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八章 天理昭报应不爽 三十年烛光维园
（1）
“嗷…，嗷…，受不了啦…，让我死吧…，嗷… ”
凄厉的嘶喊声，唤醒了昏睡中的顾建国。他吃力地睁开眼皮，循声看去，是隔壁病床的病人在哀嚎。那个病人的身子蜷缩成一团，在床上滚来滚去，被子跌落在地，失禁的尿液和汗水浸湿了床单。顾建国知道，这位胰腺癌患者的吗啡劲儿又过去了，此刻痛得浑身痉挛，痛得生无可恋。
“别喊了，给你打针。”病房门口匆匆走进来一位中年女护士，身后紧跟着那位胰腺癌患者的护工。
护工很有经验，爬上病床，俯身压住患者颤栗的躯体，双手按住患者干瘦的胳膊。护士备好针管，扎紧止血带，消毒，穿刺，见到回血，放松止血带，缓缓注射，一套流程冷酷、专业。短短几分钟后，吗啡开始发生效力，病房里安静了下来。
然而，疼痛似乎也会传染，没一会儿，另一张病床上的患者开始了断续的呻吟。陡然间，顾建国感到右肋下一缩，刺疼阵阵袭来，如万箭穿心。两个月了，这种蚀骨噬心的疼痛愈发频繁、愈发剧烈了。他咬紧牙关，强忍痛苦。他没有手表，不知道确切时间，但从病房墙上那一抹斜阳来看，离下一针杜冷丁注射还早着呢，即便现在他大喊大叫，也无人理会。
这是一家普通的肿瘤医院，这间病房里收留的都是恶性肿瘤的晚期患者。顾建国和他的病友们一样，都是躺在病床上等死的病人。而与别的病人不同，他也还是一名犯人，一个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的犯人。时至今日，他服刑尚未满八年，若不是确诊为肝癌晚期，监狱不会放他出来保外就医。
人们常说，晚期癌症患者所面临的，是对生的无望和对死的恐惧。然而，对顾建国而言，死，他已经不怕了。他唯一希望的，是在杜冷丁的抑制下，于昏睡中猝然死去。可近几日，他却常常清醒。就像现在，好不容易在昏睡中忘掉了一切，又被身边这个可恶的家伙吵醒，疼痛回来了，思想也回来了。思想中，有对自己一生的回忆，有对亲人们的思念，有对许多问题的不解…。思想的磨盘一旦碾压起来，比癌细胞分裂造成的剧痛还要痛苦万分。
曾经的他，是何等的春风得意。权力、金钱、女人，男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可自从顾家唯一的子嗣顾天赐莫名其妙地遭人绑架，他就开始了噩梦连连。有时梦见一只混沌模糊的黑手，一点一点地把他拖进深不见底的泥潭；有时梦见一个眉目不清的小儿，一遍一遍地在他耳边唱着“都是坏东西…”。噩梦做得多了，他心里发慌，特地找来佛洛依德的《梦的解析》。可这个老头的话晦涩难懂，与其说“梦是潜意识的情欲伪装的满足”，还不如老祖宗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来得简单直白。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内心的恐惧与焦虑，便悄悄上网，打入“黑手、泥潭”，“小儿、唱歌”以及“解梦”等关键词句。网上立马给出大量信息，有的言之凿凿，有的故弄玄虚。而据古人编撰的《梦林玄解》所示，梦见手背汗泥，凶，主兄弟宗亲受累；梦见小儿唱歌，凶，主厄运将临。过去，他把这种解梦占卜的玩意儿当作封建迷信，嗤之以鼻。但天赐失踪后时隔不久，先是建军被抓，继而自己被双规，接着兄弟二人双双被判刑，噩梦如同穿越时空的魔咒，一一应验，令他不得不信。
保外就医两个月了，只在警察押送他到医院那天，建军的大女儿乐乐来过一次，为他缴纳了一笔住院费，之后就再也没来过医院。乐乐抹着眼泪告诉他，爸爸五年前病死在劳改监狱，妈妈去年也走了，家中的一切都被政府没收了，如今顾家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受小婶婶朱抗美的托付，等叔叔刑满出狱，把这些年存下的退休金给叔叔当生活费。可她突然接到监狱通知，说叔叔得了重病，保外就医，让她来交住院费。小婶婶留下的钱不多，勉强够交住院费，护工就雇不起了。乐乐临走前说，五年前，她和妈妈到劳改监狱医院见爸爸最后一面，爸爸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如果你能见到你叔，告诉他，老子想明白了，那件事就是他干的！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别人听不懂，建国听到却如同炸雷。他知道，进了地狱，他也无颜面对建军了。