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以谈 AI 为时髦的年头，我也想自测一番：“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最近，我尝试着用我的一张三年前的照片，弄成一个虚拟分身，用以解说/朗读根据我两篇旧文而制作成的视频。对我文章与视频，尽可评头品足，其意见可发到视频评论区，也可通过此信箱电邮与我。

下面就是几个链接，墙内是否能打开，我也不知道，但可碰碰“运气”：

视频一：《崽卖爷田不心疼》

https://youtu.be/i-AXilJsCB0
https://1drv.ms/v/s!AjuDAjDCbfdahMVcZiHrF5OwbUicsg

视频二：《谈谈我的评毛观》
https://youtu.be/w1t2QUqFchc
https://1drv.ms/v/s!AjuDAjDCbfdahMVdW4ZL_DaEpAweNg?e=Ra7uq7

文字版：
https://gaohan2005.academia.edu/research

——就制度转型思想理论资源商榷于蔡霞女士

（2020年9月18日）

高 寒

内容提要

眼下，由于一场人为的世纪大瘟疫，一场超限的诉诸生化武器的不宣而战，便骤然地将这种文明的较量、文明的碰撞变得尖锐了起来，使中国的大变局已迫在眉睫。

你要到体制外去寻求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么，那你就只能干革命推翻现行制度；你要追求改良，追求和平转型么，那你这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资源，就还只能从现行体制的道统法统中去寻找。二者必居其一。

即使在今天，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整个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均无人敢面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干资本主义文明，就必然干皇权文明复辟”这个既是残酷现实，又是前沿理论的要害命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彻底。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谁说共产党人就不能干资本主义？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共产党人还就不能不去干资本主义；从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大干资本主义：不仅要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文明，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的宪政文明，更要引进资本主义的多元文明。

目录

一、今日中国制度转型合法性资源：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二、理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彻底

三、自由主义对于今日中国可用于革命却无法用于改良

四、今日中国“市场-宪政-多元”和平制度转型三要素

五、“崽卖爷田不心疼！”

关键词

超限的诉诸生化武器的不宣而战，市场-宪政-多元制度和平转型

苏版马列主义教，东方马克思主义，既给革命压力也给下楼梯子

近日，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因其为任志强仗义执言，剑指习近平而被开除出党一事，又将和平转型，革命与改良这一类经久不衰、常说常新的世纪话题给重新提了出来。在陆续流出的蔡霞女士的几段语音中，有一段从批评“党主立宪”谈起，进而说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转型思想理论资源上的迷茫和蹉跎。蔡霞女士曾经是一位官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像许许多多思想解放的中共党内学者、官员一样，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版“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教的质疑，渐渐地走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迷茫、怀疑、解脱、乃至诀别。尤其是面对现实政权那病入膏肓、越演越烈的制度腐败和说教虚伪，一大批中共老党员、老干部、资深“官马”学者们，最终纷纷走向了拥抱自由主义，少数甚至皈依了宗教。以至于有时甚至让人疑惑，在中共党内还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中共党内改革派中就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派了吗？

一、今日中国制度转型合法性资源：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蔡霞女士质疑和反驳了“党主立宪”论——此论不过纯属生搬硬套君主立宪制而已，并还以西班牙模式为参照系来支持自己的反驳。不过在我看来，蔡女士所反驳的还仅仅限于操作层面，即质疑于“党主立宪”的可操作性。至于在中国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的思想资源上，驳者蔡霞与论者冯胜平，均隐含着一个既定的、似乎不言而喻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应改信自由主义，应当用自由主义去改造中国共产党，或甚至干脆举自由主义旗另行组党[1]。

对于这个在许多人眼中似乎已属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我倒一直颇不以为然。以下这段话，摘自本人两年前的一篇文章：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冯胜平先生，前些年在他陆续写给习近平的好几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信中，照搬君主立宪制而提出了“党主立宪”。尽管其设身处地，苦口婆心，竭尽进退得失的功利考量，但却仍可一言以蔽之：要中国共产党改信自由主义。这就犹如要无神论者去信神，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反过来，要有神论者改信无神论，要伊斯兰、佛教徒去改信基督教。其强人所难，莫此为甚！故他字里行间中那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优越与傲慢，与其文字上的放低身段和情真意切，恰成尖锐反比[2]。

蔡霞女士认为，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宪政制度和平转型，面临两大困难：第一，在中共自身的道统法统中，找不到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的思想理论资源，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只有其萌芽，并缺乏系统阐述[3]；第二，现行体制带给中共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实难割舍[4]。

在我看来，这两条均打在要害上：第一条务虚，谈价值观，管战略，管方向；第二条务实，涉可操作性，管策略，管路径。然而，这第一条不解决，第二条又何从提起？质言之，对上述第一条作何选择，将决定着对第二条的解决，是革命还是改良，是战争还是和平。

可在这里，蔡霞女士谈论的，却是体制内外许多人所期盼的“和平转型”。

既然是制度转型，这就意味着是对旧制度坚定不移的否认，意味着这个旧制度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必须转变为新制度。所以，中国不仅是要政治体制改革，更必须是要政治制度变革。

同理，既然是制度的和平转型，那就意味着这个转型只能是在承认现实，基于现实前提下的否认；只能是在承认既定道统（思想资源），和既定法统（国家体制）前提下的否认。一句话：即在承认中的否认；也在否认中承认。

总之，对现实，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正视不正视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一切改良，其实就都是在为这个“承认的否认”或“否认的承认”作出诠释。

蔡霞女士说，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找不到转型正义的思想资源，此议颇值得玩味，也颇值得商榷。

其实，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要进行一场“市场-宪政-多元”的制度转型，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在中共的老祖宗那里，几乎找不到任何思想理论资源，这从来都是中共改革派的一个短板。即使在当年思想最解放的邓胡赵蜜月期，也不过如此。也正因为这样，党内改革派在所谓“姓社姓资”的论战中，从来都是处于下风：总认为这制度转型，在中共的道统法统上并无其正统性，合法性和正义性。故说起话来，理不直，气不壮，干起事来，也胆不足，腰不硬。据说，在当年赵紫阳智囊团中就常有一句无奈加自嘲的口头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谁说得清楚？”于是，他们才常在理论上打擦边球，玩模糊状。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一而足。后来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共的改革理论，其最前卫也至多只走到“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和姓社姓资“不搞争论”[5]这种折衷主义的地步。即使在今天，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整个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无人敢面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干资本主义文明，就必然干皇权文明复辟”这个既是残酷现实，又是前沿理论的要害命题[6]。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必须要旗帜鲜明地的提出“制度转型”，而不是那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模模糊糊的所谓“治理模式现代化”？这就涉及到对当今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了。正像看一个人不能仅仅看他的自我标榜一样，看一个社会制度，也不能只看当权者的自我标榜。今日中国到底姓“社”，姓“资”，还是姓“封”[7]？对它的判断，便直接关系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基本性质。今天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这四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国策上的反反复复，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根本不敢正视今日中国社会的性质，实质上早就是一个复辟了的宗法专制皇（特）权社会，或一个低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更准确地说，即一个中世纪似的、前现代的宗法专制皇权社会，向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可见，不正本清源地回到马克思主义，不彻底反思自“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革命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地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中国共产党也就当然无从找到今日中国“市场-宪政-多元”之制度转型的思想理论根源了。

就拿蔡霞女士当年也倾注了相当热情、且至今还时常流连的“三个代表”论来说，它至多也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曾在保住一党专政，避免宪政转型的大前提下，试图将那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教作某种实用主义嫁接的理论包装而已。这场由当今中国佞臣之首所操刀的大型机会主义意识形态化妆，其注定无疾而终，这只需看看当年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理论的夭折，就足见其前车之鉴了。

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们，尽管在显意识上，均无不明白应当打碎苏版马列主义宗教的枷锁，然而在潜意识中，却又深陷这个宗教而不自知。因为他们至今也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教的质的区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譬如，不假思索地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与实践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不假思索地以为干资本主义就无条件地与马克思主义无缘；凡共产党人只能无条件地干社会主义，……等等。正是这种宗教教条枷锁般的禁锢，使得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名为“四项基本原则”，实为专制皇权原则的紧箍咒，从而让胡耀邦、赵紫阳们突破禁区的探索，在“老人党”的干预下败下阵来；还是这种宗教教条枷锁般的禁锢，才使得中共党内至今左倾机会主义阴魂不散。如此才使得不受制约的权力之恶与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之恶两相叠加，更让中国式腐败登峰造极，乃至狂妄至极地还意欲用此中国模式征服世界。

正因为中共党内改革派几十年来，均一直没能从中共的道统法统中，发掘出今日中国在“市场-宪政-多元”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上的思想理论资源，既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从中共革命史中，理出一套中国今日制度转型之正义性、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改革基础理论，故才一步一步地转向了自由主义，一步一步地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从老一辈的李慎之、谢韬、李锐，到晚一辈的辛子陵、蔡霞们，似乎均无不如此。

中共党内改革派只看到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却看不到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尤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扬弃关系。如此一来，在价值观层面，似乎离开了自由主义就无转型正义，似乎不告别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制度转型将无从谈起。而在操作步骤层面，既然已将中共的道统法统之正义性、合法性和正统性拱手相让，或弃之如敝屣，那么，面对中共权贵利益集团因恐遭自由主义转型正义清算的同仇敌忾，面对权贵利益集团以中共正统自居，高举中共道统法统大旗的反改革开倒车坚固联盟，也就只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了。

可你既然是在谈制度的和平转型，倘没有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又哪来这制度的转型？哪来这转型的和平与平稳？！更何况，既然这改良、改革必须直接由统治者来推动，那么古今中外又哪会有一个统治者自己挖坑埋葬自己的改革？英国光荣革命不是，日本君主立宪不是，同样，弗朗哥-卡洛斯模式，蒋经国-李登辉模式也不是。即使最终导致苏共瓦解，以失败而告终的戈尔巴乔夫的改良模式，就其初衷而言，仍旧不是。

就拿如今颇受中国自由派们所青睐的西班牙模式与台湾模式来说，这两个现代右翼极权专制，均无不是首先从自身意识形态，自身道统法统中，各自找出了自身与自由主义，与“市场-宪政-多元”文明的某种同源性关系，故由其统治者所主导的制度和平转型与平稳过渡，才得以发生。

可今天主张中国和平制度转型的中国体制内外的自由主义者们，却是既要谈和平转型的改良，又偏要到现行的道统法统之外去寻求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的思想资源。他们完全不懂得：你要到体制外去寻求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么，那你就只能干革命推翻现行制度；而你要追求改良，追求和平转型么，那你这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资源，就还只能从现行体制的道统法统中去寻找。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今日中共党内改革派轻易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直接去举自由主义旗是不智的。它的客观效果，就是让斯大林的“马列主义”宗教更加猖獗，利益集团的反改革、反制度转型之同仇敌忾更形牢固，让中国共产党业已持续70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由此导致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的大复辟越演越烈。

二、理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彻底

然而，理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彻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正因为理论的不彻底，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至今没能从根本上摆脱那个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了的苏版马列主义；也因为理论的不彻底，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至今没能对建国以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一番根本的清理；最后，还是因为理论的不彻底，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从邓小平那“实用主义为王”的跛脚改革，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日全党全局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复辟。

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历史贡献，就在于将人类数千年来延绵不绝的平等、自由、均富、公正、……这些素朴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升华为科学。我们知道，无论在东方文化还是在西方文化中，对人间不平的批判，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均不绝于缕。所有这一切人类文明长河中永远闪烁着理想光辉的思想结晶，尽管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但均无不蕴含有一大共同特征，即认为要实现人世间的平等、自由、均富和公正，要达到那自人类产生以来便殷殷以求的大同世界，就都是可以通过对正义原则的发掘和探索，通过对理想模式的论证和设计来实现的。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才破天荒地提出了与所有前人均截然不同的人类社会解析模式，一种全新的有关人类发生、发展、演化和变迁的世界观。这个全新的世界观在十九世纪中叶一经问世，便立即作为一个标志，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思想史上所有汗牛充栋的其它各色学说区别开来，且迄今亦然。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简称历史唯物论或唯物史观。

从一般意义上说，既然“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9]；从特殊意义上说，既然世间万事万物千姿百态、互相区分的内在根据，正在于各事物自身的质的规定性，那么，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否修正、违反、背叛或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不就应当如同自然科学一般，以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为其评判准绳，并在此公设前提下以实践结果为据吗？历史唯物论之于马克思主义，就如同牛顿定律之于经典力学，进化论之于达尔文主义，相对论之于爱因斯坦学说，证伪说之于波普尔科学哲学，……等等一般，均构成了特定理论与其它理论相区别开来的质的规定性。离开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其他任何理论，却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唯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灵魂和生命，才是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既然唯有历史唯物论，才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它形形色色的学说区分开来，仅此即可见，任何只敢在马克思主义的次级、派生理论上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各路英雄豪杰，只要你不敢面对历史唯物论，你就休谈驳倒马克思。这就如同任何人不敢面对E=mc²，就休谈驳倒爱因斯坦一样。所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首先得坚持这个历史唯物论，要捍卫马克思主义，就首先得捍卫这个历史唯物论。

于是，只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峰巅上去俯瞰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去审视那个纠缠了中国共产党大半辈子的“两条道路斗争”，去回顾国际共运中的风风雨雨，你就会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谁说共产党人就不能干资本主义？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共产党人还就不能不去干资本主义；从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甩开膀子地大干资本主义：不仅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文明，也有引进资本主义的宪政文明，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的多元文明。惟其如此，执掌政权的后发国家共产党人，才有可能抵制形形色色的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旗号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的大复辟，并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如果说，毛路线的前三十年，是全面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三十年，那么，邓路线的后三十年，则是抵制资本主义宪政文明和多元文明的三十年。前者，造就出一个贫穷、落伍的中国，而后者，则产生出一个畸形、腐败的中国。尽管两条路线曾斗得你死我活，但二者却在共产党一旦掌权，就绝不分权、绝不让权这一点上，是息息相通、同气相求的。

或问：“不干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人吗？”

答曰：“不讲唯物史观能是共产党人吗？”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无产阶级性是寓于其严整的科学世界观之中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着一个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只有今天发展资本主义，才可能明天建设社会主义；只有首先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才谈得上未来干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平地一声春雷地蹦出来。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明只能在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借助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可能孕育和发生。因此，任何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就统统应被归属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被尖锐批判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即一种低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过时的人类文明。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论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多半还属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如果说，列宁于1907年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其着眼点均还在夺取政权上的话，那么，到了1917年11月和1949年10月，分别摆在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就骤然具有全新的意义了：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必然性，会因为共产党人胜利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执掌政权，而成为可以跨越、可以绕过或可以省略的吗？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国际共运史，均在在地证明：靠着武装革命夺得政权的共产党，无论当时其革命雄风是何等的摧枯拉朽，但对于那在本国还处于萌芽、成长、上升、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是绝无可能仅凭一纸法令，凭靠国家暴力，就能直接加以废除的。同理，一个崭新的、高于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也是绝无可能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成熟之前，仅靠国家强制力就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若硬要用国家权力去挑战历史必然性，那是不可能不碰得头破血流，不可能不受到历史必然性惩罚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年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人争论过，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内争论过，此后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内也争论过。近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与实践，它所走过的弯弯曲曲的试错道路，它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路线斗争，归根结底，均无不受这个争论的影响，并历经数代，绵延至今。事实上，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乃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失败，和毛泽东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甚至还有斯大林模式和波尔布特模式的失败，以及今天邓小平模式的踯躅不前，……等等、等等，均无不与此争论有关。

是的，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可以也应当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已没有争论了，硬要“毕其功于一役”地去干社会主义，当属左倾机会主义，对此，党内也早有结论了。并且，在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初，还会有着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发展资本主义，对此也已没有争论了。如今真正的争议点则在于：是否承认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夺取政权阶段要干（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在夺得政权以后还要干（领导）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里所讨论的，可不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及的那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10]，而建设一个有着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个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阶段，一个中国共产党既熟悉又陌生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

这里所谈论的“东方后发国家”是这样一类国家：在那里，“权利平等”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还是一种理想和追求，还属一种尚待落实的国家宣示。在这样的国度里，各种各样的身份识别，血统的、地域的、官位的、……，像一张张大网笼罩着每一个人，既包罗万象又层出不穷。人生而不平等，不仅是事实上的，还是条文上的，尤其是潜规则上的。这是特权文明的末期，衰亡着的特权文明与新诞生的权利文明同时并存，前者尽管猖獗但基本靠潜规则生存，后者尽管孱弱但已开始占据着明规则。

是的，正是因为站在列宁、毛泽东那悲壮失败的肩头，我辈今天才终于发现：一切后发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既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政权，还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去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建设。只有后者成功了，前者的成功才能得到最终的巩固；只有后者成功了，才谈得上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摆在新一代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这个三百年前在英国，两百年前在法国，一百五十年前在美国，由资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如今则要由具备彻底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人来承担了。无疑，这一课题，对于如今陷入改革困局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极具挑战性。因它在迄今为止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本本中，从未曾有过。

然而，在列宁之前，有过“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吗？在毛泽东之前，有过“农村包围城市”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吗？更何况，如果说，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落后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还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场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这同一个历史发展不平衡性，难道就因为共产党人打赢了内战、夺得了政权就突然不翼而飞了吗？换言之，既然由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区别于旧式民主革命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由共产党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否也可以是、应该是、或必须是一种区别于旧式资本主义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旧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式资产阶级共和国呢？

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打天下时，毛泽东曾反复教育全党，中国革命不能跨越历史阶段，共产党现在所进行的革命，还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清醒认识，顺乎了历史潮流，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夺得了全国政权。同理，难道不也正因为毛泽东执政后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上陷入了某种盲目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陷入了某种空想，即欲跨越、绕过或省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才致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走过一段很大的弯路，才致使即使已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仍包袱沉重吗？

然而，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刻不容缓地把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终于突破重重障碍曾产生过理论飞跃，而承认了市场经济为今日中国之必需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可能突破重重障碍再来一个理论飞跃，而承认民主宪政也为今日中国之必需吗？已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中国共产党，还会成功地领导中国政治的民主宪政转型，以使中国经济的市场导向进入一个健康而平稳的轨道吗？

毋庸讳言，历史唯物主义这面大旗，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这面大旗，却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只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高举。自由主义者压根儿就不相信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压根儿就不相信“历史必然性”这一说。他们的全部理论基础就是唯心史观的抽象人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也一窍不通。因此，中国共产党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转思想弯子和理论弯子，就自然不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了。这也是他们那一套自由主义宪政理论，根本就搔不到当今中国制度和平转型痒处的原因——这当然也包括了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至于作为自由主义旗帜的“普世价值”，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也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之完全可以拿过来，用唯物史观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总之，对于自由主义，对于普世价值的挑战，过去总是屡屡被动，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手中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正，用的大都是苏俄牌赝品；加之死守完全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愿正视现实中的阴暗面，故常常显得要么说不起硬话，要么强词夺理，反显底气不足。

由此可见，对于当下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么当仁不让，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制高点，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中国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重任，并将这个转型的主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以建设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以自己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所引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么则拒绝宪政，抵制宪政，从而也就不期然地将中国宪政转型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自由主义，并在客观上用自己的手将自由主义推上历史和道义的双重制高点，使之主导着中国政治转型的话语权。如此也就完全和彻底地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不仅守不住老一辈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打下的这个家业，而且还让自由主义——其背后站着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主导的这个中国政治转型，来整个地清算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

这就如同当年，同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由大资产阶级去领导或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结果将迥然不同一样。今天，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来主导，其结局将会是迥异的。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今天在中国宣称“五不搞”[11]、“七不讲”[12]，就正像当年宣称“为中共100%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一样，乍看上去，意识形态正统得很，政治也正确得很。但实际上，形“左”而实右，因为它的实际结果只能导致放弃共产党对政治转型的领导权，只能导致另类转型后的共产党人遭清算。

现在回过头去看，无论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打出“在中国干资本主义100年”的新民主主义旗帜[13]，还是邓小平后来在北京打出中国改革开放“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旗帜[14]，均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分别从自己打天下或坐天下时代的屡屡挫折中，不得不突破了斯大林主义（学名：马列主义）的教条，开始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历史唯物论，开始领悟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社会主义文明只能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而已。

诚然，无论从毛泽东其后在建国实践中的反复，还是从邓小平后来在改革开放中的反复，均在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历史强人，当年分别对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的突破，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把握，均最终不无遗憾地还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但即使如此，即使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感性把握，这种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却也又都实实在在地分别给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时代带去了立竿见影、突飞猛进的旧貌换新颜。

今天，已到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来的时候了。如此，中国共产党将凤凰涅槃，再创辉煌；否则，中国共产党将难逃李自成、洪秀全的宿命，再时髦的摩天大厦和西装革履，也难掩其瓤子深处的农民革命致命伤：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习近平今天面临的真正挑战，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的真正挑战，其实正在这里。

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还只有过夺取政权前共产党人干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却从无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人还得干资本主义的理论。不仅如此，在列宁之前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武库中，根本就缺了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干革命这一大块。质言之，对于东方后发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成功地领导了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政权后，究竟该走怎样的必由之路才不致因违背历史必然性而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这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中，迄今还是一大空白，有的也只是唯物史观的一般指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总原则。而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均也只留下了既成功又失败的艰苦探索记录。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今天所面临的宽严皆误、左右不是、进退失据、反复折腾的困境，就绝非来自战术层面的失误，而是基于战略层面的失误了。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要再上一个台阶，就绝非只从改革开放的应用理论入手，而尤其应从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着眼了。

三、自由主义对于今日中国可用于革命却无法用于改良

可见，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可以是打倒中共、推翻中共的革命理论，却不可能是变革中共、改革中国的改良理论。

何以见得？

从终极关怀层面上说，在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应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符合人的本性；中国应实行宪政民主，也因为宪政民主符合人的本性。总之，历史可变，人性永恒。

诚然，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奉为圭臬的苏版“马列主义”教，及其所建立的那个小农-封建社会主义极权专制制度，确实具有相当的批判力度，也确实有着某种历史正义性和道义制高点。但是，鉴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中那抽象人性论和永恒正义观，故便使它很难理解历史由此及彼演变的内在必然性。自由主义不承认任何“好”与“坏”，“正”与“邪”，“善”与“恶”，……诸如此类，均无不是在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中生成、演变和转化的，不承认在特定时空下的“好”、“正”、“善”，可以转化为另一时空下的“坏”、“邪”、“恶”，反之亦然。因此，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从最激进到最温和——眼中，均无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这么坏，那是因为它从来就坏，一开始就坏，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坏、就邪、就恶。他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有一个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而逐步转化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与压迫阶级的过程；有一个从与人民鱼水情的革命派、真老虎，而逐步转化为如今风声鹤唳的反动派、纸老虎的过程。一句话，他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曾经的历史进步，转化为今日之历史反动的演变过程，更尤其不承认这种演变中的历史必然性。

如此一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先验地完全否认中国共产党有着其内在可变性的理论，又怎么可能会成为今日变革中国共产党，从而变革中国的改良主义理论呢？因为“变革”、“改革”，无非就是寓“革”于“变”，寓“革”于“改”、寓质变于量变中而已。改革在政治学上的意义，无非就是一种不改变其道统法统的变革，或从特定的既定道统法统中生发出来的变革而已。换言之，所谓中国共产党改革之不言而喻的含义就是、也只可能是：让中国共产党新生，让中国共产党凤凰涅槃，让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好”而已。可自由主义又恰正是在这形而上的层面，在基本价值观层面，断然地否认了那“好”与“坏”，“正”与“邪”和“善”与“恶”之互变的可能性，断然地否认了中共基于自身道统法统有弃旧图新的可能性。这便使得自由主义与中共的改革理论，不能不内在地存有一种悖论。此其一。

其次，依据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逻辑，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利益最大化”，便理所当然地要以保住现政权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了。如此一来，中共拼死抗拒任何以清算中共为归宿的制度转型，也才最符合这个“理性经济人”逻辑。既然如此，这个先验地将中国共产党判定为基于其自身道统法统而不可改革的自由主义，这个不砸碎中共道统法统似乎中国就不会有制度转型的自由主义[15]，又怎么可能在形而下的层面，即可操作的步骤、路径层面，去首当其冲基于利益机制而瓦解既得利益集团的同仇敌忾，从而使自由主义成为今日中国从上而下推动的改良理论呢？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即无论从价值层面还是从操作层面，都无法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赵紫阳智囊团中一大帮文人，总是试图从自由主义视角去解读共产党改革开放而最终走不通的原因；这也是当年八九学生背后“长胡子的黑手”们，曾试图用自由主义去引导学生与共产党对话最终无功而返的原因；并还是多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只能在大学校园内，在知识菁英圈中活跃，或即使在改革话语中，也总体只能从工具理性角度被偷运，被用于给中共的改革开放国策打打补丁的一个根本原因。

如此一来，无论从价值层面还是从操作层面上看，你要坚守自由主义么，那你就别谈什么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你要谈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么，你就只得摒弃自由主义了。质言之，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它可以用来打倒和清算中国共产党，却无法用来变革和改造中国共产党。即使是自由主义中那最温情脉脉的“党（君）主立宪”论，它也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无缘，与中国制度的和平转型无缘。

诚然，正是在当代中国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节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其政治主张上存有某种重合点，故二者完全可以是这一场伟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军。但是，在承认这点时也必须清醒：今天中国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来主导，中国之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在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趋势、结局、后果、展望……等诸方面，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

因此，对于今日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么是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其过程多半是有序的，其结局终将导致中共凤凰涅槃、其法统道统得以存续的渐进转型，要么则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所主导的，其过程多半是疾风暴雨似的，而结局多半会导致中共遭清算、党史遭否定的激进转型。前者若成功，无疑会给东方后发国家由前现代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平稳制度转型，创建出一种全新的可操作模式；后者若成功，则意味着东方后发国家的制度转型之路，就还仍得沿着传统的制度转型模式来进行。

四、今日中国“市场-宪政-多元”和平制度转型三要素

总而言之，在今天，若要中国共产党走上凤凰涅槃之路，若要中国的“市场-宪政-多元”和平制度转型改良得以发生，就必得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体制外的推翻专制，建立“市场-宪政-多元”的（资产阶级）革命压力，包括国际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压力，大到足以决定中国共产党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

2）从中共自身道统法统中，发掘出“市场-宪政-多元”这三位一体的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转型正统性的思想理论资源；

3）立足于利益机制，权衡各方利益，综合平衡以寻求最大公约数，让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免除清算之虞，以化解其困兽犹斗般地拼个鱼死网破的反改革同仇敌忾。换言之，就是既给转型压力，也给下楼梯子，在官方和民间，找到一个低起点、低代价，且能迅即起步的双赢的和平转型可操作方案。

以上三条件，缺一不可。如此，中国的和平转型才会发生，中国的改良之路才可能走通。

毋庸置疑，这和平转型要素第一条即体制外革命压力，现已渐成大势，且越来越强。在如今这个全球化信息时代，当代中国这种苏俄“十月革命”版的变相皇权文明大复辟，这种利用当今高新科技对人民监控到每一个毛孔的当代中世纪文明，与那早已成为世界历史大趋势的“市场-宪政-多元化”文明，与那个早已告别中世纪的当代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就迟早要发生碰撞，发生那种人类历史发展必然性中，不同的历史文明阶段，或不同的文明进步阶梯间的碰撞。这种碰撞是全方位的，它涵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军事、……方方面面。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它也会反作用于内政：你要向世界讲中国的故事，也就不可能拦得住别人向中国讲世界的故事；你不能在国内搞一元化文明，却又在国际上高唱多元文明。所以，这个碰撞，就绝非什么老大、老二之战，绝非什么中西文明之战，也绝非什么基督文明与儒教文明之战，更绝非什么中华民族与任何其它民族之战。而是，也仅仅是皇权文明与宪政文明之战，是中世纪文明与当代文明之战。一句话，它是昨天的、过时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垄断-人治-一元化”文明，与代表今天的、时兴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市场-宪政-多元化”文明之间的一场全方位的较量、碰撞、乃至战争。

那么，何谓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阶梯呢？譬如，手推磨、蒸汽磨、机械磨、电子磨，就标志着人类生产力进步史上的好几级文明阶梯。再如，五马分尸、凌迟肢解，斩首、枪毙、注射处死，也标志着人类刑法进步史上的好几级文明阶梯。又如，同样是战俘，充作军粮、收为奴隶、回营受辱与英雄凯旋，也标志着人类战争史上的几级文明阶梯。同理，子民还是公民，父母官还是公仆，官员财产保密还是公示；以及，人治还是法治，党大还是法大，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罪责株连还是刑责自负；被告、囚犯是否有基本人权，官帽该捏在老百姓手中还是上司手中，老百姓是否享有信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工人农民是否具有自组工会农会的权利，……诸如此类，不也统统都标志着政治制度进步史上的不同文明阶梯吗？

可见，认清中国今天究竟是处在人类文明演进阶梯的哪一个历史阶段，究竟是处在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阶段，还是处在低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阶段，从而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如今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大势；弄明白中国今天在国际竞争中究竟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今天无论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还是面向世界的崛起战略，均是须臾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至于今天张维为、金灿荣一帮御用文人，老热衷于将中国那“举国体制”，甚至中国几千年来的儒表法里皇权文明，给演绎阐发为是比西方三权分立的“扯皮”体制，比“市场-宪政-多元”三位一体当代文明，更高更先进的文明，这便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曾辛辣嘲讽过的脓疮美学来：“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16]。嗟夫！有如此这般“国家美学”垫底，以这一类心态去描画“中国模式”、“中国话语权”和“厉害了我的国”，又怎能不将中国的富国强兵大战略，引向如今捉襟见肘的尴尬窘境？又怎能不将习近平的“中国梦”给带到沟里去呢？

