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7日，在新疆天山深处惊闻方老师离去的噩耗，一下子竟不敢接受这个现实。 三天前离开北京时还和方老师有过邮件交换，商讨八月同赴斯德哥尔摩开会之事，没有想到这个夏季见面的计划竟成了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方老师是我宇宙学的启蒙老师。 1984年6月，我有幸聆听的此生第一堂天体物理课便是方老师在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讲授的，它影响并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方老师对物理学的精辟见解和极具煽动性的“方励之宇宙学”所带给一个青年人的震撼持续了几乎半年，于是我决定“改邪归正”，从硕士研究生起就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这个电子科学的沃土上不务正业地研习起了宇宙学，并于1986 年奔赴北京天文台攻读博士学位，正式入行。
感谢1987年1月的那场风波，方老师得以从合肥返回北京，我有幸开始了在方老师指导下探究宇宙，并在随后长达25年里，我们从未中断过科学上的合作和讨论，共同署名发表过20篇论文，方老师去世前发表出来的最后一篇合作论文就是徐璺、 方老师和我共同完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1999年合作的论文在方老师所有发表论文中居引用之前茅。
二十五年里， 我一直追随着方老师的足迹，不仅仅是为了宇宙学的研究，更多的是被他人格魅力所感染和鼓舞。 我常对友人说，方老师是中国现代宇宙学之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中国现代宇宙学研究，最重要的是以他为中心成就了一支研究宇宙学的队伍。 看今天中国宇宙学研究，大凡活跃在国际前沿和有所成就者，无一不和方老师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虽然我们面对的浩瀚宇宙是无中心的，但中国现代宇宙学研究却是有中心的。
方老师的关怀和厚爱一直伴随着我在探知宇宙奥秘的道路上迈进。 方老师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随后又亲笔书信一封推荐我去理论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而在此仅仅一个多月后，方老师就离开了北京天文台，并且未能再回到自己在北京天文台的办公室。 我们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匆匆相聚竟是1989年6月4日傍晚方老师家中，此后，方老师亦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家。 六年后，漂泊归来的我在北京拥有的第一个安身之处是中关村945楼，相距方老师的家仅有几十米远，当年常常触景生情，一直期盼和憧憬方老师归来的那一天……
总在心里隐隐地感觉，方老师终有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而且日子不会太久远。 然而，2012年4月6日之后，美好的愿望只能化为带有某种遗憾和惋惜甚至伤感的回忆。 在追思方老师的那些日子，一直试图收集和方老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那些岁月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一、契阔重逢
1990年6月26日，法国巴黎。 清晨，当我下楼准备上班时，在楼梯上放着一张报纸，虽然我初到法国还不懂法文，但报纸上那张巨大的照片却格外醒目和熟悉：是方老师和李老师！ 房东是一位70多岁的法国老太太，她特意把报纸放在我的必经之路想让我知道方老师的事。没有看懂报纸上的内容有些着急，径直敲了房东的门寻求帮助，经热心房东老太太的翻译，终于获知方老师和李老师已于6月25日离开北京抵达英国的消息。 当年除了报纸几乎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耐心等了三天并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方老师暂于剑桥天文所工作。 出乎我的意料，当电话打到剑桥天文所后立即就转到了方老师办公室。 我首先关切的问：“他们说是你由于身体原因提出到国外治病，身体到底怎么样？ ”方老师听后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哪有什么病，总得给他们个台阶下吧！ ”我于是提出尽快赴英国看看方老师，方老师爽快地说，“好啊，来吧！ ”
