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丶先生们，我现在想讲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正好与刚才的回顾在时间上连接起来。我们刚听到大家不少关於方励之在中国的生活，以及1990年後到达剑桥（Cambridge）丶到达法国-意大利之後的情况。我那时已经在亚利桑那（Arizona）了。
1989年，我已经在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作教授约两年左右，而那一年一股巨大的变革浪潮席卷全球。我注意到在欧洲所发生的和在中国所发生的类似的一个个事件，并对德国和波兰尤爲关心，因爲我是在那里长大的。但是，因爲方励之是一个物理学家同行，我在读报刊时会选择性地阅读对他的报道，然而对他的情况还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北京很遥远，而且1989/1990年在我的物理工作里也是不寻常的一年。
大概是这些事情发生18个月以後，系里教授们开会要讨论一个新教授的任命。这是没有先例的。到那时爲止，系主任如果觉得某个人顺眼并是个不错的人就能拍板招进。我就是这样被彼得·卡卢瑟斯（Peter Carruthers）聘到亚利桑那的。但是，1989-1990年的那股民主浪潮也波及到了我们系。我们开会就是针对招聘方励之这个项目来讨论并提建议。这场讨论是由罗伯特·索斯（R. L. Thews）博士主持的。（罗伯特正患重病，所以他今晚不能出席。）只讨论了一个小时之後，全系就一致投票以正教授职位聘任方励之。我认爲，全系教授对这项聘任的强力丶正面支援，是吸引方教授到亚利桑那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一起在一个系丶一个楼里工作了二十年，但还是因爲楼层相间而有所隔离。我们的讨论是持久的但也是缓慢的。我们有时候要隔了几个月後才重续我们先前的讨论，而且一年也就见几次面。联系倒也没有断过，只是我们都各有所忙，也不催促对方。但我们也从没有断过。有时候，我们互相帮对方代课。在这种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的风格有多大的不同。方励之对待学生非常柔和，没有太多压力，没有太多挑战，而是接受他们丶鼓励他们。在这方面和其他很多事情上方有他独到的柔和。
在学院事务上方总是一个非常尽心的同事。我对教授开会总是能躲就躲，而且我知道几乎所有的同事都跟我一样，但我注意到，只要我在的时候，方也总是在，坐在同一个位置，对所有的议题全神贯注。尽管他不会与人吵架，但我能清楚地感到他有自己的主意，而且在事关重要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在我看来，他就像是一个研究美国教育制度的学者。他观察我们，也许把我们有些人当成孩子一样看待，并就他所见进行评估。
近年来我们的兴趣越来越近。我的领域是粒子和核子物理，在它逐渐成熟之後，我觉得它在宇宙学里能派上用场，所以我就转向了宇宙学。方的反应是几次建议我参加马塞尔•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会议。有一次，他甚至说，你真的应该去。但我总是客气地谢谢他，觉得他是在履行他作爲该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的职责来提携他在系里的一个好同事。我当时觉得我似乎不应该接受他的好心建议，但我现在知道他是非常认真的：像他这样软心肠的人，如果他不认爲某个想法是非常好的话，他是不会重复两遍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要做的这件事，在他去世後倒是做成了：我刚从格罗斯曼会议开会回来。
我不知道爲什麽，但在方最後一年里，他明显对我在宇宙学之外的研究发生了兴趣。我们交换了不少邮件，并更频繁会面讨论物理。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可以一起合作；他把我放在他的一个博士生的指导小组里。
2012年1月，正当方的健康问题变得严重的时候，我开始了一个学期的学术休假。 但在头几个月里，我回来过几次。我清楚地记得，我每次回来都见到方。我们还就他的罗马朋友雷莫•鲁菲尼（Remo Ruffini）谈了很多。这我想是因爲方在我的办公室看到几本他和雷莫合着的书。後来方介绍我认识雷莫，而今天晚上我们就坐在一起。
2012年春天有一天，我一时冲动，告诉方说他看起来不太好。我很戏剧性地劝他“现在就离开吧”，找一个地方休养一下。就像从前听到我率性直言时一样，他只是对我报以微笑。
[王作跃 译]
作者简介：约翰•拉斐尔斯基（Johann Rafelski）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教授。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