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 华·
那天参加朋友外婆的葬礼。认识朋友时，她的外婆已经九十多岁了，为了避免把她外婆叫得更老，除了我随着朋友叫“外婆”，连我的孩子也跟着叫她“外婆”。外婆有着浓浓的山东口音，每回我见到她时，总喜欢用山东腔大声地叫“wai3 po1 好~！”，外婆眯着眼慈祥地笑着回答“好，好，好！”日子里能有个外婆可叫，真是个福气。
外婆不喜欢让人知道她的岁数，总说“jiu1shi3多啦！”，久了，我们也没去算。丧礼那天，牧师在台上介绍外婆的生平，才知道外婆刚好整一百岁。一百岁？！我不知怎么想起了父亲。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很少去想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会几岁。 我好奇问朋友外婆生肖属什么的，算一算，比父亲大一岁，那父亲若还在，到年底也整一百岁了。
父亲是民国前二年出生的，出生不久就赶上中国改朝换代的时候，即使住在广东山区里的乡下，还是很难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被波及。稍长后，由于广东军阀派系的争斗，四处抓丁，年轻时的父亲就得常常躲到山中避难，稍稍安定后 他的祖父原指望长孙可以留在身边行医，做个乡绅，安安份份过着平常的岁月，没想到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在“投笔从戎”的号召下，父亲拿着大姑姑偷偷给的一笔路费，毅然决然离开家乡，北上投入军旅，从此他的命脉是随着国家的盛衰同步跳动的，家乡也从此成了梦乡。
八年抗战期间，随着军旅走遍了从小心里那片神圣的海棠叶，无论在偏远的甘肃，黄河河边上的潼关，或者传说中的热河避暑山庄，即使在极度疲惫困顿中，父亲仍用心地看着那片脚下踩着的神州大地。战争里，几次在危急中死里逃生，甚至被日军俘虏过，他有几颗假牙便是因为被日军打断而装上的。那段兵马倥傯的岁月虽然不堪回首，但对于自己曾用生命来保卫国家的经历，却是他到老了还引以为傲的往事。
抗战胜利后，父亲脱下军服，回复到平常的老百姓身份，在天津成家立业，原以为可以从此安居乐业，但国家的命运还在风雨中动荡着。在安定了四五年后，一场内战，又将父亲辛苦建立的家园摧毁。“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无奈，父亲是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切，也只有走过相同岁月的人才可以真正体会的。起初，父亲并不相信自己为国家民族存亡而卖命的过去会为自己带来灾难，父亲那么自信的认为自己是为了救国而参军，何罪之有？但听着一波波从东北南逃的难民口里的描述，再有自信的父亲，也不得不仓促整装南走，一路回到久违的家乡。
但是家乡仍不是久留之处，局势每天在变化，街头巷尾的耳语，足以让闻者噤若寒蝉。在一次问讯被斥回后，父亲左思右想，终于决定连夜乘着港九铁路的火车逃出樊笼。临行前告诉家人“到香港去暂时避避风头，等风头过了，就回来了！”他哪里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再也没踏上故土，而家人成了梦里模糊的身影。那份思念，那份苦楚，无处可寄，便化作一首首呕心泣血的诗。从香港的调景岭，再辗转过海到台湾已是五一年了，在基隆下了船时，一切仿佛隔世，脚下踩着的是那块曾经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是记忆里地图上白色的岛屿（注一），是他曾卖命为国家赢回的失土，怎料到竟也成了他终老于斯的地方。
到台湾八年后，渐渐知道回乡无望，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父亲遇见母亲，漂泊了多年的心，终于可以再次安定下来。我如今也到了父亲当年在台湾重新建立家庭的年纪，很难想象父亲如何有勇气，在近五十的年纪，重新建立一个家，生养着新的生命。在片片断断的记忆里，我想起了父亲每天载着我和三哥骑着脚踏车行经城外的一片稻田，来回在办公室和家里之间。春天，望着田里的农人们弯着腰把嫩绿的秧苗种在水田里；秋天，听着打谷机“拿拿拿”声打着成熟的金黄色稻谷，那样安稳祥和的世界对他而言是如何地奢侈！当他微皱的手拉着我嫩嫩的小手去上学时；当他站在台下人群中，看着强光照着舞台上的我随着音乐跳舞时，他又是怎样的心情来面对内心里对留在大陆的大女儿的思念？
也许人只有在经过失去后，才能够更珍惜眼前所有的。小时冬天清晨上学时，我总是赖床不肯起来，父亲就背着还睡眼惺忪的我去刷牙洗脸。他把热水瓶里隔夜的水倒在脸盆里，把毛巾放下再拧干，我仰着头，让他用毛巾在我脸上轻轻擦着。擦好后,他喜欢轻轻捏捏我微塌的小鼻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甘心地慢慢把眼睛打开，那个早晨便不再那么寒冷难耐，那种被爱着宠着的一幕，是我记忆里永远鲜明的一页。当我稍懂事后，一直觉得其实自己承受着的是父亲双倍的爱。
由于父亲生我时已经五十二岁了，他总觉得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唯恐在我还没长大前他就离世，偶而跟妈妈或朋友谈起身后事时，总说“等小妹大学毕业后，我就放心了”，没想到这句话竟然一语成籤。