结果是，方老师来看我，而不是我去剑桥看他。 8月初我去牛津大学参加一个宇宙学的讨论会，打算会后就去剑桥。 可到牛津给方老师打电话时，他竟说：你不用来了，我去看你吧！ 不容我再做解释，方老师就挂了电话。 次日早晨八点半，当我走出宿舍楼就看到了坐在长椅上的熟悉身影，真不知方老师是几点出门从剑桥赶到伦敦，再从伦敦赶到牛津的。 而方老师第一句话竟然是：“怕你认不出来，我穿的是去年最后见你时的衣服！ ”方老师比起一年前显得有些苍白，自然是一年零二十天未见阳光的结果。 方老师谈及了一些过去一年的生活，但对于外界的各种传说，方老师总是报以爽朗的笑声。 方老师和我在夏日的骄阳下坐了很久，享受着久违了的自由和阳光！ 我们谈得最多的依然是尽快恢复研究工作，特别是大家都各居异地，直接交流多有不便，但以后不得不长期接纳这种工作模式。 至于选题，我介绍了正在从事的引力透镜工作，方老师则幽默地谈起了在大使馆如何潜心研究动态引力势阱对光子传播的影响，和引力透镜直接有关。
与方老师在牛津见面仅一个月之后，方老师就受法国官方邀请访问巴黎。 当时我正在法国中部的小城Vichy苦读法文，趁着周末匆匆赶回巴黎，但未能亲自接待老师来访，仅准备了两床新的被子，把钥匙留给一个中国学生后就又返回Vichy读书。 一个月的学习结束后返回巴黎的小屋，一眼就看到台历上赫然的留言：“到此一游。 方励之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 我留在桌子上请方老师和李老师吃饭的钱分文未动，倒是我从国内带来并不打算吃仅用作纪念的方便面被消灭掉了！
这期间常与方老师联络，当时尚没有 E-mail，多为信件和电话。 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惹得方老师很恼火：1988年底，青岛大学学报的主编请方老师给学报写一稿件，方老师建议把我们当时正在合作的“非均匀宇宙中的几何光学”一文给他们发表。 文章是方老师一手写成，我完成了其中的数学推导和计算，作者是方励之、武向平。 据说在文章排版待印时，发生了那场风波，此后文章也就没有了消息。1990年6月，青岛大学学报第三卷第一期突然将此文注销，不过作者改成了“武向平等”。 随后青岛大学学报寄来了80元稿费，并附信解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章只能发表成这般模样。 我把消息转寄给剑桥的方老师，方老师当即回信：“建议把属于‘等’的稿费退还给编辑部，让他们记住所谓‘众所周知’的原因吧！ 我的第一篇《物理学报》上的论文就是不让用真名而是用笔名发表的。 ”遵方老师之意，我即请北京天文台的同事退还了全部稿费。后来和方老师几次谈到这件事，方老师每次都有显得有些愤慨：都是非学术的原因，纯学术的论文一次是笔名，一次变成了“等”。
圣诞假期，方老师提议我去剑桥住一段时间，以便讨论下面的工作。 趁着欧洲的长假，我先去英国南部的布赖顿与国内的几位老师碰面，负责转运他们从国内不辞劳苦带出来的一大包方老师积累多年的授课透明片，然后我经伦敦去了剑桥。 圣诞节的前夕，世界顶级的剑桥大学天文所显得冷冷清清，给我开门的竟是时任所长Rees爵士，并且仅有方老师和Rees教授两人在所里工作，故而我也就不需要办公室了，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占据所里公共活动区域里最大的桌子。 我到后方老师就给了我一迭厚厚的手稿，就是方老师曾提到的在大使馆内潜心做的研究工作，而我的任务是重新推导一遍确认其中没有错误。 天文所的客房和研究所接壤，但方老师还是给了我一辆自行车。 当晚方老师就请我一起回家用餐，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品尝李老师做的饭。 虽然在国内方老师、李老师从北大乔迁中关村新居时也在李老师家简单吃过午饭，不过都是李老师临时找的外卖。 在异国他乡再次吃到中餐，而且是李老师的手艺，还是激动不已。 头一次领略方老师在家吃饭的风格：李老师还在炒菜，他就开始吃了，而且招呼我不用等，我们自己吃，等李老师把最后的菜做完，方老师基本就吃饱了。 这一风格开始时我不是很习惯且有些拘束，后来我在图森的近一年间，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方老师家蹭饭，也就渐渐和方老师一样被李老师“惯坏”了。
和方老师一起安静地工作了几天后，国内的三位老师也来剑桥与方老师相聚，期间海阔天空，高谈阔论，无拘无束，逍遥自在！ 白天在空空荡荡的研究所纵论宇宙观，晚上则在方老师和李老师家里开怀畅饮，方老师还兴致勃勃地亲自给大家调制鸡尾酒。 圣诞节那天，方老师提议大家一起去剑桥走走。 在方老师带领下，我们漫步在剑桥的各个学院。 记得在看到牛顿的毕业证时，方老师说，你们都不知道吧，其实牛顿是个秃子！ 的确，最终牛顿的画像证实了这一点。 我特地给方老师和李老师在牛顿的雕像前拍照留念，毕竟，牛顿是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的真正始祖，其国际地位远非我们儒家的孔夫子所能攀比。 凑巧的是，我们路遇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主席，经方老师介绍，这位皇室贵族盛情邀请我们这些中国人去他的家里看看，真正领略了一番皇室血脉的气魄和传统。 期间有一个插曲，当我们沿着剑桥野外的一条小路漫步时，不知何故道路被篱笆阻断不能前行，在退与进的犹豫中，方老师竟然低头弯腰从篱笆的空隙穿越而过，我及时抢拍下了这个镜头，想揭示一个大教授如何地不守规矩，以“顽童”之举做出和自己身份极其不相称的事！ 当然，老师做表率，大家自然都是这么钻过去的──幸好没有被墨守成规的英国佬看见。
