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从美国亚利桑那传来方励之教授突然病故的噩耗。他临终之时还仍然坚持科研和教学工作，凸显了他一生献身於科学的高尚志向和矢志不移的忘我精神。
我於1959年9月从四川大学毕业後被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当时老方已经先我一年被调到中科大任教。1961年成立了理论物理教研室。我有幸和他一同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度过了近20年。後来才知道，他因1957年“反右”运动受牵连而被开除党籍。随此而来的自然是一个接一个的歧视和限制，不只他在教学科研上取得的成果不被认可，甚至连科学论文也不让发表。但是，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对科学的执着却从没有丝毫动摇过。同事们看到的是他在加倍努力和更爲勤奋地钻研科学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充满信心的乐观精神和幽默。他在教研室即兴表演的自编双簧多年以後还仍然被同事们所津津乐道。
在中国科技大学下迁合肥期间，我和他同住於楼道隔出的仓库里近两年，亲眼见证了他那规律的生活节奏和高效率的工作。他一般不开夜车，早晨从不晚起，中午休息极短。我们常开玩笑说老方睡午觉就像是在床上打个滚。在我的记忆里，他在那些年里只要一接触科学，无论是自己工作还是相互讨论，从来没有表现出过疲倦，总是那麽神采奕奕丶信心满满。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切教学科研活动均告停止，甚至看业务书籍也会被指爲对抗文革。每天从早到晚全是“政治学习”和各种所谓的“批判会”之类，即使稍有空闲时间也大多花在打扑克丶装收音机等非业务事情上。一直到了1972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大家这时才开始想应该干点什麽业务上的事情。这时，老方对我们说，他一直在坚持调研物理学的进展情况，认爲现在物理学的前沿是宇宙学，并建议我们一起做相对论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当时，我被他的话所震撼，实在想不明白他在那种被管制每天长时间劳动的环境下是怎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心中却十分佩服他那种顽强和毅力。我也吃惊於他在学术领域上涉及面的广阔，因爲那时，我脑子里的物理学还基本上限於粒子物理丶凝聚态物理等。接着，在老方的引领之下，七八位物理系毕业的年轻人一起开始了对天体物理的探索。今天科技大学的天体物理中心，就是这样在他引导下一手创建起来的。
这支完全由物理系毕业的年轻人组成的天体物理的研究队伍在一开始遇到的困难就是缺乏对天文和天体物理的了解。於是老方就带领大家从看书开始。然而，经过七八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当时，书店里没有科技图书可买，学校图书馆也没有学术期刊可借。我们只好到北京图书馆等各处找寻有关的图书丶期刊拍成缩微胶卷。大家用投影仪分头阅读後再在组内报告。大家一边读书学习一面就开展研究工作。就这样，在老方的带领下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中心迅速发展起来，成爲国内一支重要的天体物理研究队伍，在国际上也开始有了一定影响。
在天体组成立之初，被“文化大革命”中断的中国科学研究，经过了长期的孤立，与国际主流科学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和交流。要发展中国的科学，必须使之尽快地改变这种状况。1982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三次格罗斯曼广义相对论会议（The Third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 on General Relativity）是使中国科学界回到国际大家庭所做努力的重要一步。这是“文革”後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又曾经在文革期间受到过有组织的批判，因而爲国内外广泛瞩目。会议参加人员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40名科学家。其中不乏耳熟能详的国际知名学者。科学组织委员会全是引力物理领域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老方作爲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之一爲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因被他叫来帮忙会务，亲眼目睹了他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具体的会务工作主要由我们两人承担。我戏称之爲“两人会务组”，中国科协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给以指导和帮助。当时别说电邮丶网路，印表机等现代办公设备统统都还没有，就是键盘打字机丶电传和电报等也不是随时随处可用，必须到邮局办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俩每天早晨从北京大学的家里骑车到三里河科委借的一间作爲办公用的房间。他就开始读电报丶电传和信件，并一一写回信。我接着就用打字机逐一打出来，一干就是大半天或更长，然後再一起骑车回家。他当时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今的院士）了，却丝毫没有因爲天天干秘书活有半点怨言，最爲关心的只是一定不能出错，必须保证会议的成功召开。我们每天工作结束骑车回家时虽然很累，但是看到这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在自己的努力下逐渐成形，心里感到非常高兴。记得有一次回家时我们骑车经过首都体育馆，看见有收费称体重的，就决定称称看每天跑路会增加体重还是减少。结果两人的体重都没有明显的变化。他当时很高兴，因爲比我还轻四五斤。临到开会前，会务组迁到了上海锦江饭店，在整个会议期间，这种合作方式仍然继续。只不过他让我打印的不再是信件，而是每天会议的日程。而我打印出来後也不是跑邮局而是张贴在会场和交给主持当天会议的主席。就这样一直到会议结束，“两人会务组”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段难忘的经历多年之後还时时铭记在我们两人心中。
