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薪水会比他在美国做教授的哥哥还高。我们当时觉得自费来美国私立大学读书费用是天价，没有大陆学生是从家里掏钱自费读的。问他，台湾公务员是否能负担家里孩子出来自费读书？他说积蓄多年是可以的。有一次停电，没办法读书，有个发型民国模样的台湾同学到我们房间聊天，打牌，发现打的牌基本相同，还是能玩到一起的。当然，有些台湾公派的学生，和跟我们交流说法就比较死板，非得加一点国民党官方腔调。我以为国共两党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当时就听说，也在一些报纸上看到，台湾在美国学校有职业学生，给台湾国民党政府做耳目，甚至说伯克利加大的某某就是。
后来在学校里，认识一位现在很有名的台湾学生。这个故事等以后有机会再写。
南韩的留学生也很多，也是大多数学芯片制造。大陆学生，有学芯片设计的，没有一个是学芯片制造。现在，台湾和南韩芯片制造厉害，是因为40多年前就已经投了很多钱，培养人才。两岸学生相互交流，香港来的却不跟两岸来的学生交流，大概因为粤语缘故？
第一篇发表的专业论文
入美国研究生院后，除了修课，也开始做研究。招我进去的导师很忙，让我跟着另一位当时具体管事的年轻助理教授做研究。这位教授没有拿终身教授之前，自然要拼命出文章，所以手上有不少课题。他给我介绍了一下几个课题，都是持续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做的课题。我研究生读的专业虽然跟本科的听起来有点关联，实际上还是相差很多，而且本科时没有真正做过研究，无法从专业上判断哪一个更适合我。我选择了其中一个课题，主要原因是这个课题就是我跟他做。另一个课题涉及到多方许多人，我认为要做较多的协调工作，得到大家的同意会不容易。
没想到我做的课题进展十分顺利，我的实验室工作做完后，其结果跟预期想象的差不多，跟小老板讨论后，准备写论文投稿。定稿之后，小老板说我们试一下投‘Science’（科学）, 虽然被它接受的概率是5%，但是，我们做的这个结果比较吸引人，有希望。‘科学’和‘自然（Nature）’杂志是科学界最有声望的杂志，当然，能够在这两个杂志出文章，对学术生涯有帮助。记得当时‘科学’杂志的总编是杨振宁。我们投稿之后，经其他专家审稿，杂志决定录用，只需做些小改动。就这样，我的第一篇学士论文是和小老板两人署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而且，这一期的‘科学’杂志封面整版用了我们文章的照片。这篇文章发表的日期是我入学之后的约三年。虽然我早已不在这个领域做了，但是，网上搜索到这篇文章发表25+年后还有人引用。
文章发表后，小老板跟我说，凭这篇文章，你就可以拿博士学位了。我们系不成文的规定是拿博士学位之前，要有一，二篇一流杂志的论文。当然，我不这么想，当时只学了一点皮毛专业知识，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再说，早毕业回国做教授，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所需要的实验室设备，一时半会不可能继续在这方面做下去，除非跟国外学者合作。
这个课题做完后，接了大老板的另一个课题。实际上，我对这个课题不抱太多希望。经过前面课题的磨练，我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知道一些门道，哪些课题比较容易出结果，哪些不容易。但是，要拿老板的资助，就不能挑三拣四，只能做。果然，试验结果不好，达不到成论文的标准。科研就是这样，有时得靠点运气。
接下来的一个课题比较大，多方多人合作。我找了自己认为容易出结果的部分做，一切顺利，实验室结果出来后有内容可写，接着写论文，投了专业上的一流杂志发表。这个项目做了三年，出了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行业里最好的杂志，所做的工作也被行业大咖写的书里应用认可。现在回头看，感觉是科研并不神秘，也不是特别难，关键是选题，再加上肯费精力，总会出成果的。曾经做过（been there, done that）了，知道科研是怎么会事。对以后遇到的科学家，教授的态度是尊重，但是，没有神秘感，极少有敬仰。
研究生，博士资格考试
我们学校的博士资格考试各个系方式不同。有的没有正式的考试，有一个答辩的形式，有的是口试，考生分别去不同的教授处，回答问题，最后根据教授评分，决定是否通过。我们系是笔试，专业是必考，加权是100%，另外从数学，物理和普通专业基础三门中选两门，这两门的加权是50%。因为大陆专业跟美国的相差甚大，我们系大陆来的学生基础课都选数学和物理。
