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7日晚，大姐从北京打电话：“方励之去世了……”
这不是真的！ 我怎能相信！ 清明，我回安徽明光给父母扫墓前，与二姐淑娴通过话，她说：“方励之好些了，不用我陪同去上课了……，对于教师，上课是一种享受，我也挡不住他。 ”
扫墓回来，4月7日给二姐发邮件中我告诫说：“从你发来的方兄刚出重症病房的照片看，他仍十分虚弱；虽然又回课堂，还望保重！ ”没想到，邮件发出之时，我最担心、最惧怕的事已经发生了……。
我们姊妹在困难中长大，手足情胜于寻常；方励之，不是一般意义上我的姐夫，就如我的兄长。
历史的回顾
我出生于书香门弟，父亲1937年于同济大学七年制医科毕业，在校时成绩优异，一直享受奖学金，本拟赴德国深造，但抗日战争爆发，淞沪会战期间，他与宝隆医院的一些同事及同济医学院的同学穿起军装，为在前线的抗日十九路军的战士作战地救护。 随着战事的迁移，携全家辗转到达重庆。
为躲避战时的轰炸，父亲在重庆上班，把家安在离重庆市稍远、比较安全的嘉陵江边，周末才回家。 在我一岁多的时候，父亲在上班的路上，不明原故地从公交车落下，遭此横祸身亡，年仅32岁。 年轻的寡母携1~7岁的四个子女在苦难中挣扎。 一直等到二战结束，全家乘难民船于1946年秋季回到故乡安徽明光，继承祖父的产业。
1948年底家乡解放，1950年土改，母亲的成份被定为地主，此后在社会的夹缝中清苦而艰难地度日。 母亲看似柔弱、实为坚强。 不管在靠领取父亲抚恤金度日的嘉陵岁月，还是在“扫地出门”、事事担心的日子，她坚持让孩子们读书，再大的困难她一人担，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像父亲那样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人。
我们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全家相濡以沫，在母亲勉为其难的支撑下，在刻苦努力、相互扶持中，1962年之前，相继从重点大学毕业。 子女中最聪明的是二姐淑娴，母亲对她抱的希望也最大，她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并提前毕业留校。
妈说过，当年父亲刚去世时，5岁多的她就能向家乡的外公写信报丧，外公回信劝妈：你好好把孩子带大，你看淑娴这个不到6周岁的孩子就能写出这么感人的信，她长大一定有出息。 后来，外公因不肯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担任明光的商会会长，被抓后，气愤离世，他没能等到日本投降，也没看到这个有出息的外孙女长大。
谁能估计到：受北京大学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加之中学时就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将共产主义理想视为最崇高的终身追求的她和方励之，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双双中了“阳谋”，开始他们的苦难历程。 然而，幼小丧父，在寡母泪水中长大而凝结成的母子恩和手足情，没有因为政治灾难而改变，这种情谊还延伸到姐夫，我视他为亲兄长。
不堪回首的年代
1969年底各单位军管，所谓“一号通令”让在北京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搬出北京。 我所属的通用机械研究所，从北京迁到既不通市内公交车、又无自来水的、临近大蜀山的合肥水电学院旧址。 运动后期，1970年抓“516”我也未能幸免。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全国的抓“516”运动一风吹，原来这些根本不存在的“组织”或“阴谋集团”是权势斗争捏造出来的……
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大学也从北京搬迁到合肥。 经过大难不死的我，在合肥见到方兄时，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从黑瘦身体和神情状况看来：即使他不参加任何派性斗争，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也未能幸免。 他忍耐着运动给他无端的伤害﹔也忍耐着离开亲人和幼子的孤独。 他是一个能忍耐的人，又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
