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由中国文化大革命触发的毁坏性浪潮波及罗马大学，那时我刚从物理学院毕业，而人类也开啓了对自然及宇宙本身理解的新纪元。随着宇宙热大爆炸的早期遗迹的发现，又发现了脉冲星，并且很快将其认定爲旋转着的中子星。脉冲星的密度比普通恒星要大数千万亿倍，而其质量与普通恒星相当。因此，对其巨大引力场的描述，在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领域，成爲首次需要引入广义相对论效应的场合。
我对这一新的发展非常兴奋，这些新发现是由美国、苏联以及欧洲国家等在空间技术的发展而成就的X射线和伽马射线天文学做出的。然而，罗马大学因极端主义者们的破坏而荒废沈寂多年，无奈我先移居德国，然後又去了普林斯顿。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宁氛围中，我和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及其学生共同开展一个全新领域的研究。与我们同期，在当时苏联的莫斯科和英国的剑桥也有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经过这三个中心历时九年的紧张工作，我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与此同时，欧洲的许多大学被中国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西方的蔓延所破坏和吞食。
尽管与苏联的科学交流极爲热烈且富有成效，但却没有这类研究活动在中国开展的新闻。我们只是知道中国在核子物理前沿正发生着的一些事件：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新疆罗布泊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596试验）。两年零8个月後，中国又进行了首次氢弹爆炸试验。即便如此，中国对了解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还没有任何科学兴趣，只有各种语言版本的“小红书”，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盛行。我在英国买了一本。时而听到内斗的传闻，我们後来得知，中国科学界的大部分人都被扣在劳动营。实验室、教室和图书馆几乎被摧毁殆尽。
我在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和佐藤文隆（Humitaka Sato）的邀请下，首次访问日本之後， 对中国的兴趣愈发浓烈。早在十世纪後期中国就已经在天文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七世纪，仅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几年後，1621年中国就拥有了一台由传教士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 带来的仿制望远镜。中国热忱地迎接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到来，而同一时期也出现了利玛窦的合作者徐光啓，他是第一个把西方书籍（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部分内容）译爲中文的人。我渴望了解当代中国所处的形势，渴望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其间的几个世纪里观念是如何演变的。
我向萨拉姆表达了访问中国的强烈意愿，他是与我有着共同的科学文化兴趣爱好的好朋友。我们在巴基斯坦共同组织了物理学讲习班，并联合发起了三年一次的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会议，以纪念杰出的瑞士数学家格罗斯曼，他在数学与物理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从而促成爱因斯坦实现数学和理论物理之间的独特结合──物理学中最优美强大的场论：广义相对论。萨拉姆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以及我的两个好朋友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两人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都关系甚好。在一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我获得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并在驻堪培拉的中国大使馆接受了详尽的指导，因爲那时我是美国永久居民，而中国和美国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经历最奇怪的旅行之後，我到达了北京。
接待我的人就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成员（教授──译者注）：方励之。我与方励之的交谈非常轻松愉快，我们出於相同的科学动机开展研究而且获得了相近的结果。方励之计算出了中子星的临界质量，我与罗兹（Clifford Rhoades）在普林斯顿也完成了类似 的工作：我们得到的临界值是3.2倍太阳质量，他的值是3.18倍太阳质量。与我不约而同，方励之研究广义相对论中的标量场及玻色星，也同样着迷於X射线双星的结果，他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天鹅座X1的黑洞假定。我们的科学思维方式如此默契就如一对孪生兄弟。
在我的访问期间，方和我一起旅行，周游了许多美丽的城市，并作多场演讲。这些演讲，首先由我用英文讲，接着方励之用中文讲，激起了衆多教授、研究者以及学生的浓烈兴趣。大学校园里仍遗有文革的痕迹，留在墙上，在图书馆的焚烧印记里。但是对方励之和我所做的演讲，他们抱有极大的热情，问了我们许多问题，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我喜欢他补充的评论，以及他对美丽新主题细节的阐述，他在阐述相对论天体物理学最新进展时常会引用古代天文学家的经典。
