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邢台千万的底层百姓中有一家姓郑。郑家是后来被打入寻常百姓圈的，于是市郊插出了一处民居：石园。
郑家本与此地无关。人们也许没听说过郑家小兄弟老四小五，但可能听到过郑家行三的郑红丹，郑家的大哥郑云燕。郑家老伯郑新潮，黄埔军校出来，红军最早的炮兵专家，解放军最早的军马专家。郑家老母，三九年只身背着云燕，由辽宁徒步赴延安，历时三月不知过了多少道水多少道山。正是，他们一家起自辽宁。如今刊出的文字中，他们的名字已多有出现。红丹的姐姐，许多文章都有专记：郑晓丹—-她的生命与文革中的《出身论》相连。
“石园”之名，郑老伯亲嘱。石园之意，当年我直问过红丹；红丹灿然笑答：这你得问家父。终也未得此问；也就便是今日仍可猜想：中正自守，其介如石；石园之石—耿介之士？
火车站口问警察：…要找的地方叫石园—-话没说完，警察手一伸：就是这条路一直往前，到头儿差不多就到了。当年我去，站前问路这一节，足证“石园”当年在当市的知名。当年的邢台尽管没有那么大，毕竟也是地级市，全不用市区街道门牌号码，仅问“石园”便可找到郑家，怕也是孤例。
我当年的去，是因为郑家大哥郑云燕。
八二年春毕业到了单位报道后，我即告诉了红丹我新的通讯地址。
中间几乎没有间隔，立刻就有信从邢台回来。没想到那第一封回信，竟是红丹的大哥写的：
半生累累 迄无所成 维沉溺思索 默默以求 觉渐入是境 或几成体系 吾生也惟艰 体本孱弱 忽去岁染疾 近倍感惚恍 卧榻之时 想不忍骤弃者 维思考所得系之 是以念念在兹 深自心苦 想红丹所荐 必无虚妄 今之所望 维祈一谈 以快吾心 果若成愿 某敢告吾人 云燕无憾矣。
这，难道还有别的说？我当即回信：下周末就到。
—-还是插一句：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不要说车子房子，即便简单到穿衣打扮，在他们都是不看的俗；他们的追求？思想。以思想超越的层次看人取人，是大学深层的校园风气。
那信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页纸，字大且乖张，硬生处划透纸背，虚弱处几不可辨读。今日也许已不足为奇，那时对我却足够震动：他竟能出此文言？便是读中文的同学们，除偶尔为之试为一乐，没人这么地拿来写实用书信。
那是四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可以说是最好的四月天了，长空万里，满目清朗。
出到大街上，就按警察说的一直前走，到了街尽头，已很是市郊—-我知道，红丹出家门散步，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的。那时的市区很小，从火车站走过去，没有多一会儿。
再问路，小童带我叮叮叮往前小跑几下，然后空里腾地一指：那就是。
是独立的一围高墙，大门东向。门前是开阔的一家宅院大小的土场地。大门两扇铁门板，高阔皆过常见的农家门户，漆成了褐红。当时让我想：许是家中最少男强自为之的；色彩上一定是没听红丹的意见。
门上有环，我就扣了两下。
“哈哈”笑声从里边飞出来，门就开了。“按时间算，我觉得还得再过半个小时呢，显然你走得快，真是走得快。好好好。我就是红丹的大哥，郑云燕。”一下拉了我的手，他漂亮的大眼睛满溢着热情的光。人不高，也显单薄，背已经有些弯；话音却是响亮健朗，大口若方，很阔展。
院里迎着大门的，是一高略及人的小石山，许是一丛大石堆积而成。大石并无讲究，全自天然，也就各依地势，各呈姿态。中间却是长了一棵大树，当时已很是硕大，于小院儿已然亭亭如盖。院落北侧，是一栋北方常见的瓦房，五间，坐北朝南。瓦房的东侧，又接了一间小房，比正房低一些，也靠后一些。
寒暄着，我们正要往前走，那小房的门攸地开了，小鸟一样忽地一闪，红丹，不知怎么一来已到了院里，像是站不住，许是乍到阳光里，白皙的脸上是那样的潮红。还是那深深的晶亮晶亮的眼睛，笑着的唇间，只轻轻流出三个字：“你来了”，却是早低了头的。
我只是点头，都说不出话。她，还是那第一次碰见时的“学生蓝”裙子、白上衣。
“哈哈，他可是我请来的，我们有大事要做，不准干扰。小红你回去看书。来来来，到我屋里去。”