回顾文革这段历史，导演者发动的目的、手段、兴衰和裂变，其功效便是摧残人性和良知，造成人格与道德扭曲。 一些善良、正直、说真话的人受各种折磨﹔而某些虚伪、善变、说假话的人青云直上。 不过，经过这场亲身经历的残酷斗争，也使人们看透了一些社会现象。 从数十年的信仰，也从数十年追求理想社会的梦境中清醒，这也许是一种进步吧！
在合肥假日休闲
1972年以后逐渐恢复停滞了多年的科研工作，随着业务量的扩大，还是要靠技术骨干挑重担，估计科大也是这种状况。 担子要挑，生活还是很清苦的。 我们搬迁到合肥，保留着北京户口，只转了粮油肉定量的关系（油、肉每人每月半斤）。 我家的定量肉都留在星期日方兄来才吃。 我所处合肥郊区，有利伯维尔场。 假期里，我总是买些北京供应紧缺的菜油、大米、花生米等，让他带回北京。
方兄每次来既改善伙食，又兼休闲。 他天性豁达、知识面广，很容易与我的同事成为朋友，大家都称他方老师。 有时去爬对面的大蜀山，在大自然中，他未泯的童心特别吸引孩子们，我的孩子、侄女加上所里的孩子们都特别兴奋，称他为方叔叔。 方叔叔一到，这一群兴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带着孩子们一起玩，热闹非凡。 有时我们去游后面的董铺水库，记得，一次我们发现水库旁有一个翻晒着的船，这一群人将船翻正，找来铁锹当船桨，把船划到了水库中的一个孤岛。 上岛才知，有人躲着等待射击野鸭子，我们的来到，惊飞了鸭群，引来道歉声中的欢笑。 尽兴之后再划回去船归原地，已是飞霞满天的傍晚。
方兄经运动冲击后、远离妻儿、孤身一人在合肥的那段日子，星期日到通用所来休闲，使他感到：在异地他乡，伴随他的还有亲情，还有非物理界的友情。
自律的楷模，学生的良师益友
他每次来都是乘公交车，从科技大学到通用所，要换2-3次车。 有一次他没搭到合适的车，走五站路才到通用所。后来，我让他晚点回学校，等我丈夫从市内下班回来，用自行车将他送到搭车点。 再后来，让他乘合肥叉车厂送凌厂长回家的返程车，合肥叉车厂和科大都在金寨路上，小车回厂必经科大。 在他上任副校长后，来的次数少了，每次来仍然乘公交车。 我孩子问：凌XX的爸当厂长每天都有小车接送，方叔叔当校长，怎么不能要车？ 我说：“是的，这就是你的方叔叔，他从不动用公交车办私事。 ”
科大二系物教的淡干事也跟我说过：学校车队的司机都愿意为方校长开车，可他不随便要，即使因公小车送他到市里开会，因为不知道会开多久，他就让司机回去，会议完了他自己乘公交车回校。
我想，科大管、方两位校长被免职时，学生们把对校长的敬爱，对失意英雄的支持和对强权的抗争，演绎到了极致。 1987年11月11-14日，他最后一次返校引起的轰动，一次科学报告为了满足蜂拥而来的听众，竟重复地讲了七次；13日科大物教还为欢迎他返校制作了巨型蛋糕，这不仅因为他是学术造诣很深的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而且，他还是坦诚、宽厚、处处自律的校领导。 为此，他在科大师生员工的心目中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崇高的威望。
科大学生广场聚集和方校长返校
1986年底，合肥的天气已经很冷，但我们的课题正在紧张地进行，从不关心合肥市内的事。 但我的助手徐道荣（1984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的硕士研究生）告诉我：听他的岳父（省教委主任陆廷植）说，12月23日很多大学生聚集在市府广场，省市领导出面，但始终劝不退这些学生。 后来，打电话给科大，直到管、方两校长出现，科大的学生就很快地撤退。 随后，其它学校的学生也自动离开。
当时，我并不知道学生为什么上街还在广场聚集，但在人们的敬佩声中，我脑海里隐约地闪过：学生对校长们的崇敬超过政府官员，官方能容忍吗？ 福兮祸兮？ 我的担忧在1987年初得到证实，而且比想象的严重得多。
1987年11月上旬我收到方兄11月1日写的信，信中说他要到无锡开学部委员会。会后，11日回合肥，这是周光召批准的。