眼下，由于一场人为的世纪大瘟疫，一场超限的诉诸生化武器的不宣而战，便骤然地将这种文明的较量、文明的碰撞变得尖锐了起来，使中国的大变局已迫在眉睫。正是这场世纪大瘟疫，它完成了一次最后的全球动员，将中国的变局与各国的性命攸关捆绑在了一起。如今，世界对中国，对香港，对台海所发生的事，已无法隔岸观火，已无法置身事外，已无法事不关己。因为你今天生活的改变，亲人的失去，城市的关闭和国家的萧条，均出自那中国人民要改变、盼改变几十年了的同一个原因。

如今，一场将矛头直指中共现政权的问罪之师，正啸聚全球，方兴未艾。它迅速地将原本还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的准冷战，一下便骤升到了准热战的边缘，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它归根结底是受到国际民主阵营奥援的中国当今新兴资产阶级，与中国当代宗法专制特权阶级的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前者，作为今天中国的工奴、农奴、商奴、学奴和兵奴等广大被剥削、被压迫、被掠夺、被霸占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后者，则由已蜕化变质为当代最腐朽最没落阶级的中共党内权贵血亲姻亲团伙所组成。前者，获得了以川普总统为代表的当今世界宪政自由民主阵营基于其自身切身利益的强力奥援；后者，则与将吸血管深深扎入中国奴工阶级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们沆瀣一气。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一场世纪大对决，一场当代文明与中世纪文明的总对决。它的结果，必将从根本上决定着当代历史和全人类的方向和命运。

眼下，这场蓄势待发的中国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狂飙，正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对中共权贵统治集团构成了强大的革命压力。压力，正是压力，也只有这实实在在的现实压力，包括背靠国际讨伐大军的革命压力，才会促使这千年帝国的万马齐喑局面彻底破局，才会促使中共统治集团发生沉船前的大分化，也才会使得中国和平转型可操作的改良方案有可能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历史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且历史的机遇只青睐那些有备而来者。

关于这和平转型要素第二条，即从中共自身道统法统中，去发掘出“市场-宪政-多元”这三位一体的转型正义、转型合法性和转型正统性之思想资源。对此，毋庸讳言，除高寒外，几可说中共体制内外至今尚无人涉猎。在今天的中国，凡自由派谈论制度转型，均无不将中共道统法统弃之如敝屣；而中国的左派倒是在捍卫中共的道统法统，但他们却又几乎无不将中国的“市场-宪政-多元”转型视若寇仇。至于那曾昙花一现的“社会主义宪政派”，鉴于它无法从历史必然性的高度去解读和阐释中共如何从曾经的革命党走向了今日的反动派，无法清晰地解析这种演变，这种复辟的历史必然性轨迹，所以，它那种折衷主义的工具理性“顶层设计”，也就既不能从中共道统也不能从中共法统中，发掘出可让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凤凰涅槃，使之能够挑起今日中国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担，以主导起中国这场伟大的“市场-宪政-多元”制度的和平转型了。

因此，迄今为止，还唯有高寒所定义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这个以吸取“十月革命”模式[17]大失败之历史教训为宗旨的东方版马克思主义，基于其历史唯物论，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并论证了如下理论：

那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从空想上升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却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东方革命实践中又重新沦落为空想。

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18]。

正是这个由一个完全与官方体制无缘、乃至绝缘、并差一点就给枪毙掉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反思的毛派高寒，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盲区和理论禁区中独自摸爬滚打出来的战斗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数十年如一日地论证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命题：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成功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夺得政权之后，还必须去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市场-宪政-多元”的新型资本主义文明，以彻底杜绝任何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旗号的变相皇权文明复辟。从某种意义上，这几可说是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尚未解决，并已困扰了世界亚非拉美等后发国家一个多世纪，且仍在继续困扰着整个世界的东方革命之“哥德巴赫猜想”。

关于这和平转型要素第三条，即立足于利益机制，让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免除清算之虞，找到可操作的低起点、低代价的双赢转型方案。而这一条，却是直接受制于前两条的。换言之，没有前两条中任何一条，这第三条也就无以发生。

中国今日和平转型可操作的任何改良方案，尽管均无不以强大的体制外革命压力为后盾，但也均无不有赖于统治集团自身利益权衡后的推动。这便是和平转型的思想资源，只能从既定的道统法统中所导出的政治动力学上的终极原因。

自由主义当然可以是、可能是、甚至也应该是今日中国宪政转型正义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可别忘了，如此一来，你便是在谈论今日中国的革命转型正义，而不是在讨论今日中国的改良转型正义了。

不过，常言道，改良手段穷尽之日即为革命狂飙发生之时。既然如此，那么，当统治集团上层的和平变革还仍不失为一种低起点、低代价的选项时，那么，就请稍安勿躁，一切革命的方案就还仅为蓄势待发，仅为有备无患，仅为战略后备而已。故即使在今天，也仍应是给强大压力与给下楼梯子双管齐下，二者不可偏废。

既然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由昨天的中国共产党演化而来，既然它经历过一个由过去的革命党转化为今日之反动派的历史演变过程，且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会承认、正视、洞悉、并解析这整个过程，那么，找到了这个演变的原因，也才可能找到可解决的方案。由此可见，任何特定的改良操作务实方案，均无不与特定的改良务虚理论相联，均无不受制于改良理论的价值观层面的制约。

既然如今中共特权阶级的形成，说到底还是中共道统法统本身的产物，是该道统法统异化的产物，那么，与其强人所难地要中国共产党人改变政治信仰，试图用自由主义去改造中国共产党，倒不如从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本身，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统本身；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法统本身，即中共革命的历史轨迹本身中，去发掘出其道统法统遭异化的根源，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地阐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扬弃关系了。这就如同当年右翼极权制度下的弗朗哥、蒋经国，从自身的意识形态，自身的道统法统中，去发掘出了与自由主义，与“市场-宪政-多元化”的某种同源性联系，从而和平转型得以成功一般。

如此一来，中共特权阶级权贵利益集团对宪政转型后遭清算之隐忧，才有可能被消除，而基于这种隐忧而生发出来的反改革之同仇敌忾，才可能被化解。由此，在这大厦将倾而未倾之时，在这巨轮正下沉而未沉之际，基于利益机制综合权衡其利弊得失后，由中国共产党自身——尽管是在强大的革命压力、乃至战争压力之下——所启动的中国“市场-宪政-多元”和平转型的艰难起步，才可能被提上日程。此刻，也只有此刻，各种方案的技术性、可行性比较，也才具有现实的意义。譬如：高寒提出的借鉴并改造地将宪政制衡机制引入党内，用首先开放中共党内多元化来起步推动全社会的多元化转型[19]；卢麒元先生提出的开启不明来源收入的税收一次性补交及合法性确认，以向中共既得利益特权阶级实施一次性特赦或一次性特别赎买政策[20]；王力雄先生提出的“权民一体论”，又称：“递进民主制”[21]，……，以及诸如此类并不以否认现行道统法统为前提的制度和平转型改良方案，等等、等等。

五、“崽卖爷田不心疼！”

毋庸讳言，高寒提出的这个毋宁可称之为“新民主主义之升级版”的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个东方后发国家共产党人在夺得政权后，还必须去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市场-宪政-多元”之新型资本主义文明的方案，这个经东方马克思主义改造、再造、并使之凤凰涅槃的挽救中国共产党的方案，其大前提和基本点却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是真信马克思主义，必须真具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真具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当年那种不为名不为利，专为天下求解放的革命初心。而正是这个大前提，这个基本点，却迄今仍为中国的左、右、官派们所无法理解。因为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看来，今天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赤诚的革命初心，落脚到眼下中国的反宗法专制皇权主义复辟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去，落脚到为在中国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去。这个重生的、彻底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马列主义宗教桎梏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扬毛邓之长，弃毛邓之短；站在毛邓的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是共产党人应自觉地领导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新型市场-宪政-多元制度的超越，是将这种由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后来居上的，可具后发优势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最终引向共产党人那永不熄灭理想的未来共产主义方向的超越。

同样毋庸讳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并不怀疑习近平如今口中所反复念叨的那个“共产党人初心”不真诚。但是，他本人及其整个中国共产党，在那位靠着逆淘汰机制，而成为当今佞臣之首的意识形态化妆师之变色龙般机会主义的误导下，其维护“共产党人初心”的整个方向，却是彻头彻尾地南辕北辙，彻头彻尾地反马克思主义的。它正在将中共一步一步地带入万劫不复深渊。

诚然，我并不知道，在今天中共党内，尤其是经8964一役之后在邓小平跛脚改革和江泽民“闷声发大财”中入党的中共党员中，还有多少真信马克思主义，还有多少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党人情操的。极而言之，我甚至并不能确认今日中共党内是否还存有一个真正的改革派。但是，我能确切地知道的，却是如今已正在步入“垂垂老矣”的中共红二代们，若不能将中共从斯大林主义的马列主义宗教桎梏中彻底地解放出来，就如同当年的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冲破欧洲千年中世纪黑暗一般，若还不能为中共找回当年赢得民心、打得天下的真正的道统法统，真正的共产党人初心，那么，若将事情拖到从特权制度中成长起来的所谓红三代、红四代，中国共产党就只有彻底崩解并遭彻底清算的宿命了。这用蔡霞女士的话来说就是“等着它自由落体、硬着陆、社会崩溃”[22]。

当年，中共几乎是在如项羽饮马乌江、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千钧一发险境下，才不得不被迫在戎马倥偬中召开遵义会议，以终止党内那经久不衰，且越演越烈的左倾机会主义顽症的。今天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又到了这样一个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历史关头，不彻底清理和彻底转变那条业已统治了中国七十年的建政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将被彻底玩完，没有悬念。当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能彻底清理和告别苏版马列主义教，没能完成从思想理论路线上彻底清理整个所谓“社会主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顽症的任务，所以，中国共产党才会在后来的制度腐败的深渊中越陷越深，病入膏肓，难以自拔。

有言曰：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如果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那么，帅熊呢？如今，中国共产党的良将、良帅何在，在哪？中共、中国、中华民族还有自己的良将、良帅吗？！

何谓良将、良帅？！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23]

所以，全部问题的核心，也就落在了：如何不战而让作为主动反击方的美国退兵；如何不战而让作为战略反击、战术进攻方的美国，从其自身利益上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纵然今天美国不消灭中共，中共（国）也永将不会消灭美国！永将不可能会威胁世界和平！

处在此时此刻，我的脑海中就老是在不断重复地翻滚着当年中央红军被迫转移时彭总大骂李德的那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疼！”

可那时，中共的“爷田”，如果从1927年算起，还不到十年，即使从1921年算起，也不过十几年而已。而今天，这“爷田”，却是一个有着70多年，甚至竟100年的大家业了！请问今日中共的最高统帅，请问成天口头禅般地将那“保住中共家业”挂在嘴边的中共最高当局：你今天真是要如同当年李德、博古让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那般，“堡垒对堡垒”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地，来个新世纪的“崽卖爷田不心疼”吗？！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到了召开另一次遵义会议的时候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弃旧图新，凤凰涅槃，均在此一举。中共党内，中共红二代中若还存有改革派，也就只此最后一搏了。

不错，从某种意义上乍一看去，高寒近来诸文确实有点“挟洋施压”的味道。不过，倘若没有如今你不得不被迫面对的全球强大问罪之师的压力，试问中国共产党，试问习近平，你会知道改吗？你会主动改革、主动进行中国“市场-宪政-多元”的制度转型吗？！这就如同当年没有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中共会有遵义会议，会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让位吗？

同样不错，从某种意义上乍一看去，高寒近来诸文也确实有点草船借箭，借革命促改良的味道。不过试问，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基于自己切身利益而从上而下的推动，中国还可能有任何另类的制度和平转型，任何另类的改良发生吗？！

完稿于2020年9月18日，纽约

gaohan20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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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2020年大危机退兵策】系列

目前，中国共产党因自己建政后即发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顽症的累积效应，经2020年的全球世纪大瘟疫这一看似偶然事件的放大，几可说是已经到了亡党亡国之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了。这也正应了彭总当年在红军被迫长征、作战略大转移前指着鼻子大骂李德的一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疼”。当年白区损失100%，红区损失90%的情景现又几乎重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累积的家业，眼看已要被玩完了！

在这沉船将至，弃船已现的时刻，本人特制作此【2020年大危机退兵策】系列视频，作高寒最后一搏的力挽狂澜之举，供那些诚心痛定思痛、不甘亡党亡国、不愿弃船而逃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存亡绝续之秋去参考：

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毫不犹豫地作彻底的战略大撤退，从七十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退回到自己曾几经生死存亡的曲折，才终于找到的制胜法宝新民主主义正确路线，并更新换代升级之；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苏版马列主义教即斯大林主义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必须正视并承认：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与历史必然性为敌，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没有不受到惩罚的；必须用超越常规的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革新和再造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这个革新和再造后的中国共产党，来果敢地主导和推动中国平稳之宪政、市场、民主、多元的制度转型，以中共和中国的真正改革和社会稳定，去换取如今正啸聚全球、方兴未艾、来势汹汹的讨伐大军之退兵。

这个选自本人多年来相关文章的视频版，无非一言以蔽之：

今天中国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由革新、再造后的中国共产党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来主导，中国之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在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趋势、结局、后果、展望、……等诸方面，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

本栏纯属公益专栏，拒绝广告，谢绝打赏。视频所采用的红旗飘扬视频背景，其版权归 NP FLAGS 公司所有。It is owned by NP FLAGS that the copyrights of the background flag video.

本栏目视频将陆续制作上传，每个视频均同时配有音频、Word、Pdf和Text等多个版本。

高寒【2020年大危机退兵策】系列：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7zJtvE7ljMrnppeKgOMig?view_as=subscriber

——从任志强被“失踪”案想开去……

（2020/3/20-4/7，纽约）

高 寒

音频版

内容提要

当年中华大地那个人崇拜的疯狂画面，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哪一场，哪一幕，还不都历历在目？这才过去多少年，可中国共产党就好了疮疤忘了痛？中华民族就好了疮疤忘了痛？当今中国个人崇拜的总设计师王沪宁，正重蹈覆辙、前仆后继，扮演起了当年林彪在中共党内的那个抬轿子、吹喇叭的角色来了。他不遗余力地、一波又一波地、使出浑身解数地和登峰造极地在今天的中国复辟个人崇拜，大搞特稿那种令人生厌、也令人作呕的政治低级趣味。

这个经东方马克思主义改造、再造、甚至毋宁说是挽救后的中国共产党，它必须是真信马克思主义，真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真具老一辈共产党人当年干革命时的那种不为名不为利，专为天下求解放的初心。但是，今天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赤诚的革命初心，落脚到眼下中国的反宗法专制皇权主义复辟的伟大资产阶级革命中去，落脚到为在中国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去。这个新生的、摆脱了斯大林主义“马列主义”宗教桎梏的中国共产党，应扬毛邓之长，弃毛邓之短；站在毛邓的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是共产党人自觉领导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新型的宪政、市场、多元文化制度的超越，是将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最终引向共产党人那永不熄灭理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方向的超越。

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任志强才配称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才代表着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因此，今日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中共红二代中的有识之士们，何去何从，请尽快地做出抉择！

历史进程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没有外部压力，没有甚至是世界大战灭顶之灾的压力，中共当权的官僚利益集团内部便不会产生制度变革的任何内在的迫切动力；而当这场全球清算讨伐的世界大战打响之日，却又恰是中国制度转型的任何和平进程宣告终结之时。换言之，这时，中国共产党就是真想自己改革、自己变制，历史的时钟却已拨不回去了。此时此刻将借助于国际战争而爆发的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狂飙，其城下之盟，也将不会再有任何改良方案的立锥之地了。

关键词

任志强2020“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习近平案”、世纪大瘟疫、

个人崇拜大复辟、东方马克思主义、疫后全球清算讨伐战

目录

据说，这2020年将被后人视作一个历史的分水岭。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以2020年之前年代，或2020年之后年代来讲述那段历史。很不幸、也很荣幸，我们今天都亲历了、见证了公元2020年，见证了这个改变世界，改变历史的全球大瘟疫。成千上万的生命，无数被灭门的家庭，带着他们面对苍天死不瞑目的巨大问号，为这段人类历史，作了残酷而永恒的见证。更为重要和划时代的则是，作为劫后余生者，我们已经、正在、和将要见证，不，还参与了这场世纪瘟疫对中国的伟大改变。

（一）同是红二代，相煎何太急

“大炮”任志强的被失踪事件，在海内外已一石激起千层浪。它让我想起了文革初期那个著名的《公安六条》：“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1]。而文革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遭遇到的最多、最棘手、也阻力最强的平反案，就正是这所谓“恶攻”（“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案了。

很不幸，或算是搭上了“四人帮”的最末一班车、算是全国最后的一位“造反派”[2]，作为“全专区[3]点名批判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这个标签罪名，当年本人的罪状之首，就正是这十恶不赦的“恶攻罪”。因十年前，即1967年还在当知青时，我就有过“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对毛主席著作一分为二”这类“毒汁四溅”（当时大批判流行语）的“恶攻”言论了。当然，1977年判我18年徒刑时，在我的《判决书》上，除了有作为历史反革命行为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现行反革命的“恶攻”罪行：“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

记得在达县市看守所审讯室，入狱半年多以后，改由一位从部队刚刚转业到市公安局的风流倜傥的小伙子来审讯我。他见到我，态度一改其他审讯员之前那股凶神恶煞劲，显得特别的和蔼可亲。譬如对当时受我案牵连的一位达县城区的朋友，他也直呼其小名，以示与之从小就很熟，来套点近乎。一天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其他罪你可一概不认，通通推给省委和地委，但你当年在大竹县社办林场搞的那场持续了三天的大辩论，你总该认罪吧？”我问：“何罪之有？”“你说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学习毛主席著作，你要批判毛主席，这不算恶攻那什么才算呢？”接着他又补充道：“此话要放在当年给查出，你早已被枪毙掉了！”我答：“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4]，既如此，难道我们不该带着其本来的眼光去学习导师著作，却还该带着其他任何异己的眼光去学习它么？”听后，他一时语塞。片刻，他又问：“那么你说对毛主席著作要一分为二呢？你要用放大镜去找毛著中的错误，这不算恶毒攻击又算什么？”我则答：“毛主席著作不等于毛泽东思想。前者属个别，后者属一般。在学习毛著中，区分其中的个别和一般，特殊与普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一分为二？”自那以后，他的每次审讯就日渐严厉，还动了体罚。记得最后一次，他竟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你不坦白交代算了！现在已经不是你坦不坦白，认不认罪的问题了，而是你是否还有个再坦白认罪的机会了！”暗示有可能给我从严判个死刑。后在我平反出狱后，真是冤家路窄，此君在一个市工会的英语夜校班上遇到了我，还蛮热情地过来打招呼。而我则只说了句：“我还记得你当时说过的那最后一句话”。是的，据当年同在罐头厂落难、共同遭批斗的“老右派”朱乐秋[5]告诉我，地委书记李香山当时上报的就是“死刑立即执行”，但被省委赵紫阳给压下了，后才改判的18年。否则，1982年被“宣告无罪”时，我也只好同遇罗克、王申酉、李海莲、钟海源一样，“含笑九泉”了。

今天，当然已不是说说“对习近平的话一分为二”就会被问罪的年代了。特别是那稍纵即逝的插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罪”，已经成了历史的笑柄。何况，即使今天就公开要批评或批判习近平，其问罪也不得不转弯抹角去另觅其他非政治罪名了。请看，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是任何人、包括他习近平也拉不回去的历史进步。今天，就是借给他习近平十个胆，我相信，他也不敢公然办任志强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习近平罪”！而一定会自以为聪明地弄出个什么“贪污”、“受贿”，或“风化”、“涉黑”、“逃税”、“骗贷”、乃至“邪教”、“精神病”……等不伦不类的罪名或恶名来。这就正如马克思在他那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6]

然而，我们在看到上述历史艰难曲折进步的同时，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明面上的欲盖弥彰，犹抱琵琶之下，还有那暗盘中的残忍与残酷。今天，完全不难设想，在如今这个全球都处于现在进行时的世纪大瘟疫中，让任志强、让政治批评者们“染病”而失声、乃至永远失声，就岂不更轻而易举，更不动声色，和更不留痕迹吗？！

但愿今天我的这个“任志强因言获罪，危在旦夕”的担忧，只是我的危言耸听、恶意揣测、甚至恶毒攻击。不信，大家就走着瞧吧！

据说这“任志强案”已是今天中国的第一大案、要案了，还谁都不许过问；据说，任志强已在非法拘禁的“狱中”绝食了。可我今天就偏要来过问一声：同是红二代，相煎何太急？！

（二）中国共产党好了疮疤忘了痛？！

其实，我当年也是“挺习”的。在习近平上台之初，我就曾写过一篇《知青帮知青——给习近平锦囊计》[7]的长文。那之前，在习近平接班前的突然“失踪”期间，我甚至还一连写了三篇一论、再论和三论《胡哥若不裸退，就政变让他下课》[8]的激愤文字，力挺习近平上位，力挺他全面接班。

我同习近平、任志强是同龄人，都是50后。刚刚去查了任志强的简历，没想到我们不仅同年，还同月，他仅大我三天。不过，要论“知龄”即当知青的年头，我却早了他俩五年。他们1969年才下乡，可那时我已是五年老知青了。因他们是“红二”，我却是“黑二”，1964年在重庆连初中都“考”不上。至于他们在文革前后当过几年“黑帮子弟”，也受到点“冲击”，但在我等眼中，那不过是点毛毛雨。当然，他们都有着硕士、博士学位，而我却只享有小学“学位”。

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同属号称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与我们的同龄人一道，大家都从各自的人生轨迹中，经历过、也体会过共产党中国这七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因此，从过来人的角度，我是完完全全能理解任志强这篇近万言长文中那不吐不快的激愤之词。当年的“忠字舞”我们都跳过，“小红书”也都挥舞过，“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等狂热口号也都喊过。所以，面对习近平这位当年的知青、当年的哥儿们一上位，就突然“英明”起来，突然“卓越”起来，突然“伟大”起来，和突然“远见卓识”起来，才感到尤其别扭，特别可笑了。

这种似曾相似的场景，甚至一字不差的词汇，哪怕已过了四、五十年，还都深深地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当年林彪跟毛泽东出场时那总是保持着两步之遥距离的刻意，他手上不断地摇晃着那本“小红书”的作派，那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历史定格，那种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声嘶力竭，……，这一切的一切，哪一场，哪一幕，对这代人来说，还不都历历在目？什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什么“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等等、等等，这才刚刚过去了几多年，可中国共产党就好了疮疤忘了痛？中华民族就好了疮疤忘了痛？你蒙蒙80、90、00后或许还行，可要蒙我们这代同龄人，甚至60、70后，你蒙得了吗？尤其是，你要蒙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9]的绵绵青史，你能蒙得住吗？！

按说，当今中国个人崇拜复辟的总设计师王沪宁，也是我们同一代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也都统统经历过。可他今天，却要重蹈覆辙、前仆后继扮演起了当年林彪在中共党内的那个抬轿子、吹喇叭的角色来了。王沪宁迄今不遗余力地、一波又一波地，使出浑身解数地和登峰造极地在今天的中国复辟个人崇拜，大搞特稿那种令人生厌、也令人作呕的政治低级趣味，甚至不惜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搞起了最高领袖终身制的复辟！作为当今佞臣之首，王沪宁以学者之身，操西学之语，行刀笔之功，效犬马之劳。他最近快马加鞭用多国文字炮制出的《大国战“疫”》，与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那个著名发言，其欲盖弥彰，竞相媲美，颇有一拼，可直追当年赵高的指鹿为马了。多年来，他不惜笔墨铺陈、拼力肉麻地吹捧习近平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战略定力”、“雄才大略”、“卓越领导”、“大国领袖”……，他让中国人民解放军频频喊出“绝对终于习主席”，让中国共产党念念不忘“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定于一尊”……，这较之当年的林彪，真好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风骚了得！其最大的“胜”出，就是当今以王沪宁为首的中国佞臣群体，包括金灿荣、张维为、胡鞍钢、林毅夫、……之流，几乎均无不具有西方学术背景，均是操一整套西方现代话语系统的西式“辫子军”。正是这个王沪宁，从表面上看，他只是个为习近平拎包的小跟班，但换个角度看，习近平则成了他的传声筒。远看，王是习的拐杖，近看，习则是王的发言人。二人互相依托，相得益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眼下真有点伤着骨头连着筋，谁也离不开谁了。如今，习近平可以不用王岐山，但他却须臾也离不开王沪宁。离开了王沪宁，他习近平几乎就张不开口，说不了话了。几年过去，习近平原本那朴实无华、直来直去、淋漓酣畅的草根语言风格不见了，整个地就像换了模子浇出来似的：满口都是些他根本就嚼不烂的那西学诘屈聱牙的时髦术语，再添加些汉学中那冷落生僻的典故作卖弄式堆砌。故常弄得习近平在聚光灯前捉襟见肘、弄巧成拙、灰头土脸，下不来台。由此，成功了是后台王沪宁的，失败了则由习近平在前台挨骂给兜着。

如果说，王沪宁当年为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是揣摩上意，为胡锦涛拼凑的“和谐社会”是逢迎所好，那么，他今天为习近平编织的“中国梦”，导演的在国际上大晒书单，在讲稿中标注拼音，……这些，岂不大有玩偶于股掌，牵线于幕后之嫌？多年来，王沪宁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大树特树“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今天来一个“习近平党建思想”，明天又来一个“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月初端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月中又添加个“习近平强军思想”，月底还得补上“习近平外交思想”。另外，还有什么“习近平战略思想”、“习近平强国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教育思想”、“习近平体育思想”、“习近平‘三农’思想”、“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习近平深化改革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对台工作思想”、“习近平治港治澳思想”、……，总之，一串又一串，一堆又一堆，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好一场当代党八股、谄媚语汇的大轰炸，大有炸平不周山，倒转地球之势。还有，各社科院、各大学竞相成立什么“习近平思想”研究院、研究所，编着花样大上名目繁多的“习近平思想”科研项目，以捏着鼻子哄眼睛的方式大骗特骗科研经费，被人统统讥之为“梁家河工程”。此外，那些别出心裁的妙招：一个禁绝任何反对党的独裁党举办的全球政党大会；一个举国封锁互联网的国度发起的全球互联网大会；一个在国内大搞一元化的政府却在国际论坛上大唱特唱多元文明；一个倾举国之力去封堵外界不同声音的政权却一再高调宣称“四个自信”[10]。再则，让习近平在接待外宾时，寡人有疾地一人占据中央而刻意拉长外宾前来握手的步行距离，连普京也不例外，用以烘托凸显一种万邦来朝之中心王国的景观……，所有这一切的一切，真让人弄不清他王沪宁成天捣鼓这些玩艺儿，究竟是在树“习近平思想”，还是在树他“王沪宁思想”？这就难怪有外媒早就一针见血地嘲讽过：中共现行党章中的“指导思想”罗里吧嗦一长串，还不如干干脆脆就来个“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王沪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1]

总而言之，正是这个王沪宁，1980年代以迎合胡、赵的改革从学术上起步，后又在邓、陈双峰政治中求微妙的生存平衡，最终则变色龙般地侍奉了三朝君王，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他的从书生到秘书，从秘书到佞臣、到国师，又到弄臣宠臣权臣奸臣的全过程。如今，中共的理论、党建、国安、政法、网络、经贸、外事、统战、文卫、外宣、……乃至任何突发事件，包括乱港、犯台、贸易战与治瘟疫，……，均无不有他王沪宁那若隐若现的身影，有他王沪宁锻造出的那个以西方学术话语为表，以斯大林主义为里，以大秦帝国为魂的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的，他无须夺权，他已经夺权；他无须政变，他已经政变，只要前台帝王须臾离不开他这位意识形态化妆师用现代学术包装出的谄言媚语即可。

当年中共党内崇拜毛泽东，毕竟人家还有长征途中临危受命，将中共带出了泥沼，后又为中共打得天下这些赫赫战功垫底。可这习近平，上台后，从内政到外交，却是打一仗败一仗，把个前几任积累下的家底都快折腾个精光，将这邓后的中国，带到了今日如此内外交困、四面树敌的大危机悬崖边缘。难怪网上有段子云：“习执政八年成绩单：从万邦来朝到万邦来讨；从经济全球化到经济全臭化；从一带一路到疫带疫路；从四个自信到四面楚歌；从全民小康到全民抢粮；从和谐社会到访民遍地；从大国领袖到世界公敌；从四个全面到四处维稳；从大国外交到各国断交；从现代治理到封城治疫，……。总之，习喊的口号只要反向来看，就都实现了。”试问，如此败局，如此败军将帅，其威信光靠几个吹鼓手卖力自吹，就能吹得起来？毛泽东那年在林彪一口一个“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煽得全国一片狂热时，也还曾多少保持着某种清醒，他就曾多次轻蔑地连声说过“讨嫌、讨嫌！”还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12]。就不知今上习近平何日才有这等醒悟？