一直低着头的红丹，轻轻点了头。郑大哥拉起我手，直往他房间走。
正房的东边三间，中间一间有房门，北人叫堂屋，里面的两位老人，许是听见了院内的喧哗，也来到了房门外。
高高的直直的腰板，母亲看上去很是健朗；父亲，略显清癯瘦小，很有些弯了腰的，两眼深陷，眼光中，仍隐含一种少见的穿透力，声音略哑，很宏亮。
“欢迎你来。”老伯拉着我的手，很亲热地说，“听我说，我们家，一切民主，人人随便。—-我一直认为，一个家跟一个国一样，实行民主是最重要的；民主应该从每一个家开始。你在这里，什么也不用在乎。你们有事，你们先去；等你们谈完了，我也要参加。要听你多谈谈。”
“夫巴陵盛势，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大哥的房间在最西端。把我让进屋，房门一关，通地，他就这么开始了。一边说，他在屋里大跨步地走。他让步子着力地压在那句子的韵上。 —-尽管他把“荡荡”就诵作通常的“DangDang”，气、势、韵都有不及，但他昂扬的神情，完全地把那文句裹挟了；文句又反过来鼓荡了他着力的步子，整个屋子的空气都为之激荡起来。
—-靠前窗一桌一椅，西侧一床，靠后窗一书架，东侧一床。屋子足大，还留下不小的空间。
“老弟，痛快吧？啊？老弟，多么痛快！”随着激荡的话音，他过来两手摇着我的两肩，“知道吗？老弟，”他已是完全地情怀激荡了，“当今之巴陵盛势，就在我们洞庭一湖！”抛开我，他往前猛跨，“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一句一大步，最后尽力地推出了右手，有无之间，一任自我，一推无前。
那的确是一种痛快、畅快。便是今日想起，与郑大哥见面后的第一场景，仍让人感动。
忽然他拿出一个小东西，对进嘴巴，噗地喷了，说：这就是我的病，呼吸接不上。多年了。怕激动。—-从小就得过哮喘。不管它。
从容了一些后，他慢慢地开始：
青年时期都有志向。学中文，志向该是什么呢？写点什么，发几篇东西？
当今之世，凡是发出来的、印在纸上的东西，全是垃圾，连过眼云烟都不是。学术？“政治的婢女”！过后作者不觉得自己可耻难堪就算不错了。“斯大林大元帅，我向你高呼万岁”，郭沫若，啊？哈哈哈。—-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国家不给个人任何空间。可是，有一个空间，任是再怎么也没办法。—-所以毛泽东才说，要斗私批修，他还是有过人之处的。啊? 老毛还是有过人之处的。
不过，不管怎么地“斗”、“狠斗”，仍然管不了人们想什么。你可以把人剥夺成一个穷光蛋，但你完全没有办法剥夺他的思想。—-我们仍然出了遇罗克，仍然出了郑晓丹—-晓丹的屋子就在隔壁。
比海洋更伟大的景象是天空，比天空更伟大的景象是人的思想—-是雨果说的，是吧？—-不管它吧，总之，思想是最伟大的东西。“于是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造反，就革命，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说的，—-于是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思想，就创造，就干—-呃呃，共产主义。怎么样，你觉得这样改好不好？
哈哈总之，思想，是最伟大的东西；思想者，是最伟大的事业；做一个思想家，是天下有志者最崇高的志向！
而且，这是任何力量任何环境也限制不了的。完全限制不了的。反动派限制不了我们，我们却要限制反动派。（他是在套用语录体）对吧？—-是的，老弟，我们要谈的，已经开始了。—-那壶里有热水。
他指指桌上的暖壶。
桌上早已铺开着一本稿纸。
他接着走，走，走。后来，一步慢似一步。
“创造一个概念”他停了步子，右臂挥下成平举，握了拳，前臂直直地向前。话音降到了最轻。“老弟，创造一个概念。”一字一顿，他朝着我这边，是全眯了眼的，完全在自己的思路中：