12日科大物教的淡干事给我打电话：“方老师回到科大了，学校让他住‘专家楼’，很多朋友想见他，不方便。 你快来！ ”在淡干事的陪同下，我傍晚到了‘专家楼’对方兄说：“你住在这干什么不住自己的房间，走！ ”他是求之不得，跟我们就走。 没想到，他一进屋，人们就川流不息地来访。 人多、天晚了我得回通用所。 后来，听淡干事说，还是她强调方老师有高血压，不能太劳累，强硬阻挡才使来访者止步，还惹得方老师不高兴。 方兄决不会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自己的房间里，与心爱的学生和挚友们畅谈……
他不会想到：1987年11月他回科大引起轰动之后，科学院正式下令，不允许他再回合肥。 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书房、合肥的家……
我本有出差北京的打算，这次有意购买与方兄同航班的机票。 那天，我早早赶到科大，但找不到人。 物教的淡干事告诉我说：“方老师被提前送到你们通用所了！ 是怕学生聚集送别！ ”她忙着让科大车队派车送我到机场。 临近机场的沿途戒备森严，警察检查乘车人是否持有机票这意味着，没有机票的人不能靠近机场，我心里明白，这是防范方励之！ 更防范学生远送！
在机场相遇后，我问他是否吃过中餐，他说：“你们单位请客，吃的比科大好多了，还是你们通用所有钱。 ”我知道这不是招待一顿饭的问题，是表达与之思想相通的一个群体，对这位卓越的科学家、一位年轻学部委员的敬重。 在那个时候，这种感情既平常，又很难得。 我也是带着这样的心情陪同他到北京的家。
我经历的“六·四”
1985~1989年是我忙碌的时期，一方面我负责的课题要部级鉴定﹔另方面我作为“钢制压力容器”GB150-1989的编写成员，被安排到全国各地宣讲。
1989年气候反常，4月的宣讲班是在天津，很多人已穿单衣，这在北方是少有的。 我宣讲后就到北京，看望我二姐。 他们仍忙于工作，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 5月13日我在到北京站的沿途，虽然学生游行，但北京的街上秩序井然，交通畅通。
回到合肥，同事们都关心和议论学生为胡耀邦讨说法及反腐败的游行是爱国的，普遍同情学生，希望政府对话。 一天，党委陈书记来办公室与大家议论学生绝食的事，我说：“我反对学生绝食，年青人长身体的时候，绝食有损健康。 ”
5月下旬形势紧张，我所李副总动员我去湖南岳阳为中石化的“巴陵公司”讲课，说出去散散心，我们有三人同行。 6月4日安排我宣讲，课前、课后大家都关心天安门的学生，但谁都没能想到，正规的野战军竟开着坦克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居民开抢、镇压……
6月5日我艰难地挤上岳阳到武汉的火车，在武汉的街上，看到抬着花圈、戴着小白花、满脸严肃的学生游行队伍，这也是1989年我唯一见到的游行场面，内心一阵阵的骤痛﹔当即，购买机票回合肥。 所办公室的人见到我，转达领导的意见：“现在外面较乱，你不要出差”，我理解这是关照。 不久，一改5月份态度的党委陈书记，一方面查所里参加游行的人员名单﹔一方面找我谈话，让我交待问题。
他说：“省市的有关方面都知道你在这。 你有什么问题，尽早说，免得我们想保护都没法保你！ ”
我说：“我又不是生活在真空，这几年我除课题、标准工作外，还承担大量的行业工作。 我和姐姐、姐夫都没参加游行，甚至连看都没看过，6月4日我还在中石化巴陵公司的讲台上……”
“你姐他们为何进美国大使馆，电视上有你姐对学生讲话……”
“今年的气候反常，4月份我到天津就穿单衣，5月13日我从北京回来穿短袖，可电视上我姐穿著很厚的外衣，不知她什么时候、在何地讲的什么话，电视上又没有声音……”﹔“我们虽是亲姐妹，但在不同的群体。你们要了解方励之应当去科大，他属科大和物理界﹔我在压力容器行业。”当时，我觉得非常委曲，不禁哭了起来。为我，也为我姐感到委曲，真是无法和无处申诉啊！
当然，这是上面的意图，从此，我被监控，受控和牵连的含堂系亲属以及我八十多岁的母亲。不过，这期间我的电话量急增，诸多熟人都询问和关心我和家人的身体并希望我们健康！
故土难离，我妈总是春天回老家﹔深秋我再接到合肥。1989年6月，我妈在明光，据说，明光当局在县委广场为死于“六四”被称“共和国卫士”的几个明光藉军人设了灵台，让人们悼念。 有一天，几个官员带着记者到我妈的家，采访和询问。
生性刚强的妈，经过多年不得不忍受的历练，也学会应对，她说：“感谢共产党给我培养了四个大学生﹔感谢邓小平，把我地主帽子摘掉。自古以来不能犯上，邓小平就是当今皇上，我女儿犯上该用甚么王法就用甚么王法。”
记者说：“老太太，你给女儿写信让他们走出美国大使馆，自首。”
我妈答：“我年纪大了，拿笔手发抖，不能写字，我也不会写信。”
