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份女孩子送的礼物（1974）
傅红春
有一阵子，很时兴在当喝水杯用的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玻璃杯的外面，套一个塑料丝编织的杯套。主要功能是隔热；派生功能是塑料丝五彩六色的鲜艳和编织图案的心灵手巧，不仅给人视觉的愉悦，进而还可能有编织人和使用者之间的情感涟漪。
我收到的第一份女孩子送的礼物，就是珊妤自己编织的这样一个杯套。
现在的男生女生，幼儿园开始就互赠礼物了。我们那时候可不行，一是市场匮乏加囊中羞涩，既无物可买也无钱能买；二是戒律森严，少男少女授受不亲，如送礼物就基本上被认定是“谈朋友”（恋爱），如谈朋友就一定要谈婚论嫁（”77级”大学生中好多”陈世美”被处分，就因为是抛弃了上大学前的女朋友）。
珊妤是在哪一年送给我这个杯套？最可能是高一，高中前同校不同班，不熟（说起和珊妤的渊源，最早可以从同幼儿园算起）。高一我们成为同班同学，她是班里的主要干部，我是非主要干部（小学的高年级及整个初中，除了某些大活动被短暂起用，我这个”老干部”因为父母被批判一直被削为”白丁”。到高一，大气氛有所松动，我比父母早”复出”了）。论家庭，我的父母还没有从受批判中完全解脱，她是根红苗正；论学习成绩，我比她好，但那个时候并不怎么看重学习；论待人接物，那她则比我要高出好几个层次，我是完全不善于，她是出类拔萃被公认的自然而亲切（不傲不媚不作）、周到而贴切（老师同学全方位无死角）。
这支私下相赠的杯套代表什么？除了同学之情，有情窦初开少男少女间的暗生情愫吗？珊妤当时没说，后来也从来没说；我当时没问，后来也从来没问。
在文革的那些年，作为小学生、初中生（到高中一是外在有所缓解二是内心抗打击的承受力也有所提升），我最感无助、最感屈辱、最感恐惧的一件事，就是几乎隔三差五地填写表格，其中最令我头晕目眩心惊肉跳的一栏就是”家庭出身”。某些时代的”打入另册”、某些国家的”种姓贱民”、”种族歧视”，我觉得，我在当年眼流泪心滴血填”家庭出身”时，都痛彻肌肤刻骨铭心地体验过了。小学六年级时（那时的小学本来就是六年制，当时又不知道是什么层级的什么人出于什么因素的考虑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抽疯似地把夏季入学毕业改为冬季入学毕业，我们的小学上了六年半。初中时又抽疯似地改回来，所以初中上了两年半），我和另一个同学，被开了一次排级（当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学校建制”军事化”，学校为营、年级为连、班次为排）批斗会。按文革前的标准，我和这位同学都是好学生，也不知道班主任是因为什么组织了这个批斗会。肯定不会是同学组织的，同学再左再激进也不会有这个思想能力和组织能力。大环境我能够理解，但班上为什么要组织这个批斗会，是学校有布置？别的班也组织了吗？还是只是我们这个班主任的独出心裁、以转移别人对他自己出身有问题的视线和注意力？那天没有任何征兆的，我和这位同学被喝令到前面面同学而立，后来被很文明地给了一条凳子面同学而坐，几个同学甚至包括原来最要好的同学，轮番上讲台，拿出事先写成的稿子（可见策划之秘密之周密），不脱幼稚但也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火力全开，上挂”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下联我们这两个”阶级敌人的狗崽子”（以鸡蛋里挑骨头的火眼金睛，我俩也没有任何”现行”问题，就因为我父母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和太太，他父母是资本家）。说实话，除这个批斗会，之前及之后（他也升到初中，又是我的班主任），这位老师对我一直很好的、很欣赏很关照（当然不敢逆大环境之不韪”重用”我）。
所以，即使只是最最普通的同学之情，对于一个已多年饱受歧视、外表平静而内心异常脆弱敏感的17岁少年，足以是极其难得的积极体验，愈随着时间逝去，愈觉得这份情义的弥足珍贵、终生难忘。
看着它的光泽、摩挲着它的柔软，感受着它给我由手指至心房的温暖，我当时没有绞尽脑汁去深究、没有异想天开去过度解读，它是不是有超出”同学之情”的爱恋之情。
除了同班同学，我和珊妤倒还真有一段很特别的”地下私情”。可能是在高一上学期末、或下学期初，邻班的一位好朋友（幼儿园起的好朋友），对我和与我同班的另一位好朋友，发起说（看样子他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现在这样男女授受不亲，不利于我们成长，我们应该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女同学，坚决不谈恋爱地，课余校外找机会多聚聚、交流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三位好朋友一拍即合，当即商定找两位女同学。