系里的博士资格考试每年一次，在年初举行。博士候选人必须在入学两年内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也就是说有两次机会。学校大部分系每次会让50%的考生通过，也有的在考之前，对不打算收的博士生就明确告诉他们，去别处找生路吧。在我们系，大概有10%的最初的博士候选人会因为没有通过两次考试或其他原因而被淘汰。这是我根据考试人数和后来读博的人数对比得出的结论，完全是推测。但是，也有两次没通过，导师鼎力推荐的学生，照样读下去，拿博士学位的。记忆中，有一位本科来自名校的女生，两次都没有通过，但是，她导师坚持她继续读下去，最后拿到博士学位的。我觉得让导师最后夺断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博士资格考试，基本上是考专业知识的宽度和一定的深度。即使在同一个系里，研究的方向可以相差很大。只要一个学生在自己研究的方向有发展前途，不应该被博士资格考试所约束。我们系几乎没有本科生（每年0-1个），学生基本上全是研究生，他们的本科都是在外校读的，本科读的系很广，即使是相类似的专业，各个学校设置的课程也相差很大，所以，对大部分研究生，系里的课程和研究课都可能是全新的，尤其是对外国学生。
我9月底入学后，根据自己的情况，没有打算参加第一次次年开学不久举行的博士资格考试，因为大部分专业课没有修，专业考试没有把握，所以，没有准备考试。
新年开学后，跟导师会面，谈到博士资格考试，我说了自己的顾虑，可是导师坚持我得去考，他说没有期待我会通过，但是值得去试一下，体验一下。这一下，我有点慌了手脚，马上开始准备，但是，毕竟基础不够，虽然数学，物理考得不错，但是，专业考的不够好，有许多题不会，题都没有做完，没有通过。系里会在全体考生的考分中间数附近画一条线，高于该线的通过。导师告诉了我考试结果，我的基础课数学和物理考的都很好，但是，专业拖后腿了，离达标分数差几名。
第一次博士资格考试没有通过，有点失望，毕竟一路上来都没有在重大考试中失手。好在考之前就没有太高的期待，所以，我还是满怀信心能通过第二次考试。
在第二次考博士资格之前，我准备的主要是专业，这方面底子弱，需要弥补。数学，物理大学的基础课都学过，只需要熟悉一下专业术语。专业得一分，相当于数学，物理得两分，因为专业加权是其他的一倍，所以专业是重点。专业准备主要靠三方面，第一是选课，系里的各个研究方向的课都选一遍。虽然不一定都能读透，至少能扩充一下知识面。第二是做考古题，虽然考题不会重复，但是，可以从以往的题目中推测教授出题的思路。以前所有的考题，必须弄清楚。第三，跟第二有关。原来考古题里有每周五系研讨会讲演内容的。这方面没有捷径可走，每周来讲的人内容太广，必须每次都用心听才能知道讲演的精髓。
第二次博士资格考试之前，我对通过是蛮有信心的。三小时的考试，我把重点放在专业考卷上，牢记专业一分相当于基础课两分。博士资格考试的成绩几天后出来，出来的那一天导师托秘书跟我定了个时间，好像是下午三点去他办公室见面。去之前，已经知道一些同学的结果已出来，等待的时候难免有点焦虑。见到导师，他打开信封让我看结果，说你考的很好，在22名考生中，总分是全系第一名，祝贺。我仔细看了一下各课的成绩，专业第一，数学，物理也不错，在前几名中，心里总算落下一块石头。老师说，我现在还有其他事，今天晚上我请你去教授俱乐部（Faculty Club）吃饭，庆祝一下。我是导师的第一个中国学生，考的成绩应该让他感到惊讶吧。正好，前几年毕业的D来访，导师也请了他一起吃饭。D是我刚来时同一个办公室的同学。我进组时，他已临近毕业。毕业之后，他回自己老家，在原来读本科的一个小州立学校做教授。D的博士论文做的很不错，我们其他同学都认为他去个小学校，是大鱼在小池里混(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D的年龄比较大，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估计是想过躺平，消遣的日子。
回首想一想，第一次没过博士资格考试最后的结果更好，这样就逼着我去扩充专业知识。如果第一次就通过，我可能就不会用心去修各门专业课，会一头扎进研究课题。因为带着任务读书，在学系里专业课时就留心了一下各个领域当时的研究课题和状况。在学校学习的环境和气氛跟以后自学还是有差别，所以这一年的专业学习是非常有收获的。
