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课, 在我们来说还是最了不得的，高中数学呢。上课的钟声还没响, 大家早都坐得笔直了。新老师是从北京来的—-悄悄传来的这消息太让我们好奇了。“老师来了。” 一阵耳风掠过, 同学们小鸭似的, 全都朝了门口。“叮…”,随着上课铃声,同学们刷地全站了起来。印象中只有那么一次；往常, 是要等喊“起立”的。老师进来了。小小的老师，小脸庞, 俩小辨儿, 小圆眼睛… 她只扫了一眼教室, 微低了头朝讲台走。“老师好!”是谁那么着急来着, 一声溢出, 全班齐呼。正好老师站在了讲台上。脸红红的，站得好好的, 两手垂得直直的, 深深地鞠了一躬：“同学们好!”—-那是怎样的一声啊! 在我们那最后最土的乡村，哪里听过?! 那么标准的普通话音。似乎带了些微的颤抖, 听来却是那么澄澈温润, 那么…多年以后, 当年的同学, 还都记得那第一面。“我叫’耿明’。” 老师说得轻轻的、慢慢的，还随着低了一下头。再看, 老师是抬头微笑着了—-白净，两小腮窝儿。
老师教我们《机械制图》。第一次课堂作业, 是绘一张“三视图”。大家都很认真，可以感觉到那气氛。偷眼看老师, 老师在前排, 从侧后边看一个同学作。我赶快缩回头。要是往常, 做完了，早就丢下玩去了；可这, 就是觉得不能就交上去, 只好在那里一遍遍左检查右检查的。
忽然觉得有目光越过左肩来, 我的座位左边是教室过道，可不是, 很清楚的—-气息就在近旁。哦, 快低了头，做“伏案检查作业”状。过了也许几分钟，老师到了我课桌前边, 却没走。眼睛一抬, 就是老师。老师是微笑着的，眼光也是微笑的,说: “你就是范炳刚吧?”声音很清晰。也许是太清晰了，很多同学当时都听见了—-过后他们告诉我。我很慌地点点头。老师也点点头，笑笑。一定是看我慌张了, 伸手轻轻按按我左肩，又笑笑,走向前去了。—-我拿铅笔的手心里全是汗。
那是老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一下课,同学给传得满班都是: “老师一看就知道他。”就有同学模仿老师声音, 把老师那“原话”也传得到处都是。那以后在校园里走, 不知什么时候, 就会碰上同学走上前, 那样地用了标准话音学说老师那话。
尽管那时有线广播高音喇叭天天响，普通话已是天天听，但我们的老师直接说普通话，还是太不一样了。课间，模仿老师刚刚说的普通话，同学们间都觉得有意思。好在，老师总是说普通话，不管课上还是课下。
尽管还只是中学，同学中已经有人有“社会”能力了，没过多久，就有了相关的小道说法：老师的家庭出身“不怎么样”，只能来我们这种地方。
—-于是“我们这种地方”，凭空得到了一位真正京城来的特别的老师。
就到了考试。做到最后一道题，有问题举了手。老师在前排讲台边, 见我举手就让我说。“老师, 最后这道题, 最后一步要求—-” 我又掂量了一下, 却不知怎么地，正是“不知怎么一来”, 我竟完全模仿用了老师的普通话音: “是‘三视图’吗?”一语即出, 全班哄笑。我当时是直看着老师的, 老师也笑了。让我转不过弯来地奇怪，怎么让大家笑了？—-我还站着，大家好像也都忘了是在考试了，老师说—-自然, 是她那美丽的标准音: “是‘三视图’。”哈—-这下大家干脆好好笑了一回。老师也跟大家一起笑了，笑得朝前弯了腰。—-象是我们的一位同学。
那年春上, 我连续数周请假, 只到星期六才去一次，我们那时一周上六天课。正是学“三角函数”，到了“对数”, 尽管也能学过去做出作业来, 可自知不大懂。老师说: 中午给你补课，到我宿舍来吧。
那是第一次到老师宿舍。老师让我坐在她办公桌边，看着书，她站着给我讲；讲过了要我当场做题; 还让我用她的计算尺。那是多精致的一件东西啊，她从一个缎面的盒里拿出来, 白玉似的。我看着, 真舍不得去动。老师说,是她上大学时用的。“以后你上大学, 也会用到的。”
“老师，我，能上大学?”