为什么两位？因为首先不能是三位，我们三男，如果三女，第一，虽是秘密结社，但万一”暴露”会授别人攻击是”谈朋友”之柄；第二，虽我们初心是坚决不谈恋爱，但万一”日久生情”，人数的不对等多少可以对”私情”产生一点牵制和破坏。一位肯定也不行，女同学没有一个伴，孤胆英雄深入虎穴，会觉得不自在不安全。四位或更多？虽我们动机很纯洁很端正，但人多嘴杂，泄密的概率会上升，而一旦泄密，肯定会引起大家的误解。
那么哪两位女同学呢，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异口同声，一位是邻班的班长，一位就是珊妤。三个男生一起找到两个女生，一呼即应。五人帮就这么成立了。有没有一个名称？有没有一个章程？好像当时是故意省略了，以免万一暴露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活动过很多次，因为珊妤家是独门院落，多半是在她家。珊妤的家家（方言指外婆）很慈祥，每次都给我们送来茶水和小点心，然后就留我们在珊妤的房间里轻言细语（怕墙外有耳。墙外就是一条行人较多的路，我们最担心有同学路过，听出我们声音。内容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只要听出我们几个男生的声音，就足以坏了我们的大事）地高谈阔论。回想起来，除了我们是少男少女秘密聚会这个形式有点出格之外，我们没有在任何领域（政治、文化、生活……）谈论过任何出格（包括上下左右各个方向的格）的内容，也就是那个时代某个小城的普通中学生的日常可以在任何公开场合表达的话题和语句。当然至少我们都觉得有共同语言、合得来，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可能就是单单这个形式，我们都觉得很受益，甚至会觉得我们比别人更纯洁、更高尚、更先进、更革命。
另一个女生去珊妤家，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我们三个男生就是先在我家碰头，因为我家离珊妤家就约200米，然后趁夜色分散潜入珊妤家（当时5个人也有约法一章，要杜绝我们中任何一男一女单独相处）。我们都看过一些关于”地下党”的小说或电影，都很有经验似的。在学校时，仍保持原样，不表露出亲近，也不刻意疏离。
其实秘密也没有保持多久，同学们还是发现了，毕竟我们不是真正的地下党。同学也好、老师也好，都没有怎么为难我们，没有影响我们的”进步”。高一快结束时，学校事实上的最高负责人、工宣队刘师傅专门找我们（我和珊妤、及我们五人中的另外一个）谈话，说学校已经决定，高二开学，我们三人分别担任学校三个组织的负责人（同学们戏称的、学生中最大的”官”）。
五人秘社没有继续，一是因为已经暴露了，还”偷偷摸摸”也就没意思了；更重要的，是因为珊妤家里发生重大变故，高二开学之前，担任一个国营工厂厂长的她父亲因病去世，她退学进了她父亲工厂（当时的政策”顶职”，就不用高中毕业下乡了）。
那支杯套，珊妤是在什么时候送给我的？肯定不是秘社之后。秘社之前或秘社之中？没有有把握的记忆。但我倾向于认为，是在秘社之前，因为秘社之中是有一个”约法一章”的。
珊妤退学之后，我们接触就少了（更准确说是没有了）。因为两家距离很近，我有时候会走路经过她家（我后来进工厂后，更是每次上下班都会经过），每次经过，心里也有一阵阵别样的悸动；我在家时，也时不时看见她经过我们家，但几乎每次看到时，已是背影，两条长及腰下的大辫子，渐渐远去。
一直到三年之后，我们才又一次面对面相处、说话。那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77级），考完全部科目后的当天晚上，我剧烈腹痛，到医院医生一摸一问即诊断为急性阑尾炎（没有现在的繁琐繁多繁杂费时费神费钱的重重机器检测），马上推手术室开刀（麻醉医生竟然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夫子，是高中毕业后顶父亲职进医院，经培训后做了麻醉医生。当晚给我施行当时最先进最流行的中西医结合麻醉术，少量的麻药加中医针灸，只麻醉刀口局部。夫子说这样对大脑可能的损害风险最低。整个手术过程中，我真都是清醒的。他也参加了这次高考，说如果上大学了，记忆力可得保护好。当年通知下来，我进武大，他进武医）。术后住院一个星期（现在据说切除阑尾是门诊手术。但那时候刀口较大，再加上就是高考后趁机不上班多休息几天），朋友们来慰问，都说要是早几个小时发作，你就做不完考题了（进武大后，朋友们更啧啧称奇，说你早几个小时发作，就进不了武大了）。我想，准备高考的劳累，病灶可能已经有了，但高考的紧张，压抑了疼痛信号的传递，等高考结束精神一放松，就爆发出来了。珊妤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消息，单枪匹马来病房看我（印象中没有别的女同学来看我。要有，也不会是一个人来，怕别人说”谈朋友”的闲话），而且还提来两大瓶我正需要也正愁怎么得到的稀缺物资——酒精（那时候家家有煤油炉。但煤油炉在病房烧起来烟太大味太大。用酒精炉就没有这两大弊端了）。我好感动！