有官员提：“老太太，你是否代替女儿到广场为烈士悼念”
此时，在我家屋里、屋外站着很多来看热闹的、或许有来给我妈壮胆的邻居和熟人异口同声地嚷：“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拄拐杖走路都不稳了，还到什么广场！ ”
秋天，我回明光接妈，在众人面前没哭、在政府官员和记者面前没哭的母亲，看到我却哭了：“你二姐怎么了？ 她又犯错误了？”我知道，妈指的是先前“反右”犯错，这次又犯错。 我说：“她没怎么样，她没犯错、不是她的错……。不管她怎样，你老放心，我给你老养老送终！”
1993年7月初，87岁的母亲在合肥我的家里跌倒，大腿股骨颈骨折。高烧之夜娘哭告：要回归故里，还想见孩子。我说：“已经让大姐和哥哥尽快从北京和上海回明光。”妈问：“你二姐，来电话了吗？ ”临终前的娘，内心仍隐藏着对最爱的二女儿的挂牵。
7月14日母亲带着对人生的眷恋、带着遗憾，离开人间。大洋彼岸的女儿不能回来为母奔丧﹔同样，方兄在他的母亲临终前，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也许是二姐和方兄心中永远的痛！
那些书和技术数据
早先方兄周日到我家，不只是吃饭和休闲，他总是带著书，一空下来，就看数据、写东西，一本一本的换。不聊天，我妈不无欣赏地说过，他像我那年轻逝去的爸爸，和书最亲。 有时我问，你总是看数据，累不累？ 他说，不能单看一种，要轮换着看，就不累。
1987年初，他被迫离开科大，此后回合肥都要批准。 他无法亲自整理在合肥的各种物品，但他不能离开那些书和数据。
1987年2月2日他写来的信，让我帮他去找那些需要的数据。 别人看起来他那似乎很乱的家，六个大型书架放满了书和数据，桌子和地上还堆着一些数据。 但是，按他信中所述数据在什么位置、在书架第几层，一下就找到了。 说明他思路清晰，书籍放得井井有条。
1989年“六·四”以后，我半个多或一个月左右必定要去一次科大。 静静地……，我静静地坐在那放满书的房间里，看著书架上一排排各种中外文的书和一包包数据，有时打扫一下灰尘。 对这些书，我虽然一窍不通，但似乎想和它说话，我意识到：这既是方兄的粮食，又含有他的心血，也许10年后，他回来会派上用场……
1990年他们到美国以后，物教的淡干事告诉我：学校要将方励之的房子让出来，东西要搬到我家。 搬家！ 搬他的家！ 除了一屋子书和数据外，就是两床旧被子、一床旧褥子、一条灰色旧棉毯、一个枕头、二条床单、一个旧皮箱、一个下挂面用的小铝锅、两个到食堂吃饭用的大号搪瓷碗……。 这就是曾经任教28年，成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还一度担任副校长的全部家当，估计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这种清贫也属空前绝后！
我知道：最宝贵的是那些书和数据，我一定要保管好，不能让其受湿、发霉。 我将那些看不懂的书，整齐地排在四个大书架上﹔一包包的手稿和数据装在大纸盒里，都放在向南的屋子里。 2000年左右，方励之决定将全部有用的书，赠送给科大，由他的研究生来车运走。 留在我这里的是手稿、在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过的上百篇论文、预印本、上百本手写的笔记本、书稿、上千张手写的各种中外文的文摘卡片……。 啊！ 没有计算器的年代，全部靠手写，这需要下多少功夫啊！ 这证实：他的聪明、才智除了先天因素之外，还来自勤奋、刻苦钻研。
2008年，我搬入新的家，将方兄的这些珍贵数据专存于我家书房内，那里，除了存放着数十年前方兄的各种手迹、聘书、荣誉证书，还有那个敏感的1987年初，国内外他的朋友、同行、学生们寄来的一张张饱怀深情的贺年片……。 放在一起的件件物品依旧。 我曾经年年岁岁盼人归﹔如今，已是天人两隔，教人情何以堪！
有人说：人的字能反应出一个人心灵、质量和像貌。 确实我姐和方兄的字像他们的心灵一样都很美。1998年左右，淡干事找我，说科大的一位老师想要方老师的墨宝，希望我帮忙写封信给姐夫。
这个忙我是帮了，但没有过问后事。 直到方兄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科学数据时，想到要收集他的墨宝，这也是他留给世界、除科学之外的文化印迹啊！ 时过事迁，淡干事已随丈夫先后去台湾和美国，早就没有联系。 我经过两个多月、多方面的追寻，终于获得方兄那强劲有力的墨宝。
他站得太高，看得太远