（三）呜呼，庚子、庚子、又一个庚子！

记得当年习近平接班之初，就曾下定决心不当汉献帝。其信心满满、雄心勃勃，还真有点想当个男儿，干一番伟业的劲头。在当时，有多少人都看好他，寄希望予他，我本人，我相信包括任志强，也都在其中。可今天看来，他却是有此心却无此力也！不当汉献帝，你得有相应的智力和能力才行。这首当其冲，即能引天下豪士尽聚之。更何况，破山中“曹”易，破心中“曹”难。如今中国佞臣当道，危机四伏，“正能量”充斥于官媒，怨骂声不绝于朝野。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正是你首先有对奴颜媚骨的偏爱，你才会引“曹”入室，引“曹”入心：身边被一大堆竞相比赛喊“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号子手包围，才会被王沪宁这类变色龙佞臣所“曹”控？君不见“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如今，“多难穿帮”，中国的大国崛起、大国形象、大国故事、大国担当、……，皆因现在而今眼目下这场世纪大瘟疫，如愿以偿弄成了“全球命运共同体”。即使截至今日，世界各国的损失，已不啻一场世界大战。其始作俑者，定为千夫所指，疫后的算账拉清单，已成世界定局。任你怎么甩锅搅浑水，即使用你举国之力把整个太平洋都搅浑，也无济于事，更适得其反。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眼下正在走向深渊，走向危机，走向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危机。

眼下，网上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呼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王岐山、汪洋、李克强主持会议解决习近平去留问题的；有传李瑞环、温家宝、李岚清、胡启立、田纪云联袂“五老上书”，政治局开会习近平作检讨、常委们选边站的；还有传江派、团派已联手下决心逼宫倒习，迫其不接受华国锋模式，就使用赵紫阳模式的，……。固然，是真是假，均不得而知。不过，所有这些真真假假的呼吁、上书、传言、……又全都集中指向一个简单的目标：换人、倒习。

然而，对此我却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仅靠换人，能行吗？！历史已一再证明，若中国共产党现行这种“斯大林+秦始皇”的制度不彻底转变，任何人换了上去，都只可能会是另外一个“习近平”，绝无第二种可能。薄熙来上台是如此，汪洋上台亦是如此，就更别说王岐山了。极而言之，若制度不变，就是今天这位体制内的敢言英雄任志强上台，亦莫不如此。制度不变，再好的人上去，要不了几年，这个制度也会活脱脱地将其变成一个坏人、一个废人。这正是我颇为不屑某些中国自由主义者们老是热衷于从人品、人性、道德、……之类，一句话，从抽象人性、抽象道义出发，去臧否中共领袖、评价中共历史的一个根本原因。

请想想他习近平上台之初，曾信誓旦旦自己出行要轻车简从不扰民，再看看他今天出行的那个阵仗，岂止十倍、百倍于他当初赌咒发誓之反向？再看王岐山，他当年可是有着莫干山“改革四君子”雅号，是风靡全国的改开吹鼓手《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啊。可仍是这个王岐山，在他位高权重后，却率先歪解托氏《旧制度与大革命》，用以为中共反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决不改”来定调。事实上，习近平身边的这大小二王（王岐山、王沪宁），俨然已成辅佐习走向末世疯狂的哼哈二将。其他暂不论，仅王岐山一次又一次用轻佻口吻谈论强拆民怨的那些视频，其视民间疾苦为无物的冷血官僚特权阶级酷吏形象，就已定格于历史了。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时至今日，若中国共产党还无彻底改制的省悟和醒悟，那么，换人倒还不如留人。留着习近平，退一万步至少他客观上还有个“完蛋加速师”的本领，还是个“讨罚迎宾师”的角色。因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彻底丧失了弃旧图新、制度转型的内在动力和功力，已堕落成了一个短视而自私的贵族官僚特权阶级利益集团，那么，任何外力的介入，尤其是今天已可预见的大瘟疫后全球外部合力的介入，看来就已无可挽回地将是中国走出危机、突破瓶颈的唯一途径了。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说就是：在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将以某种“恶”的形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中国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狂飙将重新降临这个宗法专制皇权复辟了的中国，看来就已是历史的宿命了[13]。然而，如此一来，在如今这个热核时代，中华民族势必将为这种外部强力干预下的制度转型阵痛，付出极为惨烈的代价。呜呼，庚子、庚子、又一个庚子！我中华民族众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苦苦寻觅奋斗了一百多年，如今面对满目山河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难道她就真无它途突破这历史周期律怪圈？难道她就真无它途中止这庚子年的轮回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能说习近平就是一个不思改革派。实际上，他看到了邓小平跛脚改开路线多年累积下的弊政沉疴，并力图矫正之。但是，在哼哈二将的辅佐、引导下，他的整个视野，除了这毛、邓两个选项外，就再也别无它途了。换言之，他的治国理政思路，有毛、邓之共同短板，却无毛、邓之各自所长。毛曾说过他身上是既有虎气，也有猴气。可这习近平，毛的虎气没学到，反倒是承袭了毛不少猴气。把党凌驾于法之上，凌驾于一切之上，就是毛身上的最大猴气。或准确地说，在打天下时，支部建在连上，是优势；但坐天下时，再党国不分，党权高于一切，就成制度劣势了。一旦党权成变相皇权，毛就自然成了变相的李自成、洪秀全，乃至朱元璋了。这可谓毛泽东遗产中的最大短板，是中共政体难以提升转型进入现代政体的先天不足和致命病根。中共干部的腐败，中共政权的腐败，归根结底，其源盖出于此。此根不除，腐败永难绝。邓小平、彭真文革后痛定思痛曾欲革除之，但他们囿于斯大林主义禁锢而找不到方向，最后就只是说说而已，意思、意思而已了。如此一来，习才在上台后，轻而易举就颠覆掉邓胡赵时期留下的这党政分开新政，而在王岐山辅佐下，靠加大党权来反腐，靠党内名目翻新的政策来反腐，甚至靠类似文革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来反腐了。习近平完全不懂得权力制衡的机理，完全不知：唯权力制衡才是吏治腐败的克星。这便涉及到了对资产阶级宪政文明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乃至对作为马克思主义之质的规定性即历史唯物论的认识，和对“十月革命”以降整个东方革命大弯路的认识，以及从苏版“马列主义”宗教即斯大林主义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了。而所有这一切，却又不可能是习近平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王岐山和王沪宁，所可能提供给他的了。

 （四）改制未必易帜与东方马克思主义

就解决中国当今的深重危机而言，如果说前述种种“风满楼”传言，代表的是体制内不触动中共现行体制，不触动当今官僚特权阶级既得利益，并以邓小平路线为旗帜的最温和的一个极端，那么，与其势不两立的，则是体制外的要彻底否定共产党、彻底打倒共产党、彻底清算共产党，并以自由主义路线为旗帜的最激进的另一个极端了。

不过在这两极之间，却实实在在还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还有着形形色色的横跨体制内外的中间派。这众多中间派别的最大公约数有二：1)中国必须进行宪政民主市场多元化的制度转型；2）中国的制度转型应最大限度地力争和平与平稳过渡。除此之外，其各类主张便错综复杂了：既有“和理非”[14]，也不乏革命派；既有虽反对革命却又主张清算的，也有虽主张革命却不主张清算的；既有承认政权现实却又不承认政权法统的，也有二者皆承认但仍主张制度宪政转型的，……。然而，在所有这些各种主张的排列组合中，若以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来作分野，那么，这色彩斑斓的所有派别便均齐刷刷地站到了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而唯有一人高寒（即笔者）除外。由此可见，本人或可算是今日中国之唯一的一位可称之为“改制而不易帜”派了。

毋庸讳言：我今天与这些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派们站在一起，这绝非是本人认同自由派们所主张的抽象人性一类唯心历史观；恰恰相反，而是基于他们所异口同声地声讨的马克思主义[15]。正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历史唯物论认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资本主义文明替代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的历史必然性，是不可抗拒、不可跨越、不可绕过、也不可省略的。正是基于此，中国必须首先完成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谈得上去谈论和实践作为其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这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垫底，东方前工业化落后国家中的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便都失去了作为其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的文明基础，便统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和无基之塔了。可见，自苏俄“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革命之彻底失败、也不能不失败的全部秘辛，就正在这里。不过，承认这个失败，却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这个革命的实践意义。因为，倘若没有这个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恶果，没有这整整一个世纪，且大半个地球的如此广泛的革命实践，也就自然不会发生如今对这种革命的彻底反思，从而我辈今天也就无从得出如下明晰而清澈的结论来了：“特定时空下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须知，这个产生于世纪之交的理论总结，它没有来自也不可能来自西方革命，没有出自也不可能出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是与东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另类社会问题，其面对的是较之东方社会之人类文明更高历史阶段的另类历史课题。所以，上述理论结论就只能源自东方，源自东方革命，源自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身革命实践的反思与探索，尤其是源自对中国共产党掌权七十年来毛、邓两个时代的实践及其理论的反思与探索。因此，这个理论便不能不在分类学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并列，便只能冠之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了。

东方马克思主义直接脱胎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直接脱胎于对被宗教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苏版马列主义教的批判。它的理论源头，直接导源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早期的列宁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主张：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伟大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是对列宁关于后发国家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理论，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扬弃。它既继承了这个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应当和可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那部分，也摒弃了这个理论中关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应马不停蹄地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那部分。因此，用东方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用东方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制度的宪政、市场、多元文明的转型，就不仅丝毫谈不上什么改旗易帜，而恰恰是要让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在遵从历史必然性的脚踏实地的实践中，在摒弃乌托邦共产主义迷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和浩劫的反思中，重新高高飘扬。

毫无疑问，这种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是不可能学到，也不可能获得的，甚至也无从找到一丝踪影。事实上，本人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和学习，一开始就与官方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及其教育体系无缘，一开始就源自硬着头皮直接去啃经典原著（译本）。当然，这是历史的阴差阳错，是中国特殊环境所造就，而非人为的刻意追求。实际上，我也曾多次去叩过官方教育的大门，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冷冰地拒之门外了。在中国，我与中学、大学校园生涯无缘，均不是因为成绩，不是因为考分，而是、也仅仅是因为政治，因为政治歧视。1964年，我作为全校常统揽六科100，其作文常被当作范文朗读的“三好生”，却“考”不上中学。十九年后的1983年，类似的闭门羹我又吃过一次。1982年秋我一获得“宣告无罪”，旋即我便报了次年春的硕士生招考（报本科已超龄）。根据所附论文，很快我便获有人民大学、华中师院、天津师院导师们的欢迎报考函。其中，华师院科社所的高原教授，对我更是满腔热情、鼓励有加。他的助手俞思念[16]讲师与我通信十多封，其欢迎、诚挚、欣赏、指导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但最后，我还是被华师院研究生处拒发了准考证[17]。由此可见，我本人所获之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均与官马（官方马克思主义）无缘，与官方体制无缘了。我在1964年失学当知青后，尽管才13岁，但当时正旺盛的求知欲，让我即使在深山老林中的（人民公社）社办林场中，也是如饥似渴地抓到什么书就读。这样，渐渐地，这又致使我自幼对抽象思维的偏好，因在无缘涉足数理化的日子里，便不知不觉地拐进了哲学的幽谷：文革初期那“破四旧”将大批的除毛著外的经典原著单行本，以一斤纸换一斤挂面的途径，作为包装纸给汇集到了各生产队的面房。于是，命运的鬼使神差，便让我终于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一发不可收拾地成瘾成癖。就这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地硬“啃”了下来：渐渐地，便既不觉其枯燥无味，也不嫌其晦涩难懂。这样的读书学习，既不是为了考试，也无须死记硬背，而是饶有兴趣，津津有味，曲径通幽，乐在其中。如此潜移默化，让我终生受用，直至今日，早成嗜好，成文风，乃至性格。我在农村青春期的这种“玩命”的读书，从1967年春，直到1972年夏被招工进厂，足足五个多年头。由于前两年文革中社办林场瘫痪期是整日整日地读，后三年插队后便积习难改，农活再忙再累也戒不了这书虫瘾了。于是，在生产队大田干活的每日“五（歇）气”[18]中，在田坎树荫下，伴随着老农们吧嗒吧嗒的吸叶子烟声和说黄段子的笑骂声，竟成了我偷闲过书虫瘾的大好时光。这也从此养成习惯：见缝插针地读书，且终生不渝，受益良多。就这样由此及彼，阅读范围越来越广，涵盖哲学、逻辑、历史、政治、名人传记、内部书刊、各类禁书，……等等、等等。我那时一本又一本的日记，其实就是我在煤油灯下所记下的一本又一本读书心得而已[19]。总之，艰难困苦的知青岁月，就是我的大学，我的研究生院，我的马克思主义党校[20]。我迄今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均奠基于此。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的政治歧视，看似坏事，却是好事。它铸成今日之我，我之今日。也正因为与官马彻底绝缘，这才冶炼出今天这个向整个中国“官马”举旗挑战的中国民间马克思主义，才锻造出这个为中国宪政市场多元制度转型鼓与呼的革命的战斗的东方马克思主义。

如今，中国共产党面对基于自身体制弊端惯性而引发的这次全球瘟疫大危机，仅仅靠换个新面孔，仅仅靠政策矫正修补，已是无以脱困了。若想在瘟疫后必然发生的各国联合清算讨伐中不致亡党亡国，若想将这场总清算讨伐终止于青萍之末，那么，中国共产党主动开启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之路，看来已是它走出危局，化解危机，挽狂澜于既倒的华山一条路了。否则，忽喇喇大厦将倾，过了这道山，便没有这家店了。其最终结果如何？或正如毛泽东当年一语成谶说的“只有天知道”[21]了。但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最终能就此绝处逢生的战略抉择达成共识，相应的治标、治本方案，从理论务虚到操作务实，倒也不难找到。故而，如今已弄得满城风雨的“换下习近平”，则仅仅在它作为换制的前提和预备，即以换制为目的、为归宿这种意义上去权衡，才有其价值，也只有将顶层的“换人”、“下课”放在换制这种大格局下，而不是仅局限于政策的矫正与修补，才有其意义。换言之，只有当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之换制共识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且不搬掉这块拦路石历史将难以前进时，此刻、也只有此刻，这“倒习”也才成为必须。相反，倘习近平还有意接受教训、改弦更张，愿意接受用制度转型来拯救中共和中国，那么，就留着他，或可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内外政局的稳定。当然，拿掉王沪宁，拿这条变色龙三朝佞臣来“祭旗”，对于重开新局，则在所难免了。

（五）平稳转型与第一推动力

严格地说，尽管这二、三十年来，我一直都在论证和阐发这旨在以彻底反思“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整个东方革命教训的东方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也不是不清楚，我的整个阐发，迄今均一直还停留在理论务虚的层面。尽管，我也曾写过《知青帮知青——给习近平锦囊计》，写过《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从维稳治本战略求中国长治久安》[22]，其中罗列有从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双轨制，到开放评毛、评邓，善待和巧待左、右两派，从研究国民党宪政转型经验教训，到与国际社会党阵营建立兄弟党关系，……等等数十条具体政策建议，但严格说起来，那都还只是一些应急的转轨措施，均还谈不上是中国制度转型大框架下的可具体操作的制度设计。我这多年来情有独钟地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基础理论，倒不是我不知道这理论务虚并不能代替操作方案，而是：一来，我深知不首先打破“马列主义”宗教即斯大林主义之精神枷锁，不首先在核心理论的禁锢上有所突破，要在理论上改造或再造中国共产党，从而避免动荡地启动中国的制度转型，便几无可能；二来，我除了在制度层面仅仅提出将宪政机制引入中共党内，开放党内派别合法化，最高领袖竞争上岗这一项顶层设计方案，以此低起点来起步和开启宪政转型的历程，用以打破共产党官僚利益集团因有被清算之虞而形成的同仇敌忾转型阻力外，便更有意地将其他任何转型期的具体的操作型的制度建设方案，均留给转型后的中共党内派别合法竞争机制去自行筛选和优化生成了。我深信健康的竞争机制本身所具有的蓬勃再造力，哪怕是转型起步初期为大局平稳计还不得不将其局限在共产党内。不过，即使如此，我今天作为数十年如一日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型理论的鼓吹者，却要在此借助本文，郑重地推荐一位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可操作转型方案的设计者王力雄先生。

其实，我与王力雄先生毫无交往，也从未通过电邮、电话之类。但从他三十年前在其政治预言小说《黄祸》中，尝试着提出“递进民主制”起，我就开始关注他了。那时，我才刚刚自我流亡出国，还在匈牙利练摊。王力雄先生的“递进民主制”，又称“递进自组织”、“逐层递选制”、“层议制”，“权民一体论”，……等等[23]。其从设想到方案，从方案到模型，到理论，几十年来经过多次升级换代，已日趋成熟。王力雄先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这丝毫也不构成我多年来对其方案的由衷赞赏和鼎力推荐的任何障碍。

中国在官马封闭氛围熏陶中锻造出的整整一代左派、毛派，包括文革期间及1976“热月政变”后坐过牢的造反派，除极个别者之外，他们已经、正在和将要沦为旧体制的追思族、乃至殉葬品似已无可挽回。而同样在官马封闭氛围熏陶中锻造出的整整一代右派、自由派，其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或批判，均无不以“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学名）为圭臬，均无不肤浅地不知有汉，遑论魏晋，完完全全与他们成天声讨的中共官方和左派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无知或否认第二国际及当今社会党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人。所以，他们囿于其价值观而作出的无论是历史解读还是现实批判，大都够不着中国问题的要害，也打不到症结的点子上。因而就中国的制度转型而言，无论是“和理非”还是革命派，几十年来，均无不只能停留在价值观表态和声讨的层面，停留在年复一年地开种类繁多的研讨会、智库会、民运再出发年会，以及变换着呼不同种类的口号这种层面，故毫无能实际进入政局前沿的可操作价值。

而王力雄先生则立足于从可操作的方法论切入，基于工具理性思维，借助于当代信息社会的网络科技手段，去粗存精地扬弃了西方传统代议民主制框架，着眼于先易后难地从微观变革入手，从基层自治起步，以避开或绕过可预见的旧体制整体变局初期的巨大惯性阻力和动乱风险，所提出来的一整套颇具独创性的崭新的社会自治管理模式，便与本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即历史唯物论出发，立足于宏观突破，着眼于中共意识形态核心禁锢枷锁的解套，并变通地将宪政民主的竞争机制引入党内，以最大限度地化解制度转型初期阻力的顶层设计方案，在客观上竟然恰成某种虚与实的互补、宏观与微观的互补。如果说，王力雄微观方案所需要的顶层第一推动力，在宏观转型期一旦起步便可立竿见影地或主动或被动地迎刃而解的话，那么高寒宏观方案得以实现所须臾不可或缺的将社会失序降到最低，则可从王力雄微观方案中找到解药了。况且，二者均参考西方又都不囿于西方，均属扬弃（批判地继承）西方模式而由中国人自己所独创。故无论是高寒的宏观转型方案，还是王力雄的微观转型方案，均不可能在西方任何现成的理论、现成的模式中找到任何相应的现成答案。换言之，如今中国共产党内、中共红二代中的任何英雄豪杰、有识之士，欲在人类当代文明这同一个文明阶梯上来展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现代竞争风采，而不是刻意脱离开当代文明而仅从狭隘民族性上去强调中华文明，那么，高寒的宏观转型方案加上王力雄的微观转型方案，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现现成成的、中华民族可傲视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制度转型与制度建设方案了。

不过，如果说牛顿的万有引力需要一个第一推动力，那么，无论是高寒的宏观转型方案还是王力雄的微观转型方案，也都需要某种第一推动力。如果说，王力雄的微观方案或可从高寒的宏观方案中推演出其潜藏着的顶层第一推动力，那么高寒的宏观转型方案本身，又从何处去获得它的宏观第一推动力呢？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积余曾参与民运十数年，并曾横跨理论、实践两栖而练就的实战敏感力，从三年前起，我就深感郭文贵先生发的“爆料革命”，就其能在传统民运根本够不着的多个领域，以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能凝聚并调动起体制内外和海内外的大量资源来看，它对于越来越迫近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平稳转型，便正在爆发出划时代的临门一脚的第一推动力了。我作为一个曾一度冲在前沿，热衷并实际组织过多起海内外联手施压的大型救援或抗议活动的实际操盘手（尽管自己最后不得不以失望而告终地弃海外民运而去），作为传统民运圈中极少数的爆料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和一个从反对派内部生态之过来人的角度而对爆料革命的近距离观察者，今天也当然熟知这爆料革命三年来的风风雨雨，包括其参与者、追随者、乃至其核心层成员的进进出出，龃龉不合之类轶闻趣事；也当然知道郭文贵先生所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基本价值观，知道他虽正视中共政权之现状但却对中共革命及其政权法统所持的自由主义否定立场；我当然还知道郭文贵先生曾朦胧地提出过“正道主义”然后便无下文，当然还知道他身后凝聚着一大批理工技术型精英，故他或许实际并不看重、甚至多少还有点轻忽革命的理论阐述；我当然也曾看到过郭文贵先生的这个或那个提法与措辞，预测与推断，存有某些不太严谨，或欠推敲，欠周延之类瑕疵，……，但是，退一万步说，所有这一切即使全都叠加在一起均作其负面的解读，但我今天仍还要说，历史只算大账：如今郭文贵及其爆料革命，依旧还是瑕不掩瑜，鹤立鸡群、功不可没！事实上，自从三年前郭文贵提出“将战场拖到国际”以来，如今，中国制度转型之一切可派得上用场的务虚或务实的理论和方案，牌局与拳经，便均无不正在屏息地聆听着、注视着、期待着，乃至或明或暗地支持着、参与着并时刻准备着去迎接这突破僵局、推到第一张骨牌的第一推动力了。

（六）结语：清算讨伐大战打响之日，即任何改良方案失败之时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体制外反对派的全部合力加在一起，其对外部压力的调动和整合，均抵不上中共当局自身对全球反中共力量的调动和聚集了。请看：如今，已弄得“疫”满全球的武汉病毒，正在世界各国遍燃着越烧越旺的行将联合讨伐的怒火，正在并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切身利益与中国的制度转型——哪怕是以历史之“恶”来展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然而，历史进程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没有外部压力，没有甚至是世界大战灭顶之灾的压力，中共当权的官僚利益集团内部，便不会产生制度变革的任何内在的迫切动力；而当这场全球清算讨伐的世界大战打响之日，却又恰是中国制度转型的任何和平进程宣告终结之时。换言之，这时，中国共产党就是真想自己改革、自己变制，历史的时钟却已拨不回去了。此时此刻将借助于国际战争而引爆的中国伟大资产阶级革命的狂飙，其城下之盟，也将不会再有任何高寒方案的立锥之地了。

而这个“改制而不换旗”的中国共产党之改革和再造方案，不过是基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考虑；不过是要抢在历史必然性将以某种“恶”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之前，且力求寻求以某种“善”的方式来为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而突破瓶颈罢了；不过是要将宪政机制变通地引入中国共产党内，从而既维系中共革命法统而使中共政权免除遭清算之虞，以此政治赎买让中共当局经仔细权衡其利益得失之后，能放弃因其利益机制而导致的拼死抵抗，故致使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或再造成为可能，也让中国的和平、平稳、低成本的社会转型成为可能罢了。

然而，这个经东方马克思主义改造、再造、甚至毋宁说是挽救后的中国共产党，它必须是真信马克思主义，真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真具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当年干革命时的那种不为名不为利，而专为天下求解放的初心。但是，今天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赤诚的革命初心，落脚到眼下中国的反宗法专制皇权主义复辟的伟大资产阶级革命中去，落脚到为在中国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去。这个新生的、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马列主义宗教桎梏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扬毛邓之长，弃毛邓之短；站在毛邓的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是共产党人应自觉领导建设整整一个时代的新型宪政市场多元制度的超越，是将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最终引向共产党人那永不熄灭理想的未来共产主义方向的超越。

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任志强才配称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才代表着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因此，今日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中共红二代中的有识之士们，何去何从，请尽快地做出抉择！

不过，既然高寒这“改制而不易帜”的方案终成南柯一梦，那么，改良的定律便会无条件地让位于革命的定律，改良的逻辑便会无条件地转换为革命的逻辑了。随之而来的彻底的否定、彻底的清算、彻底的审判，也均是可被预期的，就如同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的遭遇一般，甚而至于如同纳粹希特勒和日本东条英机一般了。不过，中国的未来时钟走到那一刻时可别忘了，曾有着那么一个与中国七十年起起伏伏岁月共同着命运的人，此前多年来一直不厌其烦地、年复一年地、喋喋不休地说过的话，至今还仍在余音绕梁：

今天中国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由改革、再造后的中国共产党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来主导，中国之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在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趋势、结局、后果、展望、……等诸方面，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

诚然，这将意味着本人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但我相信，作为一个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届时我的内心会很平静很坦然：

中国共产党，我尽力了！

完稿于2020年4月7日，纽约大疫中

——论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

（2019年10月1日） 

高 寒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后三十年中一直走不出年年加码的维稳困境，当局的执政危机感一年甚似一年。国家的财富在翻番，执政者的危机感也在翻番。目前还深陷僵局的香港危机，不过是这种执政危机感的惯性运作又越过深圳河而已。如今，中美贸易战与香港的抗争这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却要合流成同一个准冷战了。什么“老大、老二的矛盾”？什么“中国崛起已成美帝噩梦”？过得了“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关，与人家在同一经济平台上竞争，才有资格称老二，上得了人类历史发展之不同文明阶梯中那同一文明台阶，才有资格争老大。

中美当前这场准冷战，这场因贸易争端、知识产权而起的准冷战，就绝非所谓“东西方文明的较量”，绝非所谓“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的较量”，而是、也仅是：苟延残喘而活在当代的中世纪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较量，是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较量。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语言来说就是：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之必然性中，那落后的历史低级阶段文明与先进的历史高级阶段文明的较量。这种较量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更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尤其还表现在人文人权人性人伦方面；它不仅仅是硬件的较量，尤其是软件的较量，是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的较量。

在革命危机正在形成而尚未到来的今天，在政治危机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改良作它决不放弃的最后一次冲刺，焉知就不是此其时也，焉知就不会好风凭借力，送它上青天？就改良或改革而言，光会喊“转型正义”，就未必来得了正义；而可操作的制度转型本身，才更可能体现正义和实现正义。可见，中华民族的和平制度转型若能成功，其成功过程本身所体现出的具体“正义”，要胜过一万个失败的抽象“正义”。更何况，基本价值观从来只是行动的指南，而绝非可直接拿来当操作干饭吃。所以要有理想，但更要有可操作的理想，要将理想寓于可操作步骤之中。因为基本价值观与实际政治操作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这就像从知道杠杆原理到你能实际撬动地球，其间的距离岂止十万八千里？故基本价值观的坚定与纯粹，并不排斥实际操作中的纵横与权变，迂回与妥协等等。

将资产阶级经几百年筛选出的那成熟的权力制衡宪政机制，借鉴地、改造地引入中共党内，为我所用，以完善共产党的领导，使其能胜任领导中国的制度转型。这就需要有步骤地开放党内的政治派别竞争合法化，以首创出一种迥异于马列主义教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证权力的有效制衡，又能避免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那种混乱无序的制度转型；进而能以此新型宪政模式，后来居上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旧式宪政模式，展开处于同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之制度文明的大国竞争。如果中国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主导的制度转型失败，或者，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拒绝自身改革和制度转型，那么，这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劫数。既然马克思救不了你，上帝也救不了你，剩下的，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目录

一、中美贸易战是国家垄断模式与自由竞争模式对抗的总爆发

二、香港抗争是河水屡犯井水效应的总爆发

三、宣布接受“三零”即刻止损，为中美全方位准冷战釜底抽薪

四、从苏版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禁锢中解放出来

五、自由主义可以是革命的理论却无法成为改革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六、中美准冷战之酝酿与开启在于制度文明战略判断而非战术枝节

七、去粗取精地将宪政机制引入中共党内开放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

八、能在畅通无阻信息挑战中屹立不倒的共产党才是真共产党

九、“改共”与“灭共”

十、结语

以中美贸易战为先导的准冷战的开启，以及香港“反送中”的持续街头抗争，可说是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共产党遭遇到的两大最严峻的挑战。撇开那些攻防进退的战术性、阶段性动作，也不管引发这两大挑战的具体事件如何、以及发起者的具体初衷如何，但它们在客观上均最终直端端地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常念兹在兹、还洋洋自得，以致按捺不住要推向全世界的那个核心价值：一党专权的统治模式。

记得习近平上台伊始，曾哀叹在当年苏东剧变中“竟无一人是男儿”。可习近平今天真明白一个中国真男儿在当今之世正面临着些什么，究竟该干些什么吗？！

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要干成大事，均必须认清大势。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不审势，则左右都错。认清大势，须有历史与国际这时空两大维度。历史维度，就是从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一步步阶梯中，看中国今天究竟是走到了文明的哪一级，这是纵向比较；国际维度，则是在当今全球竞争格局中，看中国的综合竞争力何在——这其中，既含器物等硬实力，也含制度、文化等软实力，这属横向比较。但从根本上说，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强弱，则多是依赖其文明程度的。一个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文明程度愈高，那么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竞争实力就愈强，反之亦然。当然，这文明程度与竞争实力，彼此又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或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

