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闻方老师匆匆离去的噩耗，大家都问:是真的吗？我们都不相信那么坚强，睿智，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一年来和夺走了他生命的可恨的山谷热搏斗得到初步胜利的他，会突然离开了他熟悉的课堂，熟悉的学生、朋友和他亲爱的相濡以沫一生的李老师及家人，撒手人寰。真是悲从天来。
方老师去世后的一周，我一直在找留有他足迹的照片。这些照片更是深深的触动了我，让我有一种冲动，要写下认识方老师之后的点点滴滴，以此奉献给敬爱的方老师的在天之灵。但是当时写了一部分就写不下去了。转眼方老师去世一周年了，每每翻出一年前他去世时我没有能完成的纪念文章就会想起他爽朗的笑声，风趣的言谈和最后一年被病魔折磨而不甘倒下的一幕一幕的景象。他重病之后要准备重新回到课堂的前夜，我和他最后一次在skype上交流时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但是当我看到他在他办公室的黑板上写下的：“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这句作为科学家的方老师留下的遗言使我不得不相信方老师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不是方老师的学生，也不是同事，虽然有过科学的合作，共同发表的文章也不是很多。但是方老师确实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方老师的同事和不少学生也都是我的老师或朋友。方老师对物理和现代天体物理的深刻理解和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最初知道方励之的名字是70年代在包头师专工作时，读到“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的方老师关于宇宙学的科普文章。那个年代学物理的人普遍对哲学感兴趣。所以方老师的深入浅出，文笔流畅的文章深深的吸引了我，也激励了我决心报考天文专业的研究生，从而开始了对天体物理前沿课题的研究。但是一直到1984年夏天参加国内一个学术会议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邓祖淦老师，他是方老师1972年在科大建立的“天体物理研究组”的主要成员之一的。通过他我了解到方励之等老师如何带领着他们这批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建校后分配到科大的年轻人进入研究领域。在这之前，我每做一项研究都要去把相关的书从头到尾去读懂，去推公式，把相关文献的来龙去脉完全搞清，浪费很多时间。这种死读书的方法至今也是中国培养学生的普遍方法，而且好的理科学生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能够把公式推导出来。这也难怪海外学者总说要让国内培养的学生能做科学研究首先就得“洗脑”。当时邓老师告诉我，你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慢慢就懂了，也就能知道如何去做。所以虽然方老师不是我直接的老师，但通过邓老师和尔后认识的科大天体物理组的一些老师，在和他们一起合作工作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步地进入了正确的研究轨道。
1986年方老师和当时的美国国立光学天文台台长G．Burbidge教授共同组织了在中国的第一次国际天文学学会专题讨论会IAU Symposium124，这次大会云集了当时和尔后国际上从事宇宙学和星系形成与演化研究的众多重量级的，在该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在这次学术大会上，我在基于当时刚刚完成不久的国际上第一个红移巡天观测样本的研究工作“不同光度星系的大尺度结构”被选为6分钟的口头报告。问题是我基本不会说英文（我中学，大学都是学的俄语），更听不懂英文。那真是赶鸭子上架，把报告勉强做下来了，但是听不懂别人提的问题。是方老师用中文告诉我别人问的什么问题（作为SOC主席，方老师当时坐在主席台上），才算对付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得到方老师的直接帮助。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在IAU Symposium上做口头报告的机会是不容易得到的。我当时是刚踏入这个领域的，方老师不认识的年轻人竟然能够获得做口头报告的机会，只是因为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的等级文化背景下，这在现在都很难做到。由此也可以看到方老师对科学的态度——在科学面前人是没有等级的。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我1988年10月在中英奖学金支持下在英国工作一年后刚回国，就参加了在苏州组织的一次国内的学术会议。那个时候方老师已经因为自由化的问题被关注了。一个傍晚，他的科大天体物理组的同事和朋友们把他请来聊天。他讲得有声有色，让我大开眼界。他告诉我们，他把他写的“宇宙的创生”的科普书邮寄给了高层领导。