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弗曲线和中庸之道

傅红春

26年前（1974年）的某一天，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为了向一起吃饭的一帮专栏作家和政治家解释自己的观点，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这样一条曲线，以横坐标表示税率，以纵坐标表示税额，在税率为0%和100%时，政府得到的税额
都为0，在这两个端点之间，税额表现为一条先爬高后下滑的抛物线。

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并在随后的年代对美国经济政策发生巨大影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

拉弗曲线的道理，应该说是很浅显的。如果税率为0%，政府所得到的税额当然为0；如果税率为100%，私人（包括家庭和企业）收入的百分之百都将被政府征收，私人就不会有丝毫积极性去从事任何能够带来收入的生产、经营和其它活动，这样税源没有了，政府所得到的税额当然也为0。

在0%和100%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税率。在这个最优税率，政府的税收收入达到最大。小于这个最优税率，税率和税额成正比，随着税率上升，总税收会增加；大于这个税率，税率和税额成反比，随着税率上升，总税收反而下降。在这个意义上，最优税率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中庸之道”（类似的还有“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或者俄国人列宁所说的“超过真理半步就成了谬误”）。

能不能因为中国古人说了“中庸之道”，就判定“拉弗曲线”毫无新意、毫无理论的和实务的价值？我想很多人会同意说“不能”。

在理论上，拉弗曲线的内涵基本上就是上面所讲的。它的贡献在于提醒（因为它并不能说是一个新的发明或发现）人们注意（很多人忽略了），“大于最优税率，税率和税额会成反比”。在实务的操作中，问题就复杂多了。任何人对于“大于最优税率，税率和税额会成
反比”的道理，是不会否定的，即使一个人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一旦别人提出，他就能很容易地理解并接受。最大的问题在于，哪一个税率是最优税率？现行的税率是小于最优税率，还是大于最优税率？

在不同国家（或任何一个税区），实际的拉弗曲线肯定是不同的。首先纵坐标上税额的数值会不同，其次更重要的是横坐标上最优税率的数值也会不同，形像地说，就是抛物线的形状会不同。如果是一条很规范的抛物线，最优税率就是50%。

如果这样，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级政府的财政部长就好当了。实际的最优税率，可能大于50%，也可能小于50%。在这个时候，光说“中庸之道”就没有用了（只是抽象的原则，没有具体的操作标准。“半部论语”如何“治天下”？“一句论语”如何“治天下”？）。

拉弗画出那条曲线，更主要地，是要向那帮专栏作家和政治家说明，美国当时的税率是处在大于最优税率的一侧，如果降低税率，政府总税收反而会上升。那个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同意拉弗的政策主张的（谁也不会说拉弗曲线的原理不对），因为他们和拉弗的判断相反，税率不是处在大于而是处在小于最优税率的一侧，因此如果降低税率，政府总税收会下降。

拉弗“高山流水”的知音，是被很多人认为没什么文化的“牛仔戏子”里根（这和伯牙的知音钟子期是一樵夫倒很有点“似曾相识燕归来”）。里根当总统之前，对拉弗曲线就表示了欣赏。他对友人多次说到他二战时拍电影的经历，因为拍多片子后所得税太高，他和其他影星们都少拍片，然后退出工作跑到乡村去。

里根的经历和拉弗的主张不谋而合。当里根1980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纲领，就是大幅减税。里根说，税率太高，打击了美国人努力工作的热情。

里根当选后（四年后又竞选连任成功），兑现了他的竞选诺言（拉弗比伯牙幸运，不必“摔琴”了）。也正因为如此，里根和拉弗被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家”（supply-side economists.之前的主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是凯恩斯主义，更注重填补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失衡）。

如果单是站在联邦政府税收的立场，如果单是看里根的八年任期，很多经济学家到今天都仍然还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是不成功的，他们的证据就是，里根任期内，减税造成的结果不是税收增加而是减少。但如果超出联邦税收的范围，超出里根任期的范围，看美国经济现在“史无前例”的繁荣和持续增长，不能说“供给学派”没有一点正面的作用（里根任期内美国人收入的增长是很明显的）。

回到“中庸之道”之说，确实是“知易行难”。难就难在，行动中难以判定“中”在何处。不单“拉弗曲线”如此，很多事情（不单是经济事务）也是如此。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