父亲当年走得很突然，去世那天正是我第一次考托福的日子，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在台北上班不到三个月。前一晚一通病危的电话，我连夜和也在台北的大哥开车南下。车子上了高速公路，等交通流速稳定后，大哥点起一根烟，静静地告诉我“老爸前半生历经频仍的战争，几次枪林弹雨里把命捡回来，能够这样安享晚年在床上病逝，也算是福气了！”我心想，才不管它福气不福气，他就是不可以走。那一路上，我哭哭睡睡地回到台中，匆匆赶到医院的加护病房里时，二哥坐在爸爸床边，表情肃然地叫人看了绝望。爸爸全身插着管子躺在床上，病房里苍白的日灯光下，更显得他脸上的疲惫和憔悴。除了爸爸沉重的呼吸声音外，就是仪器上规律的哔哔声，空气里泛着一种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凝重。由于已经夜深，二哥便要我们先回家休息。
那晚在朦朦胧胧中不知醒醒睡睡几回，朦胧中一下子是记忆里父亲拉着我的手去过旧历年的花市给母亲买郁金香，人潮中，我们父女在花海中兴奋地不知挑哪一盆好；一下跳到夜阑人静时，他坐在客厅的书桌前，灯下一边抽着烟，一边认真地反复吟哦着他新写的诗句；一会儿又回到我念小学一年级时，有回下着滂沱大雨，学校那区的地势低洼，一下就淹水了，我和小朋友嘻嘻哈哈地站在走廊下等家人来接。没想到向来西装笔挺服装整齐的他，竟穿着短裤头黑雨靴，撑着大伞从浑浊的水流里走到我面前，我看到同学们仰着头看他，眼里有着忍不住的惊讶。他蹲下来一把抱起我，又踩着高到膝盖的浑水，一步步往学校外走，我从他肩膀看过去，几个同学正对着爸爸的背影指指点点的，我皱着眉嘟着嘴，懊恼着让她们看到我的老爸爸……慢慢清醒来时，心情的懊恼还没过去，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不告而别？！泪水终于把我湿醒过来。
清晨，大哥又赶往医院和二哥替换，我留在家里陪母亲，那种想哭又不敢哭的情绪，像是泄洪前的大坝，随时在溢出来的边缘。不管医生怎么说，我还是无法相信爸爸在生死边缘，固执地觉得这只是一次住院，过几天就会回家了。不久，当时在南部念军校的三哥也赶回来，还没坐稳，十一点左右，一通电话，我们全部都赶往医院，病床上的父亲，吃力地睁开一只眼看着我们，急促地呼吸着，泪水从他眼里渗出，妈妈先是受不了哭了起来，我再也忍不住，任眼泪哗哗而下，大哥毕竟是长子又是学医的，在医院里老早看多了这种死别，叹口气，冷静地跟爸爸说“爸，你放心走吧，妈妈和弟妹我会好好照顾的！”爸爸终于疲倦地闭上眼。后来我和妈妈大嫂被先送回去，哥哥们留在医院和医生商量，下午两点多时，大哥打电话回来，说“爸爸平静地走了！”
那天下午，世界好像一下子倒转了过来，怎么会？怎么会？我还是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才离家不到三个月，爸爸怎么能就这样走了？我在书架上找到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本校刊，里面有我写的一篇参加比赛得奖的文章，题目是“父亲的地图”，文章里我除了描述父亲前半生在离乱中走过的岁月，也借着一张地图，道出父亲长年对家乡以及留在大陆的家人的思念。从小印象里，每当我们换一个新家时，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把一张中国地图钉在我们书桌前的墙上，四个角落还用四张小白纸衬着，以免时间长了，图钉上的锈痕会把地图弄脏了。在督促我们做功课的同时，总不忘看一眼地图上遥远的故乡以及他的脚步曾经踏过的山河。由于那篇文章写的是关于父亲的，也许碍着那份属于中国人腼腆的父女之情，我迟迟没有拿给爸爸看。奖状拿回来时，父亲问了我几次，我总推说还没印出来，在那个下午，内心里的懊悔可以想见。那晚和哥哥们守灵时，我就在父亲身边念给他听，那时我固执地相信他的灵魂还没走远。哥哥后来也决定把那篇文章印出来，连同讣文寄给亲戚和朋友。葬礼那天，父亲的多年挚友邱传义伯伯，一位当年和父亲同在调景岭待过的难友，红着眼走到我面前，紧握着我的手说‘好孩子，那篇文章写得好，你爸爸在天上会很安慰的“那种伤痛，感染着同样走过那段岁月的人。就这样，父亲走出我的生活，那年我二十四岁。
为了安慰母亲，我延迟了三年才出国念书，出国那年冬天，台湾终于开放可以到大陆探亲，对这样迟来的政策，心中难免遗憾，但是我后来想想，即使父亲还健在，他是否能经得起面对几十年后的人世沧桑？而我在出国后，尽管出国前还需到教育部上“防止共产党统战”的课，却因缘际会地和大陆的同学一同分租一层楼，在哪里，我第一次看到“敌人同胞”，在那层楼里，我们互看对方的人民日报，中央日报，互相调侃对方的政府；却也同车买菜，同桌吃饭；在那层楼里，台湾海峡不再是近代史上偏安的一道防线，共同生活中，融洽的感情终于把历史的名词变成了单纯的地理名词。
而后，我在美国这地上生根，因着在别人的土地上生活，因着同样带着‘第一代新移民‘的身份，我的身边总不乏来自大陆的朋友。二十多年过去，在很多节庆里，当我和很多来自大陆的朋友们一起吃饭时，偶尔会幻想着父亲如果还健在的话，同在饭桌上，他是否还会像从前一样，从熟悉的淡黄色三五牌香烟盒子里抽出一根烟，在盒子上轻轻”嘟嘟“两下，点燃烟前，客气地问桌上的朋友“令尊府上哪里？”
（注一）父亲提过小时候念地理时，由于当时台湾被日本占领，在地图上是一块白色的岛屿，和其他涂有彩色的省份不同，对此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