顾建国承认，他的身子里藏着个魔鬼。打从他扑向龚畹香那一刻，这个魔鬼便现了形，操控了他的灵魂。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也曾尝试过压制自己心头的魔念，但终究还是敌不过金钱美女的诱惑，走上了一条违法乱纪的不归路。然而，事已至此，悔之晚矣，况且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又何止他一人。仅以明都为例，市委书记、市长居然成了高危职业，他的前任，他的后任，不是接二连三地进了监狱吗。他唯一感到内疚的是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双胞兄长顾建军，替他背了一辈子黑锅，另一个是建军口中的“小孽种”， 他的亲儿子，至今不知流落何方，是死是活。
又一阵剧痛袭来，疼得他嘴唇发抖，青筋暴起。突然，他掀起被单，掩住口鼻，狠狠地咳呕了一阵。揭开看看，被单上沾满腥臭的脓血，团团乌黑里夹杂着破碎的淤块。然而，此刻的他，心里却是一片空明。他想，这也许是回光返照吧。唉，老话没说错，人在做，天在看，一报还一报，苍天饶过谁？
“嗷…”顾建国身子一挺，又喷出了数口黑血，脑袋一歪，昏死了过去…
（2）
“阿嚏，阿嚏，阿嚏，阿嚏…”就在此刻，远在香港的龚新接连打了好几个大喷嚏。
中国人对打喷嚏有个说法，一想二骂三念叨，意思是说，打一声喷嚏有人在想你，打两声有人在骂你，打三声就是有人在念叨你。可他一连串打了七八个，打得惊天动地，泪眼模糊，这究竟又是惹了谁呢？
女秘书听到董事长办公室里传来一连串的喷嚏声，急忙走到门前，推开一条缝，关切地问道：“董事长，是不是受凉了？”
龚新抽出一张纸巾，擦去眼角的泪水，摇头道：“嗯，没事。那个…，山姆还没到吗？”
“还没呢，我打个电话问问。”说罢，女秘书轻轻地关上房门。
“钟总”，“钟总好”…
出了电梯，走廊里来来往往的白领精英们纷纷驻足，向钟山颔首致意。这样的场合，钟山早就习惯了，便点头回礼，面带微笑从他们身边走过。
二十六年前，钟山正式入职敖龙集团。他从一名房地产评估师做起，陆续担任过加拿大敖龙集团方舟地产公司的项目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直至敖龙集团副总裁。如今的他，身肩重任，负责整个集团的房地产投资和经营管理。敖龙集团的房地产业务分作三大块，香港、大陆和北美，每一个地区都有主管经理。而钟山则总揽全局，运筹决策，常常在三地跑来跑去。当然了，有些事，钟山可以拍板，但涉及到集团巨大利益的决定，钟山还要请示集团董事长兼CEO，他的大老板龚新。
这一次在国内出差，他跑了两个多月，除了上海、北京、明都这样的大城市，还去了几座二线城市和县城。经过一系列的地产抛售、项目重组、资金腾挪，他把当断则断的问题都处理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投资上亿的房产项目，国内合作方资金断链，开发商欠了一屁股债，卷铺盖跑路了。为了把损失减至最低，钟山决定从该项目撤资，任其烂尾，因为他早已觉察到国内楼市前景不妙，即将暴雷。只不过这个决定过于重大，必须得到董事长的首肯。
实际上，迅速撤离大陆房地产市场的建议，还是钟山提出来的。去年大陆修宪，删除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并将一句拗口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顿时引发了轩然大波，海外口诛笔伐，国内惊愕茫然。春江水暖鸭先知，世上总有一些敏感的人，立马看清了这里面的猫腻。百度上，从新华社下午发布消息至晚间，短短四个小时，“移民”二字的搜索指数从不到100飙升到2500。紧接着，“袁世凯 ”在微博上被屏蔽了，“终身制”在百度上也找不到了。人们心中长久以来的揣测终于得到了证实，习总书记所说的什么新时代、什么两个维护、什么四个意识、什么初心、什么中国梦，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他舍不得离开那张龙椅。