在去教员俱乐部庆祝吃饭前，自己一个人跑到校园的一个安静的庭院中默默地向东方鞠躬。我父亲去世时，我正好是在美国准备博士资格考试。家里考虑到告诉我这个消息会让我分心，没有让我知道。说实话，即使当时知道了，以经济条件和时间，也不可能赶回去。我是在博士资格考试前一周得知了父亲已经过世的消息。得知消息后，如五雷轰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一恶讯。一位室友，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开车载我去附近的山里飙车了一圈。坐在车里，我心乱如麻。虽然车在弯弯曲曲山路上快速行驶带来不断的颠簸，我却毫无感觉。思索了一天一夜后，觉得完成好学业是报答父亲的最实际的方法。于是，我就按部就班，认真复习，迎考。博士资格考试取得的好结果对得起父母。这一段经历原来写过 [url=https://hxwk.ciaos.org/gu-shan.hxwk.org/2012/06/15/%e4%bb%8e-%e2%80%98%e8%87%aa%e6%88%91%e6%a3%80%e8%ae%a8%e4%b9%a6%e2%80%99%e4%b8%8a%e8%ae%a4%e8%af%86%e7%88%b6%e4%ba%b2-%e7%88%b6%e4%ba%b2%e8%8a%82%e6%80%80%e5%bf%b5%e7%88%b6%e4%ba%b2/]父亲节怀念父亲
[/url]
我的美国博士资格考试跟在中国考出国研究生有点类似。本科前面几年，大家都没有考虑毕业后的去处。本科最后一年春季，各个学校的研究生招生情况开始公布。这是第一次公开招考出国研究生，在招考的时候会注明是否有出国研究生名额。我报了考研究生。最后一个暑假，同学们都去外地做毕业实习。而报考研究生的学生，就留在学校跟系里的老师做毕业实习。研究生考试是全国统一的，共考5门，就我们学科而言，要考专业，数学，物理，加上英语和政治。报考时，有一选项是是否考虑出国研究生，但是没有额外的考试。我本科系所在的行业全国有2个出国名额，由北京的一个学校代培，在学科里没有限定研究方向。我们学校我们系同一届毕业的有6个班，我估计全国同行业学科同类当年毕业的班约有30个，如果平均一个班33人，整个行业当年毕业生在900-1000人之间。但是，当年研究生招考的名额并不多，考生相对也少，我们班只有3人参加研究生考试，最后只有我一人考上。有些成绩好的学生因为年龄偏大，第一年没有参加考试，忙着结婚或者回老家了。后来几年同班同学陆陆续续地上研究生有达10人，有些是留校工作，读了在职研究生，也有的不满意分去的工作单位想要离开而考研究生。大部分是考本专业或相邻专业，也有的去读了MBA。
最后，跟我一起的同学科考生中有21考生选择了报考出国研究生，争取两名出国名额。我的国内挂牌代招的导师因为是本行业学校里的元老，成绩最好的仨人都是报考他的，前两名出国，第三名跟他在国内读（最后拿到博士后，也出国到国外做博士后了）。
研究生考试是在一个中学里考的，离我们学校走路约30-40分钟，没有公交车坐。第一天，幸亏带了一个馒头才没有挨饿，因为中午附近没有饭店，只有一个流动的小贩卖吃的，这么多考生，排队根本轮不到就卖完了。最可气的是中午，考场楼封闭，没有地方休息，只好在外面墙根下坐着，晒晒太阳，还没有水喝。还好，脑子没晒晕。
我国内研究生考试发挥正常，数学，物理都做的很快，尤其数学，早早做完了，检查来，检查去，把一道原来做对的小题目改成了错的答案，原因是用了另一种方法解题，跟原来做的结果不同，把正确的结果改掉了。这是一位同学，认识批卷的老师，后来告诉我的，大概我改的痕迹在考卷上留下了。数学是95分，物理是94分。显然，出题的老师没有预料到77级的基础水平，还是拿以往的标准来出题。专业考卷刚拿到时，看完之后，心里一沉。考卷有5个题目，每题20分。题目跟平常课题遇到的很不同。心里估算，有三个题是有完全把握做对，另一个题可能回丢一点分，因为题目问的很散，答题时或许会遗漏一点。最后一题，完全没有头绪。考题问的是你如何看待某一个领域中的研究课题？我们本科时，基本上不涉及到研究课题，所以就草草地答了一下。这样算下来，预计最好的成绩是80分，比我平常课题上考试都是90分以上差远了。根据平常学校的标准，如果成绩不到80分，不能算作优良。录取之后知道实际得分是77分，跟自己预测的差不多。这个分数和5课总分是考生中最高的。后来问导师，最后一题该怎么答，导师说他们出这个题，本来就不期待本科生会答出来，是给一些已经工作的人出的。你的其他专业考题答的非常好，其中3题我的答案是他作为标准答案来评所有考生的。导师说，以往的惯例（我们之前已招过两届），只要专业成绩过了50分，就考虑录取了。没想到，77级的考生比以往的要好得多。显然，这次出题他们是低估了通过高考入学的学生的水平。
研究生考试之后，就没有去追踪结果，因为跟招考学校的导师不认识。大概在录取前的几个星期，我们系有一位教授去招考学校参加一个研究生的答辩，回来后说我们系有的考生考得非常好。这个老师没有教过我们的，不认识，我没有去问我的成绩。我当时在学校基本上默默无声，除了读书不错，给校墙报写点诗歌短文之外，跟学生组织和系里没有太多交集。原因是我考虑到77级里有许多原来社会经历很丰富的学生，跟他们比政治社交方面我毫无优势，不如潜心学习。
