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散记（三）
方壶斋
上海：
回北京以前，到上海快速地转了一圈。我大学的同学有一半儿是上海的，而且上海同学除了两个人以外，都在上海生活工作。他们开玩笑说，上海同学比北京同学爱国，因为北京同学里，六个有三个在美国。我这次去，见到了所有在上海的同学，所以很开心。除了有两个比较发福，别的基本上没有怎么变样子，单是老了些。
对上海总的印象是城市更新基本已经定局，不像北京还在大拆大建。街道干净，交通有序。变化较大的是老的市中心一带对自行车有较多限制。很多街道成了自行车的单行道，所以骑车不像过去那么自由了。
浦东的明珠广场的球塔的确大得可以，站在外滩望过去，感觉那不像是城市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外星人飞行器降落在了那里。从浦西有地铁可以到陆家嘴，很快。我在陆家嘴上了金茂大厦的55层，就是大厅一层。站在那里往下看，就好像是坐在小飞机里。如果上到88层，一定是无限风光了。从陆家嘴回来，就在报上看到有报道说，有一位蜘蛛人徒手从外边企图徒手登上大楼。报纸并且说，以前已经有一个不怕死的爬到了顶层，还有一个外国人申请爬楼没有获准。
上海的外滩和武汉的江滩不同。上海的外滩壁立在黄浦江边，可以凭栏看江，江水就在脚底下。武汉的江滩则是一个缓坡，伸进江里。上海外滩对面的浦东像一幅巨画供人们观赏，武汉江滩对面的武昌则还有待新的风景线出现。
承蒙一个朋友接待并且把自行车借给我，能够让我到处随便跑跑。我特地骑车到汉口路，想看看那座沐恩堂如今怎么样了。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读书，到那里听过讲道。有一个李牧师，方脸，口才很好，据说会好几种方言。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讲道，说基督教是入世的宗教，不是出世的宗教。我第一次去那个教堂时，因为里面都坐满了，就站在门口。旁边有个年轻女孩。我就问她一些问题，牵涉到原罪。我问她为什么相信自己有罪。她说父母生下来她，就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他们的罪，而父母又是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了原罪。我问她叫什么，她说叫尼娜。后来我去，再也没有见过他。
还记得有一次坐在堂里的二楼，那是夏天，人们的衣着很普通，但是一个身材丰满的青春妙龄女郎穿着紧绷的衣服进了教堂，惹得一些人，特别是男人，眼睛追着她看。我当时觉得好笑。大概基督教没有说非礼勿视，
如今的沐恩堂在周围高大建筑衬托下已经其貌不扬了。大门锁着，所以我也无从进入。
顺便啰嗦一下：在武汉我去参加了一个礼拜。教堂里也是满满登登的。做礼拜的时候，有义工服侍人员引领信众。他们的一项任务是如果看见有人打瞌睡，就捅醒。我看了觉得好笑：这是中国特色吧。听讲道应该和听报告一样态度严肃。
我又专程到淮海路，看看旧书店，但是原来的大旧书店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地方建起来一个图书大厦，和北京西单的图书城差不多。我向书店的人打听旧书店，他们说侧街对面就有一个。那是一个很小的门脸，但是里间居然还有古版旧书。我给同事买了一本柯切托夫的《青春常在》。原来的苏联作家的书，现在还重印的，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外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曾经使中国读者着迷的，一时很不容易搞到的柯切托夫的书，只能到旧书店里去找了，而且价格便宜。
从武汉坐火车到上海，要经过杭州。在杭州附近铁路沿线，我看到农民的新居，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江南民居的风格，变得西方化了。很多是尖顶的洋楼。顶上立着一个避雷针或者天线。远远看去，这些建筑就像教堂。另一种平顶的，顶上有一个小屋是上平台用的。这个小屋上立着一个铁塔。和电台发射塔很像。不明白的人还会以为这一带是无线电爱好者集中的地方呢。我问一个当地的乘客那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他说，那些人家都是信耶稣的！