圣诞节的平安夜，方老师和李老师都穿上了正装，我们去参加美籍华裔科学家邱宏义教授在家中组织的圣诞聚会。 邱教授以发明“quasar”一词而闻名，知名度甚至超过其天体物理领域的成就。 我在随后的1990年春天第一次台湾访问期间，受到时任“国立台湾大学”客座教授邱先生的多方照顾。 也就是在这个圣诞除夕，我为方老师和李老师拍摄了自认为是最成功的一组照片，至少方老师、李老师都很满意（2012年10月初重返图森缅怀恩师之际，李老师仍然提起这些珍贵的照片）。 那天晚上的聚会很热闹，除了我们这帮中国人，Rees爵士带来一批英国的“贵族”，中西文明的交融在剑桥这块土地上因为有方老师的出现而再次上演。
12月30号，我告别方老师离开剑桥，结束了短暂、充实和愉快的圣诞假期。 回程的背包里多了两样东西：一本是方老师的演算手稿，另一本是“联合报”剪辑整理的1989前后关于方老师的报刊文集，其中最醒目的文章是：“中国出了个方励之”。 此后多年的飘荡生活，我都一直珍藏着这两样东西，其中那本厚厚的报刊文集直到几年前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和谐”后才经法国友人带回。
二、西部情怀
结束剑桥的工作后，1991年方老师先是去了普林斯顿大学，随后正式接受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教授一职直至二十年后在这里给他一生画上句号。
1992年元旦刚过，我去夏威夷的CFHT观测，结束任务后飞往图森，看望刚刚落脚图森不久的方老师和李老师。 当时方老师和李老师暂时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两位老师就让我住在他们这个临时的家里。 特别是，方老师执意要睡在客厅的沙发，而我则占据了方老师的床。 我可能是第一个专程到图森看望方老师的不速之客，当时物理系方老师的办公室420D空空如也（这个办公室他一直用了二十年），我们对桌而坐聊起了未来的打算和计划，方老师当时充满着自信甚至是自豪。 的确，在奔波一年后，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方老师还特意让我坐在他的办公位置上，幽默地说让我感受一下在亚利桑那大学做教授的滋味。 方老师随后带我登上图森著名的Lemmon-Mountain，整个城市尽收眼底。 看得出来，方老师对图森情有独钟，有着久违了的归宿感和对未来的期待。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我到访的第二天，方老师和李老师正在图森寻找合适的房子，于是我们走访了多处图森待售的房屋，几乎走遍了半个城市。
离开图森的前一夜，方老师和我聊了很久，由于入睡太晚，第二天一早我们都几乎错过了飞机，两位老师也要返回普林斯顿一段时间。 有些愧疚的是，方老师和李老师在机场一路奔跑赶往登机口，虽然在机门关闭前登上了飞机，但方老师途中却不慎摔倒在地。 在与方老师相处的二十五年间，那天晚上大概是我们唯一一次谈到政治这个敏感的话题。 的确，尽管方老师多次受邀在诸多大学和其他场合纵论社会和民主问题，甚至听到过“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谁怕谁”的趣闻，但我从未亲耳听过方老师任何非学术的报告，遗憾中也带着一种幸运。 在我眼里，方老师就是一位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襟怀宽广、平易近人的科学家，和民主斗士的称号似乎找不到一丝关联。 记得在八九年春天的那场风波中，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告诉方老师，我昨天骑自行车去长安街看热闹了。 方老师却说：“以后别去了，万一被人抓住了，还以为是我方励之在后面指使的呢！ ”所以，在离开图森的那天晚上我很好奇地和方老师探讨过“科学和民主”这个话题，对方老师的心境有了多一层的了解，有感于知识救国之美好而朴素的愿望和政治体制之玄妙和复杂之间存在的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一直对政治感悟不深，惟强烈的祖国深情促使我潜心于科学研究之中。
我的真正西部生活始于1995年8月，方老师让世界实验室出钱资助我在图森工作一年。 在到达图森前，方老师亲自给我找住房并最终在学校旁边找到很满意的住处，李老师则给我安排了一切所需的生活用品，包括床上的被子枕头，锅碗瓢勺，甚至切菜板和刀都备齐了，这使我到达图森后就可以立即轻松地投入工作。 由于方老师上课，李老师亲自开车来机场接我，并随后带我去超市购物。 方老师上完课后，兴致勃勃跑到我的住处聊天，第二天一早则带我认路走到办公室。
