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妈
1984年秋，父亲因阿司匹林过敏，几个小时后去世。老婆立马去北京，照顾祖母和儿子。
天大的悲情想跟小姑妈诉说。她年近六十来美国打拼，在纽约上州一个台湾小老板家帮佣。那时我到美国才三个月，在纽约皇后区与两兄弟合租一个人单元。这俩当是富家子弟，从上海来此经年，只落得一身艾滋病，连电话也没有。附近的公共电话不好用，打个电话要坐七号车去曼哈顿 (Grand Central Terminal) 大中央总站。两毛五电话费加上来回车费是个不小的数字，可小姑妈给我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第二天突然灵机一动，何不把电话号码的数字的先后顺序对调一下呢？末尾的两个数字调换之后居然打通了。谢天谢地这回终于打通， 可找到您了，她说，你怎么这么笨？一个小小失误，让你忙乎两天？我没接这个话茬，说起父亲意外去世，她平静地说，再过两天是周末，她来纽约再说，那样平静，多半早已知道。
周末来到我的住处，她说要回北京奔丧。我哭着求她，我爹才死，您再走，我就没依没靠了。我跟您在这儿相依为命，我养您老。她马上翻脸说，你现在哭，你让你老婆占我的房子，我才要哭呢。我当时就懵了，咋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她会说出这样的话。
小姑妈早年北大毕业，我至今仍保留马寅初签署的她的毕业证书。1956年《世界知识》有一张她随团访问意大利的合影， 祖母让我去报亭一口气买下20本那个期刊。文笔很好，编译的文章刊登在《新观察》《世界知识》《中国妇女》杂志上。 1978年她曾让我帮忙翻译一篇几百年前，毛利人驾独木舟去澳大利亚探险的文章。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翻译完了。她看了看说，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英文。她在妇联工作，1956年随团去欧洲访问，相片刊登在《世界知识》上， 祖母知道后，让我去门口的报亭，一次买断那里的《世界知识》。
做过周恩来的翻译，曾在全国妇联、后来在故宫博物院供职，一辆自行车每天经西华门骑入大内，去武英殿翻译文物介绍，自谓武英殿行走。她退休那天，武英殿的“殿长”上班时被驴踢了一蹶子，迷迷糊糊地看着辞呈说，不能这样让你走啊， 好歹也在这里辛苦几年，来人那，给费女士拿一对花瓶。转天一下子十几份辞职信递上来，这才知道，头天被驴踢的有多厉害。
小姑妈年轻时曾有人为她介绍几个部委的贤能，都被二姑的负面的评论打退，于是小姑妈一辈子单身，正好为二姑抚养孩子。
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每年开学的学费是笔不小的开销，但总能收到她寄来的20块钱的汇票。我至今保留着她给我买的削水果小刀，她去世几年后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躺在她留下的电褥子上很快入睡。梦中她来了，对我说，我是个有心计的人吗？是个看重钱财的鸡贼吗？是个身在纽约却知北京琐事的神仙吗？都是你二姑告诉我的。
醒来一身冷汗。是啊，她在北京的房子，留下的古玩字画浮财，都在二姑手上。当年她轻信二姑妈挑拨，让她误会，让我生气。
自爆家丑，揭开见不得天日的个人的隐私，吊打家族的和自己的灵魂很痛苦，但都为各自利益，往往更加狗血。让我学学卢梭、老狼那样，说出全部的真实。
几年后小姑妈再度来美国，仍然在华人家里帮佣。华人最歧视华人，无论是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中国人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你是下等人。她哪里受得了那样的窝囊气？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换了一家又一家。我说，您又不是不会英文，干嘛非要在中国人家里受气呢？在纽约时报的广告栏内就找到一个附近的犹太人，老两口经常出门旅游，不用做饭打扫，只要招呼着来干活的清洁工、园丁，哪儿坏了，打电话找人来修理就行，几乎不用动手的名副其实的管家。因为语言优势，她成了不二人选。
长岛是个狭长的半岛， 有三条贯穿全岛东西走向的公路，北方大道在平缓的小丘茂密的古树间穿行，南面的小丘和大楼挡住大西洋的海风，北部海湾出奇的宁静，那里住着纽约顶级的富豪。老先生清瘦好客，每次我去接姑妈去我那里过周末，她总要三下五除二地忙忙家务，收拾要带的东西，她忙她的，他总要跟我聊聊。他说他很喜欢中国名言：“英雄莫问出处，富贵当思原由。” 这话简直就是他的写照：9岁孤身来到美国，海关员工听不懂他的波兰话，就在他挂的牌子上写了Black，于是这就成他的姓。犹太人帮犹太人，加上精明勤快，很快打出一片天地，住在长岛安家，在马塞诸塞州买了个小岛。
1997年春天小姑妈打来电话，说：“老先生得了癌症，思想负担很大。我开到他说，这病没啥， 要不让我的侄子给你来个现身说法？” 我给老先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手术和化疗都没有传说的那样痛苦。我去过您家，您看我不是一条好汉吗？1999年，姑妈早就离开那里， 想不到女主人来电话，老先生已经痊愈，感谢我的鼓励。
