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用和浪费

傅红春

我们华人如果看见小孩吃饭时，有饭粒没有吃干净、或者是有饭粒撒在碗外边，多半会背一句这样的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教育小孩要珍惜粮食、节约粮食。这是一个特例。推延到一般，中华文化对于资源和财富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物尽其用”。

可是，用现代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吃进每一粒饭”和“物尽其用”，未必完全正确（特别声明，我没有说它们完全错误）。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如果一定要“吃进每一粒饭”和“物尽其用”，有时候会有负作用，或者导致其它的成本上升。

吃饭（当然包括了菜，有时还包括了酒）的本质，是为了摄取能量和营养物质。

吃饭还有很多的派生意义，比如“解馋”，肚子是饱的，但嘴巴却停不住，这是物质丰裕的现代社会的一大毛病，想一想多少人希望减肥。比如“寄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比如“抒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比如“显富”，吃一些莫明其妙、稀奇古怪的东西，但价格一定要高得吓人，我听说过有菜中加纯金箔的。比如“公关”，情人间、亲友间、公司间、国家间、同道间、对手间的各式各色的“饭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就吃饭的本质而言，不吃或者吃得太少，是不行的，会饿出毛病。据说有“辟谷”者，可以不吃或少吃，但那是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且，即使是“辟谷”者，也没有否定吃饭的本质，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摄取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物质。但吃饭也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吃太多也不行，会撑出毛病，有种种负作用。比如肠胃消化不良，皮下脂肪太多，心血管系统负荷太重。就吃饭的派生意义而言，道理也是一样，比如朋友吃饭吃到反目为仇的事例就不少，原因多半是至少其中一人酒喝得太多。

在经济学里，吃饭由少到多的过程，就是一个“边际效用递减”（Marginal Utility Diminishing）的过程。 对于一个有饥饿感的人来说，第一口饭的效用最大，一口一口吃下去，每一口饭的效用会越来越小，到吃饱的时候，那一口饭的边际效用就是零。“边际效用递减”的过程并不是到此为止，如果还接着吃，每一口饭的效用还要继续递减，效用成为负数，负数的数值越来越大。

成了家的中国人一起聊天，主妇们爱讲的一个话题就是，甲说，“咳，看我，又胖了一圈。”乙说，“我就是我们家的泔水桶。”丁说，“我不也是。”原来这些主妇们，每餐饭要能做到刚好适量，是很难的，做少了又不好，所以大多数时候是做得多，最后饭菜剩那么一点点，留也不值得留，扔又舍不得扔，就秋风卷残云、扫落叶，自己吃进肚里。这些主妇们如果明白了“负效用”的道理，就应该知道，剩菜剩饭与其吃掉，不如扔掉。

“吃进每一粒饭”和“物尽其用”，是小农经济的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没有必要，道理在于“边际效用递减”。没有可能，道理在于“资源最优配置的无解”。通俗地讲，如果一个社会同时达到了“物够用”（相对于需求，不少）和“物尽其用”（相对于需求，不多），那就是“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计划经济不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市场经济也不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计划经济的一个特徵是供给短缺，卖方主权，“物不够用”，比如中国改革前，各种各样的票证，几乎什么日用品都是限量供应。而市场经济的一个特徵是供给过剩，买方主权，“用不尽物”，比如倒掉卖不出去的牛奶，只有几个乘客甚至没有一个乘客的公共汽车，三口之家有四个卫生间。

从享用的角度看，当然是宁可过剩而弃之不用，不可短缺而求之不来。正是用这个标准衡量，市场经济优越于计划经济。也许有人说，即使有供过于求的产品，但也只是发生在局部的地区，比如世界上（包括美国）还有吃不饱的人，如果将饱人的剩余食物，送给饥人，岂不正好？问题在于，那样做，又需要增加成本，收集要花费成本，分配要花费成本。

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浪费”难免。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浪费”都是对的？不！从产权分析，浪费自己的钱，别人无可指责，但浪费别人的钱，比如浪费纳税人的钱，就是犯罪。从成本分析，支不大于收的浪费，还说得过去，但“釜底抽薪”式的浪费，比如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到后续的发展，就说不过去了。从道德分析，接近于社会大多数人水平的浪费，比如倒掉一点剩菜剩饭，没有人会大惊小怪，但高反差的浪费，比如弄到几家“朱门酒肉臭”、遍地“路有冻死骨”的地步，就会激起公愤。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