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是经济的细胞

傅红春

经济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还是一部没有生命的机器？

个人是生命体的细胞，还是机器的零件？

毫无疑问，正确的答案是，经济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个人是这个生命体的细胞。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最基本的常识。确实如此，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可是，正是在这个最简单的常识上，中国却犯了长时间的错误。

在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之前的时期，中国领导人的认识及做法，都是将经济作为一部机器，将个人作为这部机器的零件。机器的运转和零件的安装，都取决于最高领导人意志的操纵。这就是以“计划”消灭“市场”，以“公有”消灭“私有”。

领导人要求人们“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是党的事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开始经济改革以来，这一套原教旨受到一些冲击，但是却仍然很顽固。“市场”对“计划”的挑战，一直到1992年才被邓小平有保留地肯定；“私有”对“公有”的进攻，则至今还没有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得到根本性突破（在经济方面，中国现有的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经落后于中国的现实很远了）。

肯定市场，意味着承认经济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是一部机器；还是将“公有”奉为正统、主导，“私有”视为补充、从属、权宜之计，则表明还没有学到（因为并不能说是一个新的发现）个人是经济的细胞。中国学术界前些年，倒是有学者提出过“企业（指国有企业。当时是叫做国营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但是这种认识，离“个人是经济的细胞”，还是有实质性的差距。在人体（以及任何一种由多细胞构成的其它生物体）的生命活动中，细胞是最小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和最小最基本的功能单元。

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个人是最小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和最小最基本的功能单元。

生物体的生命力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活动的自我控制、自我完成；其二，组织的自我复制、自我增殖；其三，对内外环境的独立的、有选择性的反应；其四，与外界的物质流、能量流的转换串通，并使自身的熵值（熵值是指系统内有害的物质和能量与有益的物质和
能量的对比）不大于零。

细胞的重要性在于，上述生命力的四个方面，都是在细胞水平上决定的。最简单地说就是，没有细胞的生命力，也就没有整个生物体的生命力。

同样地，没有一个个的个人的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的活力。

所谓个人，狭义是指一个一个的人，广义则还指家庭和私人企业。将家庭和私人企业也简称为个人（或私人），在实务中和在学术上都是成立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些家庭就是由一个人组成，有些企业就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组成。更重要的是，即使是那些由多个人组成的家庭、由多个人或多个家庭组成的企业，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也是与狭义的个人完全一样的。个人、家庭、企业，就构成了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的观察和研究对象。

说中国的经济活动不那么健康，在细胞水平对其作病理学诊断，就是很多人的个人利益发生了畸形。

一方面，大多数个人追求利益的本能，受到外在的压抑，使其经济行为缺乏活力。大量的显性失业者，和更大量的隐性失业者，是一种典型。另一种典型是，普通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里，被灌输了“轻商”、“贬私”、“忘利”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中国几千年传统主流文化的延续和极至。

而另一方面，少数人牟取不义之财的内在冲动却毫无约束，使其经济行为肆无忌惮，对他人极具侵犯性和破坏性。

(2019-01-15补记：2013年12月16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此《决定》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官方宣传中，是首次提出，是重大突破。此前的相关用词是“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7年十五大“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2年十六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十七大“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十八大“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从近些年的实际操作看，着力点似乎不在“市场决定性作用”，而是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