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返斯坦福
孤山
四年一晃穿隙而过﹐ 送孩子进大学仿彿还是昨天的事(见华夏文摘第七一七期(cm0412d)) 。转眼间﹐孩子就要戴学位帽了。
六月的加州﹐阳光灿烂。校园內﹐一群群的亲友团﹐一处处的方陣椅﹐到处洋溢了喜悅的气氛。校方竭尽全力打扮校园﹐精心策划一年一度的盛典。其目的﹐就是想营造一個完美的环境呈現給家長﹐让他們感觉四年十几万美元的投资物有所值。
每年毕业典仪项目中的其中一天﹐校長官邸﹐也就是胡彿住宅会让人参观。胡彿宅几经修缮﹐装饰﹐显得即高雅﹐又豪华。各种花卉树木修剪得整整齐齐。校长和夫人在庭院里与前來參观的毕业生和亲友团握手合影。这几小时下來﹐一直要面帶笑容﹐亲切握手交談﹐够校長和夫人受的了。20多年前﹐我拿学位时也曾來过胡彿宅。正是风景依旧人已去﹐那時的胡彿宅主人是生物系教授﹐ 还沒有搬出這校長官邸时已跟自己的小蜜好上了,不久就和几十年的原配夫人分手﹐校园里闹出一場不大不小的绯闻。
虽然斯坦福线性加速器的長廊建筑物可以从280高速公路上看到,但我可以肯定大多数斯坦福学生沒有来参观过斯坦福线性加速器。趁毕业典礼这设施开放之际﹐我們访问了这世界上最长的建筑物。据说﹐这长达1英哩多的直线建筑物﹐直线误差不得多于几毫米。在沒有GPS的时候﹐科学家們为准确地测算直线方向颇费了一番心机﹐专门设计了仪器。不过﹐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访问是很乏味的﹐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笨重﹐枯躁﹐而且看起來很陈旧的仪器设备。给我們义务导遊的是一位在那儿工作的物理学家。他热情洋溢﹐如数家珍地讲述这儿的每一件重要设施﹐以及线性加速器对物理学所做出的贡献。
斯坦福大学的地理标志是胡彿塔﹐也是胡彿战争﹐革命﹐和平研究所所在地。如果从南面飞往旧金山机场﹐可以在飞机上看到285英尺高的胡彿塔。刚到学校﹐不熟悉校园的人﹐通常可依据胡彿塔來确定自己的方位。里面的东亚图书馆曾经是我读中文小說﹐报刊的地方。许多49年前及文革中的材料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记得阿扁政权的侨务委員会主任張富美是当时那儿的职员﹐经常在借书柜台的里面接待來客。印象比较深的是她每次都穿著很正式,与其它的职员不同。胡彿研究所储存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材料﹐尤其是中华民国时期的材料﹐例如最近刚开放的蔣介石日記就放在这儿﹐可供任何人阅读。我当时读书时,按规定申请了一个可以去书库的借书证,找了个理由是所做的研究要查中国的资料,经常去底层的书库去找书看。平常﹐胡彿塔顶部观测台不对外开放。在電梯上﹐我笑着对孩子說﹐上次我和你媽上胡彿塔頂﹐你还在媽媽肚子里﹐这是你第二次来了。
从胡佛塔往下看﹐看到是校园楼的房頂。斯坦福校园主体建筑的特征是深黃色沙岩為外墙的西班牙式庭院﹐而各个楼屋顶则是清一色枣红大砖瓦。有一次去斯坦福朋友在上海郊区的別墅﹐房子和会馆的建筑风格和顏色都相似于斯坦福校园的﹐问朋友选择这价格不菲的地方是否因为它很象斯坦福校园。朋友说﹐正是如此。当时看房时﹐转了不少地方﹐到现在的地方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馬上拍板定了下來。
胡佛塔東面正对面是学校的电影院。读书期间﹐有几个学季买了学季电影季票﹐每个周日晚到这儿看电影。刚开始﹐印象最深的不是电影的內容﹐而是电影开场前滿天飞揚的卫生纸和纸飞机﹐也有些学生会竄上舞台﹐做几个小丑的动作。每个正片之前,照例放些动画片,博得大家一阵阵的嘘叫声。这个电影院的一个传统是每个学年结束前最后一场电影总是‘毕业生(Graduate)’。据孩子讲﹐这个传统到现在还是如此。另外一个让我念念不忘这个地方的原因是当时刚买的一辆新自行車﹐ 在看电影时和其他几辆放在一起的車﹐被人盜走。
校园的西部自我毕业后变化甚多。记忆中的一些建筑物﹐尤其是以电机系﹐应用物理系為主的一些工程实验室被新造的工程或其他科学庭院和实验室楼所取代。其中有两个楼分別以David Packard和Bill Gates冠名. David Packard和William R. Hewlett从斯坦福电机系毕业后创建了HP﹐生前大概是為母校捐款最为卖力的。而Bill Gates捐了区区六百万美元(整栋楼花了$38.4 million)﹐也居然捞到一个斯坦福校园大楼的冠名﹐未免是太便宜了他。因為盖茨和斯坦福无缘无故﹐许多人就猜测他为何要捐錢﹖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谣传。其中校园导遊引用的一个版本是盖茨在哈佛读计算机课时被一位教授整得沒及格。这位教授多少年后到了斯坦福任教﹐而这教授后來在斯坦福的辦公室就在盖茨楼里。这算是盖茨给这教授的一个回敬吧。另外,据说盖茨坚持要在这个楼的地下室里装淋浴,原因是他在哈佛读书时写程序几天几夜呆在实验室的计算机傍,身上的味道难闻死了,别人都不愿意靠近。
在孩子介紹的同届毕业生中﹐我统计有超半数以上的会继续上研究生院﹐尤其是工学院毕业生﹐比例更高。按理讲﹐斯坦福工科毕业生的就业狀況不错﹐不应该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继续念书,更合理的解释是大部份毕业生並不急着赚钱﹐而想继续留在学校的环境里。在工学院的大学毕业生中﹐很难看到典型的白人名字﹐至少一半以上的毕业生是亚裔﹐而哈佛中老中居多。我的斯坦福中國同學中﹐不少下一代已陆陆续续地返回斯坦福校园读书﹐現在可以說每一屆都有。他們在有选择的条件下﹐除了极少数学文科的去了波士頓外﹐都选择了父母的母校。
孩子毕业那一年毕业典礼的主讲是原国家广播公司的主播湯沐布若克(Tom Brokaw)。能够请他來演讲可能是因为他女兒是斯坦福校友。人虽然老了﹐可他的声音还是磁性一般地吸引人。他的演讲无非是鼓励毕业生要多位社会多奉献﹐多担负社会责任。他或許是想更貼近年青人﹐用了些计算机的名詞。如他說﹐要解決社会上的问题不像在键盘上按一下‘取消’( Delete)就可以了。他最后是这样结束演讲的。他說﹐从前他一直告戒毕业生﹐挣钱容易﹐但改变世界不易。后來﹐一位在华尔街工作的毕业生父亲写了电邮回答他說﹐其实挣钱不易﹐而且挣许多钱后是肯定能夠改变世界的。
我想﹐这二条告诫不仅是对毕业生的及時忠告﹐对我們这些毕了业的校友来说,也是应该经常提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