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从香港出发，一路上抢黄灯闯红灯，磕磕碰碰到了晚年，一直想着用所剩无几汽油把车开回旧地，探望亲友同学。
刚到广州，同学大维便从香港赶来相聚，据他说那里动乱，三思而后行。正在纠结之中，得知失联多年的英语阮老师就在香港，去。
阮老师1924年出生在福建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岁曾任美朝谈判的中方翻译，七十年后获国家功勋奖，同学在网上看到这则喜讯，几经周折终与其子小烈约定，我和大维去香港见她。
在香港本岛东区的杏花邨站下车，出地铁站，眼前是一片开阔的海域。还不到约会的时间，在白沙湾沿岸走走。风平浪静，海水蓝绿，点点白帆。一年台风，海浪冲上填海区，下杏花的楼房底下两层被淹没，于是海岸布满了一米见方的巨石。阮老师住在山坡上的上杏花村，环境清幽。可远眺观塘，将军澳及日出康城。老人家每凭窗隔海相望九龙的高楼大厦。
学长们说，阮老师年轻时就跟美国鬼子面对面地打过交道，英语是一等一的好，可就是太严厉。阮老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第一课英语课，铃声没落，一个身穿蓝白格衬衫的，和母亲年龄相仿的女性走上讲台。她个子不高，精干匀称；浓密花白的头发，略显劳碌而精力旺盛；神色安详淡定，温婉知性却不苟言笑。第一节课只讲了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教学大纲，很快就发现课程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每日一词”，每周三四次测验。其他学科的老师开始抱怨，英语课占了太多时间。
听课的人渐渐多起来，本校的、外校的、外地的、中央的，级别越来越高。一天风传有大人物要来，直到上课前才知道是教育部长杨秀峰亲临。看不见的威慑让教室一片肃穆，阮老师走上讲台，像往常一样问好，大家齐声回应。接着复习，新课文，布置作业，一整套煎饼果子，葱花甜面酱一应俱全。下课，听课的先走，阮老师出去寒暄。就在大家刚站起的时候，她突然回来，郑重其事地走上讲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嫉妒渐渐变成仇恨，借着反白专的风潮将阮老师逐出校门。六班的成群结队去看她，她问戴圣时怎么没来？原因很简单，她前两天说我没交作业，我正在耍小性呢。
大维和小烈陆续来到。小烈说，他母亲阮老师年事已高，原本的急性子，又到了95岁的高龄，她不会坐太久。记忆力衰退，记不得你了，别介意。我怎么会在意呢？我只是阮老师上千个学生中的一个，记不住很正常。我一生的老师几十个，让我感念的不过三五，其中大都亦师亦友；没有私教让我终生感激的仅阮老师一人。
我们仨在餐厅等了好一阵子，阮老师在儿媳的陪同下，由一个五十多岁的菲佣推着轮椅而来。原来她们一直在外面等我们，听到小烈的电话后才进来，也就是说，我们一上来就丢失了相聚的大把时光。
阮老师曾与大维的在河北大学任教的父亲共事能，记得大维的名字但认不出来了。还能记起谁呢？我指着手机里的相片一个个念着同学的名字，她只是点头，我又念了一遍，好像没什么感觉。她长久地看着我，目光又投向大维，说，你们都老了，很老了。
阮老师问：“不是讲好了三个人吗？怎么就来了两个？对面那个是谁？”她指着陪伴她多年的菲佣问，小烈有些无奈地说：“她不是菲佣吗？怎么就认不出来了呢？你看我是谁？” “你是我儿子嘛，我当然认得。可说好了呀，三个人啊。”固执的阮老师直接问菲佣：“你是谁？” 我想她一定再等待她的心爱的女弟子。
饭间菲佣起身，走到轮椅后面，为阮老师盖上羽绒服，像一个花匠悉心照料她培养多年的病梅一样。菲佣很知道深浅，难得看到她动筷子。她说一点国语一点广东话，我们交谈用英语。知道她两年回一趟家，整日价陪伴一个老人很不容易。大维说你可以跟阮老师学英语，她立马还嘴，我会说英语。之前对她的言语表达曾有过不很正面的对话，因此她的反应有些快。我不知怎么圆场，大维的话来得更快，你永远可以改进。
对菲佣，我又尊重又感激，很想让她在餐桌上愉快。倒不仅仅是因为她跟我都是弱势群体，而是因为她太沉默，成了整桌的凹点，只有她开心餐桌上才会融洽，她才会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今后会对阮老师更好更有耐心。
拿出事先写好的支票不禁胆怯，阮老师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从不隐瞒自己的好恶，直抒胸臆，多让人下不来的话也说得出来，跟她不得不陪着三分小心。万一拒收那会有多尴尬？丘成桐给中医名师红包被拒，这个数学泰斗竟说：“拿着吧，买糖吃。” 可想象丘大师当时的狼狈。再说，同学们原说好这是大家的意思，意见不合，专门开了一次班会。热心的同学胡儒扛来半面袋螃蟹，哪知大快朵颐之后，有人说，师道尊严，给老师钱就是欺师灭祖亵渎神明，有人说要包一架飞机去香港看望老师。最后的决议是， 那只是个人行为，丢人现眼是他自己的事儿。
那我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小烈说，阮老师对人一片真诚，人敬她一尺她敬人一丈，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往往得不到她希望的回报，甚至被人利用，欺骗，这让她很失望。为了让她看到光明面，我也该有所表示。（说打扫这儿打岔，2003年有个读者来信，她叫张琳楠，在乌鲁木齐。几番通信后，她说被人骗走1000人民币，这世间怎么这样龌蹉？我给她寄了一张200美金的支票，如果我能让谁重拾做人的信心不惜掷出，尽管从未见过，而且也不会再往来。）阮老师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作为一个她记都记不起来的学生，我只是无心插的柳条。硬把自己说成无心柳也挺缺德，阮老师对我这个调皮捣蛋又爱耍个小性儿的十五六的男孩子可没少费心。
阮老师拿着信封问：“这是什么？”
“支票”
“多少钱？”
“1000块”
“我能要吗？”
“您收下吧，吃点好的，给菲佣发个红包。”
阮老师笑了，笑得很开心。我松了口气，原准备被拒后的话都咽到肚子里。力排众议，总算做成了心仪的对得起良心的一件事儿。
阮老师日前去世，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