所以，能否准确地认清中国今天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阶梯中的确切位置，从而清醒地把握中国在今天世界格局中的竞争态势，这将决定着中国能否大国崛起，能否具有大国竞争力，能否具有中国话语权和能否向世界提出“中国方案”了。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一、中美贸易战是国家垄断模式与自由竞争模式对抗的总爆发

中美贸易战的要害，其实就是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垄断模式与自由竞争模式的对抗，是近二十年来这两种模式在WTO内不断较量和冲撞的能量，积蓄到一个节点上的总爆发。

记得当年特朗普与希拉里竞选时，中共曾一度看好过特朗普，因这位政治素人在竞选中明确宣称：美国不会为推广自己的价值观而战。可特朗普甫一上台，便立即发起了如今这场打得昏天黑地的贸易战。用中方的解释，这是老大、老二的摩擦，是美国老大要阻止老二中国的崛起，且这类矛盾在世界历史各拐点上曾屡屡发生。用美方的解释，则是你中国忽悠美国，蒙骗西方，不守承诺，欺我守约，在自由贸易中大打垄断优势，揩油占便宜已近二十年，现在是到该算总账、拉清单的时候了。

应该说，比起民主党，比起共和党建制派，甚至比起特朗普团队中的其他任何成员，特朗普本人算得上是最不讲价值观优先，最不讲意识形态的了。君不见中国自由主义群中至今还大有人对特氏的这个“政治不正确”耿耿于怀么？特朗普在美国政界大反潮流，从不在意于两党建制派那常挂在嘴边的煽情口号。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的美国总统，他只讲美国利益优先。不仅如此，他甚至还一边打贸易战一边还不停地说，习主席为了中国利益优先，他能理解；他不怪习主席，要怪也只能怪我们前几任美国总统太窝囊，多年来让中国占尽了便宜。

按说，这样的美国总统，对中国而言，才是最好打交道，也是最好被搞定的了。不曾有一句颇具中国特色的名言：“凡能用人民币搞定的事就都不是事”么？可两年来的中美贸易战轨迹却完完全全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观。正因为特朗普特别务实，所以他才特别较真：所有从谈判桌上写在纸面上的利益，必须得有规则保障；所有的规则保障，必须得有执行机制，尤其得有惩罚机制；而所有这些机制，又均得落到实处，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最后，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均必须是明规则，必须公示于众。

就事论事，特朗普所坚持的这一切，除了那最后一条，就都是如今商业社会的常识和常态，是契约精神的常识和常态。而这最后一条，即一定要公布协议，则是对中方的量身定制，谁让你“入世”以来一直奉行对国际协议“签归签，守不守则再我”的赛场偷步呢？然而正是这最后一条，却让中方尤其难堪，视之为丧权辱国、有失尊严：有些妥协苦果——譬如，组混编核查组监察守约状况，还要下到地方，每季度查一次——我暗暗吞下还不行吗？可你偏要逼我当众来吞，这岂不是公然羞辱我吗？我大国尊严何在？我国家主权何在？我如何向老百姓去交代？这才有了在中美贸易战第一季最后一刻掀桌子一幕的发生。

平心而论，仅混编核查组这一条，就够欺负人，够有损国格的了。如此苦果，中方居然也曾打算吞下，由此可见中方也确曾有过早让步早熄火的打算。何况，要说霸凌，特朗普这次也还真够“霸凌”的：除了战争手段，其它非战争手段，包括已用的或拟用的，明摆着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来迫你就范；而且还明侃：协议决不能50对50，必须对我有利。谁让你占我便宜20年，谁让你20年来就一直都在暗暗向我发起贸易战呢？

一旦美国摆出这种架势要同中国玩较真，“中国模式”纸老虎的窘态就纤毫毕现了：什么牛皮哄哄的“举国体制”？一个小小芯片就能立即将你打回原形：一个组装代工经济体而已。是的，特朗普的谈判强势有如城下之盟；不错，中国这二十年一惯制的做法也非习近平一人所为，可这“城下之盟”居然却如此沉重让你骑虎难下，这难道不正是因为你有着那么多的短处和痛处牢牢地捏在人家手板心中吗？譬如：高科技核心产品创新，国际支付得靠美元，海外上市公司财务透明玩猫腻，大量高官不明财产藏于西方，……等等、等等。

诚然，特朗普也有着他固有的短板：两党竞争的牵制、四年任期的制约、多元利益的掣肘、自由媒体的炮轰……，如此等等。但这一切的一切，固可影响这场贸易战的进度，形成一时间的战术拉锯：各打各的长处，但却无法改变这场贸易战双方的战略态势：国际贸易中的举国体制即国家垄断模式与自由竞争模式的较量和对抗。

被今日中国某些学者所刻意标榜为中国模式的“举国体制”，其实完全可在曾风行欧洲200多年的重商主义，即欧洲中世纪末封建王权走向衰落，资本主义残酷原始积累的殖民贸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时，自然经济濒于瓦解，旧贵族摇身一变成了新商人，于是这帮旧贵新商的时髦角儿，就亟需将昔日王室特权与时下海外淘金嫁接在一起来的理论了。这样，重商主义这种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借着王室特许权的垄断，并在拓展殖民地中大发横财的理论表述，也就应运而生了。可见，所谓重商主义，就是“特权经商”的代名词，就是“国企不分”的同义语，就是“王权垄断”的挡箭牌，也是“以邻为壑”的遮羞布。这些特色，其实仅从当时英、法重商主义代表作的一些书名即可窥见一斑了。如蒙克来田：《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年）；托马斯‧曼：《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1621年），……等等。后随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对重商主义的大加鞑伐，这种盛行了数个世纪，以政府垄断为其特征的老牌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贸易保护主义，才逐步走进历史。

既然金灿荣等今天老爱拿所谓世界史上多次发生过的老大、老二矛盾来说事，那么，这老大、老二就摆开阵势堂堂正正地展开竞争不就得了？人家提零关税，你就要么接受，要么你提多高关税也得容许人家提多高关税不就得了？若竞争得赢当老大，傲视群雄；倘败下阵来当老二、老三、老一百，也别怨谁。什么叫竞争？双方遵守同一赛场规则才叫竞争。不能人家汽车进来，你用10倍于对方的关税[1] 将人家挡住，而人家有样学样加你关税，你就大喊疼痛；不能你加人家高关税是国家主权，而人家以你之道还治你身就是国际霸凌；不能讲权利时你举“GDP排名”旗，卖力往前挤争当老二，讲义务时你又换举“人均GDP旗”，使劲往后缩要当小一百。就更别说倾举国之力去补贴一个企业，不惜倒贴也要抢占敏感市场；国际融资却对本应公示的财务报告犹抱琵芭半遮面；在国内大树特树一元主义，而在国际却千呼万呼多元主义，……如此这般了。总之，对人对己不能两套、甚至多套标准，长此以往，谁还同你玩？谁还敢同你玩？若没人同你玩了，贸易脱钩了，这高精尖的生意还做不做？这弯道超车你还超个啥？

毫无疑问，近二十年来，中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WTO在推行全球化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倾斜、规则漏洞和软约束机制，迅速——用特朗普的话来说是“火箭般”——地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竞争力。诚然，在WTO中大打擦边球，也绝非中国一家，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均莫不如此。但是，运用“举国体制”把这擦边球玩得溜溜转，却是“中国特色”的绝活儿，独一份。其所向披靡，经济增速雄霸世界二十年，无人能挡。直到商人出生的特朗普上台，有样学样地祭起了美国版的“举国体制”：在关税、科技、投资、金融、知识产权、脱钩前景、……诸方面多管齐下，打起了全方位的贸易战，这才有效地遏阻了中国持续20年来的不对称竞争，遏阻了中国年年出超进账那个喜滋滋的势头。

事实上，当中国在一个劲地抱怨美国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中超越了“底线”时，其实美国也在一个劲地抱怨中国超越了底线。只不过，中国抱怨的是，这次美国谈判条件之苛酷和谈判姿态之霸道超越了底线；而美国抱怨的则是，中国近二十年来在持续违规之放肆和撕毁承诺之任意方面超越了底线。前者抱怨的是此次谈判过程及其结果，而后者抱怨的则是导致本次贸易战被迫发起反击的原因。

在这场贸易战中，中国一直都在使用着一个时髦词儿，叫做“制度优势”。确实，在这二十年来与西方的竞争中，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就是能生产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廉价产品。而能生产出全球最廉价的产品，则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毫无自己劳动力的定价权。由于中国工人阶级被这“制度优势”禁止自组工会，因此，不少外商就乘机将所在国或地区严加禁止的雇佣童工、超时劳动、违法低薪、体罚工人、强迫搜身……，统统都搬到了中国。一遇劳资纠纷，这个号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却是绝不站在中国工人阶级一边，而是忙不迭地派警察去帮着资本家“维稳”了。这就不由得让人想起恩格斯在1883年出版《资本论》第三版时，要为“劳动力剥削程度”这第22章的第4节，刻意加上一个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2]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大批在中国大发横财的华尔街大亨，要在这场贸易战中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护现行中美贸易体系的原因。不过，最具讽刺意味的还是，在恩格斯加上那个脚注已130年后的今天，竟然是美国政府通过它与中国政府的贸易战，来为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定价权即提高最低法定工资而维权了。

前一阵子网上有一篇很走红的文章，说这场中美贸易战是规则之争，不是利益之争[3]。而我则要说，它既是规则之争，也是利益之争，是因利益而起的规则之争。请看这场贸易战的轨迹吧：由利益而规则，由规则而法制，由法制而政体，又由政体而人权、而文化、而文明、……，就这样，一场以贸易战为序幕的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之全方位对抗的准冷战，便不期然地开打了。就这样，在国内使劲颂扬单边主义，而在国际上却卖力鼓吹多边主义的“中国模式”，就终于在这人类发展历史进程阶梯的高低文明冲突中，遭遇到强劲的对手了。

二、香港抗争是河水屡犯井水效应的总爆发

近来，香港局势已成持久拉锯之势。这边厢是“五条诉求，一条不少”，且持之以恒；那边厢则是明暗强压，除了公然出兵，招数似已用尽。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遭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也是中国共产党自1989年后的一次最严重的政治危机。香港危机的僵持，给建国七十周年天安门广场前那刻意制造出来的“阅兵蓝”天空，带去了一片抹不掉的浓浓阴云。

香港危机的要害，是中国共产党要将它在大陆的治理模式，蚕食般地施加于香港的结果。是香港回归22年来，河水屡犯井水，一国屡侵两制的矛盾，日积月累到了一个节点上的总爆发。

北京利用其信息柏林墙所造成的“舆论一律”，将香港民众的抗争，一概斥之为“港独”，正像它老用一个“独”字来囊括台湾、乃至西藏、新疆的抗争一样。这不过是想以“国家统一”的道义制高点和“国家主权”的法理性，来掩饰自己在“一国两制”、乃至在整个治国路线上的失败而已。如果说民族矛盾往往是阶级矛盾的延续，外交往往是内政的延续，那么，难道今日中国共产党的治港路线，不就正是它在大陆治理模式的延续吗？

试问：为何在当年邓小平提“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时没有“港独”？为何在赵紫阳提“香港的事情，我们少管，越少越好。”[4] 时没有港独？为何在北京自食其言一再违背“双普选”承诺前也没有“港独”？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玩“钦定民主”、“钦定法制”这一套把戏玩惯了，便下意识地和狂妄地以为将这些拿到香港去玩，也照样玩得转。前几年江、胡时期，是温水煮青蛙，迂回包抄，进两步退一步；习近平上台后，则是频频霸王硬上弓，压你没商量，你不服也得服。

玩小圈子选举代替曾经承诺过的普选，人大释法否定香港高等法院终审判决，和一再闯关又连连失败的所谓23条立法等，是前者的典型；剥夺民选代表立法会资格，铜锣湾书商与肖建华等一大批香港居民被越境绑架和改教科书等，则是后者的典型。这次林郑月娥的“逃犯送中条例”，不过是董建华、梁振英均闯关失败的那个23条立法的李代桃僵简易版而已，不过是欲将那种近年来只干不说的绑架“送中”，变为堂而皇之的法律条文而已。

不错，香港导致多次上百万、乃至多达两百万人的街头示威，自有其深层的原因：它是自回归后中共在香港全心全意地依靠大资产阶级的结果；是港府全然无视蓝领、白领工人阶级数十年几乎不涨薪，房价却持续翻番的结果；是香港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急剧空心化，让年轻人望不到奔头的结果；也是任由大陆权贵阶级利用两地差异在香港特权经商、纸醉金迷，与香港平民生活形成巨大时空反差的结果，……。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落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少当婆婆，实行赵紫阳说的“香港的事情，我们少管，越少越好”，别把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玩得通透的那一套驭民术拿到香港去玩，真正兑现一回自己曾信誓旦旦许下过的政治承诺，让香港人民一人一票实行真普选，那么，一个真正实现了“权为民所赋”的政治制度，就天生具备了一个能筛选出让香港再次繁荣、再次兴旺的治理机制来。

前些日子，大陆竟然有个什么将军教授拿所谓“反共基地”来说事，拿“血统论”来说事。他说什么香港年青一代如今成了街头抗争的主力军，全是因其父辈爷辈对共产党属“有仇族”之故。他说：当初我们接管香港时，就对港人成分一分为三。港人中除原住民之外，其它二者，要么是当年清算、镇反时的逃亡者；要么是三年大饥荒的逃难者。前者对共产党有仇，后者对共产党有恨。呵呵，原来，那前者因不愿引颈挨刀便成了“最坏”，这后者又因不愿饿着等死便成了“次坏”。而这两“坏”相加，这三分之二港人就都成坏人了， “比台湾人还坏”！今天香港的年轻人之所以反共，就是因为这三分之二坏人将他们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传递给了其子孙而已[5]。

且不谈今天对那段历史是否该反省，且不谈当年毛泽东再威武，也只能说5%是坏人，其他95%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只说这位狂妄地视2/3港人为坏人的将军教授，看来他根本就不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从来就绝非血统论；而从血统论视角去解读阶级论，则不过是中共那自有其根深蒂固传统的造反农民眼界罢了。其实，当你在说香港青年们的“反共”是基于血统时，你是否也在暗示你在大陆能当上将军盖因你的血统高贵呢？更何况，这“亲共”与“反共”，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也常具此一时彼一时的随意性，也不过以当朝老大的是非为是非而已。君不见，当年刘、邓、彭、罗、陆、杨[6]这一大批共产党的高官，均曾被当作“反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君不见，毛泽东本人至今还是中共语境中的标准“反属”——“反共”的反革命分子家属[7]？这就更别提当年的诛杀“反共”的王实味[8]，诛杀“反共”红军的好几次肃反[9]了，也更别提今天海外民运中的好几位著名“反共”头目，均出自中共高干血统[10]。所有这一切，想来这位满口八旗子弟纨绔腔的军史博导，对这些并不遥远的历史不会就一概不知吧？

无独有偶，在美国，也有一位过气民运头面人物特站出来呼应这“反共基地”论了。他一言以蔽之地下结论道：香港社会的“特征”就是一个反共难民大本营，一个反共华人超大难民营。这位一右可右到曾在联合国广场带头领呼“打倒共产党”；一“左”又左到现要为香港元朗黑社会暴力鼓与呼的民运两面人，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一切都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惹的祸！港人你既要争“不变”，那就干脆一切照搬港英殖民地模式不要变，让北京学伦敦派港督直接管治香港，新设“中央代表”君临一切，不就正遂你们要“五十年不变”的心愿？否则一切都是空谈，都将鲁难未已[11]。

可此君却健忘了：他本人就是当年为躲避通缉逃港的“反共”难民之一员呢！何况当初邓小平不正是用“民主+繁荣”来彰显共产党比殖民地统治者更高明，才在《基本法》中承诺“双普选”的？不正是用这“双普选”去博取港人欢心，从而让其爱国亲中喜气洋洋迎回归的？这就正像当年毛泽东曾许诺打得天下后将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和“四大自由”的美式民主[12]，去吸引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般。更何况，此君还健忘了，他不是还曾多次悻悻然地公开诉说过自己的“版权之怨”：笑蜀先生那本右派禁书，即揶揄中共叶公好龙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其实是源自此君在哈佛图书馆辛辛苦苦给刨出来的[13]？怎么，今天竟然一“左”脸就变？真是个“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14]：一忽儿右得出奇，一忽儿又“左”得可爱。

老实说，香港真“反共”的，当年还等不到“回归”就早跑光了。是你中国共产党近年来的治港路线越来越“左”，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背离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如什么《中英联合声明》已失效[15]，什么制定《基本法》时最大失误是没去殖民化，……，才导致了这些当年欢欢喜喜迎回归的港人们的强烈反弹。是你河水每犯井水一次，港人内心的窝火就积压一分。这日积月累的窝火，岂有不爆发之理？

其实，一个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实行典型资本主义制度、法制独立的香港，在一个中共的改革家眼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可借鉴的参照系；而在一个中共“左”倾顽症者看来，它就当然是一个“反共基地”了。不错，在你心目中，“首先是一国，其次才是两制”[16]。可在他港人心目中，则首先是两制，然后才谈得上回归，尤其是人心的回归。可见，由邓小平视为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创出来的一个新生事物的这个“一国两制”[17]，这本可在“一国”框架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两制”，现在却越来越成恶性互动之势了。这究竟是谁之过？谁将自食苦果呢？更何况，退后一步自然宽。毛、邓时代，任由香港这“反共基地”天天骂共产党，天不也没塌吗？

现在不是又提出要搞深圳“先行示范区”么？这还真有点错把杭州当汴州的味道了：搞了这么多年“一国两制”居然还完全没找到感觉，即完全不明白香港之制“特”在何处？竟然以为你倾举国体制，你就可以再造出一个可与香港争锋的“全球标杆城市”来。这里我可撂下一句重话：你越是倾举国之力搞这“先行示范区”，你就离你的“全球标杆城市”目标越远：即使你建起了超过世界任何城市的摩天大楼，即使你将全国的高精尖科技都堆砌到深圳，即使深圳有了当今全球最摩登城市的全部外观和全部硬件，但只要缺一样，司法独立，那就不过还是你树起来一尊泥足巨人，不过还是你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玩而已。

然而，一水之隔，两相竞争，我倒是乐观其成。竞争之花总比强扭的瓜甜美。故放手让香港自治，它干得好，供你借鉴，干得不好，它活该倒霉。届时，两相比较，或者，你就能悟出你那“举国体制”之弊差在何方，或者，深圳超过香港，一国一制岂不水到渠成？因此，今天哪有必要霸王硬上弓，搞得自己如此被动，在全世界面前灰头土脸的呢？

近来，香港频传人道灾难事件：海面浮尸、高楼坠亡、警署酷刑、狱中轮奸、……，一桩桩、一件件，充斥媒体，无日无之。这些大量过去在香港闻所未闻、极为罕见、极其反常的人间惨剧，又怎可能让港人“心向祖国”呢？

三、宣布接受“三零”即刻止损，为中美全方位准冷战釜底抽薪

目前，老美的贸易战与香港的抗争这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却要合流成同一个准冷战了。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昨天还在热乎乎地喊在口中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今天却蓦然就成中美新冷战的敌手了。究其原因，什么“老大、老二的矛盾”？什么“中国崛起已成美帝噩梦”？过得了“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关，与人家在同一经济平台上竞争，才有资格称老二，上得了人类历史发展之不同文明阶梯中那同一文明台阶，才有资格争老大。因此，这一场中美准冷战的开启，还是先反求诸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为好。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后三十年中一直走不出年年加码的维稳困境，当局的执政危机感一年甚似一年。国家的财富在翻番，执政者的危机感也在翻番。至于目前还深陷僵局的香港危机，不过是这种执政危机感的惯性运作又越过深圳河而已。之所以如此，我看是成也邓小平，败也邓小平。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乃至夺权的二十八年，是成也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败也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的话，那么，其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则是成也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败也邓小平的实用主义。

正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自始至终就缺少一个深具前瞻力，且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国民的核心价值理论；正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所以中国共产党至今仍走不出那被苏共宗教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从而无以对“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革命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包括中共自己的七十年执政史，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反省和总结；还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才一忽儿从自由主义处找依据，一忽儿又从孔孟之道去寻灵感。而无论青睐哪一种，又还都得挂一个连自己都未必弄通、也未必相信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羊头幡；仍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这“摸石头过河”就摸着摸着便找不到北，以至于让那位三朝意识形态御用化妆师，给忽悠出些什么“代表”、什么“观”、什么“梦”、什么“新时代”的玩意儿，以掩饰那万变不离其宗的“中体西用”，掩饰权力与市场嫁接而产生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腐败。

在邓小平实用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自1989年后实施的那种越演越烈的高强度、高频度、高消耗的维稳，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究竟是祸还是福？如此官民尖锐对立的治理模式，是否可让一个政权长治久安？是否可让中国大国崛起？究竟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何为共产党人的使命？为何如今中国上上下下均无不是一片盛世景观、末世心态，越维稳却处处都不稳，尤其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不稳？为何如今墙越筑越高，心越干越散，四面树敌，孤家寡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处处动乱风潮，遍地维稳大军？总之，越想“守住家业”越呈溃坝之势。你将所有这一切都推给“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推给“境外敌对势力”，将一切批评声音查禁封堵，这究竟是一种执政的自信还是骨子深处的不自信？

请看看你的“敌对势力”、竞争对手吧：在美国，国旗随便烧，总统随便骂，你中国的五星红旗随便舞，你中国的任何节日随便庆，可谁也没大惊失色感到不稳定，反倒还派出警察帮你站岗维持秩序。就更别提人家从来不知“封网”为何物，从来不知“维稳”为何物了。什么叫自信，那才叫真正的自信。正是这种浸入全体国民骨髓深处的自信，胜过你一万个挂在嘴边的“自信”。所以，人家无需维稳，国家却固若金汤，而你天天维稳，政权却危若累卵。两相比较，才知人家创新力、竞争力所深植其中的制度定力和软实力何在了。

中华民族向来以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自强不息而著称于世。但是，她的这种优秀的民族性却被深深地窒息、压抑和扭曲在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皇权文明中了，且至今亦然。为何中国企业无法生产出自主领先的产品，中国的科技界无法展示高精尖科技创新力，中国高校出不了一流人才，……？所有这一切，其深层原因何在？人文原因何在？制度原因何在？由此可见，中美当前这场准冷战，这场因贸易争端、知识产权而起的准冷战，就绝非所谓“东西方文明的较量”，绝非所谓“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的较量”，而是、也仅是：苟延残喘而活在当代的中世纪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较量，是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较量。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语言来说就是：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之必然性中，那落后的历史低级阶段文明与先进的历史高级阶段文明的较量。这种较量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更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尤其还表现在人文人权人性人伦方面；它不仅仅是硬件的较量，尤其是软件的较量，是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的较量。

当年，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也常和美国老大闹别扭，有时双方吵架还挺激烈，以致法国竟一怒退出了北约。法国在60年代就开西方大国先河率先与中国建交，就是法国与美国别苗头的结果。可人家法国与美国的那种较量和竞争，才真正是国家利益之争、民族利益之争和文化传统之争，而不是制度之争，文明之争和价值观体系之争。因为人家双双都同属民主宪政国家，都同属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现代文明期。同样，如今的美国与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之贸易摩擦再怎么激烈，也不会闹出一个冷战来，也是情同此理，也作如是观。

所以，我看如今这场中美准冷战还是别打了！你打不赢的！你是输在起跑线上，输在中国还处于当代文明的史前期这个软实力上。硬要扛下去，硬要打下去，中国共产党命运堪忧，中国的国运堪忧。狂热的民族主义救不了你，反而会给你挖坑埋葬你。趁这场冷战还处于萌芽状态就尽快熄灭掉它吧，反躬自省找找原因吧！良药苦口，听不听由你。为此，在这场中美新冷战似打非打之际，我给你开出一剂即刻止损、立马熄火的药方：

不要跟特朗普斗气。要充分意识到特朗普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并不热衷于价值观至上的美国总统。别再纠缠战术、技术细节，应听进黄奇帆建言，主动宣布一步到位按“三零”原则重做经济布局，用此战略性让步，去换取美方不再纠缠历史旧账，让贸易脱钩化险为夷。仅此一条，即实际向美国人充分展示你面对全面结构性改革的自信，仅此一条，就会胜过你来我往地纠缠旧账的超150页的繁琐谈判条文。尤其是，这“三零”会倒逼中国作全面改革，从而轻装上阵，与美国展开各有所长的真正大国竞争。

我相信，中国政府只要宣布全面接受“三零”，眼下这场正蓄势待发的中美全方位准冷战便将戛然而止，中美关系也定将柳暗花明，翻开新篇章。

然而，能否走出这步棋，中国共产党可得严肃认真地权衡又权衡：千万别在此战略棋局上玩缓兵之计，玩暧昧猫腻，那将是饮鸩止渴。当年毛、邓尽管在国内政局中不乏叶公好龙，但在国际事务中则从来信守承诺，尤其是周恩来把关时期。在国际上搞坏中国政府名声的言而无信、屡屡失信，是从江、朱技术官僚治国开始的。有鉴于此，若美方提出要定期核查“结构性改革”进度，理当坦然接受。

毫无疑问，“三零”会让中国的改革开放上一个大大的台阶，正如黄奇帆所言，这相当于中国的第二次入市[18]。只要静心想想第一次入世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红利，就知道第二次入世将带给中国什么了。

不过，中国共产党得先有充分心理准备：这“三零”真要实施起来，将定会带给中国共产党以痛彻心扉的刮骨疗毒之痛。因为它将倒逼中共作全面结构性改革，即得将那早已划归“另册”而属“坚决不改”的如法制不独立等体制弊端，给重新倒腾出来提上改革议程。

不要惧怕“三零”。如果说过去是用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而打入了西方先进工业国的贸易体系，那么今天，则是用“三零”这超常规的战略性让步，去避免中国与先进工业国的贸易脱钩，这是从今天几乎得而复失危机中的失而复得。“三零”将倒逼中国阵痛般地不仅在经济基础，而且在上层建筑方面做出一系列全方位调整，相当于对全国上上下下的利益板块洗牌重组。应当感谢这个特朗普，没有他的这个战略倒逼，中国共产党下不了“刮骨疗毒”的决心，中国也上不了大国竞争的台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三零”将逼迫靠政府补贴、靠纳税人喂养的国企，从安享垄断而走向市场，在竞争中去锻炼求生存求发展，从而让中国广大人民享受到平价汽油、平价网费、平价电费、以及平价进口汽车、平价进口药品、平价猪肉等一系列实惠[19]。“三零”还会让中国一步到位地淘汰掉那些传统劣势、得不偿失、既拼能耗又拼环境的夕阳产业，从而轻装上阵地集中于那些如今全球都处于同一起跑点的新兴产业，这才叫后发优势。中国的后发优势不应仅仅停留在城市的基建外观的美轮美奂，而应把握机遇在新兴产业之高起点上起飞，更尤其应吸取资本主义文明几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去粗取精、汇集各国精华而在高起点的制度转型上有所作为，并能创造性地后来居上。可见，没有了传统产业的拖累羁绊，甩掉了那些坛坛罐罐，却又还能留在高精尖的科技产业贸易圈内，那么，充分利用好这其实是双面刃的“三零”机制，借助于中国目前全球最全的制造业存量优势，加上全面配套的结构性改革即体制转型升级，那么，一个全方位改革后的中国，岂不更易轻装起飞、岂不更能大国崛起？

如果说，当年若没有“被开除球籍”的落后压力，中国不会启动改革开放新国策的话，那么，今天若没有中美贸易脱钩的新冷战压力，这早就被赋予“改革死了，改革万岁”而踯躅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就难以迈出新步伐跃上新台阶了。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她又站在了这么一个十字路口前：

要么，接过特朗普打过来的“三零”双面刃王牌，因势利导地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科技、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全面地升级到与先进国家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文明的竞争平台，如此倒逼出来的中国，就不仅仅是什么“中国制造2025、2035”，而是“中国制度2025、2035”，乃至“中国文明2025、2035”。如此倒逼出来的大国竞争力，即以其软实力作灵魂的硬实力，才是货真价实的大国竞争力。

要么，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狂呼民族主义的口号，“御敌于国门之外”[20]，替代已垮台的前苏联而重新当头，去迎击“美帝国主义”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打一场“新时代”的新冷战，乃至局部热战，从此中国将再次向西方关起大门，仅与还处于前现代文明期的非洲弟兄们去抱团取暖，去享受自己的“举国体制”优越性。

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当然可自主作出抉择。

四、从苏版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禁锢中解放出来

毋庸讳言，在今天要改革中国，首当其冲就必须改革中国共产党，首先拿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痼疾顽症毒瘤来开刀。

在中国已连续执政七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必须正视自身的改革，或叫自我革命。积七十年执政的沉疴弊端包袱，这改革中国共产党自身，或许便是中共可避免因制度腐败而遭革命推翻和清算，可避免中华民族重蹈动荡覆辙的唯一途径了。如果说，釜底抽薪即刻止损地让冷战熄火，是治标，那么这改革中国共产党自身，就是治本了。

要改革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将中国共产党从苏版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禁锢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宗教。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这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所谓“马列主义”，不过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别名或学名而已。这被宗教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之最大特征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即那作为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基础的历史唯物论，将原本植根于这个理论基础之上，且由它派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理论及其术语、词藻，作出了全然脱离开此基础理论的、超越时空的抽象价值符号化的阐释，如将“公有制”、“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超时空的“善”；而将“私有制”、“资本主义”、“人性博爱”、“资产阶级专政”……阐释为超时空的“恶”之类。