再看看习总登基后这几年的“政绩”：以“反贪腐”为名铲除政治对手和潜在的威胁；对党内外实施钳口术“不准妄议”、“定于一尊”；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一带一路”地“大撒币”；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口号下推行强军政治；借小人之口“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之类的阿谀奉承大搞个人崇拜；用“红色基因、红色血脉、红色信仰”的现代迷信和血统论对青少年洗脑；弃“韬光养晦”如敝履而奉行四面树敌的“战狼外交”；由他亲任一把手的各种“领导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政府职能之上；…，直到“修宪”为自己的皇帝梦铺平道路。更令人气愤的是，在去年年底北京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会上，真正的改革先驱，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袁庚等人无一提及，反之，那个被国人当作笑话的老太婆申纪兰 却被授予改革先锋。在钟山看来，庆祝改革开放的大会不提真正的改革者，如同纪念抗战胜利不提老蒋，是对历史的践踏，是贪天功为己有。更有甚者，习一尊还大言不惭地声称他自己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起点”，领导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奇怪的是，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他只字不提，反倒说“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明眼人都看得出，只要这位志大才疏、德不配位的“一尊”赖在龙椅上不下来，未来的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令人不安，令人沮丧，令人恐惧，而且充满变数的社会。
于是乎，许多人又踅摸着用脚投票了。尤其是国内的富豪和精英们，或者偷偷摸摸地转移资产，或者想方设法地移居海外。不久前，网上冒出一个黑色幽默的段子。几位顶级富豪和香港首富李超人一起比赛跑步，大家都觉得李老腿脚不好，肯定跑不快。可结果令人跌破眼镜，老人家居然跑了第一。大家都很奇怪，这怎么可能？李超人大笑道：谁让你们听见枪声才跑的…。
正因为如此，在去年的敖龙集团董事局会议上，董事们全票通过了钟山提出的建议，暂停向大陆房地产市场投资，在建项目能脱手的脱手，能清盘的清盘，实在做不下去的，壮士断腕！
女秘书刚要给钟山打电话，突然看见他已经到了门口，连忙招呼道：“哎，钟总来了。董事长正在等你呢。”她拉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侧身一旁，娇声问道：“钟总要喝什么？茶还是咖啡？”
“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谢谢。”钟山走进办公室：“龚董，我回来了。”
“Welcome Back。”龚新微笑着站起身：“山姆，这两个月辛苦你了。”
“哎，谈不上辛苦。”钟山拍了拍微微凸起的肚腩：“你看看，我又胖了吧。”
虽说钟山过去曾是龚新口中的“小山叔”，但他不过长了龚新4岁，兼之六四逃亡时龚新于他有救命之恩，钟山从未把自己当作什么长辈，自认是龚新的铁哥们儿，而且是可以掏心掏肺、可以火里来水里去的那种铁。故而他在龚新面前，直而不肆，谈笑自若，如亲兄弟一般。
龚新上下打量了一下：“嘿嘿，还真比以前胖了嗳，看来这两个月没少腐败。”他拉着钟山的手走到沙发旁：“来，这边坐。”
二人面对面地坐下，龚新继续道：“你发来的邮件我都看过了。原则上，我同意你的建议，把那个项目做切割处理。但是，究竟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这个决定，我还是想听一听里面的故事，就当作好奇吧。”
钟山方要回话，办公室门开了，女秘书轻盈地走进来：“钟总，你的咖啡。”
“谢谢。”钟山接过咖啡，抿了一口：“嗯，好久没喝过这么香的咖啡了。”
“钟总，不客气。董事长，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龚新笑着摆摆手：“不需要，谢谢。”
钟山将咖啡杯放在茶几上，苦笑道：“你想听故事，成，我就把那个垮掉的项目当作故事说给你听听，情节还是蛮狗血的。”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好奇了。”