报考研究生之前，系主任突然找过我谈话，问我今后的打算。我从来没有跟系主任有任何接触，估计是班里的学生干部反映的我的学业情况。系主任的意思是今年我们系没有出国名额，但是，希望我能报考自己学校的研究生，明年一有出国名额（好像是已经定了有世界银行的名额），就送我出国。我说，我主意已定，直冲着今年的出国研究生，考不上，也不考虑留校。根据我们系报考的，我当时对自己考上研究生是非常有信心的，印象中我们系成绩好的学生，报考的跟我不在同一方向，不知道是因为怕撞车还是有其他考虑。当然，不知道其他兄弟院校的情况，毕竟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招考，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系主任见说不动我，就让我推荐班里其他同学，我就说了一位同学，人很聪明，年龄也是班里最小的。最后，果然他留校，第二年考上系里的研究生，占了出国留学名额，也来美国了。系主任是行政干部，但是我们系（文革）以前毕业的，对我们这一专业的教学还是很上心的，排的课很靠谱。当然，中国的高校基本是参照原来苏联那一套，分的太细，专业部分，其方法和技术手段，基本上过时了。计算机的普及，改变了行业工作的方法。另外当时教课的老师，虽然系里派了最好的教我们，但是，整体水平还是非常有限。幸亏基础课有课外一些教材和习题，我们打的基础还是可以的。
美国导师这一次请吃饭，是我第一次去教员俱乐部。这是校园里一所比较正规的餐厅，里面多是教授们带着客人吃饭。这之后，因为项目的原因，陪导师去过几次。有时会遇到在里面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和家属。这一次吃的什么全忘了，但是，聊天的内容到现在还记得。
话题之一是导师说了当时招我的背景。因为导师在业界非常有名，所以，当时中国有许多人要来他这儿做研究。但是，大部分是要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导师大概跟一些中国来的学者打过交道，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招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年龄和经历跟其他美国人读研究生的相似，应该会比较容易跟其他学生混成一片，而不是像访问学者或年级大的中国学生那样，经历和年纪都不匹配，会显得格格不入。当然，他说，这是个冒险，因为他没有办法判断中国的本科教育是否扎实，来的学生能否跟上学习。这不，你的结果表面中国本科的教育是可以的。我想，当时美国许多教授或多或少有相同的顾虑。我们系后来也来了2个其他学校77级的研究生，跟我一样，也是通过考出国研究生考取了北京的另一所研究生院，他们是系里其他研究组的，读书和研究都做的很好，毕业之后的事业发展非常出色，成为业界佼佼者。先期的留学生给美国教授的总体印象很好，给后来的留学生铺垫了道路。
然后导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知道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时，他说他也是，他又指了一下边上的D说，在美国，家族第一代大学生不少，但是读到博士的不多，也不容易，我心里默默地过了一遍组里美国同学的家庭背景（我们组除了我，全是美国人），有两位同学的父亲是教授，1位同学的父亲是兽医，另1位的父亲是有我们相近专业的博士学位的研究员，剩下2人的父亲是白领，也就是说他们出生的原始家庭教育水平都不错，父母肯定都是大学毕业的，经济条件是中产偏上。而我周围同校的中国留学生，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是家族第一个大学生。虽然绝大部分是从省城一级的大城市来的，也有完全是从农村考上来的，他们读书的条件非常艰苦，很不容易，也说明他们是很有才能的。
下一个话题是导师给他的学生归类，一种是比较从容不迫（easy going），比如D，没有急促感；而另一类是Killerinstinct , 也就是具有特别强的求胜心，比如G。导师说的G是我们前几年我们组毕业的，当时在西北大学做教授。G招了很多学生，他们在我们的行业年会上有许多演讲，感觉上G就是一个很卷的学者。我在组里听到G的另一个传说是他在实验室碍手碍脚，老出问题，导致他后来选择的课题避开实验室工作。最后的结局表明G做了正确的选择，在他做的课题方面发表文章很多，虽然我觉得他灌水的文章不少。我不清楚导师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是想暗示我什么吗？
最后一个话题是导师要我接着做D原来没有做成的实验室工作。D后来博士论文做的工作没有用实验室工作的结果，所以原来该他做的实验留给我了。实际上，我对这个课题不抱太多希望。经过前面做的课题的磨练，我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知道一些门道，哪些课题比较容易出结果，哪些不容易。但是，要拿老板的资助，就不能挑三拣四，只能答应做。果然，试验结果不好，达不到成论文的标准。科研就是这样，有时得靠点运气。