“概念，知道吗？没有什么比创造一个概念更伟大的了。给人们一个概念，给世界留下一个概念，这才是最了不起的。”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吧？道。就那么一个字：道。什么？概念。概念！了不起吧？多了不起啊？”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吧？仁。概念，概念，了不起吧？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气，概念，了不起吧？啊？
“相对论，概念哪，照样是概念。了不起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
“我们的概念是什么呢？在那纸上写，有笔啊？好。整个第一页就写这几个字，大字，通栏，好了吗？好，听着：”
“—-最–平–凡–思–想”
“最平凡的，也就是最崇高的，最平凡思想—-最崇高思想，一样。”
从哪儿开始呢？我们就从“三”开始。
三可是太重要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握了三，就可以把握万。
三，最简单；但是，最丰富。
三角形最稳定。凳子、桌子，三条腿，放在哪儿都行，都不会放不稳。除了三条腿的，任何别的，要想放稳，都需要摆平。
一个人是单身，两个人是夫妻，再加一个小孩儿，三个人；三个人了，就是一个家庭。
一个人是孤单，两个人是伙伴，三个人，一下就不同了. 就有了少数和多数，就有了公平和不公平。就具备了—-社会的初级形态。
—-他就这么开始了。
他说，我写。自然，会不停地停下来讨论、争论。
主要就是，相对于社会，谈个人，个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如何发展个性。这样的论题，在今天早已是不新鲜了；可在那时，八十年代初，那还是思想界的前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他可不是到了那时才想这些。他说，是从中学时期起，他就开始想些这样的问题了。从八十年代初往后倒推，五年、十年、十五年，那都是些什么年代啊。想想我们有多少原本出色的头脑，都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给我们小学生、中学生灌输了些什么，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了些什么，就不难想到他的不简单了。
是的，完全可以说，早于别人，很早很早，他就在思索这些重大问题了。的确，对那时的我们，那都是重大问题。而且，许多他所达到的，在那时都是“打破禁区”性的。那些东西，不仅是报纸上书店里找不到的；也是一般人们当时还没有那么清晰彻底地提出来的，甚至是人们还没有正面注视过的。比如，他的东西，不仅在讨论个性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已经在讨论，性，在个性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他的东西，有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个人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取得成功。他的出发点是，社会就是这样的，现实就是这样的，“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他真的就那么诵出了这诗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剩下的，就只有正视现实。
好的，作为个人，怎么“正视现实”？
于是，他提出，既然如此，与其作无谓的任人宰割的羔羊，不如就势论势，鼓其泥而扬其波。“索性泼它些剩菜残羹”。
用什么策略、什么办法、什么手段？
他特别提到了《孙子兵法》，提到了其中的《审势》和《用间》。他也说到过：与其受制于人，不如反过来先发制人。
后来他说到：“关键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我当时还是震动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反复地求证他的准确意思：“什么手段都行？”
