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两种“勿施于人”

傅红春

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有两种“勿施于人”。 一是管子（?-前645年）的“非其所欲，勿施于人。”（《管子·小问》） 再一是管子死后近一百年出生的孔子（前551-前479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两种勿施于人的根本不同，在于其依据的标准是他人还是自己，套用管子的话，就是“非其所欲”和“非己所欲”的不同；套用孔子的话，就是“人所不欲”和“己所不欲”的不同。这种不同，在现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是有相应的不同涵义的。

两种勿施于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可以说有天渊之别。几千年来，中国人似乎只记住了孔子的勿施于人，而好像根本就不知道管子的勿施于人。笔者在中文雅虎上做了一个试验，搜索“非其所欲，勿施于人”，只找到两条，都是直接介绍管子的原文；搜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到6900条（肯定会有一些重复，但数量之多还是令人惊讶），从这句话出发，几乎什么样的话题都有，笔者只粗略地看了列在前面的几十条，所涉及的话题有：九一一事件、国际关系、民主政治、股票市场、广告技巧、道德修养、良心发现、交友原则、教育观念。

查一个专业词典，管子的说法在条目和解释中都没有出现；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设立了专门的条目，而且在其它八个条目（忠恕、恕、己、所、违、于、人、勿）的解释中，都引用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勿施于人的参照系上的轻管重孔，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倾向：对自己的压抑和对他人的漠视。

孔子的勿施于人，应该说是由管子的勿施于人演变而来的。而且，和孔子的勿施于人意思完全一样的话，管子也说过，“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管子·版法解》）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的思想、儒家的学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中出现两次（《礼记·中庸》还出现一次，“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除前引《颜渊》外，《灵公》中更特别强调了它的重要性，是一个人终身追求和身体力行的行为标准，“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唐代的著名隐士王希夷（“著名隐士”是一个很奇怪的词组，但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著名隐士”），在某刺史（相当于中国现在的地委书记？）问到统治术时，回答是“孔子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见《旧唐书·列传·王希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见《新唐书·列传·王希夷》）

现在有人说“一句《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很早就有人说了），出处大概是在王希夷这里。

两种勿施于人的表述，都是否定句式。它们是不是都可以去掉“不”和“勿”，直接变成肯定句式，“人所欲，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从逻辑上讲，不能这样推断。否定句式和肯定句式所表达的内涵，还是有区别的。但人们一般用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说“己所欲，施于人”，用这个标准看统治者，他喜欢睡硬板床，席梦思就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全国人民就要过小农自然经济的日子。就没有什么错了！

不论管子和孔子的初衷如何，用现代的观点看，两种勿施于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己所不欲，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更完美了。以笔者个人的偏爱，我更喜欢管子的“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在思想和制度方面，更缺乏的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强加于人的东西太多太重！）

2019-01-10补记：管子其人早于孔子其人，好像没有什么异议。但《管子》其书（特别是其中有些部分）是否一定早于《论语》，史学界是有一些说法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