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莲三寸临无地

–小脚奶奶的故事

那晚月朗星稀，我去接奶奶。我高兴地连蹦带跳，奶奶却躲躲闪闪，一进大院就拿着头巾遮住脸，远远见到人就急忙回避，专拣黑影里走。奶奶恋恋不舍地和爸爸告别，一手扶着我的肩膀，一手擦着眼泪，慢慢地挪着小脚，一步三回头……。我没想到，那居然是爸爸和奶奶的诀别，也是我和奶奶的最后一面。

一

奶奶是个旧式女子，有一双标准的三寸金莲。每天操劳完毕，她会倒一盆热水，浸泡着那双捂得苍白的小脚。我帮奶奶揉搓着，小脚软绵绵的好像没有骨头，脚尖脚跟还有些磨破的地方，让奶奶疼得直皱眉头。我帮奶奶抹上点两分钱一盒的蛤蜊油，她舒适地喘口气，再用长长的裹脚布把脚缠好。

一天，我好奇调皮，踮着脚把奶奶洗晾的裹脚布拿下来，坐在小凳子上，也左一道右一道地缠起来，还把两只小脚翘起来摇晃着，“奶奶奶奶，我也缠小脚。”奶奶又好气又好笑，抓住裹脚布拉了一下。她还没用力呢，我已经疼得大叫起来。“傻妮子，这双小脚差点儿送了我的命，那时候没办法。你倒是有福不会享，还想遭这个罪！”

奶奶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小时候除了读书识字做女红，自然也按照旧习俗，咬牙忍痛，硬缠出个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步挪不了三指，绰约风韵加上奶奶的美貌，倒也迷人。可是嫁了个在城里教书的丈夫，家里地里百事不问，奶奶只好收起作小姐的娇羞，泼泼辣辣地相夫教子管起家来。这三寸金莲就不再是炫耀的本钱，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那年日本鬼子扫荡，上头有飞机狂轰滥炸，后面有二鬼子烧杀掠抢。奶奶拖着幼小的儿女们跑反，两只小脚前后倒换着就是跑不动，不知摔了多少跟头才躲进高粱地里。人虽然没有伤亡，财物却损失惨重。从此，奶奶一提到鬼子就怒火中烧，自己无能为力，就教育孩子们为国为家抗击日寇。她的大儿子在大学里参加了民族救亡的活动，二儿子刚刚十四五岁就跃马从戎。抗战胜利那年，兄弟俩一起回家探望，一个温文儒雅，一个雄姿英发，文武双全，门楣生辉。乡邻们纷纷道贺，奶奶也以为养子有成，晚年可靠，心花怒放。

二

可是，奶奶并没能靠上儿子们享福，反而又得照顾孙子辈。反右的时候，爷爷入了另册，奶奶就搬来和我们一起过日子。那时，父母亲不在一起工作，母亲每周最多回来一次，又赶上天灾人祸，家里生活很困难。我们兄妹几个，大的不过十二三，小的才三、四岁，就像一群小鸡雏，整天围着奶奶转，几张嘴大哭小闹地要吃的。奶奶先是带着我们挖野菜，教我们认哪些野菜可以吃，荠菜是上品，面条菜尚可，灰灰菜次之，马齿苋最难吃。野菜挖完了，院子里的一块空地就成了大家开荒种菜的用武之处。奶奶也种了些最容易生长的苋菜、白菜、胡萝卜，还有一棵大茴香。她拖着三寸金莲，颤颤微微地给菜地松土施肥浇水。万幸，那几年风调雨顺，这些菜帮上了大忙。一锅稀饭里看不见多少米粒，全靠红红绿绿的菜叶撑门面。蒸出来的包子，只有薄薄的一层面皮，鼓鼓囊囊全是菜，一点儿油星都没有。几年瓜菜代的日子过下来，我一见这些青菜就泛酸水。

尽管奶奶巧手调理，这样的饭食，却怎么也吃不饱。每到吃饭的时候奶奶就发愁，这么多张嘴怎么能喂过来。一次吃饭时，大家都盯着白面馒头，馋涎直滴。奶奶给哥哥们每人一个馒头，却只给了我半个。我饿呀，气她偏心，大哭起来。奶奶说，你小，定量少，我居然拉着她去司务长那里查看我的粮食定量。奶奶挪着两只小脚被我拉得跟头流星，司务长被我闹得哭笑不得。既然我和哥哥们一样的定量，一向按理办事的奶奶也只好给了我一个馒头，可是，没心眼儿的我却没想到，奶奶自己就没有馒头吃了。几年下来，奶奶把好吃的都给了儿孙们，自己长期营养不良，脸和腿都开始浮肿。好在天不绝人，危机总算过去，奶奶的身体才恢复过来。