在随后的图森生活里，基本形成了特定的规律：每周李老师带我采购一次，保障一个星期的物资供应；每周末都被方老师请去家里蹭饭，当然，我的收获可不仅仅是一顿丰盛的晚餐，而是李老师教我做饭。 李老师最拿手的菜除了锅贴做得很地道，还有一道是煎肉排。 这道菜是我的最爱，并且很快就出徒了！ 几年后，当我在北京家里招待客人或给自己解馋时，经常出手的就是李老师教我的煎肉排。 而且李老师还专门托一位老师从美国带给我一把煎肉排必备的捣锤。 每周我和方老师都有一次工作午餐，而且都是在校园旁边的一家广东餐馆，吃的永远就是一碗三美元的馄饨面！ 以至我后来总是怀念那面的滋味儿，多年后仅仅在台湾的一个餐馆找到过类似的口感。 方老师办公室在四楼，我的在一层。 除了我每天都上去找方老师或讨论问题或聊聊新闻，每周方老师都有个习惯，会在某天下午忽然出现在我办公室，然后直接坐在桌子上而不是椅子上，开始天南地北地聊起来，而且经常是一小时以上，有一天甚至聊到下班，几乎等于给我每周上一堂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史的课。 他谈到过各个时期知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也涉及国内早期的物理学发展和几个关键人物包括近代天文学的一些老师（当然褒贬均有之），有几次也专门谈起罗马教会的科学与斗争问题。 大凡上过方老师课或读过方老师散文和文章者都有同感，方老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所以听方老师解读历史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获益良多。
1995年12月31日，除夕之夜，方老师邀我去家里过节。 这是我见过方老师全家的唯一一次大团圆：他们家所有成员包括方老师的一位儿媳和一位儿子的女友齐聚图森，我成了唯一的客人。 晚饭后，大家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Water World”，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图森走进电影院。 方克和方哲走在方老师左右，高大魁梧之身材俨然是一对贴身的保镖──当时我就是这么跟方老师说的。
1996年1月27日，我35岁生日，正值周末。 李老师给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生日晚餐，还特地煮了长寿面。 在李老师准备晚饭时，方老师和我坐在遮阳伞下，眺望着阳光沐浴下的图森和远处被热浪模糊了的戈壁。 冬日的图森依旧是骄阳似火，而巨人柱（Saguaro）赋予人们一种远征西部的遐想。 联想此时此刻的北京，方老师讲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有一年冬季的北京，日本人占据时期，有酒醉者因呕吐出了大米饭被杀头。 的确，落后和愚昧是要挨打的，强国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可能知识分子感悟得深刻些并稍稍提前了一步，于是被迫漂泊，望洋兴叹。
吃完李老师为我煮的长寿面不久，2月12日临近，作为身居图森方老师唯一的弟子，我筹划着方老师六十大寿的聚会。 生日蛋糕是大家熟知的标准“方”形，六支红色的蜡烛代表六十年的沧桑岁月。 受法国文化影响，我增加了法国香槟，此外再没有任何酒了（美国对酒驾处罚可是很严厉的哦！ ）。 聚会的地点有点寒酸，就选在了我的寒舍，仅增加了一些生日聚会的装饰。 参加聚会的中国学生和同事大约十人，任凭大家怎么努力也无法把那个大蛋糕报销掉，而真正让我们几乎胀破肚子的是我订的几个大号比萨饼。 那晚，方老师很开心。 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假如方老师还在北京，那么今晚六十岁的生日聚会该是什么样子？ 撇开所谓学部委员或院士的虚名，桃李满天下的方老师之六十大寿聚会总不会仅有十个不怎么相关的学生在身边吧！ 聚会结束时，我给方老师许诺：在你七十大寿时，我一定在北京举办一个盛大的生日party，到时你肯定能回去，我们一定在自己的国土上庆祝！ 然而，十年后的2006年2月12日，我仅仅完成了生日聚会的组织，我们的主角却没有能够在人们的美好愿望中出席，仅能通过越洋电话和大家交流。
我有时给友人说，方老师是个杀鸡就用宰牛刀的人，有一件事就可以证明：一个周末，李老师让我帮她清除院子周围的荆棘。 生活在图森的许多戈壁植物都长着类似仙人掌的长刺，我不慎被刺扎进脚里。 方老师闻讯，说了声“等着”就进屋去了，我知道他应该是去拿镊子。 不一会他从车库出来了，直接把一个铁箱子丢在我面前，说“拔出来！ ”他竟把修理汽车的工具箱给我拿来了，原来方老师要拔出一根刺用的是修理工的钳子而不是医生的镊子！
紧张工作之余的方老师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我有时鼓动方老师出去走走。 在图森期间，我们共有四次“长途”旅行，且都是方老师亲自驾车：一次登上基特峰（Kitt Peak）天文台，两次去墨西哥的Nogales，最远的一次是来回整整一天去看所谓的亚利桑那州“大湖”。 方老师曾不止一次开玩笑说过，等他将来回到北京，就去开出租车，可见他对驾车还是情有独钟。 有一次他也说到图森南边有个培养飞行员的学校，很容易拿到飞行驾照，就说自己将来要学会开飞机。 在方老师去世前所著“亚利桑那一百年”一文中，方老师亦为自己未能如愿而感遗憾。