这种被抽象道义符号化的马列主义教，一经传入中国，便与中国早已延绵数千年，且贯穿于从《礼记.礼运》[21]到“五斗米教”[22]，再到“天朝田亩制”[23]那种小农空想社会主义传统一拍即合了。在如此历史传统中诞生、生存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便有意无意地、也似乎理所当然地要假“社会主义”之名，假“消灭私有制”之名，和假“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之名，而顽固地抗拒着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抗拒着更高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了。在中国，毛泽东奋斗了三十年也割不掉那野火烧不尽的“资本主义尾巴”；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四十年来至今也反不掉那前仆后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所有这一切，中国共产党人固然算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却也是在抗拒着历史必然性，且是如堂‧吉诃德战风车那样地抗拒着历史必然性。而眼下正在全球火爆上演着的这堂‧吉诃德战风车最新连续剧目，其片名就叫《巷战香港》。

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切均说成是“抗拒资本主义复辟”。可它却万万没意识到，它这七十年来的所有“反复辟”行动本身，却统统都恰恰是是在干复辟，即在复辟着中国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满心以为自己是站在明天，站在更高的先进历史文明，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历史的进步而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可他们却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恰恰是站在昨天，站在更低的落后历史文明，代表着历史的倒退与历史的反动而声讨着、抗拒着那作为历史必然性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这真可谓：本想走进这一房间，结果却进了另一房间。又曰：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是由通往天堂的愿望铺就的。这或许就是中共执政七十年来，便不知不觉地消弭掉自己早年那可贵的反剥削反压迫的空想社会主义情操，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当年那追自由求平等、反剥削反压迫的赤诚革命初心，均化为了早被《共产党宣言》批判过之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24]，化为了如今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的反动行为的原因吧。

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中叶，封建社会主义在欧洲还只是一种被马克思主义所辛辣嘲讽过的落后而反动的社会思潮，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它就靠着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而在东方后发国家的革命实践中，逐步演化为一种以抗拒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必然性为宗旨的落后而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了。这种封建社会主义制度，是对当年新民主主义新型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和倒退，是腐朽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在“革资产阶级的命”之旗帜下的大复辟。同时，这种反动的当代封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有着自身特点的、与以往任何一种剥削压迫制度不同的、也极为残酷的新型剥削压迫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它甚至比纳粹还纳粹，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正因为它是由当年的革命的共产党逐步演化而成，故它又极具其迷惑性和欺骗性。

中国共产党如今还深陷在那个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造反-皇权复辟”的历史周期律怪圈中，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究其原因，现在回过头去看，无论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还是邓小平后来实行的改革开放，均在在地显示出，他们当年分别对马列主义教的叛逆，以及其对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把握，就还都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也正是因为没能将这种或那种对马列主义教的批判，提高到理性认识即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所以，苏东阵营中的任何一位共产党改革家，从吉拉斯[25]到纳吉[26]，从赫鲁晓夫[27]到戈尔巴乔夫[28]，乃至从邓小平到胡耀邦，到赵紫阳，就都没能从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不可跨越、不可绕过也不可省略这样的理论高度，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

这固然确实表明了人类历史上任何理论的突破、任何真理的获得之难度，但也尤其表明了实践的广狭深浅制约着认识的广狭深浅。由此足见，没有“十月革命”后东方国家的革命在其实践与认识上的反反复复，没有在这实践与认识中人们所付出的沉重、甚至惨痛的代价，人类是不会轻易地摘取到金苹果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才一直反复地强调说，从列宁到毛泽东，到波尔布特，到邓小平，从而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他们所走过的那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密密麻麻的脚印，对于我辈后来者，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弥足珍贵！

然而，对于被称为“红二代”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子女们，这些诞生在打天下时代的延安，各革命根据地的四零后、以及坐天下时代的五零后、乃至六零后们，却是不能与老一辈共产党人同日而语的。这批多半属在大院中长成的一代，从孩提时代起就伴随着特权而生活。从特殊的幼儿园，到特殊的小学，再到特殊的中学，……，其大体上均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脱离、相隔膜，大都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这种在战争年代本属必要的革命队伍中的后勤保障，在造反农民那“打天下、坐天下”之天经地义的惯性思维下，便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地、潜移默化地演化为中共干部子弟们的一种优越感，一种特殊化，一种有别于普通平民子弟的“革干子弟”圈所特有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认同了。文革初期“血统论”的猖獗和北京“红八月”的血腥，只不过是建政后中共干部那森严的宗法等级制的两个看似偶然的露峥嵘而已。即使“红二代”中一些人，因其父母在中共权力斗争中落败而被抛到了社会、乃至社会底层，但其骨子深处的破落贵族优越感，还是深藏心底的。真可谓：“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29]

尽管在建政掌权之初，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干部队伍日益严重的特殊化，还是时有警醒的，如毛泽东当年就力主废除干部子弟校[30]，还反复拿《触詟说赵太后》中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典故来说事。但由于没有制度的制约保障，尤其没有对资产阶级宪政文明乃宗法特权之天敌这一点全然缺乏自觉体认，故毛泽东的这种理想型封建社会主义，在文革中以他的“五七指示”、“斗私批修”而达致其理想闪光的最高点后，便终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给碰得粉身碎骨了。如今，由他和他的战友们打下的这个政权，其宗法特权之登峰造极，之腐败糜烂，已不是他老人家当年可以想象的了！是的，毛泽东当年撒手人寰时，对其理想的追求还恋恋不舍，对其理想之尚未实现更是死不瞑目。可他却压根儿没有想到，正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社会制度，才是、也正是粉碎他曾念兹在兹、梦牵魂绕、恋恋不舍，欲去还留的那个“大同”理想的真正杀手。总之，毛泽东用自己右手所建立的这个一党专权制度，打倒了他用自己左手所树立的社会大同理想，并在自己溘然长辞时，也未弄明白这春蚕作茧自缠身的个中缘由。

因此，现在，历史已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应提出“东方共产党人领导新型资本主义制度”理论来的时候了。其实，这个理论不过是当年马克思提出过的落后国家共产党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论[31]，列宁提出过的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论[32]，与毛泽东提出过的新民主主义论[33] 的继续和发展。可是，这个由此及彼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即东方后发国家共产党人不仅要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还要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整个国际共运，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却花了整整一百多年才得以获得，且还至今为不少左派、乃至整个“毛派”或“马列毛派”所难以接受和难以承受。

毫无疑问，这个理论当然是对列宁和毛泽东“两个革命衔接论”的扬弃，是对“东方落后国家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这一理论[34]的扬弃，因而，它就绝非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简单复归，或毋宁可将其视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乍一看去，这好像又回到了原点：怎么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后又再回头去搞新民主主义？但实际上，这种看似的历史回复，不过是历史在经过一个螺旋后于一个更高历史阶段上的否定之否定。因此，它绝非是新民主主义的补课或资本主义的补课，而是在一个全新历史高度，全新历史视野上对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的重新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历经七十年执政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之后，对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对科学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

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共产党人在特定的时空干资产阶级革命、干资本主义制度，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反，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那种不分任何时空地“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产阶级”，不分任何时空地干“公有制”，干“社会主义”，干“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却恰是将那原本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上升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又在东方革命的实践中重新沦落为空想。所以，违背人类历史规律、由国家机器而强加于社会的任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就不仅谈不上一丝一毫的制度优越性，反而会带给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空前的浩劫。

所以，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们一再重复干下的那种与国家暴力机器相结合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与圣西门[35]、傅立叶[36]和欧文[37]们早年所干的那种袖珍型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由于深陷苏版马列主义教而不自知，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批判力，所以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就只能在要么邓小平，要么毛泽东之间摇摆，亦即在邓的改良型封建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理想型封建社会主义之间摇摆。这就是多年来我们已熟悉的中国政坛纠毛必推邓；纠邓必返毛的现像。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便根本谈不上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地自觉驾驭那个绕不过去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既不能融入并驾驭其市场经济，也不能融入并驾驭其宪政民主，更不能融入并驾驭那多元文明了。这样也就当然谈不上登泰山之高，观来去风云，谈不上站在毛、邓那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了。

同样毫无疑问，这个理论的突破，当然不可能发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营垒。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与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文明阶段，因而也就自然会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课题。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生活于典型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代，而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却生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所以，东方后发国家中的共产党人执政后所面临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包括对“十月革命”以降东方革命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的反思，就只能发生在东方马克思主义营垒，或毋宁说它只能是一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迖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38]

是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必然阶段，我中华民族是不可能省略、绕过和跨越的。因此，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看来，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即成功地夺得国家政权后，实际上还将面临着一个相当长的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历史必然性，绝不可能因为共产党人夺得国家政权而消失。在这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与不受监督的执政党因国家政权的腐蚀而蜕变成的宗法专制特权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同反动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与封建社会主义路线之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共产党彻底蜕化变质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新生剥削阶级和新生压迫阶级的危险性，存在着反动而腐朽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在“革命”的名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大复辟的危险性。

所以，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就理所当然地要以这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为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就理所当然地要以这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为其基本理论了。这个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凝聚我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内在地包含了如今在中华大地上严重撕裂地存在着的左派和右派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既坚信并坚守资本主义市场、宪政、多元文明之必然性不可抗拒；又绝不否定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道统和法统；同时，它还凝结了当下中国的左、右派之间可说是少有、甚至是唯一的高度共识：如今中国这种特权与市场沆瀣一气的高压维稳治理模式，已一天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由此可见，从马列主义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主义，回到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为旗帜来改革中国共产党，再造中国共产党，就已势在必行了。

五、自由主义可以是革命的理论却无法成为改革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当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必然性高度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时，自由主义也正从其抽象人性论出发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在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应实行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符合人的本性；中国应实行宪政民主，也因为宪政民主符合人的本性；中国应实行多元社会，还因为多元社会符合人的本性。总之，历史可变，人性永恒。

诚然，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奉为圭臬的马列主义教，及其相应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当的批判力度，也有着某种历史正义性和道义制高点。但是，鉴于自由主义那抽象人性论和永恒正义观，故它便很难理解历史由此及彼演变的内在必然性。自由主义不承认任何“好”“坏”“正”“邪”，均无不是在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中生成、演变和转化的，不承认在特定时空下的“好”，可以转化为另一时空下的“坏”，反之亦然。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这么“坏”，那是因为它从来就“坏”，一开始就“坏”。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引用《共产党宣言》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开篇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并还挖出马克思早年的那些借助希腊神话抒情的浪漫诗歌语言中的“魔鬼”、“恶魔”等词藻，来可笑地“雄辩”证明马克思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恶魔[39]。

如此一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先天地、内在地完全否认共产党自身有其演变可能性的理论，又怎么可能成为变革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理论基础呢？因为“改革”、“改革”，无非就是寓“革”于“改”、寓质变于量变之中。改革的政治学意义，无非就是不改变其法统、道统的变革，或从特定法统、道统中生发出来的变革而已。换言之，共产党改革之不言而喻的含义就是：让共产党新生，让共产党变得更好。可自由主义又恰恰在其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层面，断然否认了这“好”与“坏”有互变的可能性。这就是自由主义与中共改革理论内在地存在着的一个悖论。此其一。

其二，按照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和“利益最大化”理论，就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古今中外就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给自己挖坑以埋葬自己为宗旨的改革。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性经济人”逻辑，就绝不会是去干那种将会导致自身垮台遭清算的改革。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判定为只会拼死抗拒任何改革也才符合自由主义的逻辑了。如此一来，这个先验地将中国共产党内定为不可改革的自由主义，又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的理论呢？

所以，自由主义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无法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赵紫阳智囊库中一大帮文人，总是试图从自由主义视角去解读共产党改革开放，而最终走不通的原因；也是当年八九学生的“黑手”们试图用自由主义去引导学生们与共产党对话无法成功的原因；还是多年来自由主义总是只能在大学校园内，在知识菁英圈中活跃，或即使在改革话语中，也总是只能从工具理性角度偷运一些自由主义术语给中共的改革开放国策打打补丁的原因。

可见，你要坚守自由主义么，那你就别谈什么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要谈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么，你就只得摒弃自由主义了。质言之，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它可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却不可能是共产党改革的理论。它可以用来打倒和清算中国共产党，却无法用来改革中国共产党。哪怕是自由主义中最温情脉脉的“党（君）主立宪”论，其前提也无不是要中国共产党改换门庭而改信自由主义。

因此，在如今的中国，唯有战斗的历史唯物论，唯有科学的批判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才既可以是今天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可以是今天中国改革的理论。东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列主义教和封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是尖锐的，甚至是摧枯拉朽的，但它却给因制度性腐败而几乎整个地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和再造，指出了浴火重生和凤凰涅槃的道路和希望。

此外，从更深一层来看，其实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教，二者恰恰在其永恒价值观上，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二者都反对历史有其自身的必然性，都认为任何价值观都是永恒的、抽象的。正因为如此，前者不能理解当年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及其价值观在彼时彼地中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后者则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文明对于此时此刻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正因为那病入膏肓的永恒正义价值观，使得自由主义对中共大张挞伐的批判，常常便不能不陷入首尾难顾、自相矛盾的窘境。譬如：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大都无不热衷于攻击马、列、毛的“个人人品”（其事实姑且100%为真），却矢口讳言华盛顿、林肯、马丁等人的“道义瑕疵”。似乎中国自由主义者今天之对共产党领袖视若寇仇，并非是由于这些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及其政治实践，而是因突然发掘出来的其人品有亏所致。再如：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大都卖力攻击列宁拿德国人的钱和毛泽东拿苏联人的钱（其事实姑且100%为真），有人还延烧至孙中山拿日本人的钱，因而就是“卖国”、“间谍”之类。但这帮君子却选择性地无视蒋介石也曾拿过美国人和苏联人的钱，以及蒋经国曾经是苏共党员一类事实，尤其无视自己今日一边大骂共产党拿外国政府的钱，一边自己却为争拿美国或台湾的钱而打破头，并还一天拿不到就抱怨连连，……。还有，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向来对中共说的任何话都不信，但唯独对它自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这话却深信不疑。因为中国自由主义总是拿中共理论与实践的谬误，来证实马克思主义的谬误。此外。当自由主义者一口一个“马克思主义是外来邪教”时，他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简直与中共说“西方普世价值是外来异端邪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在这些绝妙的讽刺画背后，均在在显示出任何永恒正义观、抽象人性论那无法解脱的自相矛盾。仅此便也充分地证实了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教，二者在主张超时空的善恶观，超时空的抽象价值观上，其实是如出一辙的，差别仅限于二者处于左右两极，因而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诚然，正是在当代中国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节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其政治主张上存有某种重合点，故二者完全可以是这一场伟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军。但是，在承认这点时也必须清醒：今天中国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来主导，中国之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在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趋势、结局、后果、展望……等诸方面，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

因此，对于今日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么是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其过程多半是有序的，其结局终将导致中共凤凰涅槃、其法统道统得以存续的渐进转型，要么则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政党）所主导的，其过程多半是疾风暴雨似的，而结局多半会导致中共遭清算、党史遭否定的激进转型。前者若成功，无疑会给东方后发国家由前现代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平稳制度转型，创建出一种全新的可操作模式；后者若成功，则意味着东方后发国家的制度转型之路，就还仍得沿着传统的制度转型模式来进行。

二者必居其一。

六、中美准冷战之酝酿与开启在于制度文明战略判断而非战术枝节

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共产党那个曾几何时还一再挂在口头的“政治体制改革”，便逐步淡化、虚化了。或许，这由邓、胡、赵当年信誓旦旦倡导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今已被划归“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40]了吧？中国共产党今日之顽固拒绝自身改革，固然有其在意识形态上受制于马列主义教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则更受制于中共特权阶级自身那既得利益的羁绊。

在中国共产党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面前，毛泽东当年那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文革暴风骤雨失败了，邓小平那种叶公好龙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失败了。自“八九”以后，由江泽民腐败治国和胡锦涛无为治国而累计下来的制度性腐败，如今更是尾大不掉了。今天，习近平是既继承了毛、邓两个时代的正资产，也背负着两个时代的负资产。如今中共党内是人人皆腐，反腐者本身亦腐，甚至更腐；不腐者在中共干部生态圈中已属异类、难以存活。不仅如此，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还被输出国门，在国际交往中大行其道。如果说，习近平当初大刀阔斧的反腐，还曾带给人们一线希望，可几年过去，人们对这个执政党还有救却更失望了。这个失望，与其说是针对个人的，不如说是针对制度的。换言之，中国共产党若找不出一个可从制度本身具备抗腐、反腐、制腐的内在功能这样的制度模式和治理机制，而仅靠自上而下地纪检监察反腐，那是断然无法让中国产生出一个中国共产党一直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制度优势”来的。而如此制度性腐败，如此腐败性制度，又奢谈什么“大国崛起”和“大国竞争”？！

中共执政七十年，“十月革命”以降100年，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政治制度，这个号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制度，至今却筛选不出一个能长治久安的良性运转治理机制，至今官员权力只来自上峰任免而老百姓对此毫无发言权，至今也拿不出一部官员财产阳光法来，至今还有个什么“妄议中央”罪，……，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这个制度最大的失败。

反观人家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可以轮换，但制度却经得起风浪。即使从最纯粹的工具理性着眼，人家那种经几百年筛选，完善、成熟而从权力制衡中去求得自身制度稳定的治理机制，难道就不值得今天一直被“维稳”给压得苦不堪言的中国共产党，好好去研究、借鉴一番吗？

因此，要改革中国共产党，除了在意识形态上要回到历史唯物论，为中国重新出发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正名，为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即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正名，用以解除其意识形态紧箍咒，来一个再次思想大解放以之外，就还得有的放矢地针对中共自身已尾大不掉的家族式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找出一种既能有免遭清算之虞以减低内部改革阻力、又能根治其制度性腐败癌变的可操作方案来。

针对专制特权阶级既得利益的解决方案，历史上有改良式的英国天鹅绒革命模式，也有以断头台开路的法国大革命模式。不过，这里既然是在谈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那当然也就是在讨论渐进可行的改良方案了。然而，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中国是多有人看到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却鲜有人看到革命与改良的联结：没有革命的外部压力，又哪会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换言之，即使无革命压力的内部自发改良得以发生，也定会以失败而告终。1898和1989，同样是夏天，同样是北京，同样是垂帘听政者对变法的始乱终弃，同样是用人血为政治体制改革画上了句号。一个世纪过去了，除了剪掉辫子，长袍换成西装，中国就仍还在“中体西用”的泥沼中挣扎轮回。究其原因，我看是要么革命全盘否定改良，要么改良又全盘否定革命。

被“告别革命”论与“和理非”[41]拜物教所大加赞美的英国君主立宪，哪会是如其描绘的那般如跳华尔兹似的惬意？相反，这场发生在330多年前且开启了世界新纪元的政变，恰恰是充分借助于外部军事压力而引发内部变革成功的一个典型范例。1688年11月，英国议会中的“带路党”们，暗中写信“勾结”外国（荷兰）派大兵压境，逼宫国王詹姆斯二世逃亡，致使变革得以成功，并旋即提出了著名的《权利法案》，宣示限制王权，保障民权，史称光荣革命。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当然从不放弃革命，但作为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更从不轻言革命。所以，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就主张：革命与改良均为当代中国制度转型总战略的组成部分；革命是绝不能如同加工产品那样，靠着“革命”图纸依样画葫芦给定制出来的；任何革命的发生都必须仰赖于革命危机的形成；而革命危机则稍纵即逝，并只青睐那些平时有备而来者；革命促改良，改良续革命，革命与改良各有长短，彼此互补，相得益彰[42]。

因此，在革命危机正在形成而尚未到来的今天，在政治危机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改良作它决不放弃的最后一次冲刺，焉知就不是此其时也，焉知就不会好风凭借力，送它上青天？

我有时想，我这二十多年来一直不厌其烦、不断重复说过的那许多改革和再造中国共产党的话，非到“沉船”之时，恐怕是不会被听进去的。时至今日，在这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危机已联为一体，冷战火苗业已点燃，乃至台海热战也非可望而不可即的时刻，我想站出来再说一次，如下基于马克思主义框架的治本方案，即可避免共产党被清算的中国宪政民主之制度转型，若中国共产党再听不进去，不仅马克思救不了你，上帝也救不了你：

第一：别玩火，尤其是别在台海玩火。否则，中国共产党不会再有自我救赎的机会。

第二、香港尽快软着陆，只要不分裂，其余都好谈，包括（真）双普选，100%地兑现自己曾宣示过的各项政治承诺。

第三、用一揽子接受“三零”的战略让步，去换取美国贸易战熄火，以避免中美、中西贸易脱钩。

以上三条当然仅是为赢得治本时间的治标。不过中美贸易战的搁浅，中美准冷战的开启，乃至可能的热战，其原因均在于战略判断而非技术细节。故只有对关系全局的治本把准了脉，治标也才有其意义。

第四、认准中国现今的社会性质。治本的大前提是要对中国现正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哪一个历史阶段，即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性质，有着清醒而准确地把握。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根据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目前的制度模式与西方制度模式的竞争，就绝非是什么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而不过是早该走入历史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这个封建社会主义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整整一个时代，它是传统宗法专制皇权社会的一个变种，由造反农民革命军所建。正因为如此，也仅因为如此，才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才构成了“中体西用”老皇历必须废除的必要性。

由此可见，这个基于唯物史观而对中国如今自身所处时代性质的准确判断，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也是全部改革开放的应用理论和操作理论得以发生、得以存在、得以合理的基本前提。因此，它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基本理论的奠基石。

这个理论前提异常重要，因为是否有此认识判断，是检测中国共产党是否冲破马列主义教，是否回到马克思主义之再次思想解放的最显著标志。

第五、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利益死结解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矛盾是：既要统治者自己实施由上而下的改革，而统治者基于其利益机制，为避免可能的清算又自然会拼死抵制改革。如此，又哪会产生体制内、尤其是体制上层的任何内在改革动力呢？事实上，其消极抵制已算是最温和的了。譬如，取消按干部等级配给的形形色色的特供和医疗特权，仅此一端，就会触动多少官僚的特权利益？就更别说公示财产了。可见，既然制度转型的改良只能自上而下由统治者来发起，那么，在体制外革命压力已日益增大、日益逼近的形势下，排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对改革的阻力，以分化统治集团，就显得必要而迫切了。因此，既要改良，就必须为统治阶级因担心转型后必遭清算的预期及其抗拒这样一种利益纠结解套。

中国自由主义者常热衷于呼喊“转型正义”。譬如那位民运首席蹩足理论家，就成天把个“转型正义”和“清算”喊得震天价响。但是，除非你拒绝任何改良，倘如此，没话说，当你干革命打败了中国共产党，就当然随你的便，你想怎么干清算行正义都行。可此君恰又是民运中反对革命、唱衰革命的第一人。

而在那边厢，中国共产党也愈来愈顽固地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禁止谈论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视人权、民主、自由、法制、多元为洪水猛兽了。诚然，有担心制度转型后遭清算这一心结，也并不奇怪。可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这不过是处于制度转型期所有极权专制者们的共同心态。不错，鉴于中共自八九后，贯彻强力维稳国策，官民矛盾越积越多，官民关系异常紧张，故官方除了维稳强压之外已别无良策。这或许就是当年在著名的莫干山会上大出风头，曾有着“改革四君子”雅号的王岐山，在以改革派面目进入体制、并升到高层后，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要以“改革派”身份反改革，歪解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用以为十八大之后“不该改的坚决不改”论来定调的一个原因吧？这也正印证了社会学中的那个“屁股决定脑袋定律”。更何况，台海彼岸还正在上演着国民党放权后却招来党产清算的活报剧呢！

可见，就改良或改革而言，光会喊“转型正义”，就未必来得了正义；而可操作的制度转型本身，才更可能体现正义和实现正义。

有鉴于此，改革治本之可操作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基于利益机制，为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死结解套了。这解套的大原则是：兼顾朝野利益平衡，摒弃朝野零和游戏；解套的根本目的是：变改革阻力为改革动力，重启那已被搁置许久的政治体制改革，迈出制度转型的第一步。

第六、在政治层面，转型的民间利益为：专制集权必须中止，权力制衡必须开启；而官方的利益则为：中共政权合法性不容挑战，中共革命法统、道统不容否定。

为此，零和游戏便是：要么民间借助战争危机而爆发革命，彻底清算共产党，一切重起炉灶；要么官方则不断增大叠加维稳强度，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拼命扑灭革命火苗火种以维持政权，维护既得利益。

而兼顾利益平衡的改革方案则为：将资产阶级经几百年筛选出的那成熟的权力制衡宪政机制，借鉴地、改造地引入中共党内，为我所用，以完善共产党的领导，使其能胜任领导中国的制度转型。这就需要有步骤地开放党内的政治派别竞争合法化，以首创出一种迥异于马列主义教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证权力的有效制衡，又能避免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那种混乱、无序的制度转型；进而能以此新型宪政模式，后来居上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旧式宪政模式，展开处于同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之制度文明的大国竞争。惟其如此，中国才可能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转型，作出成功的样板和表率，拿出自己的“中国方案”。

七、去粗取精地将宪政机制引入中共党内开放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

第七、自8964邓小平停止了胡耀邦、赵紫阳所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底层民众的“怀毛”热，便从大江南北悄然兴起，不胫而走，愈演愈烈，席卷全国，并日益蔚为壮观了。

如果说，当年刘少奇的治国理念因其一直受到压抑，而未能充分地以某种完整形态展现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治国路线，则在这后三十年的中国，有着它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于是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便终于已可以同时摆放着毛路线和邓路线，摆放着这样两个比较完备的不同的治国理念，这样一左一右的治国参照系了：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它们分别的发生、发展、鼎盛与衰退；它们各自的成功、徘徊、经验和教训：毛路线以反右见长，邓路线以反左起步；毛路线重理想、邓路线重实际；毛路线重公平，邓路线重效率；毛路线重工农，邓路线重菁英，……，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惩罚、又互相补充。

不过，仔细比较一下毛路线与邓路线，便不难发现，其实双方均各自含有部分的真理。然而，在过去七十年里，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方，却都有着一种将自己手中的那部分真理无限放大，且推向极致的内在冲动。当年，“反右运动”撤掉了右派制动阀，毛路线便开始了那一路狂奔的全国全面大跃进，直到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和大面积的饿死人，才被迫停车，被迫调整；而如今，“粉碎‘四人帮’”后，打掉了左派的制约，邓路线更畅通无阻地走向特权飙升、公费奢靡、官民对立、天价维稳、……，直到眼下已动摇党本国本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通体腐败，才被迫重提“历史周期率”，被迫承认“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

如果说，当年好高骛远的毛路线一路反右下来，恰好为低调务实的邓路线奠定了党内外民意基础，那么同样，今天实用主义的邓路线发展到极致，难道不也正在为持平民主义的毛路线卷土重来，创造着党心民心前提？

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解放”之初的毛路线，还是“第二次解放”后的邓路线，在它们分别登台之初，又都的的确确在相当程度上是凝聚起国人共识，激发起了全国民气的。至于曾经生气勃勃的毛体制后来竟然走向了民生凋敝；当年痛定思痛的邓体制如今竟然走向了官权腐恶，应当承认，这些却并非毛、邓之初衷，亦并非中共体制之初衷。那是一步一步的短期实用需要，一步一步的操作惯性使然而成。

如今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入探讨的则是，究竟是一只怎样的看不见的手，使得中国共产党这左、右两条路线、两种本可互补、互惠的治国理念，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两位政治强人之良好愿望的反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共性，使得毛、邓两种体制均殊途同归，竟然都徘徊在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们均逃不出的周期律边缘？三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三十年即走向当初良好愿望的反面，这说明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以及他们分别所带领的两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治党治国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上，一定还存有某种内在的、尚待探索揭示的缺陷。

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他们一派独大时，就都往往是非理性的、疯狂的、甚至是穷凶极恶的。只有当两派势均力敌、且相互制约时，双方才可能是理性的、通融的和审时度势的。所以，今天我辈反思回去便可看到，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只看到了异端思潮、异端派别对于政令之碍手碍脚、效率不彰的消极面；却从未体认到异端制约还有着促使体制自我纠偏、自我止损、从而让系统获得自我更新之整体优势的积极面。由此我们便完全可以这么说，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均不无严酷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前后这两位政治强人，当年都因噎废食了。

所以，不是别的，正是由于没有制约、尤其是从未建立起一种体制的制约或制约的体制，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内的毛、邓两条路线，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即使其各自毫无偏差地按照最初所确定的同一方向运转下去，这运转的惯性和惰性，也会毫无阻碍地、甚至越来越加速度地将其带向极端、带向反面。历史也确实证明了毛、邓两条路线，及其中国共产党的这左、右两种治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均最终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而给人民带来了苦难。这可说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最大的失败。