看到每一个旅馆房间都会有一本毛的“小红书”，供阅读和遵循，我就向方励之建议我们可以基於相对论天体物理学的演讲写一本类似的小册子。爲了确保每个学生都能买得起，我要求那本书定价低於1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那本书（《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实际定价爲0.99元并在全中国以及其他说汉语的国家出售，甚至到现在都仍被重印。我希望这本书不久在中国再次重版发行。
在那段岁月，谈论中国的政治是难以想象的。但我不能相信我的孪生兄弟与我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我首次访华的最後一天，我们坐在酒店大厅毛的巨大肖像前，我向方举杯：“爲伟大的诗人”。片刻，方有些惊讶，随後他回答说“爲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游泳健将。”後来我又多次访问中国。
1979年三、四月间，方励之初次到意大利，之後又来访多次。当年（1979）七月，方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主席周培源教授带领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他们来的里雅斯特参加第二届格罗斯曼会议。我们参观了许多具有历史特别是科学史意义的地方。方励之也加入了由我和当时最着名的意大利新闻记者奥兰多（Ruggero Orlando）所策划的意大利国家电视台三个小时的电视访谈。
方和我一起讨论了促成新文明世界的伟人们的共同见解，他们包括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布鲁诺（Giordano Bruno）、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哥德尔（Kurt Godel）、利玛窦（Matteo Ricci）、柏拉图（Plato）、普朗克（Max Planck）、牛顿（Isaac Newton）、麦克斯韦（James C. Maxwell）、康德（Emmanuel Kant）。这些交谈在美丽的地点进行，例如：在意大利总统公馆的花园、在梵蒂冈的冈道夫堡，和巴基斯坦位於喀喇昆仑山的纳什阿加里。
我们的交流促成了中国与罗马大学的合作。最早的合作者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高建功，随後还有方的很多学生，如景益鹏、冯珑珑、李淼，等等。
1982年，我们爲在中国举办第三届格罗斯曼（MG3）会议付出了巨大努力。会议地点是周培源提议的，但我们遇到了巨大阻碍：当时中国与以色列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问题是如何才能使以色列科学家顺利到会。
科学无国界再次遇到国际政治的挑战。我带着我人生中最艰巨的任务离开罗马前往北京。谈判桌对面坐着13位中国人，包括周培源和方励之。尽管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们把我安顿在一栋和来自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所住隔壁的别墅中，但是谈判确实紧张而困难。谈判持续了几天。夜晚，我读着随身携带的唯一书籍──三卷本的《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这本书中描述了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的经历。
中国墙壁上有帝王标语如“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但没有确定的意义。我多希望“朋友”一词包括“科学家”！经过一周的谈判後，我带上行装踏上了归途，我感觉很失败，但庆幸坚持了原则，我准备取消这次会议。方励之和我一样感到很遗憾。
在我等待公车载我去机场时，突然接到了电话，接着又有一份外交部长给我的公文。该公文以传统中文字体和格式书写。它回忆了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友好关系，并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以及更近的马可波罗的造访；鉴於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特殊友谊，将破例允许两位以色列科学家参加MG3会议。当然，还补充两个附加条件：他们必须年轻且没有参加过政治组织。最後，让虔诚的穆斯林科学家萨拉姆以的里雅斯特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的名义并和其管理负责人共同签办旅行文书。两名杰出的以色列科学家参加了会议。
第三届格罗斯曼会议，首次在当代中国举办的国际科学会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爲MG3会议奔走忙碌之後，我去乌鲁木齐做短暂休息。我还游览了壮美的天山。造访过的湖泊、回教文化、丝绸之路上繁华景象深深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它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
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合作得到了不断的加强，接着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上。1985年，贾柯尼（Riccardo Giacconi，巴尔的摩空间望远镜研究所）、萨拉姆（ICTP和TWAS）、科因（George Coyne，梵蒂冈天文台）、鲁菲尼（罗马大学）和方励之（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罗马大学共同建立了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最著名的意大利设计师萨克里潘蒂（Maurizio Sacripanti）向我们提供了相对论天体物理学意大利—中国联合研究所的初步设计，并以利玛窦（Matteo Ricci）命名，并计划将其建立在中国一名胜古迹处。