原因是基于若干重要的观测证据，被国际科学家广泛接受的“大爆炸宇宙学”模型到了80年代末在中国仍然被主流媒体批判为无中生有的唯心主义。由此可以看到为了捍卫科学他是那样的勇敢，这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方老师。之后不久方老师就因为“自由化”事件调到了北京天文台工作。因为我一直和北京天文台的邹振隆老师合作，所以常常访问北京天文台。在此期间才算真正认识了方老师，他也才知道了我。遗憾的是当我们正打算合作申请研究星暴星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1989年的事件中断了这个合作计划。这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关于星暴星系的研究当时国际上刚刚起步，尔后成为天体物理的重要研究方向。如果能和方老师合作完成这个项目，我一定能直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真正直接得到方老师的指导和能够近距离的了解他是在他离开中国之后的这20年。1990年圣诞节前在英国Brighton参加德克萨斯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和访问Durham大学（1987-1988我在那儿访问工作了一年）之后，我们一行四人从中国，法国和爱尔兰到剑桥访问了方老师一周。从这次访问，开始了我近距离的了解方老师和开始了与方老师李老师长达20年的友谊。除了大家一起讨论科学（都是做宇宙学研究的学者），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聊天。我永远记得刚去的第二天，方老师说起在London的中餐馆一小碗几个饺子就要3个英镑。于是我就自告奋勇地给他们做饺子。在包饺子期间，方老师兴奋地围着包好的饺子转，数有多少个饺子。我建议先给他煮着吃，他说如果我先吃我就都吃光了。当时我没有懂为什么看到剁馅擀皮自己包饺子他那么高兴。到后来在慕尼黑一个朋友家我自己擀面条给他吃时他的享受的样子让我明白了这里包含的是浓浓的思乡，思母之情。他虽然祖籍是浙江，但是他在北京长大，从小吃的面条饺子都是他母亲自己手工做的。但是非常伤心的是，自从离开中国，直到他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能再见到母亲一面。我了解了以后，每次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做一碗面条，特别是手擀面请他吃，每逢这时都能看到他是那样的享受。他享受的绝不只是一碗面条。还有一次在德国参加一次中德高能天体物理研讨会后，在慕尼黑的一个公园（Westpark），那里有一个中国园，方老师和李老师就在那里流连忘返，很久不愿离开。从所有这些小事，到他每次有机会见到国内的朋友、同事和学生都那么由衷的高兴，我深深的感到他们是那样的思念自己的家乡。但是一直到方老师离开我们，他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他热爱的土地。为此我心痛不已。
1994年秋至1995年夏，我在图森访问工作了半年。位于图森的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是国际上观测天文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在这期间，我有了近距离的向方老师学习的机会。我听他讲课（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不时和他讨论。他也到我工作的办公室来，常常很随便地侃一些基本的物理和天体物理问题，或者谈科学史上有趣的事情。虽然讲到的具体问题我记不清了，但是我的感觉是物理渗透在他的血液中，没有他不懂的物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受益匪浅。我的研究工作自90年代后有了很大的进展，无疑也受益于图森这次访问工作期间方老师的无形的影响。在聊天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自信。他对他推动和组织了在中国召开的IAU Symposium 124特别自豪，也得意地对我讲述在当时中国的封闭情况下如何紧跟国际天体物理研究前沿的故事。联想到26年后2012年夏天在北京举办了国际天文学会大会，上千名来自各个国家的天文学家聚集在北京的盛况，我对方老师及其他们这一代的科学家对在中国开展现代天体物理的研究做出的开创性的贡献油然而生深深的崇敬之情。
