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如己”和市场经济

傅红春

就正统而言，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上，中国文化对于私利和市场是否定的，而西方文化对于私利和市场则是肯定的。

在西方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中，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是最大的戒命，是全部律法的总纲（《新约·马太福音》）。爱上帝、信基督，可进天国、可得永生，满足了个人在天国里的利益（请注意，个人利益就是私利）；爱自己（爱人如己的前提是爱自己，其意是说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掉），享受人生，满足了个人在尘世里的利益。两者都是满足私利，差别只是在不同时空里的私利，因此可以并存不悖，不会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理解和施行上比较困难的是“爱人如己”，就它是上帝的戒命（如此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言，它属于“出世”；就它的参照标准（爱自己）言，它属于“入世”。如何在同时既爱自己又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

通过市场！

在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思想上是儒、佛、道三家并立，制度上是儒一家独尊）中，都大体上是否定私利的。

儒家理想的行为规范，是要约束直至消灭每个人的个性与私利。朱子（1130-1200）有一句话最概括地表明了这一点：“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佛家要修行成佛。

道家要得道成仙。

它们对人们的总的要求，都是要放弃、牺牲自己在尘世里的私利。因此，儒、佛、道三家都不需要利用市场来解决“爱人如己”（即在同一时间里既利己又像利己一样利人）的两难悖论。中国文化从来没有真正地完全地驱除私利与市场；但是毫无疑问，私利与市场也从来没有汇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目前私欲横行但却不是私有经济，市场也还非常幼稚和脆弱）。

由此可以概括地说，西方文化的社会伦理标准是“爱人如己”，而中国文化的社会伦理标准则是“克己利人”。说中西文化的差别，这就是最根本的差别。

两种伦理标准，造成在经济上的不同认知水平、不同操作难度以及不同施行后果。

先看不同认知水平。

如果把人们可以享用的财富比作一个蛋糕的话，那末，西方文化认为这个蛋糕的尺寸是可以变得更大的，质地是不均匀的。而中国文化则认为这个蛋糕的尺寸是既很小又很难变大的，质地是均匀的。由此出发，西方文化重消费（因为可以吃到更大的蛋糕）、重生产（因为可以做出更大的蛋糕）、重交换（因为可以得到更合个人口味的蛋糕）。而中国文化则不重消费、不重生产、不重交换，单单就只是重分配（因为蛋糕太小，你少我就多、你死我就活），这就是孔子（公元前551至前479年）所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

再看不同操作难度。

西方的“爱人如己”，比较容易做到。一是不违背人们追求私利的天性；二是参照系很清楚，大多数人都明白如何爱自己；三是市场使之制度化了，等价交换，要爱自己，必须先爱别人，爱自己的动机，可以有爱别人的效果。这既不否认西方有些人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些事情上表现出“克己利人”的举动，也不否认西方有些人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些事情上干着“损人利己”的勾当，两者都有很多的例子。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两者都不是西方主流文化对普通大众的一般要求。

中国的“克己利人”，很难做到。要求人人时时处处事事（起码都取多数）遵循这个标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当今的现实都证明，这种理想只能是空想。

最后看不同施行后果。

中西目前在经济发达程度上的巨大差距，就是对此的最好说明。在西方，不管是自觉主动地，还是自发被动地，如果每一个人都做到了“爱人如己”，则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到了满足，同时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得到了满足（因为社会就是个人的集合）。在中国，如果每一个人都做到了“克己利人”，则每一个人的利益被牺牲，同时整个社会的利益也被牺牲。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