“什么手段都行。”他的神情，之沉静、之清警，让我不能怀疑那是他久经思索的说法。
“不行。这不能写上去。”
我们争论了好一阵。记得他特别说过：从来都是成者王侯败者贼；我们的历史更加是这样。你要是知道历史下面的历史，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
我们争论了“做人，道德，良心、底线”这样的问题。
后来，国内忽然热起了厚黑学，而且让人瞠目结舌地很热了一阵子。皮要厚、心要黑、手要狠，成了场面上畅通无阻的论题。相比之下，当年郑大哥的“为了胜利，有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先胜利了再说别的。”似乎就不值争论了。
“一个男人，只有当他接触了女性以后，他才可能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成熟。那是世界的另一半，一半的世界在那一边，不懂得那一边，怎么可能懂得世界呢？我说的接触，是说真的接触，性的接触。不一直到真正的性，还不是真正的接触。女孩子的哭、女孩子的叫、女孩子的笑，只有当你达到了性的那一层次，你才可能懂。老弟，看得出来，你在这一点上是纯洁，原始意义上的纯洁。但是，老弟，这不成。真的。这恰恰是一个男人要成为真正的成熟所必须跨出的一步。你必须跨出这一步。老弟，你听清楚，我说的是物质的、物理的；不是精神，不是形而上，不是想象中的。”
接下去，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有妓院，你必须去一次，至少一次。”
他自己给自己总结：从中学时代起，就做了两件事：跑图书馆、追女孩子。
入夜，他让我睡靠前窗的那床。
我躺上床了，他又出去提来一个瓦罐：“就放这儿吧。夜里起来别往厕所跑，就在这儿。”
我说我夜里不需要起来。他听了似乎一愣，猛然拍了下脑门儿说：“是啊、是啊，他妈的我都忘了：年轻，哪儿需要这些呀。年龄一大就不一样了，我天天夜里都得起来—-青春，就这么离开我了，毫无道理、毫无道理吧？—-啊？那首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唱得奇怪吧？啊，多奇怪啊—-”
就听他在翻动被子，是上床躺下了。灯就关了，就静下来。
“呒—-”他是在对着天花板，忽然地就起了，极慢极慢的节奏：“惶恐—-滩头—-叹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声音很慢、很沉。静夜里听来，个个韵节都是和着他心弦的颤动的。“一躺下，就会想起来，多少年了。—-老弟，知道这是谁的诗吧？”
我的确想不起来，尽管诗句有印象。
我给你从头来，你就知道了。他就哗哗地整个背诵了一遍“哈，对了吧。文天祥的诗，不会不知道的。爱国啊，爱到什么境地啊！老弟，我为它激动过，激动过…惶恐滩头叹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彼情彼景，还有他的一诵、一叙，多少年过来，我是怎么也忘不了的。
生不逢时？书生蹉跎？不管怎么，他，脑海中自有一个天空，心胸中自有一个“概念”，然后，一人在那小屋，暗夜里，诵“伶仃洋里叹伶仃”，只能说是—-时代一绝。
郑大哥住的房间是在最西端。挨着的也是有门有窗的一间，走过门前，郑大哥告诉我，“这是晓丹的房间”，。
隔着门上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正对的北墙上，很大的字，写着“郑晓丹烈士”，摆着很大的花圈。
显然，那个房间是就那样一直保持着的。
“墙上的字，是郭化若写的。”郑老伯在背后告诉我。郭化若与郑老伯，是自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好友。“郭化若，是我们民族里出色的读书人；郭沫若，是不知羞耻的文人政客。”