1995年元月美国天文学会的大会在图森召开，由于当时公派学者的生活费很低，更没有提供参加学术会议资助的可能，这个机会很宝贵，我非常想参加，但是如果不注册，不交注册费，根本进不了会场。后来是方老师掏自己腰包替我交了不低的会议注册费（我原先以为是用他的课题费，所以欣然接受，后来知道后心里很不安），使我得以参加这次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学习到的东西直接影响了我尔后的研究。比如在这个会上我认识了做星系内分子气体研究的最有名的科学家Solomon，和他有直接的交流。当时他就讲从观测的CO到计算分子气体的质量的转化因子在极亮红外星系上和银河系不同，这与我尔后的研究直接相关。而且他坚信无论类星体还是星系的远红外辐射都主要来自于恒星形成过程，尔后的很多研究，包括我自己对远红外亮的类星体的分子气体性质的研究都表明Solomon的预言是正确的。再比如会议期间遇到普林斯顿著名教授Ostriker的一个博士生（中国学生），他讲到在数值模拟中如果加进气体，其非线性增长过程无法控制，所以有气体的数值模拟不确定性很大。方老师当时就说，只有引力过程是“干净”的，有了气体和尘埃的的过程都“脏”，这非常形象地也很深刻地把各种不同的物理过程说得浅显易懂。由于在星系形成和演化的数值模拟过程中不可能不加入气体过程，但是我始终很注意其间的不确定性，所以不盲目相信模拟的结果。虽然我主要从事观测研究，而方老师是做理论的，但是我在图森期间他也尽力帮助我。他帮我联系到天文系的Rieke夫妇（他们是在红外天文研究领域做出极大贡献的学者，当时他们正在设计哈勃空间望远镜上的NICMOS近红外探测器），使得有机会和他们探讨用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红外探测器研究极亮红外星系的可能。在图森访问的半年中我还亲眼看到方老师如何在工作。当时他在一个数学教授的建议下打算把小波的方法用于研究星系的大尺度结构，由于我也做过大尺度结构的研究工作，他希望我参与这方面的研究。我花了一些时间读了相关文章，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他的反馈之快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一周之内就把用分离小波的方法来研究星系大尺度结构的总体想法和方法写出来了。
方老师到图森之后，一直在资助中国的年轻学者到亚利桑那大学访问和工作，同时也一直培养国内的研究生。目前中国从事星系宇宙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包括至今仍然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学者），特别是学科带头人都在图森访问，工作过， 而方老师在图森培养的一些学生也活跃在国内学术研究前沿。方老师关心每一个和他有过合作的年轻人，也关心他培养的每一个学生。我记得在他已经患重病后的一个晚上，他在skype上呼我，向我推荐他指导过的一个学生到我们中心工作。其实这个学生后来已经离开他而去跟别的教授做观测研究，甚至已经离开了科学研究一段时间。看到这个年轻人走了弯路之后又有回来做科学的愿望时，方老师马上热心的帮助他。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完成了若干个不错的工作，成为国家天文台的副研究员。
新世纪开始后不久，方老师和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鲁菲尼教授联合组织一年一度的中意天体物理研讨会。中方的参会人员大部分是来自国内和在各个国家从事星系宇宙学研究的学者，也有一些方老师指导的研究生。每年的盛夏，大家从各个地方聚集到意大利的佩斯卡拉海边小镇，白天开双边学术会议，讨论科学，向意大利的同行介绍中国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地面或空间大项目，傍晚在海边的餐馆畅谈。方老师最关心的仍然是国内的学术队伍和学生的培养。每次会议的安排都是方老师亲力亲为。而最让我佩服的是开会时方老师总是坐在第一排，每一个报告他都认真听，而且都提问题（不少人只是听自己感兴趣，和自己工作紧密相关的报告）。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国内相当一部分从事星系宇宙学研究的年轻学者都得益匪浅，而且自然形成了合作融洽的研究群体。和这些年轻学者的交流和合作也是我能够继续在前沿研究的动力。
2011年夏天知道方老师得了山谷热，后来逐步恢复，他自己还写了一篇很风趣的关于这个山谷热的散文。但是秋天在成都开会时，突然收到短信，说方老师住进ICU病房。大家的心又都揪起来了，但是很快就转危为安。正如方老师自己的文章中写的，他母亲给了他很好的身体，而他的性格又是那样的开朗和乐观，我们都以为危机真正过去了。但是看到他的照片，这和最后看见他的模样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能考虑退休，即使不退休也要放慢工作的节奏。但是他离不开科学研究和教学。我最后一次和他的交流就是劝他不要再上课。我说上课是既费精力也费体力的劳动。他回答我：我上了几十年的课了，上课对我不在话下，哪里累得倒我！我还是不甘心地加了一句话：如果你觉得累，就一定不要继续上课。后来我从李老师那儿才知道，他坚持上课是因为这门课当时没有合适的教授能替他上。作为科学家，我相信方老师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心里还是清楚的，但是他就是舍不得离开科学，舍不得离开学生。但是病魔迫使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正如2009年9月当他们的一位朋友去世时，方老师在悼念文里写的:“她走了，在意料之中。她不孤独，至少带着许多朋友，包括我们的深深的怀念和敬意”, 我想说的是：方老师走了，其实也在意料之中，他更不孤独，他带着更多的学生，朋友，最亲爱的终生的伴侣和我们大家深深的崇敬和怀念。
2013年5月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