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的单细胞”——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

傅红春

有一个名叫白乐日的欧洲人，曾经说中国是一群“分散的单细胞”。白乐日（ Etienne Balazs. 1905-1963），是欧洲某大学的教授，长年研究中国，被大名鼎鼎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赞誉为，“欧洲最伟大的中国学学者之一”。

白乐日在一本书中写到，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他们散布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每一个农民家庭，就“成为单独的、互相孤立”的“细胞”（见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台北：久大文化公司，中译本，1992年。第2页）

白乐日用“一群分散的单细胞”，来形容中国的某种特征，类似于很多中国人自己经常爱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我认为，“单细胞”的说法，比起“散沙”的说法，更具有科学的意义（白乐日自己，对于“细胞”和“散沙”，倒是没有加以区别，他在行文中是将两者混同使用的）。

从生命科学的观点看，多细胞生物比单细胞生物高级。这是因为，单细胞生物，相互之间的联系方式和互动方式，以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改造能力，都不如多细胞生物。而在多细胞生物中，细胞间功能分化越是细微、越是复杂，其生命形态就越是高级（多细胞生物的高级，不简单在于细胞数量越多越高级，也不在于生物体的个体越大越高级，而是在于细胞间功能分化的细微和复杂）。

从经济科学的观点看，小农家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落后于社会分工协作的市场经济。如果说，自然经济是一群分散的单细胞的话，那末，市场经济，就是一个细胞间功能高度分化、又高度聚合的多细胞生命体（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变化，到底是好还是坏，有不同的论断。但是现代的主流观念，是肯定这种变化的）。

中国几千年，一直是小农自然经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大多数家庭，都重复着男耕女织、“自力更生”、但并不“丰衣足食”的模式，相互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此，白乐日的概括，并不是恶意的歪曲，而是客观的准确的描绘。到今天，还不能说，白乐日的概括，已经完全过时。（本人对于白乐日，没有专门的研究。不知道他还有一些什么其它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几千年的小农自然经济，印在观念、文化上的痕迹，不是最近一、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所能够轻易冲刷掉的。

分散的单细胞的生命活动，只是取决于它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而不是取决于它与其它的单细胞的联系。而在一个多细胞的生命体内，各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则是首先取决于它与生命体内其它细胞的联系。

分散的单细胞如果发生拥挤，在环境恶劣时，相互之间就形成你死我活的争战。多细胞生命体内的各个细胞，相互之间则是生死与共的依赖。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并且擅长“窝里斗”，而西方人却是既富有个人主义、又富有团队精神，两种文化的这种差别，其经济上的原因，即在市场的有无及其发达程度的高下。

这也可以解释经常听到的另一句话，“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不如虫。”就单个的细胞来说，高级生命体内的某个细胞，不能离开这个生命体而独立存活，但单细胞生物却能够维系其生命。也就是说，在分散的细胞水平上，单细胞生物比多细胞生物，有更强的生命力。

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中，精细的专业化使人们长于一点不善其余（若论唤牛耕地，中国的老农们肯定要笑爱迪生、爱因斯坦们是“白痴”了），但广泛的交往与交换，却使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能长足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小农家庭所不能比拟的。

说中国人“单细胞”也好、“散沙”也好，并不是说中国人相互之间完全没有来往、完全不能协同。只是这些来往和协同，从历史上看，主要地不是基于经济上“互通有无、等价交换”的内在欲望，而是基于其它（最主要的是政治）的外在强迫。“八年抗日战争”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十年文化革命”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