“四年前，在江北一个县级市，当地几个土豪拿下郊区500亩地，找咱们联合开发商品房，总建筑面积24万平米，他们入股三分之二，咱们入股三分之一。国内主管经理把评估报告送到我手上，我觉得投入不高，而且合作方已经拿到地皮并负责拆迁，风险不会太大，就同意立项了。哪知道，这个项目是那几个土豪和市里的官员一起做的局，想空手套白狼。他们靠着高利率融资、借高利贷竞拍中标，付出土地出让金后，立刻获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为了快速立项，从市征收办到派出所，从村委会到土地局、规划局，开发商们见佛就拜，拿钱开路，很快就完成拆迁，搞到了施工许可证。一期工程才上马，他们就靠内部关系拿到预售许可证，开始售楼花，还打出广告，购房定金交得越高，折扣就越高。他们还和当地城镇银行联手，楼盘刚成型，银行就给购房者发放按揭，并将业主买房的尾款全部打给了开发商。可即便这样，他们的资金还是不够，欠了一大笔工程款，还要偿还高利贷和银行利息。资金周转不开，他们便打起了二期楼盘的主意。二期的广告比一期更疯狂，凡一次性付清购房全额的业主，除了八折优惠，还保证门面房包租，住宅赠送全套家用电器，八年后如果楼价不翻番，开发商承诺按照房价的250%回购。”
龚新笑骂道：“我靠，看了这样的广告，我都动心了。”
“那是，这么赚钱的买卖，搁谁不动心。这种高级骗术，一开始还真蒙骗了不少人。可没过多久，国内银行整顿，房贷政策收紧，利率上涨，二期楼花卖不动了。他们一期楼盘尚未封顶，二期楼盘又破土动工，摊子铺得太大，终于资金断链。施工方拿不到工程款，本来能封顶的楼盘也停工了。业主们一看楼盘烂尾，开发商也跑路了，便拉起横幅找政府，又哭又闹，乱成一锅粥。市政府没办法，向施工方施压，责令他们复工。可施工方就回了四个字，没钱不干。”
“呵，施工方倒也不傻。一旦房子造好了，楼盘就从开发商的资产变成业主的了，不把楼盘扣在手里，他们的工程款就打水漂了。”
“可不嘛。业主们越闹越厉害，扬言到皇城告御状。当地政府急了，一旦闹出大事，他们的乌纱帽不保。如果上面派来巡视组，一查一个准，什么书记市长局长行长的，一个都跑不了。也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打听到我在明都，便派来一名副市长，拉我到他们那里做客。”
“哈哈，要拉你当接盘侠了。”
“不错，就是想拉我们去接那个烂摊子。要说呢，他们许诺的条件还真诱人。只要我们接盘，把业主们安抚住，那块地皮归我们，开放商前期的投入也都归我们。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追加投资，继续施工，那块地皮的使用权和楼盘都是我们的。”
“哇塞，地皮白给，还有这种好事？”
“哼哼，好事？好事还能轮到咱们？他们给我下套，我才不会当那个冤大头呢。我的一个朋友给我透过底，为了从银行拿到工程贷款，那几个土豪开发商早就偷偷把土地抵押给银行了。还有一件事，听了更让人来气。我去工地视察，开车的司机是当地人。他说，他家原来的宅基地就在工地里。当年政府征地，给老乡们两个选择，或者拿拆迁款，或者置换商品房。拆迁款给的很少，在城里买一套房子都不够。而商品房置换却很诱人，好到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司机说，他家屋大，开发商同意给他们5套三居室的商品房，一期2套，二期3套。当时他家里人高兴坏了，一栋破宅子，能换5套房，发大财了。村里大部分老乡和他家一样，都选择了商品房置换。他家老宅拆迁时，他的父母还在，还盼望着和儿孙们一起住新楼。可4年过去了，老宅没了，老父母也走了，新房的影子都没见到。找政府，政府不管，说当初没人强迫你们这样干，是你们自愿的。如今他一家人漂泊在外，手里拿着5套房子的白条合同，却没处去说理。那位司机还说，他已经和老乡们约好，再拖延下去，他们就闯进工地抢房子了。”
龚新恨声骂道：“我靠，合着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
“不错。这个大骗局，咱们公司负责那个项目的主管经理不会不知情。他一直隐瞒不报，要么是他玩忽职守，要么他也从中拿到了好处。我已经暂停了他的工作，建议公司派人查一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当然，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请求公司对我做行政处分。”