我在图森买了一辆旧车，方老师不肯坐。 有一天我去机场把印度的大科学家Narlikar教授接了回来，方老师开玩笑说：“就你这个破旧车都敢去接Narlikar！ ”直到有一天，我跟方老师说发现了一个自助餐馆相当不错，中午我请他去吃午饭但需我开车，这才把他哄上我这辆老掉牙的车。 这是我唯一一次给方老师开车，当然他吃得很是满意。
方老师不喜欢逛商店是出了名的，网上曾经流传一个帖子：题目是“方老师的逸闻”，全文如下：“在星巴克听来一个方励之老师的逸闻。 据说他特别讨厌上街买衣服。 后来他去了美国，真是如鱼得水呀。 怎么说？ 李老师去买衣服的时候，把统一款式的衣服大中小号各买一件，拿回去给老方试。 试好了，剩下两套拿回去退掉。 呵呵，还真是充分利用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哦。
这个故事虽有夸张，但也是基本忠于原型的。 李老师常约我逛商店，偶尔会拉上方老师一起去。 方老师对着商店里的一大堆衣服几次感叹道“这么多衣服怎么卖得出去啊！ ”他会和我们逛一小会儿，然后往椅子上一坐说，你们去逛吧！ 在我的记忆中，方老师还真的没有过现场试衣服的经历，好像大都是李老师买回去在家里试穿的。 当然，我也从李老师那里学会了“无理由退货”的良好习惯。
在图森的阳光灼烤下和方老师李老师愉快地过了十个月的时光后，我需完成与法国同事一年前的协约：在懒惰的法国人休假前赶到巴黎，于是提前结束了图森的工作准备离开。 在这期间，除了忙里偷闲地享受西部的牛仔生活和逍遥，我和方老师合作发表了五篇ApJ的论文，最后一篇文章甚至投出去仅两周就接受发表了。 另有一篇论文是全部由方老师自己亲自推导，并多次跟我讲解但到今天我都没有看明白的论文，方老师也把我加为合作者了。 在讨论这篇质疑微波背景辐射功率谱的峰值为随机过程而非大众接受的声波振荡文章时，方老师显得很激动，并对审稿人的评论大为不满。 撇开方老师当时的物理动机，那一大堆复杂的公式演算的确把我难为住了，这是我一直未能领悟其中物理过程的真正原因（惭愧啊！ ），其中也反映出方老师数理功底之深厚！
图森很少下雨，然而就在我离开的那天却下起小雨。 方老师和李老师一直把我送到登机口，看着方老师和李老师频频挥手，一个人坐在飞机上，眼睛里有些湿润。 很难说出那份对图森的感情与留恋，许多事情，平日里都显得那么普通和平凡，只有当你失去它们时才觉得珍贵。 图森之所以是美丽的，是因为有方老师和李老师的存在而美丽。 当我重返巴黎后才忽然发现，从图森走出来的我已经无法忍受那份喧嚣和拥挤，以及那婆婆妈妈的法文和污浊的地铁，这时才感觉到图森的寂静是多么宝贵，图森的生活是多么安详，图森的视野是多么开阔，图森的阳光是多么迷人。
那次告别图森后，人已渐入中年，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责任，竟没有机会重返图森。 2012年10月4日，当时隔十六年后我再次踏上了图森的土地，方老师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三、罗马假日
2006年5月24日，方老师从罗马飞回图森途中曾写过一篇文章：“由《达芬奇密码》想起的往事”，一开始就详细介绍了岗多夫，摘抄如下：
“1983年9月9日，李淑娴和我再次到罗马。 这一回住在冈多夫堡，为期三个月。 冈多夫堡是教皇的夏宫，也是梵蒂冈天文台所在地。 它还包括一个很大的教皇花园。 我们刚到冈多夫堡时，教皇保罗二世还在夏宫避暑，直到9月18日他才返回罗马城中的梵蒂冈城。 夏宫的地位很重要。 如果只参观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博物馆，而没有去冈多夫堡，就等于只参观了北京城中的故宫博物院，而忘记了去颐和园。
冈多夫堡的格局也有几分类似颐和园，但尺度大。 从罗马乘火车东南行，三十多分钟后进入Albano湖区。 湖面开阔，平静无浪，类似昆明湖。 但其直径有四公里。 沿湖走一圈，要用四个多小时（昆明湖两小时足矣）。 这里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划船比赛场。 Albano湖由火山形成，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势最美。 湖与西岸山的尺度比例也恰似昆明湖与万寿山之比。 山顶的最高建筑（相当于颐和园的佛香阁），就是冈多夫堡。
至于冈多夫堡，我后来还多次住过。 不少中国同行也住过。 1999年，北京天文台一对研究宇宙学的新婚夫妇（不是信徒）还在冈多夫堡度蜜月。”
方老师文章中提到在冈多夫住过的新婚夫妇就是 Jenny和我。 1998年12月，方老师获知我结婚的消息，提议我可以到罗马小住一段时间，并邀请我参加由他组织的“The Chaotic Universe”研讨会并随后在罗马大学访问以便公私兼备地完成蜜月之旅，他亲自联系了鲁菲尼（Ruffini ）教授又安排了我们的住处。 1999年1月30日，Jenny和我飞抵罗马，次日我们前往机场迎接方老师的到来。 那天是周日，罗马的商店全部关闭了，大多数餐馆也闭门谢客。 我们好不容易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中餐馆还在营业，事先准备请方老师大吃一顿的“婚宴”计划只能简单地举行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白天在罗马大学参会，晚上则一起住在Ruffini教授一栋闲置的楼房里，除了卧室和卫生间还有些必要的用品，偌大的几个房间和客厅空空如也。