奶奶每天忙忙碌碌，除了作饭收拾房间，还给我们做衣服，做鞋子，尤其是她那双三寸金莲，只有自己做鞋穿。她常常拉着我给她打下手，教我针线活儿。她打袼褙，教我拆破衣服，一块块地拼在一起，再用浆糊黏起来晒干。她捻麻线，教我分麻润水，一缕缕接在一起捻成线。她纳鞋底，教我穿针纫线，她老眼昏花看不清楚，我就成了穿针器。我觉得奶奶的手好灵巧，把那些破衣乱麻变成了可用的东西，就像点石成金一样。

闲暇的时候，奶奶的唯一享受是抽水烟。她有一把黄铜水烟袋，一尺多高，下边是一个滤烟的小水壶，壶边的小孔里插着一根纸媒子，壶顶是一根长长的烟筒，底座有一个装烟丝的小抽屉。奶奶把水烟袋捧在手里，从抽屉里掏出一撮烟丝按在烟斗上，拿起纸媒子“噗”地一下吹起火头，点完了烟再轻轻一抖，把明火熄灭，眯缝着眼睛呼噜呼噜地吞云吐雾。我喜欢坐在她旁边，一边闻着烟味，一边用草纸卷纸媒子。这可是个技术活，卷得松很快就烧完了，卷得紧又留不住火，只有卷得好的纸媒子，才会闪着淡淡的暗火，持续使用很长时间。那年头，火柴可是贵重物品，按票购买的。我看奶奶一吹一抖的样子好潇洒，忍不住拿着卷好的纸媒子模仿，奶奶见我的傻模样，就把长长的烟筒转过来递给我，我猛一下却吸了满满一口烟水，呛在嗓子里又苦又涩，哇一下吐出来，连声怪叫。奶奶忍不住大笑起来。

三

因为三寸金莲走路困难，奶奶不爱出门，很少和人交往，只偶尔和我们家隔壁的蕾婆婆和楼下的梅奶奶聊聊天。那俩老太太也是小脚，虽然家乡不同，说起话来南腔北调，她们聊得还挺热和。

梅奶奶的女婿是个起义的国民党副军长，女儿是他的第三房姨太太，现在别的太太都不见了，只有她跟着副军长过日子。她们从前使唤佣人习惯了，不会烧炉子做饭。奶奶时常差我给她们送瓶开水，一点小菜，帮着点点炉子什么的。
我也挺喜欢这样的差事，因为梅奶奶总会给我一颗糖果几粒花生什么的做奖励。

这个三姨太喜欢化妆，整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衣服花花哨哨，在那个年代看来实在太奇怪，孩子们背地里都叫她三妖精。可是奶奶不许我这么叫她，说她也是个好人。奶奶告诉我，有一年发大水，大院里募捐衣服和钱粮往灾区送。汽车走的时候，她也失踪了，大家急得到处找，还报了警，几天以后她却自己回来了。原来她见募捐的义工不够，忙不过来，连想都没想就爬上大卡车，跟着他们一起去了灾区。奶奶说，看人要看人的心地好坏，管人家穿戴打扮干什么。

突然有一天，隔壁的蕾婆婆走了。我听说她是地主成分，必须回原籍居住。蕾妈妈舍不得母亲离开，怎么也想不通，可能还在工作单位受了些压力，紧跟着就上吊自杀了。绳子就拴在窗户的铁栏杆上，那栏杆还没有我高呢。奶奶叹息地说，要不是她一心想死，怎么也吊不住呀。那个窗口是我每天上下楼的必经之地，听人说着吊死鬼的故事，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我找奶奶壮胆子，可奶奶也吓得浑身哆嗦。

没两天，奶奶也搬走了，一个人住在几里外的一个居民区。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愿意让奶奶走。可是妈妈说，四清运动了，奶奶是地主成分，不能住在学校的大院里。什么？我怎么也无法把勤劳能干又心地善良的奶奶和书上描写的那些凶恶残暴的地主婆联系在一起。

