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清明刚过（4月6日），传来方励之先生在图森家中溘然去世的噩耗，作爲方先生过去的学生，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去年一月份时，我在美国天文年会得知先生染上了山谷热病，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本打算当年五月份去亚利桑那基特峰观测时看望先生，谁知先生竟先离去。未能与先生见上最後一面， 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在先生逝世周年之际，我压抑着内心的伤痛和思念，写下了这篇悼念文章以表达我对先生的追忆和缅怀。
回想起来，能结识方先生并受教於他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我上科大的第一年（1984年），就赶上科大校方领导换班，方先生被选爲科大第一副校长。科大那时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名声如日中天。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一句顺口溜：“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足见在莘莘学子的心目中科大是多麽令人敬畏。我想这与方先生是有一定关系的。记得当时方先生刚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现在称院士），他是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位。爲了充分满足青年学子的求知需要，他在科大积极地推进和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当年科大的学术活动非常多。至今还能记得若干个。比如，爱因斯坦（Einstein）逝世30周年纪念会，波尔（Bohr）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全国首届生物医学工程会议，亚洲第三世界微机学院，霍金（Hawking）教授的访问，等等。方先生总是活跃在这些活动中并组织得有条不紊。方先生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浑厚的男中音，说话底气十足，充满自信，不但吐字清楚，且铿锵有力，极具感染力和个人魅力。特别是他讲有关物理方面的学术报告时，他描述的物理图像特别清晰，概念非常明确，分析得也很精辟，经常妙语连珠。大家既能听得轻松又能理解透彻。现在想来，方先生的报告犹如美妙的乐曲，让人流连忘返，充满了美的享受。这麽多年来，我还没听到一个学术报告讲的比方先生更生动。在科大，方先生除了参加专业内的纯学术活动外，他还经常从事一般的科普教育，而他的科普报告，也处处显示出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想象力，时常获得与会者的喝彩。
在生活中，他非常关心学生们的冷暖。合肥虽地处南方，冬天还是比较冷的。我们入学後很快宿舍和教室都装上了暖气。这在长江流域大学和研究所还是首例。这的确让兄弟学校羡慕了很久。合肥的夏天也很热，方校长等校方领导於是就想出了一个既便宜又实用的办法把科大地下防空洞的凉空气抽入图书馆。这样我们就有了很有功效的“空调”。从此图书馆自习室就成了我夏天避暑的好地方，在那里我读了大量的哲学丶科学史丶心理学丶历史丶美学，甚至诗歌和对联等大量闲书。这或许有益我未变成一个典型的理工科书虫，只会读课本，做习题和准备考试。
由於受方先生以及科大天体物理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於大二从近代化学系转入近代物理系，重拾我少年对天文的兴趣，并决定主攻理论天体物理。毫无疑问，方先生成了我人生职业之路上第一个良师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在科大五年，我学到了非常宝贵的东西：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以及勇於创新。这爲我的未来的学术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於1986年秋修了方先生在大陆上的最後一门本科课：近代物理。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84级近物系丶物理系和其他系部分同学纪念的一学期。方先生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给我们讲现代物理前沿进展。现在想来，这课或许开创了几个科大第一：1）上课人数；2）使用投影机；3）使用电视录影。200多座位的教室座无虚席，远远超过了我们84级近物系丶物理系学生的总和，130人（84级总共大约600学生）。