“你说呢？” 看老师，一下是那样地认真，好像我说的太错出圈儿了，没见过老师那样正气凌然居高临下的气势。
那背景是，“十年不办大学, 天也塌不下来”早已“深入人心”，至于说“大学还是要办的”那样的指示, 会不会下来、下又下到哪里, 全天下没人知道。还有老师的背景—-后来懂得，那时，老师，是不能多说任何什么的。老师的认真让我慌，腾地冒了句憋在心里的傻话：“我,—-怎么能不上大学呀?!”
老师噗地笑了，两臂一腾像是跳了一下。就在我身边，老师认真地看看我, 没再说什么，只是又笑；看我跟着笑了，老师又笑—-
后来老师出去了。老师的办公桌就在窗前，一抬头看到老师从窗前走到操场去。正是午休时间，同学们那时都逃午休；可对老师来说, 午休该是重要的。忽然为我补课不午休, 老师肯定不习惯, 所以才到操场走动的吧? 可那时我全不懂。做完作业, 老师没回来, 转转身, 就看了老师的房间。离我坐的椅子也就是一尺吧, 是床。床上挂了帐子，洁白。透过帐子, 隐约可见床头, 靠我坐着的这边, 小小的枕头，上面有手绣的天蓝色的两个字: “北京”。
那年要高中毕业了，是刚过元旦，忽然间，来了“革命历史民歌”。是在上学的路上，忽然间就来了。那时整天的“革命歌曲”，这来的，尽管仍“革命”，可毕竟是“民歌”，“耳目一新”, 诚其所谓。就说那名字,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花，也能红艳艳，在那年月?!
清晨，大平原，彻底干净了的黄土，满眼青霜。小河沟里都是冰。远处的大河，冰冻了再冻，清晨，时不时地传来大冰的干裂声，“吭——喀喀…”深沉广远若雷鸣。就那么来了，不是我忽然调到了那个频道，是，天风仙雨一般，破空而来，漫天里来—-那正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满地高音喇叭，一个接一个，哪个都能传多少里的。一刹间全部的沉静，一刹间齐起了歌声，向天空唱出来—-在大平原上！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给我的感动，是正走在上学的路上，一听之下，愣了，站了呆呆地听。太超乎寻常了，那一刻东天裂出的霞光，是那么地凛冽。
那激动感应直入心底, 总尖起耳朵, 希望从哪里能再听听。就远远听见了, 在学校操场。是从老师窗口透出来。是老师在唱！老师平日讲话, 在我们听来都像歌唱; 老师嗓音美唱得好，最后一学期我们的音乐课，也是她教；这是老师真地自己在唱—-除了音乐课，是第一次听见老师自己唱。循着歌声，走近两步，就那么站直了，听。
—-后来歌声停了。我只剩了在那儿发呆。
门开, 老师出来了。我要转身, 老师叫住了我。“你有事吧?”“老师，我听了。没有事。”老师笑，“给你。” 她伸出在背后的右手。一看, 两页纸，手写，《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是跟着收音机边学边写下的。歌词不会错, 谱子可不一定对。—-不要给别人看。明天, 可要给我带回来哟。”“是, 老师!” 不知我当时都已是怎样的高兴了。
晚上, 伏在老师那写好的两页纸上, 一点一划地抄，不知怎样地用了功。第二天, 一进校门, 刚好老师远远过来，是在操场上。“会唱了吗?”老师问。“刚能冲下来，不熟。”“谱子已经很熟了，是吧?”老师接着问，“带笛子了吗?”
偏偏没带。原本就很少带到学校的，可我那天多不该啊!
“—-老师, 这是抄给你的。我，笛子试过, 谱子都是对的了。”用笛子试过, 改正了老师原写简谱的一些地方。学过了用尺子制图, 有刻蜡纸钢板的基础, 又加了十二分小心, 该是好的；可还觉得没底，像交给老师数学作业似的，先低了头。
老师接过去, 看, 好一晌，轻轻的声音：“范炳刚啊范炳刚啊—-”只那么，没说话，恍惚里不知老师是摇了摇头还是点了点头。预备铃响，我转头到班上去，觉得老师一直在远处注视着。
就那么, 那天到中午，课结束了，所有要学的课。然后，跟每天一样，放学；可那天是多么不一样啊，我们是彻底放学，离学校放回家！高中毕业了—-学完了。
唱了不知多少次，老师给的那歌；也对着冬日一轮明月, 把笛子直吹起来。
后再未得见，晃晃多年。去秋到老家同学一聚，忙问“耿明老师”，大家骤转唏嘘。—-想不到, 老师竟早夭于车祸。“那些年哪儿都有车祸”，“十多年了—-”话音一时都苍老起来。
19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