1997年秋听说姑妈要开餐馆，请老三做搭档。我打电话去说：“您挣的钱不容易， 别打水漂。” 老三是我表哥的表弟，人不坏，晓旭带走了我的魂魄之后，是老三跟我对饮，一夜喝了两瓶威士忌， 喝得我酩酊大醉，他更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但说到做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开餐馆已经赔了两家， 跟他合作多半血本无归。姑妈执意不听。我说：“那就少出一点。” “晚了，全部积蓄，三四万美金都给了老三。”我说：“算了，给他算了，千万别跟他去阿拉巴马州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去，不单钱没了，人得罪了，还要生一肚子闲气。” “已经辞工，不再给犹太人当管家了。女主人听说她要辞工职就哭了，她说：‘我丈夫还在化疗，你这时候走，他会很难过的。’ ‘我这辈子就这一次下海，让我走吧。’”
1999年，小姑妈突然从阿拉巴马州来加州找我，餐馆的生意做不下去，她跟老三反目成仇，三万多块钱打了水漂。她打算来我家住两天，养足精神回北京。我说为什么不在美国再做两年，攒了钱再回去？她说回不去了，把老先生彻底得罪了。打电话问平安总要的呀，姑妈拿起电话。十分钟电话后，她开心地说，要回长岛继续当管家。行文到此，感叹美国人的宽宏。
2001年，她又要回国，再劝也不听。北京的雾霾让她很快得了肺癌。她非常俭省，我给她带去的止疼药从来不吃，要等到最后，最痛苦的时候再吃。哪知道最后两天最痛苦的时候，那药那针都不让用，为了在她死后，这些药物都可以变现，人心的歹毒。她也在意的她的财产，这是她能得到关注和尊重的本钱。自她病重，探访的亲友不断。不久我堂兄到，小姑妈很开心，拿出那对从不示人的花瓶嘚瑟，然后说这两天来人多，拿出来放不回去了，你先保管。转天一早清醒过来，找堂兄讨回。堂兄说，既然让我保管，我就让老婆连夜带回上海。那对瓶当年有人出价80万美金，彼时淮海路的两间旧房要价才10万美金，由此可知那对花瓶如今绝对是天价。
堂兄跟我说，为什么要把花瓶带走？不带走都归了二姑，二姑最坏。小姑妈去世后不到一年，堂兄也去了。二姑说，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小姑妈叫他走的。
堂兄住着淮海路537弄，堂嫂的房子。我去，堂嫂天不亮去买小菜。我跟她去过一次，她杀价杀得我看不下去，多一分钱又怎么啦？去人民剧场看评弹，她一定要我买最好的票。剧场里她开怀大笑，介绍评论不断。我是看热闹，她在看门道。祖籍无锡，一家人都会唱评弹，老爸是杨树浦发电厂的总工。我知道至少有三个远亲是杨树浦发电厂高管，职务最高的是她老爸。2019年再去找堂嫂，“萨宁？” “虎仔” “等一下” 门开了，看到久违的堂嫂，我抱住她大哭。她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每周乘公交学画，临别给了我一把她画的团扇。
2006年，小姑妈病危时说：“后事已安排，亲属都能分到一点浮财，唯有你得不到分文，你的条件比他们好。等我走后，做两件事，第一，让社美国安部门停发养老金，（这才知道老先生每年都为她缴很重的税，这样在她退休回到中国后，每月仍可拿到几百美金的退休金。）第二，告诉老先生，她的离世。” 老先生接到电话问我，什么事儿？我说报丧，并致谢。他问，真的不要我做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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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旭搬到长岛的东端， 我也搬到不远的一个心理医生家里，她比我年长几岁，离异，两个女儿在外地上学。她对我很满意，只收四五百块房租，条件是我的行李卷不要打开，被褥全部用她的。一楼的客厅很大，经常接待前来聚会的几十个心理学家。二楼有三间带卫生间的寝室，我住的那间阳光充足。几天后的周末，刺眼的阳光和窸窣的声音把我唤醒：她穿着睡衣，为我端来热乎乎的早点。接连几晚她都要来看我，问我睡得好吗？我有点不舒服，可又不知如何是好。一天早晨听到个男声，什么人？她告诉我，那是前房客，一个水管工。偶尔来了，自然留宿。这让我更加不舒服，后悔不该搬来。大概是看我软硬不吃，早了个借口厨，请我择日走路。行李都没打开，走路很丰便，我第二天就搬回原来的地下室，老房东还没找到续租的房客。
她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经不住她气头儿上的一句话？半年后又打来电话，说她的房子已经卖了，要去佛罗里达找原配。很多家具衣物都不带了，来吧，看看有什么入眼的。
长岛有40%犹太人，走进他们的小区打听路，他们会不厌其详第告诉你怎么走。那样耐心，甚至让我怀疑他们在显摆文明和教养。
我供职的公司，稍微管点事儿的都是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