不错，在文革后期，人民怀念周恩来、怀念彭德怀、更怀念邓小平。至今还有人不时提起当年在树上挂上一个小瓶，来表达“树小平”的意思。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当年“怀邓”的最高潮。乍一看来，这中国老百姓一忽儿怀念右倾的邓、一忽儿又怀念左倾的毛，还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其实，对于中国人民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社会心理，只要稍加抽象就不难看出，无论人民当年的怀念邓也罢，还是今天的怀念毛也罢，其整个社会心理的运行逻辑与运行方向则完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不过是中国老百姓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无论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均在殷殷期盼着体制内能有另一种健康力量，站出来对当今或当时的苛政有所制约罢了。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民昔日的“怀邓热”与今日的“怀毛热”，其思维逻辑其一丝一毫也不矛盾。因为，这种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执政史上几乎是带有周期性的社会现象，岂不正好反映出权力制衡之历史必然性，正通过人们对体制内这种或那种非主流派寄托怀念、寄予希望这种历史偶然性，而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吗？

前两年，互联网上曾发生过一场号称团中央与任志强的大战，其围观者众，评论者众，蔚为壮观。其实，这场“大战”辩论的主题本身，却是异常严肃的。它涉及有关共产主义理想与今天所面临现实的矛盾；有关作为中共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3]和时下三令五申的“不准妄议中央”[44]、乃至“反党”的矛盾，……。但很可惜，这场原本极为严肃的事关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大辩论，却被人为地强压下去了：双方都删除了各自的辩论文，且任志强还被中央网信办强制封了微博号。

其实，通观双方的辩论，实话说，共青团中央一方对理想信念的强调，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可谓不执着不真诚；而任志强一方对现实问题、乃至现实与理想关系的思考，则不可谓不尖锐不深刻。若再联想到今日中国体制内外的左右派之间，常彼此视若寇仇的隔空喊话或叫骂，倘执政者改变一下思路，即与其如今天这样按住葫芦起来瓢地硬性压制，还不如因势利导借鉴地、去粗取精地、改造地引入人家历经几百年而成熟的那种稳定手中政权的宪政制约机制，让党内实难避免的不同派别从地下走上台面，允许党内派别合法化并竞争起来，这岂不比今天一个国庆大阅兵就弄得全国鸡飞狗跳，如同临战体制地防止党内政变而来得更轻松裕如吗？

更何况，作为一个经济前沿实际操作者的任志强，作为一个勤于联系实际思考的共产党员任志强，尽管他对共产党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苦苦思索，还没有上升到“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理论高度，还没有得出“那原本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上升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却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又重新沦落为空想”这样的理论结论，但是，实话说，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考，在他的几篇辩论“大炮”文中，则已是呼之欲出了。

可是，在中共党内，又有多少这样在不倦地探索着、思考着的共产党员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把这些积极思索着的党内菁英视为党的宝贵财富，而硬要祭出一个“妄议中央”、“团团伙伙”的不伦不类罪名来压制他们以堵塞党内言路呢？就更别说党内派别合法化的竞争机制一旦开启，还理应最大限度地将体制外众多勤于思考的批评声音吸纳到党内来，为一个改革、再造后的中国共产党，能胜任地领导中国的和平制度转型服务了。

是的，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新一代人面前的，已经不是去争论毛泽东或邓小平，左倾或右倾，毛路线或邓路线，谁个正确、谁个高明这一类比较低档的问题了；也不是要对中共党史、乃至国际共运史，就一定得采取或虚无、或掩饰的两极选边站态度了；更不是要去追究任何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共领导者的个人历史责任，就像如今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中国的右派们都热衷于干的那样。而是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用历史必然性的视觉，去检视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之前、后两个时期所走过的历史轨迹，让毛路线与邓路线，党内的左派或右派，能从过去那种有你无他、你死我活之内耗恶斗的低级版本，尽快地更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是站在毛与邓均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

第八、诚然，启动中共党内派别竞争合法性的制度转型第一步，这对于民间营垒，当然是远不解渴。但它却总比停滞惰性、停滞惯性要强吧！常言道：不怕慢，就怕站。既已起步，就有起步惯性，安知它就是龟步？尽管执政党内的派别竞争并非政党轮替，但你能否定它已是某种权力的制衡？你能否认体制内竞争就与体制外不会构成某种互动？更何况，它毕竟为东方后发国家的艰难制度转型，又提供了一种可予观察、测试的新型模式。所以，双赢并不要求一步到位，但却亟需便捷起步和尽快起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也仅从这种意义上，难道中共党内的派别竞争合法化，不构成启动中国民主宪政制度转型的一个捷径？

这一步之于官方，无异于颠覆祖制，颠覆马列主义教的教条。但它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的法统和道统，却未构成一丝一毫的挑战。因为党内无论哪派掌权，都还是共产党政权，可又的的确确不是原来的那种权力无边、不受制约的共产党政权。由此可见，共产党仅仅迈出这一小步，便可换来不再成天坐卧不安地担心被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搞政变；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共七十年来也未解决好的最高权力转移危机；就可立竿见影地让维稳压力疏解一大半，不再是“敏感日”越来越多，365天都疲于奔命维稳，又何乐而不为？

更何况，用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作为凝聚左右共识，消除左右撕裂的旗帜，用中共党内派别竞争的合法化，作为中国启动宪政制度转型的第一步，用以代替那种一步到位的政党轮替之震荡式转型，这对于官方而言，可免除其转型后将遭清算的抵制心结；对于民间而言，则总算找到一种能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受阻瓶颈的可替代方案。

不过，即使是在体制外强大革命压力下由体制内部开启的这个制度转型，既然是一种利益互动、利益交换和利益平衡的结果，既然互动双方，均有得有失，且综合平衡后均得大于失，互利共赢，那么，这转型的起步，转型的过程，转型的结局，就不仅是官民双方的承诺，而且是双方的契约，更尤其是有国家机器强制力为后盾的硬约束契约。这便意味着，这转型本身也需要一种特别的转型法律来规范了。如此，任何一方破坏该契约、该法律，便将意味着转型的失败，改良的失败，官民合作良性互动的失败。如此，社会便或将复辟极权，或将走向动荡。

第九，将宪政机制改造地引入中共党内，实施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必须思想解放和赢得主动地把为“篡党夺权”案的平反，提上中国共产党的日程——这包括了以其它种种罪名，尤其是以“贪腐”罪名而定下的各类“篡党夺权”案——以缓解党内外的紧张局面。至于确实具有的贪腐行为，则纳入常规的党纪国法处理即可。

毋庸讳言，如今中国的第一大“篡党夺权”案，当然就是薄熙来案。薄熙来明显是因为不同的治国理念、不同的治国抱负，以及不满于中共党内最高权力的非竞争上位模式，而落下罪名，身陷囹圄的。中国的不少自由主义者们当年为薄熙来的锒铛入狱拍手称快，这只能表明他们自己常唱在嘴上的那个“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45]之信念，仍属口是心非，叶公好龙而已。

中国共产党正在走着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因而倘若党内没有思想、政治、路线分歧，那是不可思议、也不现实的。中共建党已近100年，可至今也没能建立起一种正常的、规范的、可操作的机制，来解决党内必不可免的思想、政治、路线分歧。多少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当年的血雨腥风都走过来了，但却因建国后的思想、政治、路线分歧，而纷纷倒在了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下，倒在了党内没有正常的健康的路线斗争机制之下。过去，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缺乏良性互动的解决党内分歧的健康机制，这类分歧就往往被简单化地用“阶级斗争”来代替了；而今天，则同样是因为没有良性互动地解决党内分歧的健康机制，于是，这类分歧便被简单化地套用“反腐斗争”和“刑事犯罪”来代替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教训。须知，党的领导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那么，在这种体制下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最高领导人自己——是安全的。所以，那种一元化思维，不准妄议思维，就最终会导致不仅压迫“反动阶级”、“敌对势力”，而且还压迫自己人，压迫红二代，压迫党内同僚，压迫不同意见，最终弄得党外万马齐喑，党内鸦雀无声。可见，这哪是什么三个、四个自信，其实是三个、四个玻璃心，一碰就碎，还碎一地。

诚然，薄熙来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抱负，仍囿于马列主义教，仍未摆脱封建社会主义的禁锢。但几年的秦城幽闭，或会让他对这个教条，对这个制度有所反省，或会让他从自己所亲厉的“党比法大”之无法无天的遭遇中，体察到他自己也曾在重庆的无法无天需要反省。须知，当年的毛泽东，当年的邓小平，均无不是在落难罢官赋闲期间，分别对当时正盛极一时、且自己也曾不同程度上参与过的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所反思，有所省悟，才萌生出后来其分别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改革开放来的。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任何人，坚持任何治国理念，哪怕是斯大林主义，哪怕是回到毛泽东，哪怕是坚守邓小平……均不可怕；哪怕他过去和现在也犯过、或正在犯着“左”或右的错误，也不可怕。中国共产党只要改造地引入了宪政的权力制约，就自然而然地能比较、筛选出较为切实可行的转型机制、转型步骤和转型路径，就自然而然地能使得任何施政均不可能走向极端。因此，只要有了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党内政治生活才会正常起来，整个政坛也才会活跃起来，顶层错误也不可能犯得太大而难于纠正了。

总而言之，在今天的中国，从竞争求长治久安，长治久安存；从一尊求政权稳定，政权稳定亡。这无论对于体制内外，均无不适用。

八、能在畅通无阻信息挑战中屹立不倒的共产党才是真共产党

第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来看，党内派别竞争从来就属天经地义。当年，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就同时存在着马克思派、布朗基[46]派、拉萨尔[47]派、蒲鲁东派[48]和巴枯宁[49]派。马克思当年盛赞过的巴黎公社，也由布朗基派、蒲鲁东派、自由主义共和派、乃至雅各宾派组成[50]。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同时合法地存着埃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并各自办有自己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彼此竞争。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也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长期合法并存，且一度也各自有着其机关报《前进报》和《火星报》[51]。尤其是，这一党内派别合法化的传统，一直为社会党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继承并沿用至今。

资料显示，至少在中共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有鉴于缺少制约机制去阻止那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疯狂政策之惨痛教训，中共曾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据邓力群披露，毛泽东在会上就明确地说到：“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52]文革中也曾盛传过毛泽东的一条看起来“近乎黑话”[53]的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54] 至于后来中国共产党为何终于没能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门家考察去。但以上这些史料最起码已可证明，开放党内多元化，允许不同派别在共产党党内合法存在并竞争，就并非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相反，只要摘下“左”倾机会主义的有色眼镜，思想解放一点、脑子开明一点，就会明白：它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而已。

第十一、将宪政机制变通地、改造地引入中国共产党，让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政治也就自然要求公开透明。为此，作为对境外不同声音进行封锁而建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柏林墙，就自然而然显得多余了。

中国政府首创了“网络主权”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国际法含义引发极大的争议，但只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这个视角，从人类发展各历史文明阶段的演变史这个唯物史观视角去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个“网络主权”本身的历史文明意义了。换言之，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现代史前文明与现代文明本身在当代世界同时并存，从而致使那史前文明也要透过当代国际法这一途径，顽强地表现自己罢了。换言之，所谓“网络主权”，不过是尚处于现代史前文明期的国家，要在当今信息互联网社会这种现代文明中，为求其史前落后文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中争夺其话语权而已。

然而，从改造中国共产党这一治本目标模式来看，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无须对互联网上多元声音作任何封锁，而能在畅通无阻的信息挑战中仍屹立不倒，并能竞争和发展的共产党，才算得上是真共产党；无须对互联网上多元声音作任何封锁，而能在畅通无阻的信息挑战中仍屹立不倒，并能竞争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有资格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必须在一个完全不封锁互联网多元声音的环境中站得住脚，那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这对于长期习惯了在一元化封闭生态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谈崛起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挑战，甚至是命运攸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从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之起起伏伏的教训来看，从中美冷战、热战若开打将决定中国共产党之命运的意义上来看，倘无开放网禁的背水一战，倘无在开放网禁中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共产党是断难治愈其沉疴痼疾，断难凤凰涅槃的。

封锁互联网，固然是为封锁不同声音，但尤其是为封锁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既包括现实真相，亦包括历史真相。中国数千年的宗法皇权文明史，就有过为尊者讳、为贤者隐、为亲者避的古老传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建党已近百年，执政也近七十年，在当年打天下时期，因彼时彼地的政治斗争需要或判断，与现今中国共产党所鼓吹和宣传的调门大不一样，乃至正好相反；或因地下斗争、军事谋略的需要，也自然干过许多声东击西、纵横捭阖、打进去、拉出来的事，当时需要保密而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或执政后以“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写的”这种心态，去撰写出的大量党史、革命史、战争史和执政史、……，所有这一切，在今天这个信息开放、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其史实的真伪辨析和解读，便当然统统都得面临极为严峻、甚至是空前的考验和挑战了。

过去，在毛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特权，除物质生活上的那明细而森严的等级制外，还有精神生活上的等级制。这就是所谓“内部发行”的灰皮书、白皮书、蓝皮书和黄皮书、……之分。今天这个信息特权的享有，又是以能否乃至多大程度上可上“外网”来体现的了。其实，“外网”这称谓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不言而喻地蕴含了中国的互联网，其实只是国内“互联”，其实不过是个大一点的局域网而已。

中国共产党为封堵各类“敏感”信息，可算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依托于从西方文明输入的高精尖信息科技的武装，将对人民的信息封锁、信息监控，推向了几乎无所不包、无以复加的当今世界之冠。但殊不知，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谁就站在了全球竞争力之巅的时代，人家是信息毫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你则是殚心积虑地封网、过滤、压制和钳制；人家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而你则是最大限度地将国民的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试问，你这不是自己在给自己过不去，拱手让人在凝聚着大量创新力的高新技术方面，永远地卡住中国的脖子吗？！

如今，中国网络上的历史禁忌与现实禁忌不断叠加，敏感词是越积越多，包袱也越背越重，还常常顾此失彼，捉襟见肘，闹出不少笑话。然而，真相的吸引力是无穷无尽的，它足以摧毁任何信息封锁的铜墙铁壁。于是，建墙与翻墙，封锁与反封锁，敏感词与反敏感词，……中国广大网民便与疲于奔命的官府，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构成了当今互联网上的一大奇观，并还将永载史册。总有一方将会以失败而告终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正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55]：你越禁我越好奇，越感兴趣，最终适得其反，走向反面。其实，这“禁”本身，倒俨然成了被禁信息的最有效的免费广告。这不，请看香港地摊上那多如牛毛的瞎编乱造、印刷粗劣的“内幕”书刊，赚的不正是大陆游客们拜封网所赐的那个蜂拥而至好奇心的冤枉钱？君不见，香港“铜锣湾书商事件”的广告效应，不就一下让纽约突然从地底钻出好几位“写手”来争当该书的作者？可见，如今中国严苛的互联网封锁，已让官方终于掉入了自己挖的坑：你说的任何话——哪怕地地道道为真——都少有人去相信了。

然而，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共产党只要不受困于那多半属自我禁锢的马列主义教，与其那可笑的抽象道义观决裂，回到历史唯物论这一共产党人的老本行，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了，即没有不可正视的历史，也没有不可正视的现实。从而开放网禁，轻装上阵，面向未来，又何乐而不为？谓予不信，只须看看本人多年以来，在一个完全开放的信息世界，基于自由派所持之全部事实，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乃至中共革命史所作的几场辩护[56]，以及承认“毛派”所据之全部事实，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国策的辩护[57]，就会明白，学会在一个开放的信息世界大海中游泳，实乃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功。

可见，只要在中共党内引入派别竞争机制，那个借着庄严无比的“国家主权”、“国家机密”而对互联网上多元声音的封锁，就大可不必了。譬如，只要党内派别竞争起来，其反思党史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如此一来，那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信息，国际共运史、苏共党史、以及中共党史这类信息，不就随之自然而然理当解禁吗？然后，是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史，包括大饥荒的死难人口数据和相关史实，也将自然得到正视而予以解禁。再由此及彼，抗战史、辛亥革命史、……就还有任何封禁的必要吗？然后，随之而起的对评毛、评邓的分歧和讨论之习以为常，整个中国共产党，整个国民，其经受事实冲击的那根神经，也将自然日渐坚强。这样，中国共产党所长期背负着的那沉重的信息封堵包袱，也将渐渐地冰释，从而，那耗费天价资源而建造和维护的信息柏林墙，也就再无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与此同时，能在一个开放信息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其机体不就只会更加强健吗？由此亦可见，仅从互联网开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上便能看出，开放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的的确确正是中国制度转型起步的一个捷径。

网禁一开，言禁、报禁也就形同虚设，难产数十年的《新闻法》也就自然而然得提上日程了。

第十二、只要是循序渐进，各种非政治性自发的民间社团，包括民间工会的放开与规范，也就水到渠成。官方与民间的双向互动也就日趋频繁。至于是良性互动还是恶性互动，这就取决于双方的智慧了。对此，不妨开放各省、直辖市的不同试点去探索其良性互动的途径。

在这互动过程中，司法公正改革，政治犯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都会逐一提上日程。不过，即使是释放政治犯，乃至平反冤假错案等提上日程尚需时日，但至少立即改善被囚人员——尤其是政治犯——的狱中人道待遇，则是可立即实施的。

西藏、新疆的民族问题，自然无法回避。应在首先承认过去犯下严重大汉族主义错误、对边疆民族造成过严重民族感情伤害这个大前提下，着手民族区域遗留问题的处理。大原则是不分裂，最大限度的充分自治。立即着手迎接达赖喇嘛尊者回国，展开谈判；可立即与新疆流亡者展开谈判，欢迎其中的主张自治者立即回国展开其自治治理新疆的谈判。其他民族地区问题，均可参照西藏、新疆自治原则。

台海可维持现状，不独即可。可考虑参照当年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之“一国三席”模式，允许台湾以“一国两席”模式重返联合国。

香港应兑现自己诺言，无条件尊重其民意自主的双普选，尊重其名副其实的自治。

欢迎海外流亡者回国，与之展开对话。展开各级、各界别、各层次的体制内外多种形式的对话与互动，以探索和比较各种可行的和平、有序的制度转型方案。可考虑在条件适合的时候，召开全民和解的大圆桌会议。

第十三、鉴于中国共产党，积七十年之一党专权，欠下的债太多，背上的包袱也太多，故既然是有序转型的改良，那么对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就可分轻重缓急，逐一提上日程。譬如：房屋、土地的私有产权问题，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问题，废除城乡户籍双轨制问题，废除官员特供，官员公布财产问题，税制简化，公开，杜绝税外乱收费、国库用款透明问题，全民健保，全民教育，全民养老问题，提高最低收入保障，老兵退役福利保障问题，……；还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食品药品，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严格清理非法外籍滞留人员，规范公务员文明执法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

在所有这一系列堆积如山待解决的具体历史遗留问题中，我特推荐两个可操作方案供参考。

一是金融专家卢麒元先生曾提出的，国家可考虑：

“开启不明来源收入的税收补交及合法性确认工作。……我们在建立关于资产持有课税之时，应给予所有居民一次补税的机会（可以理解为一次性特赦）。此后，国人的资产得到法律确认，且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反腐败也到了收官之时了。” [58]

在我看来，为争取制度转型的平稳有序计，为最大限度地变制度转型的阻力为动力计，这个思路，不失为一种向中国既得利益特权阶级所实施的一项特别赎买政策。

何以要如此“政治不正确”？这岂非有违“转型正义”？答曰：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也！在和平转型与动荡转型的代价之间，首当尝试前者，如此而已，仅此而已。须知，中华民族的和平制度转型若能成功，其成功过程本身所体现出的具体“正义”，要胜过一万个失败的抽象“正义”。更何况，基本价值观从来只是行动的指南，而绝非可直接拿来当操作干饭吃。所以要有理想，但更要有可操作的理想，要将理想寓于可操作步骤之中。这是因为基本价值观与实际政治操作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这就像从知道杠杆原理到你能实际撬动地球，其间的距离岂止十万八千里？所以，基本价值观的坚定与纯粹，并不排斥实际操作中的纵横与权变，迂回与妥协等等。

另一个则是王力雄先生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倡导的“权民一体论——递进自组织社会”，又称：递进民主制[59]。这完完全全是一个纯属工具理性的、从基层起步的民主建政方案。这对于中国、尤其是农村基层政权多被当地家族把持，甚至已黑社会化了的中国底层顽症，不啻为一剂可予尝试的别具一格良方。况且，这种从底层起步的递进自组织社会，与从顶层设计的中共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的改良型宪政机制相结合，就正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政治体制模式的新型政治体制。倘中国能在自己的制度转型中将其试行成功，它就将100%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这也是很能为咱中华民族长脸的事。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中国已经将自己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制度文明，从前现代文明跃升到了当今现代文明。如此一来，中华民族也才会真正给当今世界提供一个可让人刮目相看的“中国方案”；如此一来，中国就还愁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没有“大国话语权”吗？

第十四、在公职人员公示财产方面，为减低阻力，有效缓冲，可参考当年经济体制改制之初，国家同时实行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以及过去正式工与合同工双轨制的经验，看能否可实行财产阳光法案双轨制。即：对新上岗的公职人员，将公示财产作为其上岗的法定前提；而对已在岗人员，则可给予一个自主选择的缓冲期：或留岗公示财产，或提前退休下岗。如此一来，不出几年，国家在职公职人员，就都可自然而然地全部处于阳光法案的覆盖之下，而整个官场，也可做到基本无大的震动。更重要的是，这或可突破致使阳光法案迟迟无法出台的瓶颈，使之尽早颁布实施，以取信于民，同时也尽早地为国家从吏治源头上堵住官场腐败。

第十五、完全可以预见，有鉴于左派已经由中共党内竞争途径而纳入了体制，故在这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的这种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主导的和平制度转型，将自始至终会受到自由主义的挑战，尤其是那高举“开放党禁”和“政党轮替”大旗的挑战。

这个本质上属改良的，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主导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有序转型之路，这个具有尝试、开拓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即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宪政民主转型之路，它是否走得通，是既考验着中国官方的菁英，也考验着中国民间的菁英。毫无疑问，在这整个转型过程都将充满着艰难和艰辛，弄不好，倒退将随时可能发生：或许是极权刚迈出的一步或几步就又缩了回去，改革文官下台，军事强人复辟，然后一切又是万马齐喑；或许则是社会持续动荡，经济衰退，货币贬值，民生凋敝、怨声载道，边疆独立之声又起，……。以上两种，当然均属恶性互动形态，算是和平转型某种程度的失败。

然而，也可能会有第三种前景，即在威权和放权之间求得某种良性的动态平衡：将一些较为棘手的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派别竞争，是否必须得转化为政党轮替，对台湾及一些边疆民族自治区域、乃至香港内部，一直就存在的独立诉求之如何化解，历次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问题，……，诸如此类——均可交给时间，有的甚至得交给我们的后辈子孙，运用他们的智慧去逐步解决。或许，一个分权的联邦制，就解决问题的大半。总之，政治越是民主、自由、法制和清明，人民越富裕，国家越强盛，祖国才越有吸引力，分离也自然将化解于无形。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故在威权和放权之间的这种良性动态平衡，须积以时日，才可让中华民族最终走出那个“农民造反-皇权复辟”的历史怪圈和千年泥沼，从而让官方与民间终获双赢。如此，中国人民幸甚，中华民族幸甚，中国共产党也幸甚。何去何从，这对于一个已历经百年制度转型而不得的千年古老文明，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历史考验。如果中国这场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或主导的和平制度转型失败，或者，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拒绝自身改革和制度转型，那么，这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劫数，剩下的，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九、“改共”与“灭共”

毋庸讳言，如今在海外，“反共”与“灭共”的口号，已是呼声一片了。尽管这“反共”口号已为海外民运喊了多年，但喊出“灭共”口号，发起“灭共”战役，却是郭文贵所独创，是郭文贵发起的“爆料革命”所独创。

郭文贵先生是一位逃亡海外的中国富商。这位出身于中国农村底层草根的70后，借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商界摸爬滚打，竟打出了一片天地，一度还混迹于高层的政商外围圈，饱尝其中的酸甜苦辣、起伏跌宕。他曾经游走于官商两界，在商海沉浮中被浪头推上过顶端，也被巨浪打入过谷底；加之有着过人的机敏，善于从实践中学习，从而能出类拔萃，成为如今从体制边沿中反出的、且横跨商界与政界，纵横于体制内外、打通了草根与菁英，驰骋于国际与国内这样一位能量巨大、前所未有的操作型民间领袖。自从郭文贵于2017年异军突起在纽约“洋山泊”揭竿而起，扯起了“爆料革命”大旗，借助于社交自媒体，大爆中共核心层内幕，自成一系，重新洗牌，居然后来居上、一跃而成当今中国民间反叛营垒之主帅；并一扫海外民运三十年来萎靡不振之晦气，搅得风生水起，全球各洲响应，俨然一派 “洋江湖”造反割据之景观。只见这“爆料革命”与中共当局，或隔空对垒，或咫尺勾兑，或剑拔弩张，或踏雪无痕；双方都铆足了劲头，调动起资源，国际国内，洋人华人，既有法的较量，也有痞的叫骂；纵横捭阖，蹩马将军，各打各的长处，各有各的胜负，这边厢是越战越勇，那边厢则穷于应付。才不过短短两年，这郭文贵便已然成了官方劲敌，以至于整个中国的民间抗争，面貌也为之一新。

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中华民族重新出发的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其面临的仍然是当年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代之同样的历史课题：争人人平等、废贵族特权。郭文贵的爆料革命，不过是这四十年来处于中共官权压榨下，一直战战兢兢、笑脸逢迎、逆来顺受、逼良为娼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开发声。郭文贵的发声，其所代表的，犹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样，是远比他身处的那个阶级要宽泛得多的被压迫阶级的利益。所以，今天的郭文贵，是在为着整个中华民族被压迫被剥削着的中国“第三等级”而战：他代表着杨改兰[60]、孙志刚[61]、钱云会[62]、雷洋[63]；代表着张扣扣[64]、杨佳[65]、邓玉娇[66]；代表着高智盛[67]、郭飞雄[68]、王全璋[69]；代表着万润南[70]、牟其中[71]、袁宝璟[72]、曾成杰[73]、徐明[74]、李明[75]、吴英[76]、段伟红[77]、王功权[78]、信力建[79]、薛必群[80]；也代表着任志强[81]、王瑛[82]、王石[83]；在某种意义上还代表着吴小晖[84]、肖建华[85]、王健[86]；乃至王健林[87]、马云[88]、马化腾[89]、柳传志[90]、李彦宏[91]……，甚至，还代表着老一辈的卢作孚[92]和冼冠生[93]，……等等、等等。

郭文贵的爆料，是当今中国第三等级的泣血控诉，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宗法贵族特权阶级的泣血控诉。郭文贵的造反，是中国民营企业家被逼上梁山的造反。这个造反，在客观上代表着今天中国渴望着免于恐惧自由的广大社会阶层的共同心愿，代表着中国所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当然首先是代表着如今正体现先进生产力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

如今，中国当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勇战士已经诞生，中国一帮唯恐烧着手指的伪自由主义“民运”菁英之流，正以自己特有的猥琐和迂腐的“砸郭”，反衬了这位顶天立地战士的伟大。这帮年复一年只能在各种“研讨会”、“纪念会”圈中刷存在感的家伙，无不是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势利和贪婪，却独独缺乏早期资产阶级的英勇和献身。

当前，这一场发生在中国内部的具革命性质的改良，或具改良性质的革命，正与由特朗普领军的重新定义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国际大洗牌，与香港的街头抗争遥相辉映，互为表里。这种看似历史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其摧枯拉朽的巨大能量，无论怎么估计都不嫌高。

无疑，眼下“郭文贵”这仨字，已成为墙内的头号敏感词了。而官方对于这位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对手，却经历了一个从不屑、霸道、颟顸、到正视的过程。如今，郭文贵的爆料革命，已公开打出“灭共”的旗帜，算是他向中国共产党发出公开而明确的叫板和挑战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中共应正视郭文贵的压力，这可不是传统海外民运那种疥癣之疾！中共应尽早与郭文贵展开谈判——不是那种仅限个案勾兑的施压式接触，而是严肃、认真地正视其政治能量和政治诉求。我甚至觉得，倘若中国共产党真的有朝一日开启了自我改革的历程，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转型的历程，那么，郭文贵先生应当是你们应首先邀请进体制内，参与中国制度转型之不可多得的干才。更何况，既然中共可以邀请被你们冠以的“极右翼”、“反共政客”的班农赴京，那又有何理由不能与这位班农的亲密战友好好地谈谈呢？

就在不久前，郭文贵又将他的“灭共”口号，特别阐释为“以共灭共”，并还刻意强调了“不搞清算”，用以与传统民运帮划清界限。尽管郭文贵也居住纽约，可我却与之从未有过直接接触，也从未通过电邮、电话。所以，他的这“以共灭共”作何解，我还并不清楚。然而，他的“以共灭共”，与我的“以共改共”，却仅一字之差。而他的“爆料革命”不搞清算，则与我的这同为制度转型之战略，且与革命互为表里的改良，亦正好不谋而合。

但不管怎样，我也从不讳言，若没有体制外“灭共”的巨大压力，又哪来体制内“改共”的发生？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之经验教训，倘若没有体制外的革命压力，今天中国体制内的改良，其首先是改革中国共产党，将无从发生；中国的平稳制度转型，也将无以发生。

十、结语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以斯大林主义为其核心的苏版马列主义教，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中世纪黑暗”。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的遮蔽和亵渎，一点也不亚于当年路德和加尔文时代的罗马教廷教义。如果说，当年在欧洲历经千年中世纪黑暗之后的路德和加尔文的基督教变革，被称作宗教改革的话，那么，今天这个在东方革命历经百年摸索后的重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重回科学社会主义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就毋宁可被视之为是一场对马克思主义的去宗教化的革新，或去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了。