后来我回北京的时候，在北方农村看到的民居，还是老的灰墙或者红墙的老房子，让我想起插队的年代。我很有感触：这一南一北，到底不同，原因何在呢？是北方人懒，还是当地政府放不开？ 还是两者都有呢？还是北方农民不肯露富呢？
北京
回到北京临走前两天，给高中同学打电话，索取他们今年早些时候班级聚会的通信录。没想到他们还把录像刻了光盘。在同学家看聚会录像，发现还是男生坐一桌，女生坐一桌。我搞不懂为什么，难道是拉家带口子了害怕老公老婆吃醋不成？不过后来还是看到一些人翩翩起舞，有的还很投入。
我看了看通讯录，发现有些人还没有离开高中学校所在的区，而且听说也有下岗的，心里觉得怪怪的。一方面，我觉得大半辈子圈在一个区有点憋屈。另一方面，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后就飘在外面，也太脱离本色。最好是立足乡梓，常常出差，一方面可以见多识广，一方面可以维系同学情谊。
看着那些老同学，我又回到了在北京南城居住和上学的岁月。这使得这次回国的体验，多了一分生活的实感。我前两次回去，都是住在西城。虽然我的东西都在南城的大杂院公房，因为多年不住人已经是又脏又潮，所以两次回去都没有去住。这次听说公房拆迁在即，而我不可能为了拆迁专门再回去一趟，所以必须趁这次回国，“挽救”我的那些藏书。我也因此有几次在那边过夜。大杂院就在中学的对面，可是中学已经不复存在。大杂院很深，睡在那里没有街上来往车辆的吵闹。早上起来到旁边胡同里的一家早点铺子喝豆浆吃油饼，坐在玻璃窗旁边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住在南城的老百姓，觉得和二十多年以前的上学岁月，好像保持着零距离。
但是菜市口一带已经改建得面目全非。附近胡同里的南城街市风貌也在消失之中。我从来没有进过家附近的牛街清真寺，这次路过，进去一次，算是告别游，因为我以后可能不再有来菜市口一带的心情了。在清真寺里，我看到一些戴白帽的穆斯林，有的是汉人相貌，也有不少高鼻深眼的。住寺的穆斯林男女分开。寺院里的礼拜堂不准非穆斯林游客进入。礼拜堂对面的亭子一样的建筑，里边墙上有些东西，可是我不敢进去看，怕犯忌。我问一个穆斯林那里可不可以进去，他竟然说不知道！
在牛街礼拜寺门口，有些新疆人卖一种主要成分是核桃仁的糖，属于花生占那类。整个有脸盆大小，上面粘着蜜枣似的水果。我让一个小贩弄了一丁点尝了一下，感觉一般。回身走开。他却跟上来拉拉我。我回头一看，见他手里头拿着菜刀，立即想到过去听说问了新疆人卖的东西的价钱但是不买，会给自己惹麻烦。我便装出无所谓的样子问多少钱一斤。答曰十八。我还到十五，用手比划着让他切约一公分厚。切下来差一点儿两斤。他又很认真地切了一两次，用碎片凑够了两斤，我便坦然付钱，心里想这也就是四个美元不到。那糖我吃了几块，全留在北京了。
外地人
现在北京到处都有外地人。有一次到右安门外找人，问路的时候，问一个说不知道，问第二个又说不知道，敢情都是外地人。最后好不容易问到一个岁数大一点的才问清楚。还有一次就在牛街上问一个地方，专门找了一个从院子里出来晾晒被子的老太婆问。结果人家一张嘴，连普通话都不说，全是南方口音，好像还是东南还往南的，因为吴湘鄂贵滇蜀的口音，我大体都能听懂。
关于外地人的问题，网上有文章批评北京搞暂住证，是歧视。自己的公民到首都去住还要绿卡。说的倒是也有道理。但是这次回去和一个老同学聊天，他对外地人在北京的泛滥就很有意见，批评北京市政府不控制。他讲的道理，就和经济学上的那个“共同财产” 理论差不多： 在一块草场里放牛，总得有个数量限制，否则就会导致资源枯竭。北京就那么大，外地人来多了，造成资源紧张，生活质量下降。更主要的是大部分外地人是体力劳动者，文化素质不高。这个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像美国的移民问题一样。现在中国没有竞选政治，否则一定会出现反外地人党和拥外地人党的辩论。我说解决外地人进京谋生的办法是发展他们家乡当地的经济。同学说那也没有用，中国人就是要往北京跑。我想好象的确有这个趋势。大概是过去把北京宣传得太让全国人民向往了。“北京啊，北京，你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来自湖南的李谷一也唱道：“走遍了南北西东，还是最爱我的北京。”全国人都来北京爱她的时候，北京人自己倒要烦死了。
不过，这次回去，我也在天安门，前门前特地请过路人帮我照相，结结实实爱了北京一回。
完
2003.10.26 （2023 pro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