美国研究生院系里教授
我开始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系里有8位教授，一个非常小的系。我导师和一个助理教授管我们研究小组，另外3个教授各管自己专业的小组，其中两个小组经费都是基本由公司资助。有一个小组，资助的公司大约有20多个，每个公司一年出1万多，一年来开两次会，由研究生报告研究成果。这个组的研究生博士毕业之后，也大多数去这些公司。所以，这些公司出钱，某种意义上是资助未来的员工。另一个小组，也是类似的，但是，在不同的研究方向，资助的公司相对少一点，大概有十几个。这两个小组在各自的行业都很有名，毕业生大多数去工业界，也有极少数去大学教书的。他们两个组经费充足，不用系里和学校的资源，也有钱招博士后或研究员。另一个组靠政府基金和公司资助。剩下的3个教授里，有2个教授基本上是自己单干，每个教授带每年招0-1个学生。最后一个教授因为出过车祸，据说因此造成健康不良，完全躺平，不再做研究，也不带研究生，只教一门本科生的课。
8个教授里， 麻省理工博士毕业的有3个，加州理工毕业的有2个，剩下我导师是伯克利毕业，另一个是澳洲国立大学(他的导师当时在专业上很有名)毕业，系主任是本校毕业的。8个教授里，2个是尚未拿到终身教授的助理教授。这8个教授中，我导师当时最有名气，是美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另两个有公司资助的在他们的行业也非常有名。除了躺平的教授外，另两个已经是终身教授的都在本专业有很大的影响力。事实证明，除了躺平的教授外，其他当时的终身教授后来都当了美国科学院或者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两个当时的助理教授，其中指导我的后来拿到终身，但是停留在副教授位置，过了几年，离开本校，去澳洲做了政府研究中心/政府部门的主任。
另一位G在被评终身教授之前，跑去日本东京大学任教，据他说自己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外国人终身教授。从表面看，似乎是他感觉到自己拿不到终身教授而离开的，但是，我当时听传说是系里是准备给他终身的，他做的研究课题所用的算法需要运速超快的计算机，出的结果比较慢。但是，从学术水平看，他的成就是可以拿到终身的。他从加州理工拿了本科和博士学位，做了博士后到我们系当助理教授，相对其他教授，他比较年轻（比我大7岁），所以，很愿意跟我们聊天。晚上我在系里看书或做实验，路过他办公室时，经常看到他还在办公室，就跟他打召唤。
G是犹太人，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他喜欢桥牌，当时代表美国队参加国际比赛，跟中国选手对抗过。G说话比较直，评价人是毫不留情。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他跟我说，他做事比较冲（aggressive）。因为在纽约长大，不粗鲁些在纽约活不下去。他边说边显示如何在纽约街头和地铁上，横冲直撞，挤出人群的样子。他说他高中只喜欢数学和物理，不喜欢文科，是个典型的理科男。但是我读他写的教材觉得非常好，语句很流通，讲的很清楚。他高中快毕业时，被加州理工的一个招考老师的讲演吸引，心想离开纽约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就这样去了加州理工读了物理专业，入学时才16岁。，当时物理诺贝儿奖获得者费曼教授在加州理工物理系，他深受费曼教授的影响。当时，他已经结婚，太太也是加州理工硕士毕业生，是他加州理工大学同学的妹妹。大概是不愿跟他去日本，在他去东大当教授后几年内他们离婚了。
跟G教授的交流是比较难忘的，在中国没有过太多直接跟教授的交流，在美国也没有这样的教授会花时间跟我们聊天。虽然G不是我同一研究方向的，但是，从他那里知道许多系里和业界的趣闻。
另一位教授刚拿到终身，他的故事，我写过一篇专门关于他的文章 [url=https://archives.ciaos.org/HXWK/author/GU-Shan/cm0611a-3.gb.html] 睡觉教授[/url]。
C教授从工业界拿到的钱最多，组里招的学生也很多。因为研究方向不同，我除了上他的课几乎没有跟他直接其他交集过。但是，因为有中国同学在他组里，同时他组里的学生最多，也多少了解他。
C教授本科和博士都在麻省理工获得。C教授最大的特点是上课不讲课，坐在讲台上问，谁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大家看书。所以，在课堂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只能自学。C 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算法，曾经提出过比较革新的算法，在工业界很受欢迎。他的书早在80年代就有了中文译本，也被翻译成几国文字。C 是个有奇异想法的人，对社会现象和政局有自己的看法，比较不相信主流媒体的说法。C后来把自己的电子版书放在网上，免费让人下载。
