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害的杰出科学家
四月六日，是方励之先生逝世两周年。
方先生本职是一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时称「学部委员」）。他在我国天体物理学研究方面处於开拓者的地位，其成就和贡献，在学界是闻名遐迩的。老一辈物理学家，如严济慈先生、 钱临照先生就非常看重他和保护他。方先生因「八九•六四」而流亡美国後，即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聘为终身教授，方向为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每年都有若干学术论文发表。二○一○年又以其在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工作而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直至病逝前，他虽然已经七十六岁，仍处於学术活跃状态。
大陆钱学森曾有一个所谓「钱学森之问」喧嚣一时：「为什麽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他对着温家宝感慨说：「这麽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位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的钱学森恐怕是年老健忘或者是故意排除了方励之。方励之一九五六年由北京大学毕业，不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他难道不是我国最杰出的人才之一？论资望和学术地位，严济慈、 钱临照两先生决不在钱学森之下，何以严、钱先生如此看重和爱护方励之？如果不是政治的原因，方难道不会比肩严、钱先生甚至出於蓝而胜於蓝？方励之的例子恰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是共产党的专制制度和政治迫害扼杀了无数杰出的人才。
这使笔者想起了我国另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先生（一九○五──一九八三）。这是一位有「中国爱因斯坦」之称的天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物理学会会长、「世界物理女王」吴健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等都是束先生的学生。他本人二十七岁就成为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三十二岁晋升教授，深为当时的校长竺可桢先生器重。一九三七年五月，世界着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大师玻尔（Bohr）来到中国。期间，束先生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给玻尔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国之後，玻尔在回覆中国学生的求学申请时多次说到：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麽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麽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一九七二年李政道首次回国，还特别提出要求要拜见恩师，竟未得中共批准（此时束还在「劳动改造」）。这样一位杰出的大师，要不是中共的专制暴政迫害，怎麽会在他学术研究最旺盛的时期戛然而止？今天，我们纪念方励之先生，怀念束星北先生，就是要控诉中共摧残人才、阻碍国家发展的专制暴政！
不屈的民主斗士
今年，笔者有一位学生赴澳攻读博士，临别，笔者赠以一书，并题词曰「A doctor must be an intellectual as well（为医者，必得又为知识份子）」，意思是嘱其悬壶不忘济世，身在医院，心忧天下。方励之先生就不仅是科学家，而且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和斗士。按照方先生的学术地位，在摘去「内定右派」帽子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後得到重用（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副校长）後，原可以依托或者乾脆卖身投靠共产党，成就一生的辉煌与生活的优裕。然而，方先生不如有些人（也怪不得他们）──但不包括卖身者甚至为虎作伥者之流，而是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知识份子的铮铮骨气。他面对天下事，难作壁上观。
一九八六年九月，他在谈到中国科大的办学思想时说「大学的环境应当充满科学、民主、创造和独立的精神」，公开主张「应独立於政府，成为独立思想的中心」。十一月十八日，他在另一场合又说他「恨透了（「解放」以来）三十年这种东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後」，「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我们做的这种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他与科学家许良英和作家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年历史学术讨论会》，并由方励之起草了一份会议通知，经许、 刘修改散发给「可能参加者」。就是这份通知，到了一位原也是大大「右派」的卖身者手里後，交到了邓小平那里，成了方先生的一项大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引发全国性的八六学潮，方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终於，到一九八七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与副校长职务。
一九八八年秋起，方励之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他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一九八九年二月，方励之撰写《中国的希望和失望》，由王丹、沈彤等在北大张贴。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他与夫人李淑娴支持学生诉求，乃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中共通缉，六月十二日起不得已偕妻一起避入美国驻华大使馆。义无反顾地抛弃中共给予的名誉、地位、优裕生活，投身於明知是危险的甚至是需要献身的民主事业，这一对伉俪，是多麽了不起！
中国古代，这类人原是不少的。他们要的是他们认识的「真理」即「主义」，为此不仅不惜名誉、地位和优裕生活，连「洒头颅抛热血」也在所不惜。这就是真正的知识份子！这是什麽样的精神？这就是真正的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中国从古以来，商周时代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春秋时代有董狐齐太史直笔，明朝有大礼仪之抗争，近代直到慈禧太后时代还有吴可读之尸谏。虽然这些人具体的「主义」，今人看来是迂腐甚或「反动」，但他们不惜为他们的「主义」献身的精神是伟大的。今天，经过中共暴政六十四年，还有多少这样的知识份子？初期还有梁漱溟、马寅初等，再後，除了方励之、束星北，恐怕真是凤毛麟角了。相反，奴颜婢膝者有之，卖身投靠者有之，甘愿出卖良心和思想者有之，甚至为虎作伥者也有之。对照之下，方励之先生的伟大、值得敬仰和纪念，正在於此！
无畏的独立人格
或谓，方励之夫妇不是也承认了「有罪」才得以获准流亡美国的吗？否！这是中共自己的遮羞之说。事实是：方只是在大使馆内写了一份说明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材料，并对中共强加予他的十四条罪状逐条反驳（见James.Mann; About Face所引美国旳解密资料及《方励之自传》P.425-446），绝无一字认错，更谈不上认罪。
曾经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翻译的冀朝铸说到：「在中共治下，特别是头三十年中共的治下（按：即毛治下的三十年）」，「这些知识份子（冀之所指何人此处从略）虽有独立的思想，却没有独立的人格」，即陈寅恪先生所称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陈寅恪，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古史研究所，郭沫若拟聘陈寅恪先生为所长，特派先生一位弟子汪籛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之时，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甚至要毛刘两人之一给一证明书以为挡箭牌的严厉条件。陈先生就是具有这样的「独立的人格」，真同王国维先生一样，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但到了文革时代，就连这样的硬骨头，也只好向暴虐低头，甚至一听到红卫兵的大喇叭就吓得尿裤。
最近的例子，大陆人大召开记者招待会，事先向各国记者规定不准提有关周永康案等几种问题，否则今後不予签证。所有记者乃无不遵守。可见，暴政之下，坚持独立的人格是多麽的不易，有时还不得不作权宜之计。须知唐朝有魏徵是因为有李世民；明朝有海瑞是因为有嘉靖皇帝，他至多是不管事求长生；甚至大清朝有阎敬铭也是因为他碰到的再厉害的独裁者也只是慈禧太后。至於毛泽东，记得他说鲁迅的那句话吗：要麽闭嘴，要麽坐牢。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麽诸如傅雷、邓拓之类临死还不忘喊毛万岁了。这种事恐怕人类历史上只有斯大林时代和毛时代才有，不知道张成泽临死是否喊过金正恩万岁。如此，你就可理解方先生写出这样的自辩书正是他独立人格的体现。
陈寅恪先生有诗曰：「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今日之大陆中国，真颇有此景。而习氏政权，恰更比胡温时代加紧了对社会公知和舆论的管制与迫害，表现出最後的疯狂。在这黎明前的黑夜，我们纪念方励之先生这样的民主斗士，纪念束星北先生、陈寅恪先生等等，意义更加重大。这就是要树立起独立的人格，为民主而抗争。这也正是对英灵的最好拜祭，方先生其伏惟尚飨！
附记：家兄与方先生，既为同事，又兼好友，现正参与编纂先生纪念文集，不再另文，嘱於此同时遥祭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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