记得那年全国大选，奶奶非常高兴，拉着我去拿选民证。她娘家姓李，发证的人随手填了个李氏。奶奶却很认真，一定要他把自己的名字正正规规地写上去，我这才知道，奶奶原来有个很英气的名字。投票回来以后，她把那张选民证很珍贵地保存起来，为她和大家一样，是个有选举权利的共和国公民而自豪。可是，她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公民连和儿孙们在一起居住的权利都没有。

以后，我只能抽空去看望奶奶，在那个居民区里转几条小巷，才能找到奶奶那个直不起腰，只能放下一床一桌的小屋子。奶奶见到我，就高兴地给我做饭吃。她挪着小脚去附近的市场上买把韭菜，一两个鸡蛋，有时再加上一根油条，还留下几分钱给我买豆豆糖。奶奶和面，我帮着择韭菜，摊鸡蛋皮，一起剁碎了包饺子。奶奶捧着水烟袋，看着我狼吞虎咽，笑话我不懂斯文，没个女孩的样子。

奶奶还看着我的头发叹气。奶奶手巧，以前她给我梳头常常换样子。一会儿编成三花，一会儿编成五花，今天梳成个圆圈，明天扎起个楸楸，后天又盘在头上，逢年过节还系上各种各样的彩色发带。有一次奶奶给我梳了满头的小辫子，像个新疆小姑娘，好多小朋友们围着我看稀罕，很让我骄傲了一回。现在奶奶不在，我自己扎不好辫子，只好剪了个娃娃头，一天到晚乱蓬蓬的。

倒是奶奶的头发变了，虽然还是那个发型，规规矩矩地向后挽成一个髻，插一根发簪再套上发网，可是那乌黑油亮的头发已经霜色斑驳。奶奶整洁惯了，头发从来都梳得整整齐齐，有时还会抿上点儿头油。那几年困难的时候，什么都买不到，头油没了来源。大院里有人刨木头盖房子，奶奶还专门支使我去要了几片刨花，泡了刨花水当头油用，好长时间，她的头上都飘着那股树木的清香。

有一回，我想梳个像她那样的发髻，奶奶不但没答应，还笑话我说，小妮子不知道害羞，那是你长大嫁人才能梳的。我歪着小脑袋想了半天也没明白嫁人是什么，不过，人生有序，应该守规矩讲道理，这点我还是明白的，因为这是奶奶为人的准则。她不光是老派的装束，也是老派的思想。我们从小就被奶奶教了很多规矩，坐要有坐像，站要有站像，吃饭也要有个吃像。我们在外边和人起了争纷，她也要问清楚是非曲直，谁有道理，从来不是无故地袒护自家孩子。

四

可是，奶奶没有想到，这世界上还有许多没有道理的事情。她本以为，尽管一个人孤伶伶的，毕竟还能够经常见到爸爸和我们，也可以这样凑合着活下去。没想到只有两年，文革就开始了。先是楼下的副军长被批判，他的三姨太也被人拉去陪斗，脖子上还挂了两只破鞋。她不能忍受这种屈辱，当晚就在关押她的房子里上吊了，满脸青紫，舌头伸出来老长，眼睛瞪得大大的，到死也没有暝目。梅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却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

我吓得晚上不敢睡觉，只听到爸爸妈妈小声地商量，又运动了！红卫兵到处抄家，奶奶已经没法在城里住了。四清的时候就有规定要她回原籍，好不容易有妈妈的学生帮忙，偷着把房子租给了奶奶。现在这个学生很害怕，万一有人知道了奶奶的身份，一定会出事，还会牵连到他，他希望奶奶尽快搬走。

搬走，去哪儿？奶奶曾经有房有地。我的太爷爷带过顶子，穿过补服，为官清正，为人善良，曾经把一大块田地买下来分给无地的穷人，在当地很得民心。受他的影响，他的大儿子参加过同盟会，曾带着一支国民军参加过北伐。爷爷受他的父亲和大哥的影响，也参加过国民党的活动，还有个小小的官职。奶奶从小知书达理，接人待物都讲究礼节，遇事也爱讲个道理，既不仗势欺人，也不胆小怕事。她与人为善，对长短工和丫环佣人都很和气，也时常周济村里的穷人，和乡邻们关系很好。爷爷教书不管家，大家都尽心尽力地帮奶奶，家里地里管理得井井有条。有个叫老海的长工在家里的时间久了，和奶奶的丫环有了感情，奶奶就做主给了他们房子钱财办喜事，相处得就像一家人。