一个寂静的夜晚，隔壁房间突然传来嘹亮的歌声，在空荡荡的房间和夜深人静的环境里显得格外响亮。 Jenny被惊醒，急问“方老师怎么了？ ”我回答“没事，方老师在做梦唱歌！ ”几年前在剑桥时，李老师已经给我讲述过方老师“夜半歌声”的故事，她已经欣赏了几十年，习以为常了。 我由于事先知道方老师这一习好，虽不惊慌，却也是极具好奇地听完方老师的歌声，好像是一首五十年代流传的苏联歌曲，我唯一的担忧是楼内其他住户也许会被这夜半歌声震惊。 方老师把那首歌完整地唱完，不夹杂一点噪声，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第二天，我并未告知方老师我们曾经欣赏过他激昂的演唱。 此后每当回想起来，都是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其实，多年前我曾有过一次和方老师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经历。 那是1988年深秋，我们在苏州东山岛开讨论会，宴会上要求每个单位出一个节目。 结果来自北京天文台的只有我们四个人，方老师和大家一合计，干脆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吧，谁让我们来自北京又是唱这首歌长大的呢！
罗马大学的研讨会几天后又移往 Pescara继续进行，这是我第一次前往这个位于亚德里亚海边的小城，在悬挂着中国国旗的“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网（ICRANet）”继续着会议的议程。 那时，ICRANet的建设还未完工，方老师无疑是ICRANet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正是因为方老师，中国才是ICRANet当时八个成员国之一。 那次会议后，Ruffini教授把一个厚厚的铜匾让我从意大利扛回国。 遗憾的是，这块中国分中心的“门牌”多年来一直没有地方悬挂，至今还放在杂物间里。 我后来又于2007年和2009年夏季分别前往ICRANet参加“中—义天体物理研讨会”，与方老师和李老师在此平台两次相聚。
从 Pescara开完会回到罗马后，方老师带着我们两个人前往岗多夫城堡。 方老师做向导，带我们参观了梵蒂冈天文台，并引见了几位从事天文学研究的神父。 随后，方老师安排我们入住客房，就是方老师文章中提到过的自己也曾经住过的地方，在留言册上我还发现了另一位中国学者的名字，估计也和方老师的安排有关。 次日方老师返回美国，我们送别他后从罗马移居岗多夫，开始了为期三个星期近乎于隐居的生活，在这个位于小山巅之上安静而又神秘的小城堡里度过了一段浪漫的时光。 方老师离开罗马的前一天，带我们去了火车站一家自助餐厅吃饭，那家餐厅是我在罗马发现的最佳用餐地，后来和Jenny亦常往。 再以后的2007年和2009年两次路经罗马，我都是去那家餐厅吃饭，每次都会忆起和方老师在此相聚的情景。 方老师和李老师当年住在岗多夫时教皇也在那里度假，而我们在岗多夫期间正值冬天，所以在此“夏宫”未能见到教皇，倒是两次偶遇教皇都是在梵蒂冈。
四、台湾往事
1997年12月10日，我被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开始了半年的合作研究，与阙志鸿教授一道在天文研究所工作。 位于中坜的中央大学相对孤立，来往台北并不便利。 到中坜一星期后的12月17日，方老师从美国抵达中坜，我们要一起参加在中央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台北天文物理研讨会：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和大尺度结构”。 虽然方老师1990年离开大陆后一直未回乡，但如果说台湾是中国之一部分的话，那么方老师还是经常回国的。 此次会议在台湾地区应该算是极高规格了，时任“总统”李登辉在“总统府”接见了以方老师为核心的学术名流。 在一小时的会见中，李登辉几乎都是跟方老师在谈民生和民主，最后连翻译都不再把内容译给在座的其他外国科学家了，我随后遇到几位美国随同的接见者，都在抱怨“总统”的会见事实上变成了私人会面。 除了学术的交流，方老师和我也有机会一起随会议的安排参观了故宫博物院。 时任院长亲自出面接待了我们，她是一位国际知名天体物理学家的母亲和李“总统”的世交，故而我们每人获赠一幅复制精美的古画。 方老师来过几次故宫，我曾经于多年前也来过一次，于是两个人对陈列都没有太多兴奋感，便脱离队伍，在故宫的茶楼里消磨了很久。方老师不善喝茶，我更次之，特别是台湾的乌龙茶，我们每人一壶200元的茶水最后换成了每人一壶200元的白开水。
研讨会结束后，方老师并未立即返回美国而是在台湾小住了一阵。 我们同住在中央大学的招待所，又同去研究所上班，然后一起用三餐。 中央大学的位置有些偏僻，外面就是农田，校门口几乎所有的小餐馆都被我们光顾了，偶有两次我们也在晚间进城改善生活。 期间，方老师受邀去台大做过学术演讲，另有两项特别安排的活动：
