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方励之老师是1980年代初，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大学）读物理学思想史的硕士学位。那时我们这个专业有一个导师指导小组，都是国内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有许良英、范岱年、何成钧、赵中立、方励之、刘辽、汪容。有意思的是，这七个学者里有五个半右派──汪容老师不是右派，而半个右派是方老师。他当年未被划为右派，但被开除了党籍。赵老师是我们这一届的主管老师，许老师是我们的主要论文导师，其他导师也过来给我们上课或指导。方老师当时大部分时间还在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担任科大的副校长并同时担任科大科学史研究室的主任（当时他好像是全国唯一能带现代物理学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但也抽时间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给我们上了宇宙学和宇宙学史的课。
方老师当时已经因为他宇宙学研究的成就以及他敢言、敢于批评中国社会政治的弊端以及马列主义哲学对科学研究的束缚而著称。他的宇宙学教学不仅讲解物理还涉及到哲学、历史，内容新颖、丰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吸引了我们专业之外的很多学生来听课。在研究生院讲了最后一节课后，方老师还与我们专业的同学做了一个座谈，使得我们能够对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他的最鲜明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退出科学研究领域，尤其不应该被当作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指导”或作为攻击自然科学研究的工具。这段时间他写了几篇关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的文章，观点犀利，陆续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自由派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和其他杂志上发表，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与合作者褚耀泉合着的《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是近代物理学史的佳作，与妻子、北大物理系的李淑娴老师合着的《宇宙的创生》更是物理学、科普、和物理学史的杰作，后来翻译成英文本后，得到国际科学界，包括著名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 和迈斯纳（Charles W. Misner） 的高度评价，认为是解释宇宙不会热死的最佳分析[1]。
1985年3月，方老师在浙江大学作了一个演讲，倡导进一步改革开放，影响巨大。这个演讲由他在科大的科学史研究生王树军等进行整理，发表在科大《研究生》增刊上，得到广泛的传播。树军寄给我的那本在研究生院被多人传阅，等回到我手里都快成碎片了，后来又被借走，不知去向了。 这一年年底，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秘书长查汝强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一篇文章，引起了一场大论战。查文声称，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普遍真理为依据，发现了宇宙总规律，并以此来批判方励之等所传播的现代宇宙学关于宇宙是有限无界等结论 [2]。这种以哲学来压制科学的做法，受到了方励之、许良英老师等人的反对。于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于1985年11月1日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让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辩论。当天我们这些研究生怀着非常期待的心情赴会，发现虽然方老师、许老师都到了，并作了发言，但查先生本人并未出席，令与会者都非常失望。
这场不完整的辩论也引起我和几个同学（刘兵、陈恒六、熊伟和仲维光）对查文的兴趣。我们仔细阅读了他的长文，认为里面有不少科学上的错误。在许老师的鼓励下，我们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3] 这篇评论又引起查先生的反驳，结果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卷入了这场有关科学（尤其是方老师所研究的宇宙学）与哲学关系的论战，对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有深远的影响。[4]
有意思的是，就在那场辩论第二天，方老师应邀到研究生院演讲，题为“自然科学家的社会职责”，在演讲中不点名提到查汝强的文章，并以它为例说明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的重要性：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有些人总以为掌握了普遍真理以后，就什么都懂了。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的一种“心态”。（掌声）掌握普遍真理很好，但并不一定到某一个具体问题就真懂了。特别是有一些普遍真理呢，也不一定是普遍真理（掌声）。
方老师演讲那一天我碰巧不在学校，就请当时的同学、女朋友沈慧帮我录了音。没想到2013年参与整理《方励之选集》时，我拿出二十八年前录制的磁带，居然还能放出来。于是就请妻子沈慧整理出文字，收入文集。
1986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留学，此后一直通过媒体和许老师的来信，关注着方老师和许老师等在国内继续推动的科学民主新启蒙运动。1987年初，方老师被冠以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被再一次开除出党，撤销科大副校长的职务。胡耀邦也因反自由化不力等原因，被罢免总书记职务。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反对，我也参加了各种抗议活动。1988年我的美国导师、美国物理学会物理学史分会主席Lawrence Badash教授到中国访问，在许老师介绍下认识方老师并一起在科学史家、自然科学史副所长李佩珊老师家里晚餐（参加会见还有范老师）。Badash教授回美以后盛赞方老师等的严谨学术研究态度和争取民主的政治勇气。
1989年初，方老师和李老师在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期间，应邀到美国大使馆赴宴，但却被阻而未能成行。当我看到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后，深感不满，于是投书《洛杉矶时报》（发表在1989年3月10日）指出，这种行为显示国内仍然没有起码的自由和人权，这种事件只能增加在美国的留学生们对国内形势的顾虑，不利于吸引他们学成回国。
