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教也贱
方壶斋
我中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很高的人生理想。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当老师。这是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是老师的“宠儿”，学习好，跟老师也有很好的交流，但是绝对没有向老师送礼的事。因为跟老师交流得好，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也在人生的道路上常常受到老师的指点。老师也常常说教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燃烧了自己，点亮了别人。那时候除了背诵韩愈的《师说》，还专门把凯洛夫的《教育学》找来看，看得觉得自己很神圣。中学毕业的时候，没有上成师范学校，忘了是什么原因了，好像是名额有限。反正那个时候上师范是不需要考试的。为此很后悔了一番，也很羡慕现在首都师范学院英语系的主任，我的学长，能进师范学校。上不成师范，只好上高中了。念高中的时候，还是老师的宠儿，还是一样的原因。老师说我们那拨文革后恢复的高中是为了大学准备的，但是自己念书，倒也没有刻意地去捉摸怎么准备考大学。那个时候大学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更不要提有任何考学的参考分数做目标了。那时候的学习，真正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用得着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毕业的时候，大学招生没有恢复，只好去插队。一直到了78年2月，才考上了大学。
大学念完了以后，留校当了老师，开始了教书的生涯。中国有句老话：教学相长，就是教书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具体到教课上，就是要常教常新。哪怕是教固定的课本，每一轮不但自己对课文有新的认识，而且给学生的也有新的讲解，新的补充。这样，就从来没有过炒冷饭的时候。炒冷饭也许学生不知道，因为学生必然是新的。但是自己教起来则索然无味。有人说这样教书岂不是太傻，何必年年要备新课呢。那时候也没有学生给老师打分的事情，如果想偷懒，那简直太容易。可是我就是贱，喜欢自己累自己。也许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就是说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知识上的进步，精神上的愉快。那乐于助人也可以说是自私，就象美国人说的，我帮助你，是我的乐趣。My pleasure. 这种自私，实在是一种很可爱的自私。
后来我教高年级的泛读课，翻译课，和报刊阅读课。国内翻译课的课本汗牛充栋。学校也有规定的教材，还是教委认定的高等院校统编教材。本来照本宣科，改改作业也就行了。但是讲解翻译，最好还需要旁征博引，这样就得平常多看一些翻译方面的材料。高年级的泛读课，学校也有不少教材，但是我还是喜欢选新的材料。托夫勒的《大趋势》出来以后，我感到那是一本在语言上，内容上都比较新的书，选一些章节做三年级的泛读很好。但是既然要用，就得补充各种注解，准备理解问题，个别章节急用了还需要自己用机械打字机打出蜡纸来。于是查字典，查百科全书，设计问题打蜡纸。现在想想真有点无事忙的味道： 谁规定要用新书了？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学校，听说那本泛读还在用，倒是觉得没有白费力气。
转到北京教书以后，除了精读以外，也担任了翻译课和报刊课的任务。这时候我的独立性就更大了。系里三个老师教翻译，各自独立。两个老师教报刊，系里说我也不必跟另一个老师统一教材。本来我只要选一个课本，让学校订购就可以了，但是我还是贱，自己选编翻译材料和报刊材料。翻译的材料找的是原文，非文学的，就自己翻译来做参考答案。我以为只有自己翻译了，才知道其中的难点，陷阱在什么地方，才好给学生讲清楚。当然，这里头要投入很多工作量。报刊课呢，我本来可以选比较短的新闻，特写，但是我把从前学院的报刊课的指标继承了过来，要求学生读《新闻周刊》，《时代》这类刊物的封面文章，每篇都有二十多页油印纸的量。当然自己得先看懂，做注释，设计问题。同时，我还跟美国大使馆联系，用自行车去驮他们的旧报纸，从秀水街驮到东郊，回来从中选比较新的材料。我的课有的时候把学生搞得苦哈哈的，因为他们还有别的课，同时也把自己搞得忙兮兮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何苦呢！学生课程结束的指标都是我自己说了算。然而我贱。值得庆幸的是，几年前在网上居然看到一本翻译教材，写的是我的名字。原来，学校的出版社把我选的翻译课的练习印成书了。
其实象我这样当老师的人还真不少。在那些日子里，老师的报酬正常工资以外都是计时，单位时间里干活多少真是可以灵活掌握。在家里加班也没有人给加工资。然而就凭一个“贱”字，我可以不计较自己的投入，苦中取乐。这也算教书的一个境界吧。
2005,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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