也就是说有近一半非近物系，物理系学生也修了这课。这在当时是实属罕见。因爲方先生经常出差，我们就看事先已录好的讲课录影。在当年（现在也许也一样），这的确很新鲜。在课堂上，方先生用投影机把事先在塑胶纸片上写好的上课内容投影在大萤幕上，跟做学术报告差不多。这样可减少大量抄黑板的时间，同时可讲更多内容。後来我於1992年到美国读研，才发现这在美国大学很普遍。方先生讲课就如同做学术报告一样，说话很大声，铿锵有力，似乎不会说软语。这或许与他是北京人有关。因爲方先生对科学史和科学前沿了解很多，方老师经常能把一个物理概念或一个重大发现与一段历史故事联在一起。因而讲课跳跃性丶思想性都非常强。方先生讲课的另一特点是：对政治缄默。尽管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可在课堂上对政治一直保持缄默。方老师在这课上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该算是量级估计方法。方老师把这方法讲的出神入化。比方，他用电子的简并压就估计出地球上山能有多高（大约一万米）。他估计木星上迈一步就像从地球上二楼摔下准骨折，等等。在他眼里，一切物理现象可以用很简单的物理原理加上量级估计去解释。这一方法後来就成了我从事天文研究的一个走“捷径”的“通行证”。我每做一个科研新课题，首先做一个量级估计去把握大方向。这既可节省时间又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我的科研效率提高了很多，也爲我同时做很多项目创造了可能。
我的大学最後二年是在痛苦（徘徊於出国还是走自己的路，从事自己喜爱的天文研究之间）丶思考和探索（以全班毕业论文成绩最高作爲对我的创造力的肯定）中度过。我有幸在1988年研究生免试推荐时（班上除去考CUSPEA的出国同学之後的前15% 学生，我的成绩排在第7.6个的最後0.6个，看来我很幸运），被推荐给方先生在北京天文台（现在国家天文台）做研究生。可惜，八九学运风云突变。先生去了大使馆。我也就在北京天文台“游学”了三年。在1991年，我决定出国读研。方先生又尽力向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推荐并提供部分资助，我荣幸被世界着名的亚大天文系录取。方先生於1992年开始在亚大物理系从事教学和研究。我也於同一年开始我的真正天文学术生涯。有幸能与先生在1992-93年合作并一起完成了两篇科学论文：一篇是关於强Fe II和 Fe I发射线的发现（Kwan, Cheng, Fang, Zheng & Ge, 1995, ApJ, 440, 628），另一篇是关於Lyman α吸收线起源的论文（Bi, Ge & Fang, 1995,ApJ, 452, 90）。从这两篇论文，可以看出当时方先生的科研大方向：1）利用亚大得天独厚的天文观测资源从事前沿性观测研究；2）利用宇宙处处存在的中性氢云去探测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形成和演化。二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认爲方先生在当时的确富有超人的远见力。首先，宇宙早期的中性氢云在我们研究之後的确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探测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形成和演化的手段。其次，方先生对天文观测的关注産生二大直接後果：1）这後来促使了中美BATC巡天的诞生；2）让我尝到了“正宗＂天文研究的滋味，以天文观测爲中心的天文研究。我於1993年在方先生同意下开始主攻天文观测并很快打开了以中性碳和氢分子爲主要手段去研究早期星系的星际物理和化学过程和状况的科研分支（这分支现在很热门。我正与我的国际合作夥伴继续往前推进）。
在亚大我修了方先生的相对论与宇宙学课。方先生用英文讲课与他用中文讲课很相似。说话很大声，抑扬顿挫，发音很准，概念很清晰。话不多，但字字到位。我因此很快地掌握了这门相对很难的研究生课程。在亚大也能有机会从平时生活上了解方先生。方先生是一个性情非常开朗和大度的人。他知识渊博，说话幽默且非常愿意尝试新鲜事物。方先生的笑声是出了名的爽朗丶大声丶充满自信且极具感染力。记得有一次方先生跟我们提到 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技术，讲得绘声绘色，比方，以後大家可以在家上班和开远端会议等。现在看来，20年後，这一切都已成爲现实。还有一次，我们介绍各自老家。当我介绍我是安徽人。方先生说他的祖籍也是安徽。方腊是他的祖先。他们是被打到浙江的。难怪他也“造反”。方先生还耐心地向我们介绍各种葡萄酒的特徵和味道。看来方先生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方先生神侃时还真有点像小孩，不时露出一丝天真，好奇，也有时露出固执。如果他认爲是对的，他往往想出各种办法和证据来说服你，一直到大家都心服口服。大家也因此谈得非常开心。