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机场想到秩序与效率

傅红春

我是2003年9月来上海工作的，出机场站在等出租车的队列中，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是，重秩序、轻效率。近两年了，这个第一印象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每一次出机场(不管是虹桥机场还是浦东机场)，站在等出租车的队列中，我就想到“重秩序轻效率”这六个字。

上海的重秩序轻效率，不单单是表现在出机场等出租车的这一件事上，还表现在其它许多方面。但出机场的等出租车，无疑是反映上海这样一种城市特质的一个典型、一个缩影。还有，它最容易给人第一印象。

有些事，上海是既有秩序又有效率的。笔者定居美国多年，2002年回中国任教。到上海之前，在另一个城市有一年时间，直到离开的时候，我一直在办的身份证和驾照都没有办好。而到上海，办身份证只花了几天时间，办驾照更是只花了几个小时时间(完全是公事公办，用不着找关系开后门)。但我要说，即使有许多这样好的例子，还是冲淡不了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

有人做过实验，给一群小孩子每人一颗糖果，把他们分成两个小组，给每个小组一个大口小颈大肚的瓶子，让小孩子将各自手中的糖果放进去，看哪一个小组放得快一些。实验中，一个小组的小孩蜂拥而上，把各自手中的糖果都一起倒入瓶口，结果是糖果都被卡在瓶颈，进不去瓶肚。另一个小组的小孩，很有秩序地一个一个来，结果糖果很快就进到瓶肚。这个实验印证了中国一句老话“欲速则不达”，经常被用来说明“秩序促进效率”。

问题在于，秩序和效率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秩序促进效率”的关系，有时候，也会出现“秩序拖累效率”的结果。在上面的实验中，如果改变实验条件，瓶颈不是小到每次只能通过一颗糖果，而是足够大，那么，不讲秩序的那组小孩就会赢得比赛。再比如，瓶颈如果是每次可以通过三颗糖果，蜂拥而上的小组还是有可能被卡在瓶颈，但一个一个来的小组若还是坚持一个一个来的秩序，那么他们就牺牲了效率(本来可以两个两个来或三个三个来，效率就是一个一个来的两倍到三倍)。

秩序与效率，谁轻谁重？要分时间空间。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秩序为重；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则效率为重。笔者所在学校，被一条大马路穿过，两个校门和这条大马路，形成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绿灯，也有协管大妈。但红灯加上协管大妈的口哨和小红旗，对许多司机形同虚设。每天几次过两边校门，心里就感叹，秩序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警察，彻底整治几次？

出机场坐出租车要排队，而且经常是需要排队一个小时，笔者在到过的其它机场还没有类似的经历(毕竟有许多机场没有去过)。有次从宁波回来，空中飞行不到半个小时，出机场等出租车却花费50分钟。没有出租车吗？不是。候客的出租车也排着长长的队伍。最早有人给我解释，虹桥机场出租车的瓶颈是高架路入口，因为要缴费，通行速度很慢。后来高架路入口不收费了，但等出租车的时间还是依然。

出机场等出租车要排队很长时间(很有秩序但很无效率)，是一个大事吗？说不上是一个很大的事。在笔者看来，排队难题是很容易解决的，那就是多点上车、多车道通车(牺牲一点点秩序换来高效率，毕竟在这件事上，秩序只是手段，效率才是目的)。虹桥机场的通道可能有硬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解释，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刚刚才出现的。浦东机场的道路等硬件设施应该是没有一点问题的，但也学了虹桥机场，非要出站旅客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出租车。

来上海的很多外地人，来上海的几乎每一个外国人，都会从他们出机场的那个时刻，得到他们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得到和我一样的第一印象。但我知道，我绝不会是得到这种第一印象的唯一一个。半个小时飞行等出租车要50分钟，大家会觉得好笑；美国飞来10多个小时等出租车几十分钟，大家会又累又气。一次两次，不计较了；十次八次，上海形象何存。到世博会时，由机场来的国内外客流量会更大，那个时候，让大家排两个小时等出租车？真不敢想象。

如果真是一件大得了不得的事，真是一件解决起来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事，大家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正因为其小，使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怕的事！这样一件小事，却在这么长时间里到不到解决(在我到上海之前就存在。许多人对我说，每年的市人大政协会议，都有代表和委员对此事的意见和提案)，可怕在于，反映了上海这座中国最具现代化气质的大都市，调控系统的某根神经，麻痹了、瘫痪了。

（2019-01-04补记：感觉有所改进。另应修改，我第一次到上海，并不是2003年。就我记忆应是1984年的夏天，我的硕士导师吴佩钧教授，让我带论文初稿，到上海求教雍文远教授，到北京求教董辅礽教授。两位先生都是誉满天下的经济学大师。待另专文“第一次到上海”和“第一次到北京”记之）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