“那个项目给公司造成多少亏损？”
“公司一期投入5000万，已经烂在里面了。二期预算也是5000万，投进去1000万，我把剩下的投资叫停了。”
“不会有什么法律问题吧？”
“不会，违约方是当地的开发商。咱们的律师说，即便业主或地方政府诉诸法律，敖龙集团也毫无责任，而且是受害者。真查下去，那些黑心开发商和政府官员一个也跑不掉，都要去吃牢饭了。”
龚新道：“这么说，那个项目咱们还持有三分之一的股份。”
“是的，但前景不乐观。”
“嗯。”龚新略作思索，坦然地笑道：“这事不怪你。就算6000万都砸进去了，对咱们公司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就当作是个教训吧。苦就苦了那些买房子的小老百姓，弄不好他们一辈子的积蓄都泡汤了。”
钟山长叹：“唉，要光是积蓄还好说，有不少业主借了房贷。如今房子拿不到，银行还要逼他们每月还按揭呢。”
“照你看，那个项目还能不能赌一把？”
“我看危险，基本上没有赢面。十几年前，国内房地产曾有过一次暴雷，大量的楼盘烂尾。当时，集团董事局很英明，决定赌一把，投资抄底，因为那时房地产的供需关系还是求大于供。果然没过几年，房价大涨，咱们接盘的烂尾楼都解了套，投资回报翻了一番。可过去的经验如今不适用了，如今的供需关系是供大于求，整个国内楼市都在去库存。投资者对房地产前景吃不准，不敢往里面砸钱。据我所知，内地有好几家房地产龙头企业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商票逾期和债务违约，不少地方出现了‘鬼城’，就连明都那样的大城市，也有不少潜在的问题。我去看过几处新落成的小区，入住率不到20%，一到晚上漆黑一片，住户少，连物业保安都请不起。”
“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现在看来，你去年的决策是正确的。”
“实际上，内地即将暴雷的不只是房地产，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我有一个同学，在一个县里的的经济开发区当书记。他告诉我，国内大部分县市的财政收入都靠卖地皮。以他们县为例，前几年靠卖地的收入占比60%还要多。可从去年到今年，卖地收入呈现断崖式下跌。丢了土地财政这一块，他们县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更可怕的是，在大搞开发区的忽悠下，县领导为了政绩，拼命向银行借钱，如今欠了一屁股债，100年都还不完。他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开发区，围了上千亩地，盖了不少厂房和办公楼。可大部分房子都空置，还有许多没有门窗的烂尾楼盘，外面长满了野草。我那个同学说，这两年全国经济下滑，上面还他妈的乱折腾，把不少外商吓跑了，如果再来个天灾人祸的，老百姓就没指望了。”
“哈哈，你那个同学是个明白人。”
“董事长。”办公室的门推开一道缝，女秘书探身进来，指了指手表。
“哟，时间不早了。”龚新笑道：“山姆，走，我为你接风，咱们喝酒去。”但他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可惜，今晚不能喝个痛快。”
“没事，下次。”听到龚新的话，钟山也感到肚子饿了，而且他晓得龚新后一句话的含义，因为他们早就约好，今晚还有重要的事去做。
（3）
敖龙大酒店的一间包厢里，冷菜已经上桌。桌上没放白酒，只有一扎生啤。
龚新倒了两杯啤酒，推给钟山一杯，自己拿起一杯：“山姆，走一个。”
“走你。”钟山和龚新碰了一下杯，仰脖一饮而尽，冰凉可口：“哇，舒服。”他为二人再次斟满酒，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哎，你怎么不把依依喊来一起吃？”
“她不在香港。两个孩子放暑假，依依带他们去明都，看外公外婆去了。”
“依依的父母还是不肯来香港？”
“不肯来。不来也好，省得心烦。”