方励之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是在1987年以后看了官方印发的“方励之言论摘编”批判文章，才略知一、二。
在1985年的浙大讲话中，他谈改革，谈两种经济体制时，曾警告说：“有人可能利用封建特权钻空子，在这两个‘热源’中来回循环做热机。 这个‘热机’不是建设国家，而是破坏，这种特权会导致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或买办的产生。 ”如今看来，他的耽心或预言，不是已经被弥散开的腐败 、无数贪官虏财、外逃所证实了吗？
他倡导学生要有独立思考精神﹔学校有自由、民主的气氛……，这并非他的创举。 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就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办学中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留名青史，而且造就了北大的精神和气氛﹔同时，这也是共产党在60多年前，对全中国人民的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 这些承诺曾吸引了无数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也引导方励之等人对人类美好社会的追求。
他的出发点是希望共产党能兴利除弊。 他的错：在于不放弃他在青少年时理想的响往和追求﹔在于他高瞻远瞩，站得太高，看得太远。
已经成为卓越的天体物理学家、杰出教育家的时候，他本可以取得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但仍清贫自守。 在他迈进世界先进之林的时候，焦虑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不仅是科技上，还有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 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从不放弃对正义的坚持、对青少年时树立的理想和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寻求。
有人说：中国从来不缺人才，缺的主要是胆略、气魄和贡献精神。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方励之的视野、勇气和贡献精神以及对中国发展前瞻性的认识，影响了中国知识界，也影响了一代学子。 这就是他们的罪过，也是他们被迫远离故土，流落异国的原因。
怀念到永远
虽然，官方封锁消息，但从2012年4月9日开始，我每天接到熟人从各地纷纷发来的慰问邮件和电话。 甚至我走在通用所的大路上，也有不少人请我转达对方教授突然离去的哀悼和对我姐的慰问。 他们表示：像方教授这样的科学家对科学和真理的追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他在科学上、教育上和思想上的贡献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他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也是世界物理学界的一颗明珠。 他的逝世对中国、对世界的科学界都有无可挽回的损失。
但是，他对正义的坚持、对科学和真理的追求，不会因他的离去而终止。他虽然在异国他乡停止呼吸，但他强健的身影已经印刻在祖国人们的脑海里﹔他高昂、宏厚的声音依然会在中华大地长久地回荡﹔他在祖国的沿海、在边疆、在大江南北、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所走过的路！ 特别是在北京、在合肥，在通向中国科技大学的金寨路上所留下的足迹，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去寻觅，并踏着这些脚印前行！
安息吧！ 我的手足、我的兄长！ 人们不会忘记80年代的那段历史！ 你的学生不会忘记你这位恩师！ 历史会为你写下辉煌的一笔！
妻妹 平瑾2013年8月于安徽合肥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