珊妤来访，果然就有”闲话”，等她离开，医生、护士、病友，纷纷向我父母道贺，说你这个儿媳，好漂亮、好懂事。父母倒是很高兴。我急忙解释，不是不是。担心传出去，珊妤会觉得不高兴。
我内心动过和珊妤”同学之情”基础上”更上层楼”吗？动过，很认真地动过！但内心念头动过之后，下决心付诸实际动作（包括和任何人谈起）之前，两件事，彻底浇灭我的激情之火。第一件，五人帮中幼儿园起的老朋友，透露给我他内心的一个秘密，他喜欢珊妤！我当时听了，真是一怔，内心五味杂陈。为朋友高兴，好眼光，珊妤真是一位好姑娘，也为珊妤高兴，这位老朋友也真是一位好小伙。但我呢，我就失去这个机会了。按当时（至少是我认为的）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如果知道一个女孩子有人在追（即使这个女孩子并没有答应、或并没有表态、甚至已经表态了明确拒绝；即使这个男孩子是我不认识的、或与我关系不好、甚至是大家公认的坏孩子），别人就不能再去追这个女孩子。何况现在还是我的老朋友（如果是我先给他透露我的秘密，我相信他也会做同样决定。下次和他见面，问问他）。其实他（她）们也没有成。老朋友给我透露秘密之后，有没有行动？如果有行动，珊妤是什么反应？我都一无所知、不得而知。等过了一段时间，老朋友又透露给我一个秘密，喜欢另一个女孩子。但这个时候，第二件事，已经发生：珊妤和她的一个同事正在谈朋友，已经公开化（也就意味着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回想起来，老朋友给我透露秘密后我的反应及决定（自我牺牲），是高尚、是无私？还是幼稚、愚昧？说明我爱珊妤，还是说明我不爱珊妤？更重要的，我把珊妤当成了什么，一件朋友间可以私相授受的物品吗？我顾忌过珊妤的感受吗？我尊重了珊妤的知情权、选择权吗？
当然了，如果我表白，珊妤也不一定就会接受；如果接受，也不一定就会结婚；如果结婚，也不一定就会一直幸福。这倒不是我的“阿Q精神”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也不是说，进武大后我就会成为她的“陈世美”。而是说，就我现在有了的人生阅历，自我检讨，回看进大学前的我，我的心智、我的技巧，还不知道如何和女孩子打交道、如何”讨好”女孩子、如何呵护女孩子，还并没有成熟、还并没有准备好，去谈一场真正的恋爱，去真正爱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文革对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性生理、性心理的正常成长的漠视、压抑、扭曲和摧残，先不说；我自己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中《林海雪原》（长篇小说）少剑波的“毒”太深。我唯一知道、唯一推崇、唯一践行的“恋爱模式”（如何追女孩子），就是“少剑波模式”：对深爱着自己、自己也深爱着的女孩子，情感上冰冷而残酷的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工作上严厉而超常规的求全责备。我一直在遗憾，我为什么就没有遇见这样一位”白鸽“呢？《林海雪原》现在我书房的书架上，有。当然不是当年读的那一本。是前几年特地新买的。准备着什么时候再读读，看看当年我对于”少剑波模式“的理解，是不是准确（我说是中了少剑波的毒，说不定是冤枉了他）。
所以我说，如果那时我和珊妤（或任何其她女孩子）真谈起了恋爱，估计她会被”少剑波“气得受不了。我的幡然醒悟、彻底改革（抛弃）”少剑波模式“，是进武大之后，同班的一位老大哥（进武大时他小孩也上小学了）、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吴铁军，点醒了我，他对我说，生活中，特别是你现在的生活中，不是你碰不到白鸽，而是根本就没有白鸽；你也不是少剑波，你也不能是少剑波，你也不应该是少剑波。
多次搬家、特别是从地球的一边搬到另一边，那支杯套，我一直保留着。一开始就和太太说起（坦白交代）过它的故事，太太很大度很宽容。现在它就在我们地下室的储物架上，静静地躺着。岁月流逝，它的色泽不再鲜艳、质地不再柔软，但它的温暖，那股由指尖到心房的温暖，还在······
写于2018.12.23 -12.28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四九期（cm1901b)
【华夏文摘】发表于 2019 年 01 月 07 日 由 si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