第三次格罗斯曼会议是许多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亲自参与的第一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的中国学者近百人，提出大会报告十篇，分组报告五十余篇，充分体现了粉碎“四人帮”後中国科学发展的强劲势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科学界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融合。同时，这次会议也有力地推动了“文革”後相对论和其他基础学科研究的迅速开展。自那以後三十年来，老方作爲科学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历届格罗斯曼会议。在他最後离世之前，手里还拿着格罗斯曼会议的材料，正在处理即将召开的这届会议的事情。
老方带领的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中心短时间内在相对论天体物理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国内外同行瞩目的成果。一些科学发展的最新观念和理论也被他们介绍到国内，并提出和发表了一系列自己的研究成果。新思想的出现必然与旧的保守观念发生冲突。对大爆炸宇宙学和黑洞理论的批判在个别权威人士的支援下被发动起来。他们坚持那些在19世纪提出的陈旧教条，罔顾观测事实，试图否认近代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成果。一时间，一批“笔杆子”又捡起“文革”的口号和旗帜，试图围剿新兴的科学思想。尽管这一鼓噪因各种原因并未形成运动，但是，却说明保守和教条势力总是力图阻挡科学发展。另一方面，这场风波也给我们留下了方励之教授对科学事业的坚贞不屈丶不畏权势地捍卫科学真理的刚直形象，也留下了许多有关自然哲学和科学的精彩论述。这些论述必然将成爲中国自然科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继後，我离开了中国科技大学。老方则被任命爲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通过他和同事们的努力，学校教学和科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外学术交流也空前繁荣。1985年有一次我回校访问，亲眼见到同时有三个以上来访学者希望一定要会见他，可以想象他每天日程的忙碌程度。可是即便再忙，每周举行的天体物理中心的学术讨论他都是一定参加的。在行政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脱离第一线的研究是他一贯的特色，由此也可以看出科学是他心中的第一。这对天体物理中心研究工作的进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6年8月，国际天文联合会第124次专题讨论会（IAU Symposium No. 124）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会议的主题是“观测宇宙学”。它向所有人昭示了现代宇宙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建立在观测基础上的科学。参加会议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天文学家丶宇宙学家齐集一堂讨论宇宙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次会上，一共提交了99篇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中国学者提交的十馀篇。会议文集成爲当时该领域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以庆祝会议的成功。在宴会上方励之教授作爲组委会成员代表中国科学家的祝酒词实际上就明白地宣告了，在中国，科学上的又一禁区──宇宙学研究被彻底打破了。这是他和同事们十馀年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科学战胜教条的胜利。
1989年“六?四”以後，朋友们失去了老方的一切资讯。1990年初春，我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挂号信，信封上并未署名。怀着疑问打开信封一看，原来是当时还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避难的他寄来的。内中只有一篇关於宇宙学的学术论文，用打字机打的。这封“信”告诉了我，尽管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条件下，他却仍然坚持着科学研究。我感到十分鼓舞，也对他这种对科学的执着由衷敬佩。从後来见面交谈中才知道，当时他在使馆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与大街只一墙之隔，甚至能够清楚听到墙外巡逻的军靴声。後来也才知道他利用馆方提供的ApJ杂志，一年的时间里共完成了三四项研究，并陆续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
1990年之後，我与老方曾多次在境外举行的学术会议上相见，看到他仍然是那样满怀激情对科学锲而不舍，对中华民族科学的发展竭尽全力。在异国他乡的20年里，他作爲倡议者之一积极筹划和参与了北京-亚利桑那-台湾-康涅狄格（BATC）多色巡天观测计划的开展。这项巡天计划取得了丰富的科学成果。我还记得在1993年慕尼黑的“中-德高能天体物理：致密星和活动星系”会议期间，他和国内与会的学者在一起畅想中国理论天体物理发展的远景和建立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的设想。那意气风发的身影仍然清楚地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先後从国内接受了近20名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爲中华的科学事业培育了一批年轻人才。其中不少已经成爲现今在星系宇宙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爲了资助年轻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他不惜用去国际学术机构资助自己孩子在美读书的学费。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表明了他全部身心爲科学矢志不移，爲中华科技的发展鞠躬尽瘁的精神。
老方，我的良师和益友。愿你的精神在中华长存。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