方励之被提拔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副校长，他的名声迅速在科学界鹊起。同时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他的理念也传入共产党内部。而矛盾之处在於，方励之的政治理念并不是来自於意识形态，而是来源於常识、逻辑、理解以及他在欧洲的经历所産生的啓蒙思想。他的著作作爲“错误”和反革命思想的代表被中共中央分发到中国各地。在中囯共产党的要求下，必须批判性地阅读方励之的著作，把其作爲反面教材示衆，并与马克思主义作对照。学生们必须理解方励之著作的错误之处。与党的期望相反的是，共产党使他成就爲一位名人和英雄。这正是方励之邀请惠勒（John Wheeler）到中国访问的时候，而且，最值得指出的是，这也正是他的夫人李淑娴着手把惠勒及其合作者的巨着《引力》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方励之在西方也声望大增。在欧洲，方励之与李淑娴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时刻，他们在冈多夫堡与教皇保罗二世（John Paul II）会面。
1989年六月那个关键之夜前後，方励之每天早晚都会从中国往意大利打电话给我们。随着他所处地点的改变，我每次给他打电话都用不同的电话号码，每当他到达下一个地点时，他都会给我们一个新号码。三天之後，电话中断了。最後一次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关於天安门屠杀的消息。我们非常担忧。後来我从意大利广播得知方励之与李淑娴已经进入了美国大使馆。虽然被困大使馆，但确认他们已安全，ICRA的全体教员和学生爲此感到非常高兴。
在那段日子，我一位都灵的朋友访问了中国，一位中国官员告诉他：“等你回到意大利後告诉你的朋友，如果他的朋友行爲端正的话，一年之内可以离开”。我把这则消息传递给了驻意大利的代理美国大使丹尼尔•瑟沃（Daniel Server），他是方和我两人的好朋友，让他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华盛顿的国务院，而国务院却说这则消息无关紧要，也没兴趣。
在居留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期间，方励之以ICRA成员身份撰写了几篇科学论文，我们爲此而感到高兴。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後刚好一年时间，一名中国外交官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现在你必须给方提供帮助。”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享用了一顿美味的午餐，以此爲方先生庆贺。午餐结束的时候，外交官问我道：“现在我们已经清楚，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在地球上是不管用的，那在空间里还能行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玩笑问题，我感到十分惊讶并草草结束了这次接触。我通知了驻罗马美国大使馆，让方励之知道他离开美国大使馆并真正得以解脱的时机已到，他必须爲自己制定未来的行程。以後的事便衆所周知了。
在日本的第6次格罗斯曼会议（MG6）是一次愉快的聚会（1991年）。我们再次与方励之以及他在亚洲的一些密友相逢：我们首次拜访了广岛市，然後去见了富田贤治（Kenji Tomita），并访问了他在竹原的学校，接着在京都的MG6会议上与参会的佐藤文隆和霍金相遇，那是一次亲密友人之间激动人心的相聚。
十年後，我们拓展先前在佩斯卡拉（Pescara）的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成为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网（ICRANet）。ICRANet是第一个其管理条例得到意大利议会的一致批准的国际组织，旨在推动国际科学合作以及联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学领域的研究。该组织利用在空间、地面或者地下的仪器协调这一领域中的理论、实验和观测研究。该组织所涉及的科学领域包括宇宙学、高能天体物理、理论物理和数学物理。开始时有三个成员国：亚美尼亚，意大利和梵蒂冈。方励之是指导委员会的主席，贾柯尼是科学委员会的主席。除了这三个国家，共同发起这一组织的还有亚利桑那大学、斯坦福大学、ICRA和罗马大学。作爲董事会第一位主席，方励之与其他成员国代表积极地参与了督促ICRANet活动的事务。2010年，应巴西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总统的要求，巴西被接纳爲ICRANet的成员国。
除了格罗斯曼会议，ICRANet还推出伽利略-徐光啓会议（GX）。伽利略-徐光啓会议由中国和西方国家每年轮流举办，会议最大规模限定爲中国137名代表和西方国家137名科学家，启发该会议的是17世纪传教士利玛窦和他的学生徐光启的成功合作。2009年，首届伽利略-徐光啓会议（GX1）在上海举行，方没能参加。第二届伽利略-徐光啓会议（GX2）在尼斯举行，方励之参加了会议。
（2011年）从北京参加第三届伽利略-徐光啓会议（GX3）回来，我与方励之共同开始筹备商议在斯德哥尔摩的MG13会议。直至他生命的最後时刻，他仍通过Skype爲ICRANet的科学事业而不懈工作，组织推进基於爱因斯坦伟大思想的对宇宙的探索。方励之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他所挚爱的古老中国的悠久传统、历史及其在无数困境中前进所作的不懈努力，也与我们分享了共同参与发展的相对论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知识，并把探索的种子、艰苦条件下工作的动力，以及试图更好地了解我们在宇宙中位置和探索知识的热情注入到了年轻学生们的脑海中。最爲重要的是，他延续了人类英雄的伟大传统，毫不犹豫地捍卫诚实及知识的诚信，反对给予愚昧无知以不必要的特权。他的书、他的学生以及他的理想必将会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冯珑珑 译]
作者简介：雷莫•鲁菲尼（Remo Ruffini），罗马大学物理学教授，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创建人和主席。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