C的学生里有人学俄语，去苏联游学了几年又去中国呆了一段时间；另一位学了汉语，去北京呆了两年。我一到时学校，他见到我，就跟我讲中文：‘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学过中文’。正好我也在语言学院集训过英文，所以可以一起回忆旧事。但是，他的中文十分有限，只会简单的几句。后来，跟他在系里跟他碰面，他会聊一些中国的新闻，可见他还是很关心中国的事。
N教授是另一个从工业界拿钱比较多的。他的小组规模比C教授小一点，研究方向以实验为主，在业界颇有名望。N教授也是从麻省理工拿到博士的。他后来做了系主任，也成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我的感觉是N教授大局掌握的很好，说话简单，但是，很有想法。
N教授的研究范围有点广。我在校大部分时间，他是系主任。我在系里做博士后最后的一段时间，原来的老导师已经过世，小导师撒手不管实验室的事，有一段时间没有基金了。跟N教授一说，他从NASA给的基金和系里的助学金资助了我，完成了一个课题，其结果成文后登在业界标杆的杂志上。
N教授曾经跟我说过，他刚开始读研究生时，是准备做我们研究方向的，但是，他觉得我原来的老导师把我们专业的重大课题都解决了，做那方面再难有重大突破了，所以就转了研究方向。这个决定很重要，他在自己的领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一举成名。N教授看的很准，的确，我做的研究领域，最火的年代是60年代，70年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研究基金少，没有大的课题。我要是在开始读博的时候，有人给我点明，我也会换一个研究方向的。
N教授是以色列来的犹太人，从以色列大学拿到本科后来美国读研。他当时是我们系里唯一一个非美国本土的教授。他很早（70年代）就访问过中国，对中国学生，学者很友好，至少是比较理解外国人在美国的状况，有好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他手下拿到博士。
我刚到的时候，系主任是T教授。T教授是毕业于我们本校的博士（麻省理工的硕士）他创办了我们系。他担任系主任长达20多年，一手把一个以教学为主的系发展成世界顶级的系。当然这跟学校的总体地位上升有联系，学校名声高了，有钱了，才能招到好教授，吸引优秀的学生来学习。
T有一个研究小组，除了NSF的基金外，他也有美国国家研究机构和工业界的资助。T教授非常和蔼，任何时候都是笑呵呵的，非常关心学生。我记得每年秋季开学，他都会在家开一个party，把全系的师生请去。我导师过世后，他接替做了学院院长。他75岁时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开玩笑说，他能够得到这个荣誉是因为自己活的够长。
躺平教授K基本上不干事，不带研究生，也没有什么科研基金，K教一门本科公共科学课，每过几年发一篇文，基本上没有太多影响。我们系只有1-2个本科生，可以说没有专门给本科生开的课。但是学校学文科的本科生要修些STEM课，所以这门课是给他们开的。我在这门课做其中一个助教。我们系博士生有当助教的要求。但是因为开的课少，当助教的机会不多，所以一个助教的位置要分成几份给不同的人。
K教授看起来很正常的，但是，似乎他曾经出过事（好像是车祸），精神受打击，从此躺平。从原来的记录看，K教授是在哥大拿的硕士，加州理工拿的博士，曾经发了许多文章的。肯定是人生出现拐点，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因为他早已是终身教授，系里似乎对他也没办法。
我自己的老导师A教授当时因为是院长，很忙，一开始跟他接触很少，基本上由另一位年轻导师M指导。A导师因为对我们研究领域贡献很大，有一位研究科学史的博士（当时是一个私立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写了一本书，专门讲我们研究领域的辉煌岁月。在书中，他花了许多笔墨描写了我导师和他当时的研究，显然他曾经跟我导师交流过多次，把他的身世和早年经历都记录了下来。记得他书中写道，A教授在伯克利大学读本科时，已经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大概是大三或大四时，他去多伦多参加业内年会。在会上，他听了些业内名教授讨论些如何制作和改善实验室里的装置，这些正是他当时在实验室里考虑和做的事情。他当时就感觉到自己跟这些教授的想法相同，马上有了很大的自信。