老伯说：当时那样的形势，全国都被推进了大漩涡，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大漩涡里旋转。在那样的时候能够站出来的，是真正的英雄。遇罗克是真正的英雄。
几个孩子，晓丹最爱学习。最成熟。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晓丹比她同龄的孩子们成熟得多。她做的事，她很清楚为什么要去做。
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的是国家、民族；为的是千千万万的人，老百姓。她是人民英雄。
离开前一天，刚好见到了老四。“老四”也者，由郑大哥排起，晓丹、红丹，而后便是这老四，“老四那家伙今天回来，”郑大哥这么告诉我说。
他就是那位冒了生命危险偷藏《出身论》的。中小个头，想他在人群中钻钻挤挤似乎很能做，到万人阵前，振臂一呼，挺起一杆大旗来，就他那细弱的身躯吗？可当年就是他，小小年龄，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偷了藏，藏了躲，一而再、再而三，做了那么大的事。
他两眼似乎有些对，似乎总是在思索着什么。说话声音细细的，似乎总有些哑。他也是七七级。毕业分配到了教育学院。那次他的女友也来了，是他的同学。却是大大方方，很大气舒展的一位姑娘。
后来，小五也回来了。郑大哥话里叫他“小五”。郑家兄弟中，这位最年轻的，完全脱尽了上面两兄弟的压抑、抑郁，长得很是挺拔健壮。
我们正在讨论着什么，红丹悄悄地推门进来。没有人跟她打招呼，她就一边悄悄站了。我们继续我们的争论，她也不插言。大几十分钟，也许个把小时过去，到我们停下来，红丹才说：该吃饭了。
老母亲做的，是那种北方的葱油饼。做的薄薄的，带着干锅的香味儿到饭桌上，油嫩嫩的，葱花儿在上边闪着鲜绿。
我用筷子把一张小饼对折了，再对折一下，就整个地夹了起来。红丹是在旁边看着的—-那时她还没拿她的，众人面前，她抿嘴笑了，扫了我一眼，低着摆了一下头。
后来我问起，她说：谁让你那么吃的呀？我们从来都是拿了就吃，你那一用筷子不要紧，以后再吃葱油饼，母亲要求我们，得像你那样。说那是有家教。像你那样？用筷子折了，再夹起来。看着简单，哪儿是那么好弄的？不知你怎么会的，你个学中文的，到我们这儿来让我们受连累。
她还就此特别发挥了一下她的心理学特长，说是用手的基本动作，反映了小脑的平衡、调整能力等等。
一个小细节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是过午，太阳暖暖的，我们开着门“工作”，是我们在争论什么话题的时候声音太大了吧？郑老伯在门外咳嗽一下，进到我们屋里说：“我给你们补充一点，说完我就走。”老伯说话，思路清晰，敏捷，加了他不同一般的阅历，多有过人之处。
是在什么话题上，他一直说到了宋朝的朝政，说到了那几个特定的皇帝，还说到了那位李师师。顺着话题，郑大哥特别注释道：就是那位有名的歌妓，《水浒》还专门写过的，说梁山的人派了燕青结交上她，然后从那儿打通了皇帝的关节，于是有了招安。意兴酣畅的他，就冒了一句：李师师，是诗歌的诗吧？我说，是老师的师。没想我话音未落，老伯早已一脸的严肃、认真，直指着郑大哥说：“李师师，怎么会是诗歌的诗？读书不用功，就靠想当然！”
这小细节之所以难以磨灭，不仅在于老人批评的是我们当时的思想家，也不仅在于那批评是那么地严厉。它让我惊奇，那般年龄那般经历的老人，居然还可以那么清楚那芝麻粒儿的丁丁细节。每一想起，它总能让我想到，那老人的认真、严谨，透出的那永不停歇的孜孜以求。
很可惜，那次竟没有时间多听老伯谈谈。我总共在那里三天，三天都和郑大哥“讨论工作”。
那时我想，这次集中全力先把郑大哥的事做好；郑老伯的事，我再专门来一次，要在假期中，拿出充足的时间，让老伯坐舒服了，慢慢听老伯好好谈。
我跟红丹说，将来我要写一写这位老父亲。红丹说：想写写的人是有过的，不过，你该看得出来，他不愿意跟人多谈。“嗳你说，你这人没办法，也不知怎么就招人喜欢；他可是说了，喜欢你，就想跟你多谈谈呢。—-他得多高兴啊。他会把什么都告诉你。”
可惜—-那次以后，我竟没能再去。