正在本文收笔之际，读到一篇来自北京的据称是中央会议精神的吹风文稿，共计三十一条。读罢全文，我看其中的精髓正是这第24、25条：

“贞观之治的前提是玄武门之变，把政治对手全部拿掉了。中国这个国家的独特之处就是高度集权和国力鼎盛是一体的”；“未来30年，西方民主与东方集权将会成为全球两大政治模式，但是，东方集权会稍胜一筹，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了。”[94]

可以说，此文既是一篇政策宣示，也是一篇问世宣言，更是一篇宣战书，东方极权主义的宣战书。此文好就好在赤裸裸，单刀直入，为其“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95]提供了一个精准的注脚：搞掉政治对手。不过，比起这几年那炙手可热的商君驭民五术[96]，此文还是对其中的“贫民”术有稍许修正，即提到了社会福利，提到了国强民富，并坦承“政治体制改革缓慢”[97]要以国民福利来弥补。

不过，此文也不失时机地给本文的主题——当前的中美之争的要害，是早该走入历史的宗法专制皇权制度，与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送上了一个最新鲜、最确凿的证据。

从当年的歪解托克维尔，到近年的提倡商鞅驭民术，再到这篇极权宣战书，就不难看出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内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回潮的轨迹了。30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已雄辩地证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共产党只要停滞了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局就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左”倾，走向“左”倾回潮，乃至走向今天这“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举卷土重来。这不正是“8964”之负面效应，在当今的明确显现吗？对此，作为习之左右臂的哼哈二王，当难辞其咎。

可见，从毛泽东的理想型小农空想社会主义出发，是既可以延苏版马列主义教，走向宗法专制皇权复辟；亦可以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即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文明。前者，是要顽固地坚持自己那个已延绵了两千多年的史前期文明，后者，则是使自己从史前期文明跃升到现当代文明。而在这两者中，究竟何者会使我中华民族真正具有大国竞争力，且是后劲十足的竞争力？这岂不是朗若白昼吗？更何况，中国数千年，有多少帝王将相谙熟商鞅驭民术，可这又岂能挡得住大江东去，江风吹倒历朝树？又岂能挡得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8]？

前天，列宁曾说过，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昨天，毛泽东也曾说过，社会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今天，东方马克思主义则要说：用高新科技武装起来的当代封建社会主义就是战争。对内，它是以“维稳”为名对全体国民的战争；对外，则是以“大国崛起”为名对西方文明的战争。总之，是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中世纪文明对当代文明的战争。

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就仅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内，红二代中，以及一切还既怀抱着当初共产党人那铲除人间不平之纯真初心，还怀抱着当初共产党人那追求自由民主之素朴理想，却又在当下比比皆是的现实黑暗中，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中国共产党人而写的。

看来，中国共产党又到了召开另一次“遵义会议”的时候了；又到了召开另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了。

如今的中共“红二代”，大都垂垂老矣。尽管，其中相当一个部分，对今天的中国政局，也颇多怨言，颇多不满。他们要么是怀旧，要么是迷茫，其大多均仅仅是从个人感情、从既得利益出发，希望守住家业，保住江山，红旗不变色。似乎，只要政权还掌握在“红二代”们手中，这就自然是红旗没有变色似的。可试问：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手中的这面红旗，还是方志敏、夏明翰们当初甘洒热血而染红的那面红旗吗？还是江竹筠及其渣滓洞、白公馆的战友们满怀热望绣出的那面红旗吗？当然，尽管，“红二代”中也有极个别，选择了彻底与这个体制决裂，投身到了“反共”的自由主义营垒，但无可否认，在“红二代”中，却仍不乏苦苦的思考者，且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为何当年与人民鱼水情的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却变成了如今对人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暴力相向的“维稳党”的深层原因。只是，还尚未见到他们能从历史唯物论的视角，去检视自“十月革命”以降整整一个世纪的东方后发国家革命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毫无疑问，中国的“毛派”们，是一批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共革命饱含着真挚感情的广大群体。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则是，“毛派”应当将自己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那素朴的阶级感情，提升到理性崇毛怀毛的高度，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从而能自觉地投身到用马克思主义改革和再造中国共产党中去，投身到中共党内的合法派别竞争中去，投身到中国当今这一场伟大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中去，投身到由改革、再造后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与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理解，一直还停留和满足于感性的认识阶段，停留和满足于马列主义教的蒙昧中，也是没有出路的。何况今天中国最需要的还是打天下的毛泽东，大闹天宫的毛泽东。

曾几何时，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独立寒秋于岳麓山头，遥望鹰击长空、俯瞰鱼翔潜底，慨然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男儿壮志。时过境迁，斗换星移，如今，有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男儿，此时此刻难道不应当立下如此宏愿：“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吗？

完稿于2019年10月1日 纽约 

题头图片作者：Michael Elkan

原载：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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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第一次读到，尽管它没有署名，但估计是出自辛子陵先生的手笔吧。

坦率地说，我不甚赞同此文的基本思路。那“三十六条”姑且为真，也没什么值得好赞扬的。因其要害不过就是用毛当年对待思想异端、政治异端的相同手法来反毛、压毛、制毛而已，只不过毛翻了个筋斗在今天这个“新时代”竟然成了另一类异端而已。只不过毛当年是霸气十足地反异端；而这三十六条则是技巧化地反异端罢了。

而中国左派今天大反这“三十六”条，仅仅是针对该条例压制的是毛，而非针对其中的“反异端”手法本身。倘若将条例中的毛改为邓，左派们也会像辛先生一样拍手称快的。

如此看来，无论是该“三十六条”制定者，还是赞成它的辛先生或反对它的左派们，在不给“异端”权利、不予“异端”活路，不是用竞争去战胜“异端”，而是用压制去排斥“异端”这一基本点上，则完完全全是相通的。彼此所区别的，仅仅不过是各自眼中的具体“异端”不同、各自予以压制和排斥的具体“异端”不同而已。

所以我说，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如果不在给予异端权利——不管这个“异端”具体指谁，不管它是毛、是邓、是薄、还是习——这点上达成共识，并给予宪法层面的保障，这个转型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我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权利平等文明，要从特权人治文明直接过渡到更高历史阶段的事实平等文明，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说，如今不少人所热衷的从毛、邓、薄、习的个人人品入手去解读中国当代史，就实非正途。

高寒7/18于纽约

非毛化正在悄悄进行

近日，网传《全面封杀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三十六条禁令》（见附件），看后可知来自毛左网站，标题和按语也是他们加的。该文的主旨是曝光中宣部反毛，是强烈抗议“禁令”。“禁令”是潜规则，是媒体内部掌握的精神，毛左披露出来，歪打正着，客观上起了正面作用，有力地证明习近平不是要回归毛时代，而是要把中国带出毛时代，为习近平摘掉了“毛二世”的帽子。

保护非毛化的作品、作者和传播者

保护非毛化的作品、作者和传播者，这是19大后启动意识形态改革的非正式的信号。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尘封不动的意识形态，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给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有识之士以信心和鼓励，中共是有可能逐步推进政治改革与制度转型的。“禁令”中有几条特别值得关注：

第十七条：媒体编辑在编排一些关于毛泽东负面新闻或历史资料时，尽量不使用刺激性语言，对人们的思想要进行潜移默化。

第十八条：网络媒体，关于毛泽东负面新闻有协助传播的义务。

第三十三条：网络、自由媒体要主动推荐制造、传播关于毛泽东负面新闻发布人。

第三十四条：网络、自由媒体对传播毛泽东负面新闻的发布人应予以保护，对制造、传播关于毛泽东正面新闻的发布人应予以打击。

这些精神与十九大以前的“七不讲”正相反。愚以为这种偷偷摸摸地改变宣传政策的方式不可取，应光明正大地发出红头文件，甚至披露报端，让广大人民都知道，有力地推动非毛化，把中国人民从毛泽东的阴影下解放出来。

党要在宪法框架内运作，把党的权威关进宪法的笼子

阻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的是毛泽东的幽灵。“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以前的“中國特色”的重大區別就是增加了憲政民主。民主要在宪政的指导之下谓之“宪政民主”。民主关注的是多数，宪政关注的是全体。民主和多数人崇拜的领袖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文革的教训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对少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暴民专政”。民主必须要在宪政的指导之下。宪政的原则是不仅要尊重多数，而且要保护少数。把党和政府机关的权力，都限制在不会侵犯处于少数和弱势的公民权利，不会导致专政和暴政。这就是习近平说的不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治理国家，这就是法治。

关于中共中央修宪建议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事，人们带着习近平要当毛二世的成见看问题，自然会得出习近平谋取终身制、进一步实现专制独裁的误解。

在不堪回首的中国宪政史上，毛泽东主动辞去国家主席，后又决定不设国家主席，并没给中国带来民主，而是登峰造极地专制独裁：撕毁宪法，停止议会活动，将国家主席迫害致死。邓小平既不做国家主席，又不做总书记，只当军委主席，照样发动宫廷政变，撤换两任总书记。舆论界过分解读修宪建议中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微言大义”。这次修宪的实质是要将党的权威移入宪法，用国家根本大法规范党的权威。党要在宪法框架内运作，把党的权威关进宪法的笼子，防止被大佬滥用。毛泽东发动文革、邓小平镇压“六四”、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都是大佬们不受宪法约束，滥用党的权威乱政祸国害民。如果宪法有不可超越的神圣权威，中国历史上这三大悲剧都可以避免。

200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其中第六条说：“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这将是党国体制卫道者逼习近平下野的杀手锏。比那个“七上八下”厉害。五年后仍然面临一场宪政同党权的生死搏斗。按照江派的党内规矩，习近平必须辞去国家主席，而且也必须辞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

习近平要重整河山，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十年任期显然是不够的，人民也希望他为国家多服务一两个任期。所以民间有改总统制的酝酿。

中国的民主转型，有习近平这样的强人掌舵，内有13亿人民的强大民意，外有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国家的支持，将是一次胜利的大转型。稳步、有序、可控，不是党和国家一哄而散，避免戈尔巴乔夫式的震荡和混乱，也避免台湾国民党式的转型即丢权下野。要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在进步中转型，在转型中进步，习近平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修宪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党国体制的卫道者。

习近平说：“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刘云山坚持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语录写进十九大报告，是别有用心的，是要把习近平的宪政民主装进毛泽东思想的笼子里。毛泽东一条语录挡道，40年不进行政治改革，不搞宪政民主的局面要继续下去。刘云山的做法违背了党中央（170179号）决议，决议明确规定：“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毛泽东思想不列入。”

毛泽东是坚决反对宪政民主的。他是以否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表现自己高于议会、高于宪法的权威，乱政祸国。他生前没人敢反对，死后有人学样，成了党内的潜规则，中共的道统。习近平举起“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就是要修正20世纪马列毛邓三科的道统，把宪政民主确立为更高一级的道统，他有权威、有资格修正马列毛邓三科的任何错误。

1954年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制宪行宪，而且宪法是他亲自制定的，转过头来在党的高干会议上他说：“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毛制定的宪法是印在纸上，他这一条反宪法的语录刻在了中共高级干部的脑子里，代代相传，就像紧箍咒控制孙悟空那样，锁定了高级干部。制宪行宪六十多年，对国人，对世界，原来都是个骗局。中共道统中根本没有宪法的位置。

按自然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过四部宪法：“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但哪一部宪法也没有被严肃对待过，更没有被认真执行过。关闭议会十年，国家元首被囚禁害死，这种天大的违宪事件没人敢追究，这就是宪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习近平在制宪行宪问题上否定了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榜样。宪法要高于党内规定，把最高决定权交给宪法。

恩格斯晚年指示：“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坚持党国体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都被推翻了。中共要想长期执政，必须提高宪法地位，实行宪政，完成民主转型，才能像瑞典社民党那样，由于执政的良好记录受到多数选民的拥护，连续执政几十年。不忘初心，脱离党国体制，兼采美国式民主制度的优点，创立习近平新时代的宪政民主体制，不是十年任期就能完成的。这是习近平谋取延长任期的原因。

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是不共戴天的

毛泽东思想是党的负资产。说它正确，改革开放就错了，党就错了。毛泽东去世，党才有可能丢掉毛的空想理论和极左路线，搞了改革开放，这是保住江山的关键一步。毛泽东屡犯颠覆性错误，不能给毛重修庙宇，再塑金身，2016年初习近平下令拆除河南开封新立的36米高的毛泽东塑像，开启了非毛化的进程。

不揭露毛泽东的罪错，党就要为毛泽东背过，不管你是第几代领导人，人民和历史就要找你清算，让你负责。所以，隐瞒和压制对毛的罪错的揭露，如抱薪救火，烧掉的是自己的执政根基——民心，最终党将和毛泽东一起葬身火海。企图用“一俊遮百丑”的办法，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GDP全球第二）证明毛没有错，或那些错误是今日成就的先导，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不能服众的，就如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证明王明路线正确一样。

毛泽东连农民为活命自救的“包产到户”都不认可，在毛看来，改革开放是走资派邓小平等人搞了资本主义复辟，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是不共戴天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前进一步，每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每一个新政策出台，都要战胜毛泽东思想的重重阻力：从给右派平反，到给地主富农摘帽；从给刘少奇、彭德怀等老革命家恢复名誉到解放几十万受迫害被冤屈的干部；从农业上的包产到户，到私有制的出现；从国企改制到建设深圳特区，都有毛的语录挡道，都要问姓社姓资。后来邓小平只好说“三个有利于”高于一切，不要问姓社姓资。硬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邓公为了自保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今天将错就错是荒谬的。

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是有历史功绩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搞改革开放，非要把毛泽东的饿死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为的是统一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避免政治体制改革，不动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中国需要一位压得住毛泽东的政治强人，彻底扫除政治改革道路上处处挂着毛左意识形态标志的路障，推进政治改革，习近平就应运而生了。习近平超越邓小平，在十九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旧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与毛泽东思想划清了界限。在反贪打虎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基础上，以宪法为抓手的政治改革将全面启动，推动党和国家的民主转型。习近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作为全党的领导核心，作为全国人民的中兴领袖，有责任革新党，革新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出新的篇章。（2018.3.20 ）

附件：

《全面封杀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三十六条禁令》

发布者按：这三十六条正是目前各级机关报和传播媒体所奉行的封杀禁令。掌握了这个底片，出现在媒体上的许多怪现象就好理解了。

第一条：只要高举毛泽东头像的游行，就不是新闻。该游行一律不予报道。

第二条：如果游行不得不进行报道，游行群众高举毛泽东头像的图片一定不要见报或出现在电视画面上。

第三条：如果游行群众高举毛泽东头像不得不见报或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一定要做好技术处理，以减小视觉冲击力。

第四条：在重要节日，要偶尔宣传毛泽东，以彰显媒体的正统和合法性。

第五条：政府举行毛泽东纪念活动，要有选择的予以报道，但不要大规模的报道。

第六条：群众自发举行毛泽东纪念活动，一律不予报道。

第七条：群众自发举行毛泽东纪念活动，特别人数众多的纪念活动，绝不允许见报。

第八条：群众自发举行毛泽东纪念活动，特别人数众多的纪念活动，如果不得不报道，处理方法，参见第三条。

第九条：群众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照片，一律不许见报或出现在电视画面上。

第十条：群众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照片，如果不得不进行报道，处理方法参见第三条。

第十一条：红色旅游，尽量不予报道。

第十二条：红色旅游如果不得不报道，尽量采取娱乐方式予以报道。

第十三条：红色旅游，大规模群旗画面如果不得不进行报道 处理方法参见第三条。

第十四条：红旗、群众哭天抢地呼唤毛主席的画面，绝对不许见报。

第十五条，因暴力执法导致群众哭天抢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画面，不管执法是否合法，绝对不许见报。

第十六条：媒体要偶尔安排报道一些关于毛泽东负面新闻或历史资料，报道时要尽量采取娱乐化方式，以降低人们对媒体的反感。

第十七条：媒体编辑在编排一些关于毛泽东负面新闻或历史资料时，尽量不使用刺激性语言，对人们的思想要进行潜移默化。

第十八条：网络媒体，关于毛泽东负面新闻有协助传播的义务。

第十九条：网络媒体，关于毛泽东的负面新闻可进行娱乐化报道。

第二十条：网络媒体，关于毛泽东的正面新闻，一律不准报道。

第二十一条：网络媒体关于毛泽东正面新闻不得不报道时，尽量避免使用“毛泽东” 字样。

第二十二条：网络媒体关于毛泽东特别正面新闻不得不报道时，处理方法参见第三条。

第二十三条：网络媒体报道关于毛泽东正面新闻时，要发扬“鸡蛋里面挑骨头”的精神，关联报道其它负面新闻，以形成对冲。

第二十四条：网络媒体报道关于毛泽东正面新闻时，要技巧的使用负面词汇或进行娱乐化报道。以降低新闻的正面效应。

第二十五条：网络媒体报道关于毛泽东正面新闻要技巧的搀假使假，以降低新闻的正面效应。

第二十六条：网络媒体尽量不要报道毛泽东正面历史资料。

第二十七条：网络媒体偶尔报道毛泽东正面历史资料时，可搀假使假，以降低资料的正面效应。 （子陵按：这一条与二十五条重复，为尊重原件，不予删改。）

第二十八条：新闻媒体人、网络、自由媒体禁止发布传播关于毛泽东正面历史资料或正面新闻。

第二十九条：新闻媒体人、网络、自由媒体可以发布关于毛泽东的虚假历史资料或负面新闻。

第三十条：新闻媒体人、网络、自由媒体要充分发挥媒体人优势，主动传播关于毛泽东的虚假历史资料或负面新闻。

第三十一条：网络、自由媒体要主动屏蔽关于毛泽东的正面新闻，且不要通知发布人传播人。

第三十二条：网络、自由媒体要主动的限制关于毛泽东正面新闻的传播范围，尽量让该新闻在小圈子里传播。

第三十三条：网络、自由媒体要主动推荐制造、传播关于毛泽东负面新闻发布人。

第三十四条：网络、自由媒体对传播毛泽东负面新闻的发布人应予以保护，对制造、传播关于毛泽东正面新闻的发布人应予以打击。

第三十五条：所有媒体、媒体人在节假日，要主动报道毛主席纪念堂关闭或缩短开放时间，让人民群众好好的去游山玩水，锻炼身体。

第三十六条：所有媒体、媒体人在国家重大会议期间，要主动报道毛主席纪念堂关闭、维修，避免会议代表不务正业，前去朝拜毛泽东，浪费国家资源。

发布者接着说：这个封杀令是无疑真实存在的。

一，有关毛泽东主席的一切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四十年间竟然从来没有从正面意义上报道过一次。

四十年来，毛泽东主席的诞辰和忌日共八十个日子，没有发过一个字的纪念文字。

四十年间，我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自发纪念毛泽东主席的活动，被一律禁止报道，不得见诸报端。而人民日报却拿出了一整版的篇幅刊登纪念儒家继承人宋明理学家朱熹的文章和资料。

四十年来，党报也曾偶尔发过一点纪念文字。但都是按三十六条封杀令，把毛泽东主席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党军队和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及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导师、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地位上放逐到了“文章大家”、“诗词大家”、“书法大家”的行列，放逐到了文化娱乐圈。这是明褒暗贬，是对毛主席的侮辱。实际上就是搞边缘化毛、淡化毛、非毛化、去毛泽东化。如果没有三十六条封杀令，这种怪现象竟持续四十年之久就不好解释。

二，四十年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通过的党章，在表述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时，凡应该出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毛泽东”三个字都被抹掉，而代之以共产党。好像共产党不是毛泽东创立的、毛泽东已被开除出共产党了。甚至一些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毛泽东三个字也都被删掉了。这就是执行三十六条封杀令。

三，放任一些反动文人文痞、政治流氓篡改历史捏造事实恶毒的污蔑、攻击、妖魔化毛泽东主席。这些恶毒无耻的谣言充斥党报媒体，甚嚣尘上，令人发指！而竟任其泛滥达四十年，至今仍然极端嚣张。若没有封杀令，这同样解释不了。

以上事实证明三十六条封杀令是真实的。而且是作为新闻报道的严格的纪律被执行的。

我们不仅要问:毛主席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使你们如此恶毒的封杀他老人家。你们必须得向全国人民也必须得向世界人民说清楚。你们如此狠毒的封杀毛主席，无异于是桀犬吠尧蜀犬吠日，无害于尧无伤于日。但却证明了你们才真正是国家和民族的妖孽。就连美国人也看不起你们，认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底线了”。你们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毛泽东主席最神圣的感情，背叛和侵犯了人民最根本的最高的利益。

强烈要求：

（一）立即撤销三十六条封杀令。

（二），党章关于指导思想的表述只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余一律去掉。党章和政治报告凡叙述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地方，恢复“毛泽东主席领导我国人民”的提法。抹杀毛泽东反毛，就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

（三），在党政机关办公室、会议室、大礼堂和社会公众场所悬挂毛主席像或敬立毛主席雕像塑像。

（四）允许群众自发组织成立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读书会、学习会、研讨会和各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社团。

拥毛是最神圣的。拥毛阵线的同志，同胞们，团结起来，批判、讨伐这个反动妖孽的封杀令！谁反毛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有权把他打倒！

高 寒

由毛泽东当年亲自开启、并由邓小平一手建立起来的中美友好关系，如今已到濒临瓦解的边缘，中美实际已进入了一个准冷战状态。可是，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对于那些可以影响中国政局的红二代们，你们已想明白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了吗？

（一）

一个中兴、一个华为，那边厢的特朗普才刚刚露了一手，这边厢多年来被金灿荣、张维为、胡鞍钢们给弄得晕糊糊的中国人，方才知道中美之间的科技差距究竟有多大，才知道对方手中其实还真有着几张卡脖子的牌。

毫无疑问，特朗普是以炸迫和，逼迫习近平回到谈判桌前，逼迫中共接受美国那苛酷的条件。但无论和也罢，战也罢，这都得以实力为后盾。对彼此之间实力状况的了解太过粗糙，太过浪漫，太过大而化之，太过一厢情愿，到头来硬碰硬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最近有一个时髦词儿，叫做“超越底线”。且不谈首当其冲这里得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问题待解：双方真有着共同认知的“底线”吗？就假设真就有着那么一个“底线”在，那么，问题便是：为何你总是押宝在对方不会超越这个底线的愿望上呢？为何你就事先料想不到对方会来这么一手，且手中还握好几张瞬间就会让你感到很痛的牌呢？

更有甚者，对方可以开放自如，以炸迫和。试问，自己手中是否也有着——哪怕就一张——可让对方瞬间就感到很痛的、能以炸迫和的、可迫使其接受己方谈判条件的牌呢？把忽悠高手金灿荣那三张大小“王牌”全加上一次性甩出去，管用吗？！台湾、南海、朝核、伊朗、欧盟、俄国、南美、拒购美农产品、美国两党政治、……等等、等等，其间的纵横捭阖，即使全加在一起，管用吗——其或许勉强有招架之功，但却绝无还手之力！就更谈不上以炸迫和对方，稳操谈判主动权了。

更何况，特朗普手中还真就不仅仅握有在高科技全球供应链源头、系统应用生态圈扼住你咽喉这一张牌了！

你当然可以骂特朗普霸道，你也当然可以愤愤不平。但这就是现实，残酷的现实。

有谚曰：人不求人一般大。如果在今天，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国的全球战略，可以做到万事不求人，或者可以像当年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搞一个“经互会”那般，与今天非洲、拉美几个穷哥们来个自成体系，那么，谈判破裂就破裂，中美决裂就决裂，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掂量来、掂量去，这“自成体系”却有着不可承受之重，那就还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为好。

《孙子·谋攻篇》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二）

为因应特朗普的贸易战升级，前不久，习近平去了趟江西。此行除了视察金灿荣献上的“稀土王牌”外，还刻意去了于都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纪念碑前以明志。

然而，尽管当年红军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英雄业绩感天地，动鬼神，但可别忘了，导致当年的红军长征的原因，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碰得头破血流的结果；是“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攻打南昌”、“全国武装起义”、“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一系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让中共全党不得不吞下的一枚苦果；是使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带给中国共产党几乎灭顶之灾这种战略大失败的结果。而1934年10月从于都出发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对这前三个月的长征，则是被毛泽东明确定义为“逃跑主义”的。

如今，在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关系上，似乎又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路线要占上风了：什么“投降派”、“卖国贼”、“丧权辱国”、“卖国条约”……，不一而足，各种提法、口号，怎么“左”就怎么来，俨然一场竞相比“左”的大竞赛。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四处打，整个空气都凝固起某种“左”得出奇的窒息气氛。而一切冷静地科学地评估中美关系、中美战略态势的意见，也大都不得不望而却步、噤若寒蝉了。似乎，中国仅靠这抗美的决心，仅靠表决心的分贝，就能打败老美似的。

毛泽东说：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毛泽东当年能打得天下，有一大半精力都花在与盲动、冒险、急躁、蛮干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上。他多次被批为“消极右倾”、“富农路线”、“游击习气”，多次被剥夺军权，给撵出领导岗位。后来，长征才一个来月，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就从1934年10月17日出发时的8万多人，在11底的湘江大战后就锐减为3万多人了。多个部队整师、整团全军覆没，番号也被迫撤销。这才不得已在遵义会议上，请出了已坐多年冷板凳、还差一点在瑞金出发时给筛选留下，不得随军长征的毛泽东。

后来的延安整风，其主轴就是清算中共党内那根深蒂固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建国后在谈到那段历史时，毛泽东就曾说过：“我哪里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我只是比那些死背教条的人多懂得三条道理：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

而叶剑英则说：要是没有毛泽东，我党今天就还在上海的租界里讨生活！

所以，我这反思的毛派，才一再对中国那些个成天靠“颂圣”、靠喊激烈“社会主义”口号过日子的“毛派”们说：中国今天最需要的是打天下时的毛泽东！

所以，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上，就还是邓小平的经验之谈来得老辣：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三）

其实，列宁当年也是在顶住党内外一片“耻辱”、“背叛”的压力，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力反潮流，才从诸如“爱国主义”、“民族大义”之类甚嚣尘上的革命空谈中，把襁褓中的新生苏维埃政权，从几乎已下“死刑判决书”的危局中，给拉了回来。

1917年11月7日，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国内革命危机，俄国社会民主党夺权成功，苏维埃政府成立。

但此刻此刻，由于俄国原属的协约国还与同盟国处于交战状态。为退出战争，刚刚成立的苏俄政府，不理会原俄国与之结盟的协约国内部的反对，立即与同盟国一方的德国举行单方面的和平谈判。

1917年12月3日，德国提出的条件是：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的共约15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

在随后的俄国社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列宁主张无条件接受德国条件，立即签约，迅即结束战争，为新生红色政权争得喘息的机会。而以布哈林为首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反对签约；以托洛斯基为首的中派，则主张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任何屈辱性条约。

1918年1月2日，苏俄政府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共有60名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出席。在会上，赞成布哈林主张的32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的16人，赞成列宁主张的仅15人。列宁主张未获通过。

1月24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会议，重新表决签约的问题。托洛斯基的主张以9票对7票获得通过，列宁的主张仍未被多数所接受。

1月30日，布列斯特谈判恢复。作为外交人民委员、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斯基，本在临行去布列斯特前与列宁约好：如德国下最后通牒就毫不犹豫签约。但在真面临最后通牒时，托洛斯基却犹豫起来。他发表了一个拒绝签约的声明，就拍屁股走人率团返俄。德国旋即大举进攻苏俄。

2月18日，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列宁的主张又以6：7的票数被否决。随后，中央又连夜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托洛斯基勉强转而支持列宁，会议结果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列宁的提案。苏方连夜通知德方，同意签约。

但是，德国却拒不停止进攻了，并于2月23日狮子大开口地提出了更加苛刻无比的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土地翻了好几番地由原来的15万平方公里增至127万平方公里，赔款则从原来的30亿卢布增至60亿马克（也有史书记为卢布）。

苏俄党中央又召开有15名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中，大多数委员还是不赞同列宁的“丧权辱国”主张。列宁威胁道：如果这种空谈继续下去，我就辞职，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他说：空谈革命的政策必须抛弃。如果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三个星期后，各位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但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此却毫不在乎，其成员洛莫夫说：我不会走列宁提议的出路——接受条件，签订和约。如果列宁以辞职相威胁，用不着害怕，应该撇开列宁，我们掌权，走上前线。

托洛斯基虽仍表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但为了防止列宁辞职和党的分裂，他投了弃权票。结果列宁的主张以7票赞成、4票弃权、4票反对得以通过。

2月24日，苏俄政府重新派出了谈判代表团与德国谈判。终于正式签下比当初拒绝签署的那份条约更加苛刻万分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这样，俄国终于得以退出战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一个的喘息之机。但此条约当时对俄国打击之惨重和屈辱，从维基百科给出的如下损失列表即可看出：

国土：共126万7千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国土的25%。
人口：共6200万人，相当于全国人口的44%。
农产33%
工业54%
制糖业80%
铁矿73%
煤矿75%
财政收入：约27%

由于此条约让俄方太过屈辱，损失太过惨重。不仅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派代表大力反对，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亦多有人反对。但列宁还是晓以利害，权衡得失倾全力为之辩护。最后该条约还是于3月8日布尔什维克党第七届代表大会以30：12通过，同月18日再由苏维埃临时特别代表大会以784：261通过。