和方先生聊天是我的一大享受。真後悔离开图森後就一直很忙未能与方先生见上几面。好在方先生的精神一直在鼓励我不断地在我的学术之路上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尤其是作爲做理论背景的我後来爲了更好开展前沿研究又从事了新一代天文仪器与技术研究并取得了革命性进展（比如世界第一台多目标高精度多普勒干涉仪，第一个矽红外矽浸没光栅和新一代高清晰度成像等关键技术）。这些开拓和进展与方先生的早期教导与啓发，尤其先生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这条学术之路很艰辛，但也很有回报。我有幸能从事博士後研究二年後，即2000年，得到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天文和天体物理系助理教授位置并正式开始了我的独立学术生涯（很像开了一个小公司）。并於四年後（2004）因在天文技术和仪器有重大突破而被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聘用并提供终生教授位置。从此我也就更大胆地从事更大更冒险的项目，试图开创几个大的天文分支。回顾起来，方先生不只是帮助我顺利到美国求学，更重要的是方励之精神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麽什麽是方励之精神？我的总结有三：1）追求真理；2）信奉自由； 3）乐观进取。当然方励之精神还会有其他方面。但对一个在美利坚的国土上生活了二十年的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尤其对生活在被皇权统治了两千年的古老土地上的中国人来说难能可贵。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在长期皇权统治和封建礼教的驯服下都已习惯了逆来顺受，人云亦云，严重缺少独立思考精神。方先生与衆不同最明显之处是他的讲话与平常说话都来自他的独立思考。他的这些禀性与他从事天体物理研究有关。宇宙是完美的，同时也是复杂的。研究她容不得半点虚假。正如方先生的关於宇宙之美的发现：对称 + 破缺 = 美。早在80年代，方先生一方面告诫我们，宇宙固然复杂，但我们能像“画鬼”那样去研究它。因爲我们对她了解太少，这反给了我们想象发挥的馀地。我们可以像国画大师那样大手笔地去描绘整个宇宙的图像。这是何等的气魄！同时宇宙是复杂的，方先生告诫我们，我们研究宇宙也像瞎子摸象，要很小心不能以偏概全，要善於把各种现象串联在一起去给出一个合理的图像。这就是方先生追求真理的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方先生能从他的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跨越到用宇宙气体云块去研究大尺度结构，到类星体的观测。这就充分表现了他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方先生经历了中国几十年的社会动荡而仍然能坚持做研究并能走在世界前沿。旅美後的20年，方先生争分夺秒地从事他喜欢的天体物理研究并能在70多岁高龄仍然活跃於天文的最前沿且多産。方先生在去世前一刻还在和他的合作夥伴进行Skype讨论。这就是他的乐观进取的最好体现。
方先生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天体物理学领域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年轻的天文和天体物理学家。方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代人。正如我在去年四月参加方先生追悼会作的诗（抄录在下面）那样，方先生虽於一年前离我们远去天国，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存我们的脑海，他的精神就像那永恒的宇宙将永记我们的心中。中国会永远记住方先生的名字。
悼方励之先生
清明过後天突阴，
中国天文失宗魂，
先生仙逝去天国，
自由真理留永恒。
我有幸能於2012年10月在图森参加了方先生科学纪念会并听到了很多由方先生过去的学生做的学术报告。很高兴，这些过去的学生现已成爲世界天文和天体物理前沿领域的开拓者。毫无疑问，方先生的学术精神已深深地扎根并开花结果。
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方先生的人文精神也将在古老的中国的土地上发芽开花。方先生，您好好地在天国安息吧！
最後，我非常感谢我的高中同学王晓杰博士能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将我的初稿修改和润色。此文章变得可读多了。说实话，这是我到美国二十年第一次写中文文章。如有疏漏或不妥之处，请见谅。
2013年4月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