A导师显然是个很卷的学者，一生没有成家，一直孜孜不倦地在行业里深耕。他从伯克利获得博士学位后，去了美国国家研究机构做事。正是在国家研究机构做事的这段时间内，他和团队做出了很大成果。当时，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大学和研究所在做类似的事，基本上拼谁先出结果。所以，他们马不停蹄地在实验室工作，总是想要在别人发表之前抢先发文章。
由于他做的贡献，他被选入美国科学院和艺术院院士，也是美国哲学协会成员（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担任过美国科学院我们这个这个泛学科的头，全美我们学科协会会长。基本上，他拿过我们这一泛学科里该拿的所有大奖。跟他合作一起做研究的两个学者也是伯克利毕业的博士，他们也都选入美国科学院院士。
他去世后，我们学校，系，他原来工作过的政府研究部门和行业学会立了以他冠名的各种研究生奖学金，博士后奖学金和教学奖。他把学校附近Woodside山里的房子捐给了我们学校。
A导师不但学术做的好，行政方面也做的很出色。他搞了一个硕士项目，每年10几个人，从工业界招学生，读一年书，把当时几个重要的课作为必修课程，然后去工业界实习几个月。这个项目非常成功，因为招来的学生都有工作经验，在职业道路上有很强的上进心。这些学生毕业后，都很容易找到工作，各个公司抢着要。据说，这些学生镀金后，在公司里比我们系毕业的博士生在公司里爬梯子更快，更容易成为高管。A导师在系里有绝对的权威，一言定鼎。有一年他去北京，做了演讲后一位考到我们学校出国研究生的学生跑来跟他说他申请了我们系，但是没有回音，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跟这个同学交谈了，知道他北大本科，考了我们学校校长的出国研究生。A导师跟这位学生交谈了几句，答应会过问一下。去宾馆的路上，A导师跟我说，这个学生看起来不错，年轻，英语也过得去，问我怎么看？我说他的本科基础应该非常好，读起来不会有问题。到了宾馆，他让我去给系主任发一个电报，就几个字，录取某某某。这个学生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后来来了我们系。读了两年后，这位同学读书没问题，但是进入研究阶段时似乎不顺，兴趣也变了，转学去另一个名校读经济学博士了。
在他去世之前，A导师已经是整个大学的副教务长。我们当时几个学生都很担心，生怕他一旦官瘾发作，去其他地方当个校长。
我跟他在他去世前的那一年交往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起做一个研究项目。我们申请的第一次NSF基金，虽然已经批了，但是，给的钱比申请的要少。他决定不要，继续申请。为得到NSF基金，他把我们还没有发表的结果，用明信片寄给许多潜在的评选教授，学者，跟我说要预热。果然，我们后来就得到了两轮的NSF研究基金。我们这个研究方向是基础科学，大家都拼命申请NSF基金，僧多粥少，拿到的钱可怜兮兮的。为了拿到更多的基金，他又去工业界游说，得到了些工业界的钱，让我们的研究能够正常进行。
A教授虽然平常跟我接触不多，但是对我不错。感恩节，圣诞节时，有party就邀请我去。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用一个不起眼的纸包了几百块现金塞给我，同时，又以他的名义，让他秘书在系里搞‘婴儿送礼会’活动（ baby shower）。系里的人送了许多婴儿用品，他送的礼物是一个Fisher Price厂家出的婴儿手推车，多用，非常耐用。
M教授是我的另一个指导教授。我入学时，他是助理教授。因为A教授行政事务多，M教授实际管理实验室和研究小组。在没有拿到终身教授之前，M教授当然很卖命地工作。M教授本科是在美国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学校，然后去了多伦多大学读硕士，再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博士，跟的导师都是行业很有名的学者。他一开始是在我们系做博士后，然后系里招一个我们研究领域的助理教授。他申请了，同时外校也有许多其他人申请。M跟我说过这是一段尴尬的日子。其他候选人来我们系面试，做报告，他得在下面听，还要给出反馈，而同时他自己本人也是申请者，难以把持尺度。M说了几个来面试的人，这些人当时在其他学校做助理教授或博士后，我跟这些人后来还打过交道，因为同在一个研究领域。从我的角度看，M在他们中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他的博士导师是业内有名的学者，给他的推荐很强，说M是他的所有学生中最聪明的。当然，推荐信上一般都会言过其实，但是，M的确是有能力的。虽然他本科在小学校，但是他的数学，物理基础都不错，计算机很熟，在当时的年代，许多教授只会用计算机写文章，而M自己编程，搞定实验室仪器的控制。我跟他交流时，感觉到他脑子反应很快。