但此刻却再也回不到当初被托洛茨基高调拒绝的那个割地15万平方公里，赔款30亿卢布的“宽松”条约上去了。

列宁鉴于在中央委员会中屡屡受挫，他在以辞职相威胁前，曾于2月21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空谈》的文章。该文以如下文字来结尾：为了将来任何时候人们谈到我们时都不会提起“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事实，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定要反对革命空谈。

（四）

在此，我要将列宁上面结尾处的这段话，连同毛泽东的那段“吃饭、走路、子弹”的铭言，送给眼下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6月底将参加日本G20峰会的中国代表团。

2019年5月28日于纽约
微信号：ghcqny
gaohan2005@gmail.com
+1 718 308 6425

所以，不管中共今天如何大批“汉奸”、“卖国贼”，中国左派如何大批“带路党”，同样，也不管中国右派如何大批当年列宁的德国间谍和毛泽东的消极抗日，乃至孙中山的日本间谍问题，等等、等等、但这由列宁同志当年总结阐发的“带路党”战略，却是近代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变局阳谋。中共、俄共胜利如此，辛亥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也如此。就连被一些自由主义书生们神话了的“和理非”标本英国大宪章革命，也都还是外敌兵临城下、内外勾结的结果。就更别说德国、日本、还有伊拉克转型的那种打了败仗后的占领军模式了。

其实，这说穿了它就纯粹是个加减法的技术活儿而已，与价值取向无关：因为本国专制统治者太强大，老百姓平时奈何不了你，外国人打来，借助外敌打倒早已腐朽的本国统治者便属天经地义了。

当然，上述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倘若中共守住在台海、南海不玩火这个底线，说穿了即在这两个易燃点上对美国装孙子，也就是说得好听点的“韬光养晦”，必要时，甚至还拿一、两个主张玩火的左派愤青、愤老来祭旗，那么，这个对外装孙子对内呈老子，只打冷战不打热战的中共政权，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恐怕就还一时半会儿速死不了咧。如此一来，这中国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局面，就比来一场热战要复杂得多了！

须知，中国作为一个热核大国，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普世价值，为了中国人的人权，去主动打一场推翻中国专制统治的国际战争的。不管这让中国的右派们何等沮丧，但让美国主动去挑起一场热战的可能性，就还是想都不要去想！换言之，那个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模式，绝对与中国无缘。

于是，剩下的，就还只有要么是中共主动玩火的热战转型模式，要么则是在冷战大背景下的和平转型模式之二者必居其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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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习近平政府何必刻舟求剑？ 2019-01-05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当年的异想天开。它的实质，是要台湾的国民党和平投降，完成1949年的共产党苦于隔海，不得不停下“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脚步，而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

为什么说邓这是异想天开？战争未能让人投降，却想“和平”请人投降，这不是异想天开，是什么？

邓小平异想天可以开，那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他以为，中美建交了，美国抛弃了台湾，国民党失去了最后的靠山已无路可走，只有投降一途。只要他向他的“老同学”蒋经国喊喊话，请廖承志写封信：“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蒋经国便可动情，欣欣然作第二个张学良，宣告台湾“改旗易帜”，归顺北京，其他一切照旧，国家统一便算大功告成。

美国真抛弃台湾了吗？《与台湾关系法》转身就打脸，这个先不说。邓小平的异想天开还有一个可能实现的条件，他以为，就像共产党永远可以在大陆说了算一样，国民党也可以永远在台湾说了算的。邓小平完全想不到这条件是可能发生改变的。两岸都是一党专政，强人政治，只要他邓小平把蒋经国说服了，愿投降了，台湾谁能有话可说？

因此，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先行就把国民党已经投降，残存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不存在的想象，包含在这个“和平统一”方针里面了。由此，这个两岸“和平统一”的谈判不能，也不存在政府与政府的谈判，只能是共产党国民党“党对党”的谈判。党说了算。

蒋经国死了，李登辉上来。这个蒋经国面前韬晦多年，骨子是日本皇民的岩里政男李某人，老谋深算，声称结束“戡乱”，回归宪政，“政党轮替”，扶植民进党上台。三下五除二，台海形势沧桑大变，自此，台湾前途就不再是哪个党能说了算，也更不再是哪个强人能说了算了，而据说是“民主授权”，“民主程序”说了算了！

这下尴尬。“党对党”谈判没戏，台湾的政府北京又不能承认，怎么办？只好两岸各自弄一个“基金会”，来个其妙莫名的“基金会对基金会”协商。但这基对基的“协商”又能商出什么可执行的权威性结果？说是香港商出了一个“九二共识”，但人家政党一轮替便不承认了，你吓唬他一句“地动山摇”，又能奈何？

先行就包含了人家投降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根本行不通了。国民党那里行不通，因为美国事实没有抛弃台湾，国民党绝非“无路可走”，他们绝不可能自行覆灭了自己的“中华民国”法统，承认投降，他们选择了“维持现状”，马英九就说，台湾“这个现状是最好的”。民进党那里更行不通，他们非但不肯自行投降，还要搞“台湾国”，叫嚷归属日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宣告了，他们“绝不接受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现在，摆在习近平面前的台湾政策就只有两条路；一是，放弃先行想象对方已经不存在政府的“基金会谈判”政策，而改为中国北京政府与中国台北政府谈判的政策；二是恢复“解放台湾”政策，立足武力统一。要知道，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是完全不同的性质。武力统一，完全不必去问对方的意见，径直以军事的暴力将国家的统一意志强加于地方割据势力，迫其投降或消灭，完成国家统一使命；但你要“和平统一”，则首先需要承认对方割据政府的存在，征求该割据政府及其管治下的人民有关如何统一的意见，不可将自己单方的统一方案强加于对方，也即所谓“平等民主协商”。我们已经知道，那第二条路，是完全走不通的了。

有说，若洪秀柱国民党非主流派或郁慕明新党上了台，愿与大陆谈和平统一，又如何？即出此奇迹，首要的麻烦也不能是“基金会对基金会”的谈判，只能是中国台北政府与中国北京政府的谈判。最好的结果，也不能想象洪秀柱郁慕明们同意并能“民主程序”征得台湾社会各方认可，自行屋覆了自己的中华民国法统，归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的一个特区，而只能是北京政府退回到江泽民汪道涵时代开出的条件，“国旗国号都可以谈，共同缔造一个新的中国”，即改了国号的包含了北京政府与台北政府的类联邦性的中国。可能吗？恐怕今日台海两岸的态势下，又是一种异想天开。再退步，若这异想之下天真开了，这联邦性的中国统一达成了，我恐共产党自此救死扶伤噬脐之日方长矣！洪秀柱郁慕明们共产党和大陆一般民众喜欢，不过是看不到他们今后将给共产党带来的更大的麻烦罢了！

今日习近平政府应该认识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过是邓小平那时的异想天开。但那时多少尚有点作此幻想的理由哦，若值今日，习政府仍不思易辙，颟顸效颦，开口八股老调，“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那就真个是刻舟求剑，愚不可及了！习近平近日在他的对台政策讲演中，又提到了武力统一的可能性。他是有些反省了吗？我们且拭目看看。
2019年元月5日
laowang7793@gmail.com

高 寒

今天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纪念日。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毛泽东话题，应算是最让国人血脉喷张、冰碳对立的一个话题了。赞者将毛捧上九重天；贬者将毛踩下十八层地。双方各自都津津乐道于自己手中的事实，而对另一方所持事实均一概无视和否认。这就使得如今中国的毛泽东话题成了一个类宗教话题：均只能在各自的圈子中同气相求、同仇敌忾，而无法在不同的圈子间作理性交流、洞彻事理。其实，只有将右派的事实与左派的事实相加，才能得出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和真正的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说如今中国政坛文坛上所有讨论毛泽东的话题，就多属假命题，均可被归入假唱、假打、假赛、假论、……之列。

（一）

爱因斯坦说过：“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那么当今关于毛泽东的真命题何在呢？

我的答案为：从小农空想社会主义始，到封建社会主义终。

以此为纲，可提纲挈领地解释“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这个当代中国的最大谜团，可纲举目张地找到中国共产党至今还走不出那个“历史周期律”怪圈的钥匙。以此为基础，可以囊括、面对、承认和统一如今已发掘出来的所有有关毛泽东的史料，而无需如同当今中国的左、右、官三派那样，各自无不以某种选择性的事实、选择性地无视和选择性地掩盖来建立自己的评毛观了；无需只敢依据片面事实，装作不知道另外部分事实，即不以铁的史料、史实为基础和前提，而在那里一本正经地提出假命题，一本正经地假评说和假讨论了。

乍看我的答案，右派们要开心了！但且慢，如此一来，你们数十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评毛道义制高点，便顷刻从根基上坍塌了。你们使尽浑身解数要在道德、道义、人格、人品上打倒毛泽东的一切努力，便统统付之东流了。这是因为，你们手中的那些个用放大镜去考据、发掘出来的任何一桩史实，即使退一万步100%属实，但若一旦将其放到农民革命、放到皇权文明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和检视，就统属人类文明发展之特定历史阶段使然，而与个人道德、个人品行无关了。这小到毛的爱情、家事、菜单、行宫之类；中到肃反大杀AB团、掳杀外国教士作人质，将地主富农家眷当人海战术中的冲锋肉盾；大到八年抗战消极、长春围城饿死老百姓数十万，放言不惜死数亿人打核大战， “三面红旗”饿死农民数千万，乃至“文革”动乱，……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的一切，所有这些个你们最爱数落、最爱念叨的事体，其中哪一桩、哪一件不可以从中国延绵三千年的农民战争和皇权文明中获得自然而然的解释？我就一句“他即当代李自成、洪秀全，即不穿黄袍的皇帝”，便一切均迎刃而解，一切均胜过你们全部汗牛充栋的道德讨伐了。这就如同在那个常以俘虏当军粮的战争文明中，去追究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中的道德问题，去煞有介事地展开你们铺天盖地的道义大批判一样荒唐可笑！ 仅此即可见，那种超时空的价值观、人性论，那种脱离人类文明历史阶段的抽象道义讨伐，看似义愤填膺、振振有词，实则无的放矢、浅陋至极。更何况，请各位热衷于勇爬道义制高点的批毛英雄豪杰们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究竟是因为毛的施政失败而痛恨毛呢，还是仅因他并非道德完人而憎恨毛？明乎此，你也就会明白，原来右派们多是因在理论批判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才舍难求易地转而诉诸于那种为任何严肃批判所不耻的对历史人物哗众取宠的道义声讨了。

（二）

我这“评毛观”一出，左派们则要愤怒了！但且慢，我要说，一切不敢正视、面对右派手中事实的左派，永远不可能驳倒右派，永远在史实面前矮人一截，自废武功。何况毛泽东也自承他既有虎气也有猴气呢！右派们热衷于从道义上打倒毛，若左派们来个反其道而行之，热衷于从人格上神化毛，岂不看似两极，实则相通？更何况中国今天最需要的是一个造反的毛泽东，而非神坛的毛泽东；是打天下的毛泽东，而非坐天下的毛泽东。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成功地打得天下的农民革命领袖，最终“赶考”失败，而没有冲出那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而走向了他曾处处引以为戒的李自成、洪秀全之归宿，这个中缘由，与其是他个人使然，毋宁属历史的宿命。不错，毛泽东真心诚意地想搞“社会主义”、想做大做强“公有制”，想“为人民谋幸福”，然而，当他压根儿就意识不到在当代中国，这一切都必须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为物质基础、为文明前提的时候，当他以为凭借手中的国家政权，挟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胜利雄风，就可以让中国跨越、省略、绕过和抹煞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阶段的时候，那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大复辟的种子就已经播下了。从1958年毛泽东以东汉张鲁的五斗米教为楷模提出“吃饭不要钱”；到1966年，毛泽东因全国大饥荒被迫暂时退却数年后又重发“五七指示”；再到1975年，毛泽东对蕞尔农业小国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大加赞赏：“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你们一举消灭了阶级！”，……等等这一切，均一脉相承地反映出毛泽东头脑中那根深蒂固的从《礼记.礼运》到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再到康有为《大同书》的小农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借用毛泽东自己的表达式即：他要顽固地用自己的小农空想社会主义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中共建政后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言以蔽之，均是毛泽东顽强地、不屈不挠地、百折不回地要用他那小农空想社会主义世界观来改造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知识分子，要打掉一切新兴、上升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文明萌芽。而这种小农空想社会主义一旦和国家政权相结合，一旦靠政权暴力来推行，它的所谓“公有制”，就统统不过是用现代语言，用马克思主义辞藻所装饰起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宗法封建皇权文明罢了；它带给人民的苦难和施政后果的惨烈，均是当年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们的那种袖珍型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所远不能同日而语的。

历史上的一切伟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不可能超越既定的历史的舞台。在当代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只要以大反资产阶级为目标，以大反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就铁定要走向失败，铁定要上演悲剧。这对伟大如毛泽东如此、对杰出如邓小平如此、对今天还处于正在进行时的习近平，亦莫不如此。这已为中共建政前后两个阶段之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所反复证明。这是因为，不管你的主观愿望如何善良，不管你贴的什么标签、立的何种牌坊，在今天的中国，凡抵制和反对资本主义文明——是的，它还是私有制，是的，它仍是剥削，但它却是高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历史阶段的更高一级人类文明的私有制，它却是高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历史阶段的更高一级人类文明的剥削——你实际上就不能不是在代表着旧有的、腐朽和低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代表着落后的、没落的和反动的阶级，在抗拒和抵御着先进历史阶段的人类文明。

社会主义文明，必须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任何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所谓“社会主义”，统统不过是假社会主义、冒牌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宣言》中所尖锐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小农）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一旦与国家暴力相结合，就只能诞生出一个中世纪皇权制度的现代版。而这种中世纪宗法专制皇权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冲突，即特权文明与权利文明的冲突，其中所包含着的尖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绝不是可用任何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所能替代和掩饰的——这些统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ABC。

尽管中国左派对当今中国现实黑暗的批判有时是很尖锐的，但是，左派们扬毛抑邓的整个批判，其大方向却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批判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上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从一定意义上说，其错误之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性，还更甚于官派。极而言之，中国左派今天神化毛泽东、将毛泽东供上神坛的任何努力，其客观效果都只可能是在帮助右派彻底打倒毛泽东、彻底打倒共产党，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三）

至于今天的官派，对毛泽东则是又爱又恨。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党天下，这个以反宪政、反法制、反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版宗法专制皇权制度；而恨他终生不渝所始终坚持的那个小农空想社会主义中仍熠熠闪光的人民性和理想性。在毛时代，政治制度的极权专制与意思形态上的人民性和理想性并行不悖，甚至互为因果。到了邓时代，则逐渐强化了毛遗产中的现代皇权制度的一面，而逐步弱化了其中的反官僚反特权的人民性和理想性的一面。至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南海新华门上那块“为人民服务”的牌坊外，则早已将毛泽东遗产中的任何人民性和理想性痕迹抛到九霄云外。如今泱泱中华大江南北，满目都是赤裸裸的官权横行，酷吏猖獗，官视民为寇，民视官为贼了。尽管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堂而皇之地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尽管天安门广场还保留着毛泽东的遗体，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官方恐毛，竟然神经质到了即使在北京，即使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其携带毛泽东著作也要被警察反复盘问、也大有“喝茶”之虞的荒唐地步，就更别说各大学由学生们自发组织的诸如“毛泽东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小组”均遭刁难、镇压的情形了。这种在如今中国你真信毛泽东也会被划入另册归为异类的荒诞情形，对于一手建立起这个现代版皇权制度的毛泽东本人，该是何等辛辣的讽刺！这简直犹如当年变法失败逃亡中的商鞅，住店依《商君法》而被拒之门外故事的升级版。倘若今天水晶棺中的毛泽东获知此黑色幽默，他也一定会如同当年商君遭逐客后那般喟然叹曰：嗟乎，为制之敝一至此哉！

（四）

英国作家菲利浦·古德利尔曾留下一句铭言：“正如哲学是研究他人误解的学问，历史则是研究他人错误的学问。”我们今天评价毛泽东，不仅是要正视事实、正视历史——无论这种正视会如何让你痛苦；更是要解剖当下，面向未来——无论这种解剖和面向会如何让你难堪。毫无疑问，我这评毛命题，其历史观和方法论，当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反思自苏俄“十月革命”以降整个东方革命所走大弯路的一个分支，也是其反思结论——原本已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却又在东方革命实践中重新沦落为空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诚然，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甚至波尔布特，他们想建立“人间天堂”的愿望或许都是真诚的，然而，通往地狱之路却正是由这些真诚的善良愿望实实在在地铺就的。一百多年来国际共运史，已经事实胜于雄辩地证明、且还将继续证明，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而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早已融合在了当今社会党国际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

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仍旧不能解决东方后发国家中的问题。这是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西方各国今日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后现代的命题；而东方各国所面对的则是资本主义前现代的命题。在亚非拉一切没有完成前资本主义社会向着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其迫在眉睫的，均无不是需要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即在三百年前的英国，两百年前的法国和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所业已完成的那一场革命。因而，如今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历史课题即：是成为中国再次重新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乃至先导呢，还是成为这场革命的阻力、乃至对象？何去何从，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诚然，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但共产党人却并非在任何时间和空间都要消灭私有制。恰恰相反，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譬如处于前资本主义文明落后国度的共产党人，就还只能、也应当理直气壮地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宪政法制体制，顺应历史必然性，走历史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人至今还在吃着那个被俄国人宗教化了的、应该打上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的亏，即号称“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的苏版马列教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突破马列主义（宗）教的结果；中国的现实困局，又是囿于马列主义（宗）教的结果。同理，中国共产党当年拿下全国政权，是突破马列主义（宗）教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所走过的一切弯路，包括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困局，也统统是囿于马列主义（宗）教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彻底抛弃这个苏版马列主义宗教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不与这个苏版马列主义宗教决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的地步了。中国共产党内一切不甘心于中国共产党被权力腐败所彻底击垮，而希望寻求能使中共凤凰涅槃新路——我给出的是：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有序化——的改革派们，应当重新集结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旗帜下，站在毛泽东与邓小平那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而不是御用的和卫道的。这就是作为一个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反思的毛派高寒的评毛观。这个评毛观面对右派，它是对毛的辩护和脱罪；面对左派，便是对毛的扬弃和去魅；而面对官派，则是对毛的解构和捍卫。

2018年12月26日 写于纽约

原载：《独立评论》   《华夏文摘》

——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高 寒

内容提要

在今天，完全可以这么说，无论是打天下时期还是坐天下时期，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突破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教条，而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有所发展时，中共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而凡中国共产党固守那个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的禁锢（如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超时空的“善”，资本主义就是超时空的“恶”；公有制无条件地高于、优于、先进于私有制；不干“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人吗？……等等、等等），而阻挠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时，中共的事业就踯躅不前，甚至陷入深重的危机。对于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执政前还是执政后，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均一再重复出现的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从客观上看，是历史规律不可抗拒，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共产党——不，整个自“十月革命”以降的一切后发国家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把握，一直还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若今天习近平能以这种彻底的历史唯物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文明得以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从而致使中国共产党既能在市场经济中学会清廉与效能，又能在多元竞争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去与特朗普和彭斯们的那种以神创说或人性论为据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价值观的竞争，去谋划中国的崛起战略和大国战略，那么，如此软实力，如此后发优势，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就还有谁能拦得住？倘如此，习近平还用得着忧心忡忡于共产党的“家业”难以为继吗？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科学社会主义；苏版马列主义教；后发国家共产党

今天，大家都在谈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是为了总结，也是为了前瞻。无疑，中国的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这就自然而然使得今天的纪念，应当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与发端，回顾那个导致中国不得不改革开放的前30年。

然而，中国共产党要真正认清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就不仅需要联系毛泽东时代的30年，还需要联系中国共产党走过的70年，联系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分道扬镳后，各自所走过的截然不同的100年。甚至，还应回顾西方如何走出中世纪黑暗的500年，乃至中国却至今还走不出的那个历史周期律怪圈的3,000年。

今天，谁也不否认习近平有心想干大事，但他能否干成大事却是另外一回事；谁也不否认习近平想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但他能否守得住这份“家业”则是另外一回事。可见，中国今天问题之所在，就与其说是习近平的个人集权本身，倒不如说是习近平集权后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和最终干成了什么。历史只算大帐，对历史人物的定位，均拿最终成绩单来说话。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要干成大事，均必须认清大势。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不审势，则左右都错。

认清大势，须有历史与国际这时、空两大维度。历史维度，就是从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一步步文明阶梯中，看中国今天究竟是走到了文明的哪一级，这是纵向比较。国际维度，则是在当今全球竞争格局中，看中国的综合竞争力何在，这属横向比较。

但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强弱，则是依赖于它的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国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文明程度愈高，往往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竞争力就愈强，反之亦然。基于此，这文明程度与竞争实力又会互相促进、互为因果：或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

所以，能否准确地认清中国今天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阶梯中的确切位置，从而清醒地把握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竞争态势，这将决定着习近平能否干成其大事、能否成就其伟业，并最终落脚到习近平念兹在兹的能否守得住中国共产党的“家业”上。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那么，何谓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阶梯呢？譬如，手推磨、蒸汽磨、机械磨，就标志着人类生产力进步史上的好几级文明阶梯。再如，五马分尸、凌迟肢解，斩首、枪毙、注射处死，也标志着人类刑法进步史上的好几级文明阶梯。又如，同样是战俘，充作军粮、收为奴隶、回营受辱与英雄凯旋，也标志着人类战争史上的几级文明阶梯。同理，子民还是公民，父母官还是公仆，官员财产保密还是公示；以及，人治还是法治，党大还是法大，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罪责株连还是刑责自负；被告、囚犯是否有基本人权，官帽该捏在老百姓手中还是上司手中，老百姓是否享有信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工人农民是否具有自组工会农会的权利，……诸如此类，不也统统都标志着政治制度进步史上的不同文明阶梯吗？

可见，认清中国今天究竟是处在人类文明演进阶梯的哪一个历史阶段，究竟是处在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阶段，还是处在低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阶段，从而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如今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大势；弄明白中国今天在国际竞争中究竟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今天无论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还是面向世界的崛起战略，均是须臾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世界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自近代航海术将人类各部分文明连成一片、从而人类开始真正的世界史以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便与人类各文明在其原本封闭或半封闭下所达成的那种文明阶段遭遇了。如此，便发生了人类史上其文明程度高低有别的各文明发展阶段，在地球上不同区域的同时并存状态。从横向上看，在时间轴上它们是同时的：譬如，今天大家都处于公元2018年；但从纵向上看，在文明史上彼此又是不同时的：如既有处于前现代文明时期的国度，又有已进入后现代文明时期的国度，如此等等。这就是寓文明发展程度于文明多样性之中，或曰：从文明多样性中所体现出来的世界文明发展程度。

不错，各民族各文明均有着自己的特色。同样不错，世界秩序从来都是强者制订的。然而，承认这两个前提，却既可以导向打开国门，奋起直追，亦可以导向关起门来，盲目自信。综观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民族特色的冲突只是表象，而文明程度的较量才是本质。所以，凡在国际竞争中因文明程度落败便以民族特色为托词或遁词者，十个便有十个在骨子深处并不具备自身文明的自新力和自信力。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而不论现实如何让你痛苦。所以，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口中常念叨着的“落后就要挨打”，就绝非仅是器物落后、硬件落后要挨打，而尤其指制度落后、软件落后要挨打。至于今天中国有人热衷于将自己那“举国体制”，演绎阐发为比西方三权分立的“扯皮”体制更高更先进的文明，这便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曾辛辣嘲讽过的脓疮美学来：“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1]。嗟夫！有如此这般“国家美学”垫底，以这一类心态去描画“中国模式”、“中国话语权”和“厉害了我的国”，又怎能不将中国的富国强兵大战略，引向捉襟见肘的窘境？又怎能不与大国崛起、大国竞争的中国梦，南其辕而北其辙呢？

曾有联赞诸葛孔明并警示后人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然而，要能“深思”，那你学与思的功夫就得过硬。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则是整个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过硬，和以史为镜从失败中学习的本领得过硬。

现在回过头去看，无论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打出“在中国干资本主义100年”[2]的新民主主义旗帜，还是邓小平后来在北京打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均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分别从自己打天下或坐天下时代的屡屡挫折中，不得不突破了斯大林主义（学名：马列主义）的教条，开始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历史唯物论），开始领悟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社会主义文明只能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而已。

诚然，无论从毛泽东其后在建国实践中的反复，还是从邓小平后来在改革开放中的反复，均在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历史强人，当年分别对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的突破，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把握，均最终不无遗憾地还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但即使如此，即使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感性把握，这种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却也又都实实在在地分别给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时代带去了立竿见影、突飞猛进的旧貌换新颜。

回顾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70年，在今天，完全可以这么说，无论是打天下时期还是坐天下时期，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突破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教条，而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有所发展时，中共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而凡中国共产党固守那个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的禁锢（如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超时空的“善”，资本主义就是超时空的“恶”；公有制无条件地高于、优于、先进于私有制；不干“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人吗？……等等、等等），而阻挠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时，中共的事业就踯躅不前，甚至陷入深重的危机。对于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执政前还是执政后，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均一再重复出现的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从客观上看，是历史规律不可抗拒，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共产党——不，整个自“十月革命”以降的一切后发国家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把握，一直还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今天，已到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来的时候了。如此，中国共产党将凤凰涅槃，再创辉煌；否则，中国共产党将难逃李自成、洪秀全的宿命，再时髦的摩天大厦和西装革履，也难掩其瓤子深处的农民革命致命伤：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习近平今天面临的真正挑战，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的真正挑战，其实正在这里。

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还只有过夺取政权前共产党人干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却从无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人还得干资本主义的理论。不仅如此，在列宁之前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武库中，根本就缺了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干革命这一大块。质言之，对于东方后发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成功地领导了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政权后，究竟该走怎样的必由之路才不致因违背历史必然性而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这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中，迄今还是一大空白，有的也只是唯物史观的一般指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总原则。而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均也只留下了既成功又失败的艰苦探索记录。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今天所面临的宽严皆误、左右不是、进退失据、反复折腾的困境，就绝非来自战术层面的失误，而是基于战略层面的失误了。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要再上一个台阶，就绝非只从改革开放的应用理论入手，而尤其应从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着眼了。

因此，在今天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不整个地革新和提升自己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不整个地重新审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实用主义提法，不整个地抛弃王沪宁这位意识形态化妆师投上所好而不断变换辞藻的那些个不伦不类的“理论”，那么，中国共产党在今天的全球竞争格局下，便是偏要以己之短去迎敌之长，偏要以过时的历史文明去挑战先进的当代文明了。既如此，其结局如何，不可想而知吗？

社会主义不是超时空的“善”，资本主义也非超时空的“恶”，一切均得以具体时、空为转移，以生产关系是否适应并促进生产力，上层建筑是否适应并促进经济基础为转移，——这些，均本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ABC。然而，它们却在自“十月革命”以降的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革命中，因把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主动性”推向极端，因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而给弄颠倒、弄模糊了。可见，真理哪怕是向着相同方向多挪半步便会即刻通向谬误。因而，今天在中国仍颇为时髦的那种用超时空的善恶观去解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去解读公有制与私有制，其实就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后发的东方国家后被逐渐宗教化了的结果；是原本已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却又在东方革命实践中重新沦落为空想的结果。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至今还在吃着那个被俄国人宗教化了的、应打上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即号称“马列主义”教的亏。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突破马列主义教的结果；中国的现实困局，又是囿于马列主义教的结果。同理，中国共产党拿下全国政权，是突破马列主义教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所走过的一切弯路，包括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困局，也统统是囿于这个马列主义教的结果。

习近平今天要干出一番事业，要有大作为，首当其冲，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国基本理论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意识形态上，有大突破和大提升才行。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能否再上一个台阶，中国共产党自身能否在这改革开放中凤凰涅槃，均无不受制于这个既有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意识形态瓶颈。

不过，作为后来人，我辈今天之所以能看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们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能看到老一辈布尔什维克那在理论上或实践中所走过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难道不正是因为我辈恰好有幸站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那饱经风霜的肩头上？所以在今天，习近平应当在老一辈共产党人曾艰难探索的重重跌倒之处重新爬起来，毫不犹豫地站在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们那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继承前辈，扬弃前辈，又超越前辈。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是建立一个可根绝一切宗法专制皇权复辟的那种制度的超越；是共产党人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超越，是将这种共产党人所创新的新型资本-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引向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引向共产党人那永不熄灭理想的超越。

试问，若今天习近平能以这种彻底的历史唯物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文明得以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从而致使中国共产党既能在市场经济中学会清廉与效能，又能在多元竞争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去与特朗普和彭斯们的那种以神创说或人性论为据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价值观的竞争，去谋划中国的崛起战略和大国战略，那么，如此软实力，如此后发优势，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就还有谁能拦得住？倘如此，习近平还用得着忧心忡忡于共产党的“家业”难以为继吗？

如果说，当年在欧洲历经千年中世纪黑暗之后的路德和加尔文的基督教变革被称作宗教革新的话，那么今天这个在东方革命历经百年摸索后的重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重回科学社会主义的正本清源，就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去宗教化革新，或去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了。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而不是御用的和卫道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更不是国教。在今天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刻，在今天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进退维谷的时刻，愿中国共产党能更上一层楼，彻底告别马列主义教即斯大林主义，在今天这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革新与复兴中，能大有作为！

完稿于2018年11月7日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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