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应该是1967-1968年我们住在北京大学16楼的时光。那时弟弟还未出生，我则刚上幼儿园，一家三口住在3楼一间朝北的斗室。房间里最多的是父母的书，中、俄和英文的都有，不少还是硬皮的，父亲时常晚饭后还要阅读和演算。但是周末父母会骑车带我去郊游和摄影。颐和园、圆明园、香山、卧佛寺、碧云寺和香山植物园等都当留下过我们的自行车痕和足迹。 徜徉在清幽和略显荒凉的北京西郊的山山水水之中，我会隐隐感到一种与都市不同的苍莽和自然；而他们在取景照相时对一山一水，一亭台楼阁和一断壁残垣的选取和议论，亦让我朦胧地领悟到其中的美妙和神秘……。可惜这样的时光不长，文化大革命武斗的烈火很快就在16楼和附近的三角地白热化，我们终于在那年的初夏搬出了北大回到城里祖母家，父母相继随科大和北大被发配到安徽和江西劳动，我们一家从此被拆散，再也没能像个正常家庭那样团聚和连续地生活在一起。
在这之后我对父亲的记忆是断续但清晰的。父亲平时是不在家的，只可能在寒暑假回京。 但我的第一本《新华字典》是父亲在我上二年级时买的，后来还有《十万个为什么》、《少年昆虫爱好者》和《少年气象爱好者》等书。母亲不久因在江西劳动中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而被准许回到北京，住进北大朗润园十公寓一个三居室的最小一间。因为担心肺结核会传染，母亲很久都没有让我和弟弟来住。只是在她病情稳定好转后，我和弟弟才会来过暑假，同时和回京探亲的父亲团聚。父亲总是忙于去图书馆、书店，阅读和演算，但在盛夏的午后他常常带我们去颐和园游泳，母亲亦会在我们筋疲力尽的畅游颐和园后湖之后做一顿美餐，这也就成了那个年代我们全家最喜爱和最奢侈的暑期活动。也就是在某一个这样的夏日，我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第三和第五交响乐。父母从朋友那里借到几张黑色并有些磨损的唱片，然后把一个旧收音机改制成放大器接在了留声机上，虽然有些噪音但那从未听闻过的音乐立刻震撼和吸引了我的听觉想象和心灵，我从此成了古典音乐的粉丝。后来读父亲的自传才知道，他那时已经开始研究宇宙学，并于1972年发表了第一篇宇宙学研究论文。后来我曾看到父亲在做物理学词汇字典的编辑工作，他告诉我是他将Black Hole翻译为中文黑洞的。父亲无疑是在天体物理的研究中找到了他生命的乐趣。记得他曾不无得意地回忆说，他从年青时就对数学、物理和天文都感兴趣，而天体物理可使他同时涉足这三个领域。
在我稍许长大后，父亲有时会讲到他自己学习的故事，曾如何学业平平，直到初二自学了平面几何之后，才茅塞顿开，学业精进。 我也在父亲的鼓励下玩起了无线电，在1976年夏末制成了一个矿石机，虽然当时收到的所有电台都放着哀乐，但我却体会到实验成功的兴奋，也从此萌发了对科学和物理的兴趣和梦想。进入80年代，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母亲曾要求父亲调回北京，但父亲没有同意，最重要的原因是父亲不愿离开他主导创建已颇具规模和水平的科大天体物理组。
那时他回京的次数增多，但多是为了工作。时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访客在最不合适的时候来到我们在北大蔚秀园的新家拜访，母亲曾抱怨父亲错把家当成了办公室和旅店。父亲那时对逐渐长大的我和弟弟的告诫是要自我奋斗和独立。我和弟弟倒也有些无所谓，因为习惯了父亲不在但有母亲的生活。就这样父亲从1969年随科大搬到安徽合肥后，直到18年后的1987年1月才因被贬回京和母亲和弟弟团聚，而我已于1986年秋离家赴美留学了。
我曾于1992年5月到图森看望接受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终身教授职位后搬来不久的父亲和母亲。他们那时还住在临时的公寓里。初夏的图森已经很热，没有多少家具的两居室公寓似乎有些像我们在蔚秀园的家，只穿著背心的父亲挥汗如雨的坐在书桌前写着什么，一切好像又回到从前。
2012年10月初，我参加了亚利桑那大学举办的一场纪念父亲的学术研讨会（Exploring the Dark Universe: Frontier of Cosmology and Astrophysics in the 21st Century）。 见到了许多他各个时期的学生、故旧，以及物理界的研究同仁和朋友。 有些名字在中国就听过，因为父母都是爱才的老师，有时会在家里称赞自己的得意门生；有些是父亲很早期的同事，不无动情地回忆了当年的艰辛和荒诞；也有不少父亲在挤开国门后结识的国际同行，亦追忆、赞赏与感谢了父亲与他们成果丰硕的合作和趣事。
父亲一生共发表了400多篇论文，两天的会议让我了解到他的天体物理研究已从曾经熟悉的宇宙学、黑洞、超新星、暗物质、大尺度时空的拓扑和起源等扩展到高红移、第一曙光、再电离和21厘米宇宙学等新课题，而他在80年代提出的某些研究天体物理的统计方法最近重新受到关注。
父亲在出国之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了28年，引导开创了中国现代宇宙学的研究，并且做出世界水平的工作，以对类星体红移分布的论文得到1985年国际引力研究基金会一等奖。 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这20年，父亲着重利用类星体的特性研究了宇宙的大尺度结构，率先运用小波算法研究宇宙暗物质的分布，几乎每年都至少发表六、七篇文章，并于2010年被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父亲在这期间培养了近20个博士和博士后，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有些甚至是他早期学生的学生。母亲曾告诉我，父亲时常会凌晨5点多起身用Skype与中国的学生和同事通话，指导和讨论工作。父亲的研究并不只限于理论，他还利用这里先进的天文观测设备和条件，提出、组织了北京-亚利桑那-台北-康涅狄格的巡天观测计划。 为中国天体物理研究创造了机会和培养了人才。 父亲还参与了总部设于意大利的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的成立和扩展，主办和参加了多次该中心组办的意中天体物理年会。
父亲毫无疑问是热爱物理的，并且将物理研究中领会到的自由和独立思想视为生命和生活的真谛。 父亲为此痛觉中国需要自由和民主的启蒙，做了牺牲与贡献。 虽然这应只是他生命里追寻科学“普适价值”的“业余”插曲，但这插曲最终让他回不了最爱的家园。
父亲一生经历太多，承受太多，虽然由于他的坚持和努力，成就和成果也不少，但父亲还是走得太早太突然了。 我和母亲都难以接受他何以在病情看似好转时突然离去，也慨叹他为何真的要工作到最后一刻，在与同行讨论年度科学会议时离世。 我怀念我们曾有过的幸福时光，我想能携妻儿和父母重游北京西山或漫步亚得里亚海滨，我也想再听一次他对物理或对时事精彩的论述，或再读一篇他诙谐的短文。 但也许父亲不会走得太远，因为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历史的回答，而历史是不应也不会永远充满黑暗的。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