M被聘请为助理教授后，一直稳定地出结果，发表文章，NSF的基金也一直有1-2个。我们学生都认为他拿终身教授是十拿九稳。但是，他夫人在他拿到终身教授后跟我们说不是那么简单的。她说，A教授在评M终身教授前曾甩了一句话给M，意思是说这事还不确定（ not a sure thing）。可能A教授有独特的看法，而A教授在此事上绝对是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权。
M教授因为不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似乎在美国的同行内没有太多的联盟。他自己对业内几个同一年代的年轻学者不愤，谈起来总是有点负面的评语。不知道是文人相轻，还是他们之间有过隔阂。总之，我听到这些评语时有点吃惊。M似乎跟学生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原来跟他读的几个老美博士研究生，好几个都中途退出，当然这也可能是学生的个人原因。跟我同时入学的一个伯克利物理系来的学生，读了2年后不读了，去海军研究所工作，好像有一帮伯克利毕业生哥们在那工作，介绍他去的。我记得FBI有人来我们实验室，跟M教授和其他老美同学了解他的背景，因为他要去的海军研究所军方机构；后面两年里来的，一个转系里其他研究方向，一个拿到硕士之后走人，去一个州立公园做国家公园护林员（ranger），我记得他父亲是一个州立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另一个去了神学院。我个人的感觉是M不是十分关切学生的发展和前途。有些小地方来的学生，到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有时会找不到方向，感到迷惑。
M教授拿到终身教授后，显然工作热情降低了。这个时候，A教授已经过世，M教授完全独撑我们系我们研究领域的工作。但是，他就没有再招过博士生，实验室基本上处于半停顿状态，经费不足，很难维持仪器运转费用。M教授这时对另一个研究领域感兴趣，开始建那个领域的实验装置。但是，这个新的领域跟我们原来做的不同，无助于我们研究领域的发展。最后，M完全放弃我们原来领域的工作。尽管M在新的领域发了些文章，但是，我们系我们原来研究领域完全停止了，没有学生，实验室不转。当然，这时候所有他的学生都已经离开学校。
M教授在我们系，我们学校一直没升到正教授。我后来听一位我们小组毕业的教授的学生说，他导师（原来是A教授的学生，当时已经很有名气）回复我们学校评价M教授升正教授的意见时给的评语很负面，意思是说A教授创立的我们系这么有名的研究小组，实验室在M教授手中断送，可惜了。
M教授或许是看到我们原来研究领域的发展前途暗淡，或者是他的兴趣完全改变。总之，M教授在我们系呆的似乎不开心，后来索性转到另一个相邻的系，最终也没有升为正教授。再往后，M教授离开我们学校，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政府研究机构做了首席研究员和头头，开出了新的天地。
平心而论，M的才能和成就在另一所学校的话是足足有余，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明星教授或当上系主任。但是，在我们系，以他的资历就排不上号了。他虽然文章发了不少，但是没有开拓出新的领域或取得重大成果，成为领军人物。这也不能怪他，因为我们的研究领域那个年代已经非常成熟了，难以创新。
M教授提上终身教授，离婚结婚后，从校外搬入学校范围内，我们几个同学帮助他搬家。M的第一个住家是在Palo Alto，应该是他在80年代初买下的，一层3卧室，当时的价格是18万美元，他7-8年后卖掉时好像是26万，然后在校园的地盘上买了个四居室33万的房（约2100平方尺），也是单层的。学校地盘上的房子只能卖给教职员工，持有期是99年，到期之前必须转手给其他学校的教职员工。我记得他的房子在靠近DISH山（斯坦福天线山）, 现在的价格大概是2.7百万，也就是说学校附近的房子30多年来涨了10倍。
我们系虽然不大，只有8个教授，相对其他名校同样的专业系规模要小得多，我在校期间，我们系跟加州理工，麻省理工，稳稳地排名美国前三。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我们这个学科的系都很大，我们学校走的是小而精的路线。我们系大多数教授从他们那儿来，本系毕业也有去他们两个学校做教授的。 所以这几个学校这个学科的风气应该接近。唯一的差别是我们系没有什么本科生，基本上是以做研究为主的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