钟山早就听文漪说过，辛儿和他岳父母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当初老两口因为辛儿行凶伤人的事，不同意依依嫁给龚新。可辛儿伤人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依依吗？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外孙子外孙女都上大学了，老两口儿还是那么不通人情吗？
故而钟山问道：“怎么？不会为了过去的事，他们还在耿耿于怀吧？”
龚新苦笑着说：“那倒不是，关键是话说不到一起去。文革时，老两口儿都是臭老九，挨批挨斗的，吃了不少苦。可现在，他们居然还相信共产党的宣传，说香港太乱，有外国势力在香港搞暴乱，分裂国家，破坏一国两制，住在香港不安全。”
“唉，我在国内期间，也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老人，比你岳父母还要左，左得离奇。一个个七老八十的，年龄都活到狗身上了，还像当年红卫兵似的，一付造反派的脾气。我骂两句老毛，批评两句共产党，他们立马血压升高，骂我是汉奸，跟我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兴许他们返老还童，大脑功能退化，退回到了文革那个年代。”
“咳，香港不是也一样。基本法上说好要循序渐进实现普选，可从香港回归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全民普选还是一张空头支票。共产党说话不算话，老百姓发声就镇压。从几年前的‘雨伞革命’闹到如今，闹得香港民心混乱，社会撕裂。家里人在一起不能聊政治，一聊政治就吵架。算了，不说这些糟心事了。你的老母亲呢，也不肯去加拿大吗？”
“嗯，说破大天，老太太也不想出去。不过我妈不是为了爱国，只是不想离开故土。我姐的水磨工夫没白做，几十年拉着我妈去教堂，终于把老太太拉进教门。我老爸前脚过世，我妈后脚受洗，如今天天和姊妹们一起唱圣歌。我看她们身体和精神都不错，就由她们去了。”
“对了，我记得小时候住在太公家，是桂芝阿姨一直照顾我。听说她后来在你家帮佣，她还干着吗？”
“她呀，都七十多了，早就回江北老家享福去了。”
“哦，那你妈她们又要找个保姆了。”
“她们请了个钟点工，帮着买菜做饭，日子过得倒也悠闲。”
两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扯着闲篇。没一刻儿，服务生上齐了热菜。
“来，再走一个。”龚新举杯。
“干。”
“快点吃吧，去晚了路堵，车不好开。”
“好嘞。”
匆匆吃罢晚饭，二人走出敖龙大厦，上了早已等候在大门前的总裁专车。果然如龚新所料，车子才开到轩尼诗道，路就开始堵了，街面上警察也多了。
龚新对司机说：“找个地方停车，放我们下去。”然后转头对钟山道：“山姆，咱们走过去。”
“好嘞，正好消消食。”
二人下了车，龚新看了看街面上络绎不绝的人流，不禁笑道：“我靠，今天人不少，来晚了就没地方坐了。”
钟山一旁附和道：“嗯，老天爷也算帮忙，有点闷热，却没下雨。哎，龚董，我听说那个铜锣湾书店就在附近，咱们过去看看。”
“那个破书店有什么好看的，早就关门停业了。”
“嘿嘿，我想去拍个照，留个念。”钟山晃了晃手机，呵呵笑道：“一个小破书店，能引发香港政治地震，还是蛮有纪念意义的。”
“行。那个书店我去过，没多远，跟我走吧。”
龚新带着钟山转入骆克道，走了没一会儿，便指着头顶的一块招牌说：“到了。”
钟山抬头望去，一块横匾悬在道路上方，上书“铜锣湾书店”。再朝左看去，楼墙上有一面画着箭头的黄招牌，“请上一楼”。然而，招牌下只有一扇逼仄的钢栅门，门上挂着一张残破的纸牌，上面写着中英文，“休息 Closed”。
“我靠，就这么个破地方啊。”钟山一边拍照，一边感叹。
这时，路边过来两个身穿黑衣戴着口罩护目镜的年轻人。他俩走到书店铁门旁，迅速地贴上一张纸，然后便匆匆离去。钟山趋前一看，白纸上写了八个大字，“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见钟山拍个不停，龚新笑道：“山姆，这么个破地方，还没照够吗？”
“嗯，够了，够了，走吧。”钟山把手机放回衣兜，边走边问：“哎，龚董，那本小黄书你看过了吗？”
龚新当然晓得钟山在问什么，立马回答道：“看了。霍史尼玛，整个一个胡屌扯，弄得像个真的似的。你呢？也看过了吧。”
听到龚新爆粗口，钟山心头暗笑，这小子，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骂人的俚语倒还没忘记。不过也就在自己面前吧，他才会放下董事长的架子，流露出当年的小痞子气。