圣诞节那天，我陪方老师去新竹的清华大学，见一位方老师的老朋友──管惟炎教授。 管先生是原科大校长，1987年1月和方老师同时被免，中国科学院院士（比方老师幸运，院士未被除名）。两位校长的见面是期待已久的事，而更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再一次重逢竟是在国民党当年最后的归宿地──台湾。 由于圣诞的缘故，学校里几乎没有学生，管先生把会面安排在一间简陋而安静的会议室。管先生和方老师见面后，由于他乡遇故知而过于激动，除了开始时还倒了一杯白水给我们，陷入长久回忆中的管先生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滔滔不绝，甚至很少让方老师插话。我感觉得到，管先生似乎很久都没有这样倾诉衷肠了。他们的谈话集中在1987年的前前后后，管先生特别仔细地描述了1987年在返京的火车上被请下车，住在蚌埠一家宾馆三日有余的情形。而同样的故事竟然在近期重新上演：他曾三次混在旅行团里从厦门登陆潜入大陆探亲，最后一次突发奇想，竟在春节期间回到科大欲故地重游。 偷偷回去也就罢了，他还跑到科大给学校各值班部门打招呼，生怕人家不知道。 于是乎，在合肥回北京的火车上，又被二次请下车“住”在宾馆三日。 这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最后被送至厦门离岸。 我插嘴问管先生：台湾当局有规定，大陆科技人士在台连续工作不能超过一年，您如何能长期在清华工作下去？ 管先生说：我现在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并且讲了一个插曲：当他拿到“中华民国”护照时，就有记者问他加入“中华民国”的感受。 他回答：我不是加入“中华民国”，我是恢复“中华民国”的国籍，我做“中华民国”公民时你还没有出生呢！ 由于管先生的谈话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只能提醒方老师注意时间，我们还必须在傍晚前赶回中坜。 当方老师和我离开清华时，管先生还是有着意犹未尽的感觉。
第二次方老师和管先生的相聚则是2002年4月，台北。 当时方老师来“中研院”参加物理方面的一个讨论会，我正好在“中研院”天文和天文物理研究所鲁国镛所长的安排下访问三个月。 获悉方老师来台，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徐遐生教授和鲁国镛所长安排了一个接待晚宴，管先生和我受邀参加，再次有幸见证了两位科大校长的会面。 不过由于此次属于“官方”性质的接待，方老师和管先生交流并不很多，且管先生当时行动已经不是很灵活。 晚宴结束后，我们和管先生道别，他说自己可以乘交通车回新竹。 看着管先生步履艰难地消失在台北夜晚的人流中，很是为他担心，不知那晚他是怎么回到新竹的。 而最令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是两位校长的诀别：一年后的3月16日，管先生被摩托车所撞，20日去世，享年75岁。 这个不幸的消息也是方老师首先告诉我的。
1997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方老师另有一项重要的活动：中正书局出版了历经十年周折由李老师参与翻译的《引力论》一书，全书1300余页，厚度达到6.5厘米，其中的故事已经在李老师的“译后序”中详细讲述了。 为此，中正书局在台北安排了一个记者会，我便陪方老师赶赴台北参加。 虽然主持人和方老师都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了这本书的科学背景和出版经历，但要记者们理解出版这本对他们而言的天书之重大意义实在是太难了。 于是乎，记者们的提问主要集中在了方老师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方面。 应付完这些问题，中正书局赠送给方老师六本书，这下子可就难为我们了，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书搬上出租车。 回到中坜，方老师送我一本并代李老师签上大名，其他五本则坚持要及时带回美国去，因为李老师尚未看到此书，且原著作者也迫切希望看到中文版。 我帮助方老师把他的行李箱清空，并丢弃了一些他人送的礼物，包括“总统”所赠礼物的精美包装盒（方老师吩咐我，要彻底销毁，不能让别人捡到），然后装下这些书。 几天后，我提着这个沈甸甸的箱子把方老师送到桃源机场，接下来就只能靠方老师自己的力量了！
第二次在台湾和方老师相遇则是2002年4月，除了曾提及的参加物理研讨会并与管惟炎教授的二次会面，方老师在台北停留了一周，且我们同住在南港的“中研院”学术交流中心，故又有许多时间讨论学术和纵论古今。 当时我迷恋星系团中热气体的物理过程，有一个上午我们专门在一起交流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在台北期间，方老师和我抽空再次光顾了中正书局，并且自己掏钱买了几本《引力论》，由于是作者本人购买，价格便宜。 此次这些书是由书局直接寄到美国，免去了携带之困难。