1989年“六? 四”天安门悲剧发生后，我们都深为方老师和李老师的人身安全担忧。得知他们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的消息，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再一次见到方老师和李老师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情。1990年，经过中美谈判，他们被允许离开中国到英国剑桥大学访问。1991年，方老师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做访问学者。记得我有一次跟他通电话时，半开玩笑提到，1930年代爱因斯坦从德国流亡到美国也是到了普林斯顿，他听了“哈哈”大笑。1991年5月12日，方老师和李老师到UCSB来访问。我和物理系主任Ray Sawyer一起去机场迎接他们，带他们到学校的一个会议室，与一百多个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学生见面、交流。在谈话中，方老师和李老师鼓励同学们学好专业，以便将来更有能力影响社会、推动中国向民主社会发展。后来我又开车带方老师和李老师游览了圣巴巴拉市。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滨海小城，说这里很像他们熟悉、喜爱的意大利。
在交谈中我能感觉出，方老师和李老师还一直惦记着国内的学生和同事。当年方老师在科大作副校长时，有一个秘书，也是学科学史的，“六? 四”以后常常遇到麻烦。方老师希望我能帮他到美国来留学。后来我就请美国科学史学会给他发了邀请，到美国开科学史学会的年会。之后他顺利进入大学读书，这才使得方老师和李老师放下心了。
1992年方老师决定接受亚利桑那大学的聘请，到物理系任教授。我们听到消息都很高兴。随后一段时间，我们主要通过书信和电子邮件来往，有时候我帮助他和许老师之间传递信息。2003年底，我们一家人到图森方老师和李老师家里去看望他们，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我最后一次见到方老师是在2007年6月底。方老师和李老师来洛杉矶参加“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会议第一天是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I）举行，第二天移到蒙特利公园市的公共图书馆举行。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方老师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潮在北大的交汇和冲突作了精彩的演讲。会场挤满了人，气氛极其热烈。会后有人把录像放到了Youtube上，吸引了更多人的观看。[5]
2008年我的专著In Sputnik’s Shadow (《在卫星的阴影下》)的英文版出版了。本书讲述的是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历史，着重阐述以该委员会为代表的温和派科学家，如何在冷战时期为政府作咨询。在咨询过程中，委员会经常会指出技术不是万能的，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有时会得罪军方和政客，最后导致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1973年被尼克松解散。在序言里我提到我写这本书、关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受到了方励之和许良英老师的影响。书出版以后我给方老师寄送了一本，他很高兴，建议我在中国出中文版，认为这本书对中国政府和科学家应该也很有用。 后来，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科技政策译丛》收入了此书的中文版，并于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本来打算在2012年夏天去看望方老师和李老师，就我正在进行的华人科学家历史研究跟他们做一些访谈，并给他们带一本中译本。可惜我还未成行，就传来了方老师在2012年4月6日突然去世的消息。听到噩耗，我十分悲痛，也十分后悔没能更早去看望他。
在方老师去世前我跟他最密切交往的一件事是在2010年请他为许良英老师九十寿辰祝寿文集写一篇文章。一如他一贯的风格，方老师不仅马上就答应了，而且不到一个星期就寄来了初稿，题为“许良英先生九秩贺”。这篇文章经过修改、补充，成了了解他和许老师从相识到成为挚友的经历、了解他们如何在八十年代共同在中国发起科学民主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史料。这也是方老师最后的文章之一，于2012年他去世后不久，发表在我参与编辑的许老师祝寿文集中。[6]
方老师去世的消息对许老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当时经常去看望他的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年轻同事、我的好朋友熊卫民告诉我，许老师那一阵子心情很悲痛，但还是以九十二岁高龄，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篇感人的悼念文章“痛悼方励之”。这篇文章经我转寄给《北京之春》主编胡平，2012年4月21日下午在他在纽约主持的方老师追悼会上由人代读，随后发表在《北京之春》2012年4月号上。后来我参与编辑《方励之选集》的过程中，许老师又为选集写了一篇言简意赅的序，公开发表在《方励之选集》的网络电子版上。这可能是他在2013年1月28日不幸去世之前写就的最后一篇完整文章。李淑娴老师也很喜爱许老师的这篇序，特意请我把原件给她寄去珍藏。
方励之老师一生为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传播、发展而奋斗，他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科学、人权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先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无数年轻人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导师。他像爱因斯坦、萨哈罗夫和许良英老师一样，是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方老师的思想和著作，包括他的关于科学史、科学哲学方面的著述，已经并将继续推进中国科学和民主的发展。
致谢：感谢李淑娴老师、王树军、熊卫民、陈建、沈慧、杨海涛在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的帮助。
注：
1.见本书附录II。
2.查汝强, “自然辩证法范畴体系设想”,《中国社会科学》, 1985年第5期.
3.刘兵、王作跃、熊伟、陈恒六、仲维光，“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商榷”，《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我们文章里同时评论了查汝强，“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丰富了辩证自然观”，《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4.关于这场争论， 见H. Lyman Miller, 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3wTjE6A2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90mIgg49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busjG5DF5A
6.方励之，“许良英先生九秩贺”，载王作跃、刘兵、陈恒六编，《呼唤民主与人权：贺许良英先生九十寿辰》，香港，明镜出版社，2012年，14-19页。文集里我自己写的给许老师祝寿的文章“肩住黑暗的闸门”还得到了方老师的赞许，说是许老师后半生活动很好的一个学术总结。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