于是钟山也跟着笑骂了一句：“是滴哎，甩的一逼屌糟。”
“哈哈哈。”臭味相投，龚新捧腹大笑。
钟山接着道：“说实话，这种无厘头的绯闻艳史，跟色情小说差不多。弄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夺人眼球，无非想借大人物的名头赚点钱罢了。大家看了也就一笑了之，没有人会在意的。可搞笑的是，为了这本小黄书，大陆秘密警察竟然越境抓人，反倒把事情闹大发了，有了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龚新一声冷笑：“哼哼，No Zuo No Die。”
虽说钟山有两个多月没来过香港，但如今的网络太强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香港发生的事他都知道。他和龚新所说的那本小黄书，书名叫《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已经在香港和海外流传了一段时间了。看过这本书的人，但凡有点脑子，都知道作者在捕风捉影，胡编乱造，有些情节荒诞无稽，甚至粗鄙下流，他总不至于趴在床底下听人家嘿咻吧。可偏偏有人长了一付猪脑子，将这本无厘头的小黄书视作洪水猛兽，不惜破坏“一国两制”，把发行小黄书的铜锣湾书店五位职员都秘密抓捕了。一时间，这个藏身于香港公寓中的小书店名声大噪，那本小黄书也因此家喻户晓，越境抓捕事件更让香港人成了惊弓之鸟。
令人诧异的是，港府竟然在这个敏感时刻祭出一纸《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如果这个条例得以通过，香港警方就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把铜锣湾书店的老板们遣送到大陆，乃至把所有被中共国安认定为犯罪嫌疑人的香港公民和外籍人士直接递解给大陆警方，共产党无需采用偷偷摸摸的绑架的手段了。如此一来，香港的自由、民主、司法独立名存实亡，邓小平承偌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也大限临头。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可以引发一场龙卷风。钟山当然听得懂龚新那句“No Zuo No Die”的含义，不作死就不会死。他们以及许许多多的香港人都已经有了预感，铜锣湾书店事件或许就是那只扇动翅膀的花蝴蝶，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了。
“吆，天快黑了，咱们得过去了。”
“快走吧！”
（4）
越往前走，警察越多。
然而，如潮的人流，无视警察防暴头盔下冷漠的目光，成群结队，摩肩擦踵，涌向港岛最大的公共集会场所，维多利亚公园。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那场血腥屠戮，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三十年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对每一个人来说，三十年几乎是半辈子了。当年同情支持学生的长者们，许多人已经作古，抱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活下来的，也大都苟延残喘，心如死灰。像钟山这样年轻的八九运动参与者，以及曾经声援北京学生的香港青年学子们，也都接近或步入知命之年，当年沸腾的热血业已冷却了。然而，六四这个日子，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世界也没有忘记。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已经延续了整整三十年。参加烛光晚会的人群里，有老年，有中年，有青年，也有孩子。他们人人手持一盏蜡烛，坐满了维园的六个足球场。烛光中的祈祷，烛光中的回忆，烛光中的抗争，烛光中的守望，如同香港的紫荆花，年年绽放，生生不息。
