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

傅红春

这篇文稿内容的酝酿有些日子，但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好点的题目。现在的这个，绕口令似的（十一个字里，两个反，四个对），只好将就了。

文革时天天背《毛主席语录》，可惜如今大部分都已忘掉。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这样的：要善于团结人，特别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

过去读到这一段，觉得毛主席能够提出这样的用人标准，确确实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其一，以笔者当年先小学生后中学生的年轻气盛，以为常人都是得理不饶人，要团结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该要何等的肚量；其二，以笔者那时“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的忠心耿耿，认定毛主席是真理的顶峰，反毛主席是千刀万剐、油煎炮轰之罪，对这样的人，毛主席也能够团结，更是非凡的胸怀。

多读了几本毛主席的书以外的书后，想法有点变了。一个问题是，对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该怎么办？

我想，要做到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其实并不难，因为它是胜利者一种居高临下的赏赐。真正难的，是要能够做到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这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气度与胆识。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可惜年代和当事人的姓名都记不清楚了。这也证明，本人并不只是单单忘掉了“最高指示”），梗概是：与敌交战，某主公提出Ａ方案，臣甲却说Ａ方案错，只有自己的Ｂ方案对。主公大怒，当下将臣甲打入死牢。实施Ａ方案，交战的结果，果然大败。臣乙到死牢向臣甲贺喜，说胜败果如你所料，这下主公一定会赦你死罪，放你出去，重重赏你，重重用你了。臣甲道，如战胜，说明主对我错，主公一定善待我。现今战败，说明主错我对，主公必然杀我。你我共事有年，就此别了……话音未落，主令已到：处甲死刑，立即执行。

这个主公，称得上是一个“不能团结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的历史典型。

以毛泽东的史学功底，不会不知道上述这个故事。那末，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提出“要特别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呢？

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不屑。毛泽东自信极高，自信他是历史上和现实中最贤明的统治者。他的词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就表明了他的这种自信。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能出现一个这样的伟人，话是林彪说的，但也确是抓到毛泽东的痒处了：我是不会有错的，反对我的人，只会是错，绝不会是对。

二是他不敢。毛泽东疑心极重，疑心他周围总有人要取他而代之。如果放话说，反对自己的人有可能是对的。岂不是自己将“命门”暴露给对手么，这是武林中人之最大忌，万万使不得。

事实上，从毛泽东几十年的待人看，也确实是如此：凡反对他错了的人，尚可得好活；凡反对他对了的人，则不得好死。例子太多了，比如井岗山上反对他的军事谋略反对错了的周恩来与中南海里反对他的经济方针反对对了的彭德怀、刘少奇，就是鲜明的对比。

不管是只操心小家庭柴米油盐的老百姓，还是或追逐个人权利功名或拨弄国家世界治乱兴衰的政治家，能不能团结人，都是很要紧的。每一个人都会出错，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不能团结人，最低；只能团结不反对自己的人，次低；可以团结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稍高；愿意团结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最高。

对于常人，当然不能太苛求。但对于关系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和子孙后代福返回顶部祉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按最高标准来衡量。

更重要的是，不能消极地幻想哪一个领导人能自觉地做到这一点，而是要积极地去建造一种制度迫使每一个领导人都不得不做到这一点。

前者，正是中国历史的悲剧。后者，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新语丝》第九期（1994-10）。1998-12 补改：

宽容的境界

大学念书时，同学中有一阵子，对于“男子汉气质”这个话题很有兴趣。笔者作为一个男生，也深知“男子汉气质”的重要（比如在追女朋友的时候）。但是如果问到，“什么是男子汉气质？”则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令众人信服的定义。有一天读闲书时，读到一句“男子汉气质就是宽容”（可惜已记不住何书何人之语了），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再向同学们传达，无不咋咋称是。

现在想起来，当时没有人（包括我自己），追问一句，“什么是宽容？”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人人天天背诵《毛主席语录》（可惜笔者如今大部分都已经忘掉。为此，我总在想，下次回中国，一定记得弄到一本《毛主席语录》，也是一段青春岁月的记忆），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这样的：要善于团结人，特别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

这一段毛主席语录，是不是回答了“什么是宽容”的问题？

大学时没有谁问到这一层。因为改革开放后，引用毛主席语录，已经不那么流行了，特别是在大学生中间。

但笔者在念小学和中学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读到（或背诵到）这一段毛主席语录，觉得毛主席能够提出这样的待人标准，确确实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那时的规范用语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其一，以笔者当年先小学生后中学生的年轻气盛，以为常人都是得理不饶人，要团结反对自己、又反对错了、而且是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该要何等的肚量；其二，以笔者那时“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的忠心耿耿，认定毛主席是真理的顶峰，反毛主席是千刀万剐、油煎炮轰之罪，对这样的人，毛主席也能够团结，更是非凡的胸怀。

多读了几本毛主席的书以外的书后，想法有点变了。一个问题是，对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该怎么办？

联系到“什么是宽容”的问题，也就是说，上述毛语录，是不是给出了“宽容的最高境界”？

现在我想，要做到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其实并不难，因为它是胜利者一种居高临下的赏赐。真正难的，是要能够做到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这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气度与胆识。

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一段“袁绍和田丰”的故事（见《三国演义》第25回、第30回、第31回。袁绍是那时比曹操、刘备和孙权势力都大的一方之主，田丰是他的一个谋士），梗概是：袁绍要攻打曹操，田丰谏止，说曹操势头正猛，不可轻动。袁绍坚持要进攻，田丰顿首说，“若不听臣良言，出师不利。”袁绍大怒，囚田丰于狱中。

官渡乌巢之战，袁绍大败于曹操。袁绍军败退时，败军相聚，诉说丧兄失弟之痛、弃伴亡亲之苦，皆说，“若听田丰之言，我等怎遭此祸！”袁绍也后悔，“吾不听田丰之言，致有此败。吾今归去，羞见此人。”

却说田丰在狱中，狱吏来见，说，“与先生贺喜。”田丰问，“何喜可贺？”狱吏说，“袁将军大败而回，先生必得重用。”田丰笑说，“吾今死矣！”狱吏不解，问，“大家都为先生高兴，先生何言死也？”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败而羞，吾不望生矣。”狱吏不信。

忽然，袁绍使者到，传袁绍令，欲取田丰之首。田丰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不足惜！”乃自刎于狱中。

这个袁绍，称得上是一个“不能团结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的历史典型。

不管是只操心小家庭柴米油盐的老百姓，还是追逐个人权力功名或拨弄国家世界治乱兴衰的政治家，能不能团结人，都是很要紧的。每一个人都有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能碰到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每一个人也都有错的时候，每一个人也都会碰到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以宽容的境界而论，不能团结人，最低；只能团结不反对自己的人，次低；可以团结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稍高；愿意团结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人，最高。

对于常人，当然不能太苛求。但对于关系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和子孙後代福祉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按最高标准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不能消极地幻想，哪一个领导人能自觉地做到这一点；而是要积极地去促使建造一种制度，迫使每一个领导人都不得不做到这一点。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