我的合作者阙志鸿教授的太太 Stella仰慕方先生大名已久，听说方先生在台北停留，便要我出面盛情邀请方老师去家中。 Stella是顽固的“统派”，对祖国大陆一往情深，对政治也是颇有见解。 周末，方老师、Jenny和我去了位于新店华城Stella的山巅别墅。 为显示对尊贵客人的特别招待，Stella配制了一种至今都叫不出名字的茶：把核桃、芝麻、茶叶以及诸多东西混合，在一个类似中药捣药罐的石头碗里研磨，方老师亲自上手拿起粗大的木棒“捣茶”，然后一起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慢慢地品味。 Stella很开心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在随后带领我们的小区参观中，她多次自豪地给邻居介绍方老师。 Stella之前曾向我打探方老师的饮食偏好，我建议她做自己拿手的“油拌面”方老师肯定喜欢，晚餐不在于丰盛而在于特色。 的确，那晚Stella做的面方老师很爱吃！
在方老师离开台北的前一晚， Jenny和我在台湾大学附近的一个餐厅给方老师饯行。 此后多年，我被工作束缚于北京，再也没有去过台湾，以后虽然数次和方老师在异乡见面，但那顿晚饭却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自己国土上的聚餐。
五、师恩永存
方老师之所以是伟大的，源于他是一个身居崇高科学和社会地位的平凡人。 我力图抛开他作为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身份和荣誉，从与他25年的接触中记下点点滴滴生活中的方老师。 遗憾之处，这篇短文未能囊括与方老师的每一次相逢和每一次合作，比如1991年的慕尼黑会议并同游阿尔卑斯山，2007和2009年两次的Pescara相聚，等等。
他对待科学研究追求严谨，对待学生之学业乃至同事之合作追求严格，据说几乎所有身边的学生和同事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挨批”，有时候甚至相当严厉。 这一点我的确是幸运的，二十五年里方老师从未批评过我；但也是遗憾的，如果方老师能够给我以鞭策，我也许不会今天这般苟且偷生──年过半百却学而无术。 虽多年追随方老师，但却远未至方老师之科学境界，而且今生注定也是不可及的。
2006年2月12日在贺方老师七十岁华诞之际，我力图概括方老师对中国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研究的贡献：（1）在中国开创了利用物理学规律研究宇宙的新时代；（2）创造了中国第一次宇宙学研究的鼎盛时期；（3 ）建立了中国宇宙学研究的大环境并培养了当今中国宇宙学研究的学术骨干人才。 其实，方老师的贡献远不局限于此，或许，他的最大贡献是影响了整整两代人。
方老师不幸辞世后，恨大洋所隔，未能亲赴美国送方老师最后一程。 在京与几位老师筹议，委托我起草一封致李老师的信，以遥寄哀思。 闭门两日，沉浸着对方老师的无限怀念，完成初稿，经几位老师修改，又征得四十七位老师友人署名，及时托友人带往图森，并在方老师追悼会上宣读。 现将此信贴于此，算作这篇追思文章的结尾。 然而，对方老师的怀念和感恩却永无结尾，终将伴随余生……
李淑娴教授礼鉴：
惊悉方先生不幸长辞，昔日同事友人弟子学生，无不悲痛万分，感星月黯淡，闻山川哭泣。 愿隔洋无尽之哀思，能超越天地悠远，告慰先生之英灵。
作为中国现代宇宙学和相对论天体物理之开拓者，方先生突破历史背景之禁区，追求真理，拨云开雾，挥斥方遒，创科大中心，筑研究平台，树理论体系，点燃引领中国现代宇宙学探索航程之灯塔，奠基中国相对论天体物理发展之道路。
作为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方先生倾毕生心力传道授业，弘扬科学，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其孜孜不倦之精神，锲而不舍之追求，激荡千秋，惠及桑梓。 观今日中国宇宙学研究队伍之崛起，无不得益于先生之关怀备至；遍足五洲之中国宇宙学研究青年学子，无不受恩于先生之谆谆教诲。
作为推动中国宇宙学和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走向国际舞台之先驱，方先生融东西方宇宙论和哲学观为一体，锐意开拓，引贤纳才。 忆先生主办IAU124，显中国宇宙学研究之蓬勃；促BATC，辟巡视宇宙之天窗；建ICRANet，创多国学者交流之平台；推WorldLab，助诸多学人跨洋求知。 先生故去，乃巨星陨落，国内外同事无不惋惜，中国宇宙学国际交流顿失栋梁，国际宇宙学大家庭痛失朋友。
方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在科学之探索中直至最后一刻。 死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力。 我等同事友人弟子学生，将承先生之遗志，担先生未竟之事业，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尚望先生家人节哀顺变，大洋两岸，共度时难。
巍巍功业垂宇宙，耿耿丹心泣山河。 方励之先生千古！
2012年4月10日 北京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