对钟山而言，六四这个日子，他更不会忘记，也不敢忘记。那一夜发生的惨案，烙印一般，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里。他之所以今天赶回香港，就是和龚新约好，一起参加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维园烛光晚会。但是，龚新并未带他走进座无隙地的维园，而是来到柏宁铂尔曼酒店楼顶的露天酒吧，SKYE，董事长秘书早就在这里为他们预定好座位。不能和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坐在一起点燃蜡烛，钟山心里有点遗憾。但当他站在SKYE朝下看去，不禁倒吸了一口气，心头的遗憾立马化作了满腔的震撼。维园，好像一片璀璨的星海，尽收眼底，一览无遗。
今天的SKYE也与往日不同，没有七彩变幻的霓虹，没有激昂亢奋的摇滚。暮色中的楼顶酒吧，也亮起了点点烛光，与维园的万点烛光连成一片，融在一起。
“山姆，你要的东西来了。”龚新手持一瓶红葡萄酒从酒吧那边走过来，身后还跟了一位服务生，手里捧着一盒玻璃瓶蜡烛和一盘子酒杯。
“谢谢。”
钟山点燃了三瓶蜡烛，然后斟满三杯酒。
烛光闪亮，好似燃烧在天安门前的烈火。酒色殷红，好似飘洒在长安街上的鲜血。
他取来一只酒杯，举杯过顶，深鞠一躬，将酒杯放在一盏蜡烛前面：“于大哥，这第一杯敬你。”
直到今天，钟山只知道他口中的“于大哥”名叫于飞，是政法大学的博士，也是他的明都老乡。若非那场学生运动，在北京的茫茫人海中，他和于大哥也许不会产生交集。然而，就是这位相识短短十天的于大哥，用他年轻的生命拯救了自己。每到六四祭日，钟山都会想起那可怕的一幕，都会在烛光前深深忏悔。由于自己的鲁莽，招来魔鬼射出的子弹，那一瞬间，于大哥将他扑倒在地，他的身上、脸上溅满了于大哥的鲜血…。
钟山拿起第二杯酒，恭敬地放在另一盏蜡烛前：“哈大哥，陈大哥，刘大哥，这第二杯酒，我敬你们。”
烛光中，钟山似乎看到了哈大虎、陈涛、刘迪这几位老大哥的身影，不由得回想起十几年前陈涛说的一段话。“中国的路该怎么走？我们认为，中国之未来，必将走上宪政民主之路！这不是个选择题，而只是个时间问题。诚然，到底哪一天这个理想才能实现，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可能很长，长到我们无法亲眼看见。但只要我们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出过力，为宪政民主和一个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奋斗过，我们这一生也就没有虚度了。” 这些年，哈大虎、陈涛、刘迪大哥相继离开人世，和他们一起驾鹤西归的，还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从四五到六四，他们冲锋在前；从青涩到白头，他们战斗不息。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公民社会，依旧死气沉沉，不见一丝生机。正如大哥所说，他们是时代的先觉者，亦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殉道者。历史无情人有情，男儿本自重横行，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后人泪满襟。呜呼哀哉…。
“这杯酒，我敬所有六四牺牲者和为中国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先驱们。”钟山将第三杯酒放在最后一瓶蜡烛前。
一点点微弱的烛光，融汇在一起，可以让维园变作星辰大海。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唱响在一起，可以让世界听到《自由花》。
忘不了的，年月也不会蚕蚀，
心中深处始终也记忆那年那夕。
曾经痛惜，年月里转化为力，
一点真理，一个理想永远地寻觅。
悠悠长长继续前航不懂去惊怕，
荆荆棘棘通通斩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沉沉昨日人群虽不说一话，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
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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