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收到了方励之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来的访问中国的邀请，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也曾同我联系。尽管已经接到去中国的机票，但因任职京都大学汤川理论物理研究所主任的一些事务牵挂，我还是不得不取消了这次访问。
我同方的第一次相遇是1979年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oretical Physic，ICTP）。那是第二届马塞尔·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会议（MG2），爲爱因斯坦（Einstein）百年诞辰而举办。周培源是十多人的中国代表团的领队。会议中，我收到了关於诺贝尔奖得主朝永振一郎去世的电报，我便向听衆发布了这个消息。於是，周走向我，向我回忆起他访问日本时同朝永的私谊。我在的里雅斯特同方仅仅是握了手。
1980年4月，我首次访华。方因爲突访美国，不在中国。我在中国的旅行由中国科协做安排。我访问了不少在北京丶南京丶合肥的大学，并且行程还包括了爬黄山。
1981年，我安排方在京都大学的访问，他从1981年10月到1982年3月停留了六个月。其时正是汤川秀树刚去世後的一个月。在方的居留期间，我们探讨了天体物理学的各种问题，并且相处非常密切。我们写出了一篇和观测宇宙学有关的短文，题爲：“由於密度不均匀性导致微波背景的引力‘闪烁’”1方参观了东京丶名古屋丶广岛的大学，并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
1982年夏天，MG3在上海举行。周培源说服中国政府，这次国际会议的成功将有助於国家发展进步。方对於吸引海外学者出席本次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首次在中国的这次国际科学会议给中国学术社会的开放带来极大的影响。
一天傍晚，方和李淑娴邀请我们一家：我太太丶女儿和我，去上海的一家餐馆进晚宴。我们在MG3期间的交谈已经发展成一篇合作论文，标题是：“类星体红移分布中的周期性是否表明宇宙是多连通的？”它最终获得了1985年度美国引力基金会的引力论文一等奖，1983年其前身曾在中国的一个刊物上发表2。在当时，我的兴趣是在空间拓扑结构的数学讨论方面，而方的兴趣是在G.伯比奇（Burbidge）的主张：一些观测资料隐含类星体红移的周期性。（从这个链结可以看到该奖的优胜者名单 https://www.gravityresearchfoundation.org/winners_year.html）
方在中国的民主活动变得更加明显。1987年到1990年，多位日本记者和我联系，询问对於方的评论。他们通过来自香港的消息，注意到我跟方的过从。爲回应他们这些要求，我曾给日本杂志写过一些文章，并於1990年，我安排了方丶李合着的通俗科学书籍《宇宙的创生》的日译本出版。
1991年第六届马塞尔?格罗斯曼会议（MG6）在京都举办。赞助者之一是国际理论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IUPAP）。方是IUPAP的C19（天体物理委员会）主席，他代表IUPAP发表了讲话。
方上次访问日本是在1998年，爲参加专门爲我六十生辰举行的会议。他带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给我，这是他自己亲手书写的一篇汉字诗文，如下：
唐李白日本阿部仲麻吕喜诗宴于京都长安有文《春夜宴桃李园序》如左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文章假我以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敬录以志佐藤文隆样六秩大宴
戊寅仲春方励之于日本东京
引自中国古典诗人李白的这段诗文，显示出方对於中国人民和他们伟大的文化宝藏的深切心愿和信心。我相信，方的中国民主化的志向正是基於他对中国这样的挚爱。
[王树军 译，熊伟 校]
作者简介：佐藤文隆（Humitaka Sato），京都大学荣誉教授。汤川纪念基金会主席。1976-1980年汤川基础物理研究所所长，1993-1995年京都大学理学部部长，马塞尔?格罗斯曼会议国际组委会委员。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