是第二天吃过晚饭，饭桌边红丹对大家说：“对于大哥这位客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拿出来招待的呢？这里出门一拐就是郊外。大哥，怎么样？我们带他出去走走？”
郑大哥连声说好。出大门，沿墙边那么地走着，郑大哥忽然说，他还是该在家为晚上的工作做些准备。“小红，你带他去吧。给你一个小时，保证把他给我带回来。”
拐到西北角，一下就是了。大平原，一望无际。麦苗儿都还贴着地，一块块嫩绿平涂在大地上，平展展往地平线伸过去。远远近近地，点缀着散落的村庄人家，越显得大地辽阔得让人心颤。有几许炊烟，三缕五缕，在那里腾腾袅袅，衬得蓝天越加静谧高远。
就在那里望。好不容易才注意到，红丹在注视我。
“很好，是不是？”说了，她也朝了大平原。
她就在我旁边，略靠前一点。夕阳的霞光中，她的侧影，是那么美丽。
“真好。”她说。
“是。”我说。
她忽地转过头来，带着那瞬间的一笑，这一来，她是正正地看着我，带了红润的，忽然羞赧地低了一下头，又抬起，又带了那瞬间的一笑，说：“我们走吧。”
“我知道，这就是你信上说的，你散步的小路，”
“是。”红丹指着远处说，“那就是那小树林。”
“好，我们就按你每次走的走。”
“真好。”她又说。
“是。”我也又说。
“我来唱支歌吧？不过，你得在前边走。”她说。
轻轻地，慢慢地就起了，边走边唱，就渐渐地展开了，“…小路，洁白的路，小路，你是我的路…”
小路指向远远的地平线，地平线正中，夕阳正着道，把霞光漫天散开来。许是一辆牛车，只能约略地看出它在动，就那么一个小点，被挽留在夕阳的轮廓里。
“我来唱。”我当时心胸里冒上来的，居然是那个旋律：“晴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无论如何，心理底调上，郑大哥天马行空乱云飞渡般的思想狂飙，已调动起了过多的激情，深陷其中的我，已是多么地脑子不转弯儿…什么弯儿都不转了。
“太好了！真提气！”红丹大声喊着，立刻也跟了我大声唱。唱了她还特别说：劳动工人，创业精神，永远鼓舞人，永远值得歌唱。
于是我们合唱。唱了三遍。
我说她歌唱得好，嗓音很好。她特别跟我说，姐姐的嗓音才是真的好，唱歌很出色很出色。好多歌儿，就是小时候听姐姐唱学会的。她说，静下来，特别静的时候，脑海里可以回响起姐姐的歌。
敬仰使我静了一晌，红丹也静着，慢慢牵出来：“当那芦花开遍了天涯…带着歌声向太阳飞去吧…”
我知道她是在唱姐姐的歌。
她自己走在前边，任由自己朝前走去，朝前唱去—-
那景象总不能忘：大地上，她的身影，像是步步走近夕阳；夕阳正挨着大地，是一个大大的圆，圆之上，红光漫天。
那次离开，是红丹送我到车站。
一路，直到进了候车室，我们一直在激烈地讨论争论着郑大哥的“最平凡思想”。如今想起，那时的我，思路简直是太“沿着一条路跑”，太肆无忌惮不近情理了。
我们是算好时间去的。像那时的任何车站一样，车一到，等车的人就都挤在了车门口。红丹原是在我后面的，车门一开，人们开始下车，等车的人就自然地往旁边偏开，让下车的人下来。就在人们偏开的瞬间，没见眼的，红丹已上了车。等我再上去，她早已给我占好了一个座位—-她那么早地上去，当然能占到座位，哪怕只有一个。
我专门问红丹：挤上车占座儿，怎么能那么溜儿？她说，不买票蹭车坐，也是想坐哪儿就坐哪儿的；文化大革命把人教会的；拿着车票找座位，这还算回事儿？
车停只三分钟，她即刻就下了车。就见她的身影从前窗急急地掠过来，列车启动，她一下看见了我，急急地神情，倏地绽开了那“瞬间的微笑”。
那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分别”了。
当日石园，于今已是三十五年前了。这多年过去，一切可好？
无论如何，当年那数十小时，在我，是无可磨灭的。不是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吗？石园的思想者，石园之君，岂止一位两位？
那以后没再去过。去石园仅那一次，记石园也就仅此一记了。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石园之石，或可攻玉。石园难得，惟吾人珍之。
2007.9.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