土改时，家里落下个地主成分。爷爷因为有民主思想，曾经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过革命干部，被划成了开明士绅。我的父母亲因为思想激进，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被国民党追捕，在大学即将毕业时逃到了解放区，土改的时候恰好随军南下到了家乡。妈妈一见到奶奶就动员她放弃财产，奶奶深明大势，二话没说。我的一个小叔叔还不满十三岁，奶奶让他到了部队，自己带着另外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进城找爷爷，只带了几件随身用品。因为奶奶有烟瘾，随身带着一个水烟袋，成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其余的金银首饰一件没拿，地契房屋财产全都留给了农会。可是，即便如此，她也没有逃脱被斗争的命运，连幼小的姑姑，也时常被人拉去陪斗。

几年以后，爷爷那种清高耿直的文人性格和当过国民党小官的前科，很自然使他从民主人士变成了右派份子。人进了监狱，住房被没收，奶奶不得不带着小姑和小叔到我们家来住。爷爷很快就故去了，可详细情况就连奶奶也不清楚。有人说是饿，有人说是病，也有人说，是他自己想不开，跳进了滚滚长河。只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奶奶现在无家可归。

奶奶一辈子生育了五儿两女，除了我的大姑姑早夭，一个叔叔也在反右中死于非命，当时还有四儿一女，可是每个人都有难言之苦，谁也无法收留地主母亲。奶奶的三寸金莲不能再小，却仍然无处可立！以奶奶一贯的性格，真想找个地方说说理，可是在那红色飓风里，什么叫‘理’？多少达官显贵都得忍气吞声，何况奶奶一个带着地主帽子的弱女子！

正在病中的爸爸无可奈何，试着写了封信给老家那个村的队长老海。没想到老海立即回信，一口答应照顾奶奶。他说，俺村里谁不知道老太太是个好人，积德行善，从没做过坏事，什么地主不地主的，俺不管这些。奶奶看到信，老泪纵横，这年头居然还有人懂得善恶知恩图报，不管阶级只讲人性！她当即下了决心，立刻回原籍。

那晚月朗星稀，我去接奶奶。我高兴地连蹦带跳，奶奶却躲躲闪闪，一进大院就拿着头巾遮住脸，远远见到人就急忙回避，专拣黑影里走。到了家，妈妈把孩子们轰出去，让奶奶和躺在病床上的爸爸说话。我好奇地躲在外屋，只听到他们的呜咽声。没多大会儿，奶奶恋恋不舍地和爸爸告别，一手扶着我的肩膀，一手擦着眼泪，慢慢地挪着小脚。凄凉的月光下，我看见奶奶苍白的头发蓬乱着，发髻也松散了，不但没了往日的整洁，也没了往日的精神。

奶奶就那样走了，擦着眼泪挪着小脚，一步三回头……。我没想到，那居然是爸爸和奶奶的诀别，也是我和奶奶的最后一面。

奶奶走后，我找到了她的水烟袋，黄澄澄的发亮，旁边还刻着些花纹，据说是祖上留下的。妈妈说没用了，留着惹事，我就送到了废品收购站。几天以后，红卫兵就来抄家，我庆幸妈妈英明，奶奶的东西总算换回来几块糖果！

奶奶本以为到了乡下就可以躲开是非，没想到老海自己也卷进了红色漩涡，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也成了走资派，被另一派揪斗。奶奶的到来让他陷入了更加难堪的地步，自身难保。奶奶当然也没有逃脱挨斗的命运，她身心交瘁，不久就得了癌症，因为缺医少药，一查出来就已经到了晚期无治。

奶奶的丧事是老海一手操办的，在他看来，不管什么阶级，母爱和亲情不能抹煞，孩子为母亲送葬，乃是天经地义。他给奶奶的亲人们都拍了电报。爸爸身为长子，理当去看望奶奶，可他那时正被隔离审查，脱身无术。我的大哥哥在农村插队，悄悄地代替爸爸去参加了葬礼。有这么一个雇农出身的队长作主，坚持按照老规矩办事，奶奶总算入土为安，埋葬在她曾经拥有过的土地上。

一转眼四十年了，虽然现在没人知道奶奶的坟在哪里，荒草几何，可她毕竟还是比尸骨无存的爷爷要幸运得多。

收入《世界华人文库》凡草文集《夹缝里的乡愁》吉林出版社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