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苹果效应”与义利悖论

傅红春

最近听朋友讲到心理学中的“大苹果效应”，大意是，有毫不相干的ＡＢ两个人在反省其人生经验教训时，都谈到很小的时候一次吃苹果的经历，对其后来的人生价值观的取向，影响很大。

Ａ的故事是以母亲拿出一大一小两个苹果开始，问他和他的哥哥，谁想要大苹果，两个人都说想要大苹果。母亲说，你们帮我做一件事，谁做得好，谁就可以得到大苹果。结果，他因为做得比他哥哥好而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大苹果。由此他得到他最重要的人生信条：多付出，多回报。

Ｂ的故事也是，有一次他母亲拿出一大一小两个苹果，但故事随后展开的情节就与Ａ不同了：他弟弟一把就抓住了大苹果，遭到母亲严厉地批评，说不应该抢大苹果，应该学会谦让。母亲问他，是要大苹果还是要小苹果，他当然想得到大苹果，但他觉得母亲这样问他，是希望他能够表现出谦让，为了让母亲高兴，他违心地说，要小苹果。不出他所料，听到他说要小苹果，母亲果然十分高兴，连连夸他；同时，母亲为了表扬他，反而给了他那个大苹果。由此他得到他最重要的人生信条：说假话，得实利。

Ｂ的这个故事有一点像中国的“孔融让梨”，但比“孔融让梨”深刻。

笔者之所以转述这两个“大苹果效应”，是觉得它们非常形像地表现了东西方文化处理义与利关系的不同认识和不同方式。在Ａ和Ｂ的故事中，利都是那个大苹果。两个故事的差别就在于义是什么，对Ａ来说，义就是公平竞争，义不否定利，只是要求通过公平竞争来得到利；而对于Ｂ来说，义则是主动谦让，一方面义是否定利的（不要大苹果），另一方面义又是通过利来诱导、来奖赏的（得到大苹果），这就是“义利悖论”。

关于西方文化不多说了，这篇短文主要想说明，Ｂ的故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悖论”的典型描述。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有义利相容的论述，比如“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周易·乾》）；“义以生利”，“义以建利”（《春秋左传·成公》）。

在这些论述中，虽然义利相容，但两者却也有轻重本末之分，“义，利之本也”（《春秋左传·僖公》，《春秋左传·昭公》）。

在这些文献中，更多的、占统治地位的，则是义利冲突的论述，而且是和其它一些成对的、互相间冲突的重要范畴（比如君子与小人、治与乱等）分别对应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庄子·盗跖》）；“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宋·邵雍《义利吟》）。

悖论也称为怪圈。简单地梳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义与利的怪圈是这样形成的：

第一个环节，义利冲突。这一个环节可以由上面的引文很清楚地看出。

第二个环节，舍利取义。义应该弘扬，利应该抛弃。弘扬义本身就是抛弃利，抛弃利本身就是弘扬义。“见利而让，义也”（《礼记·乐记》）；“利不可强，思义为愈。……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春秋左传·昭公》）。

第三个环节，义在经书。按照持“性本善”观点的孟子的说法，义在人的内心，“羞恶之心，义也；……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按照儒家的更一般的说法，是在圣贤的经书之中，“诗书，义之府也”（《春秋左传·僖公》）。

第四个环节，刻苦读书。“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只是好学下问”（《朱子语类辑略·卷七》）；“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三国志·魏书》）。寒窗十年，读书万卷。苏秦刺股，孙敬悬梁，车胤囊萤，孙康映雪，江泌借月，匡衡凿壁，李密挂角，王象牧羊，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读书刻苦用功的例子。

第五个环节，读书做官。读书的本意是求义，是舍利。孔子所说“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本意是现代的新儒家所概括的“内圣外王”。但被历代的帝王庸俗化了，变成了以高官厚禄的“利”来诱导、鼓励、奖赏人们读书。宋真宗的《励学篇》是最权威的注释：“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从第一个环节到第五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怪圈（像不像Ｂ的大苹果？）。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国几千年就只是在这个怪圈里打转转。因为在主流的观念和制度上所追求的目标（去利存义）是根本就达不到的，所以就谈不上有什么进步。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