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天欲乱流言四起 辩危机巧舌如簧
（1）
周六下午，学校一般不排课，把这个时间段留给了政治学习、校系会议、文体赛事或社团活动。
昨天傍晚，南园的报廊窗口贴出通知，校团委和学生会将联合举办一场时事讲座，题目为“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主讲者哲学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张永涛老师，时间定于星期六下午2时，地点教学大楼101，欢迎全校师生踊跃参加。由于讲座的题目新颖且敏感，兼之张永涛在三江大学颇具人气，敢说敢讲，有个形象的外号，叫“张大炮”，离讲座开始还有半个小时，教学楼东侧的阶梯大教室已经座无虚席，人满为患。
怕找不到座位，钟昆早早就来了。可即便他提前了半个多小时，也只能在后排找到空位。为了消磨等待时间，他特意带了一本书，董瘦竹爷爷推荐的《太平天国史稿》。哪知刚刚翻开书，一阵激烈的争辩声从前排传来，叽哩哇啦地往耳朵里钻，搅得他没心思看书了。
凭借公社书记黄克山的鼎力相助，钟昆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三江大学历史系。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间，他的工农兵大学生生涯已然一年有余。文科各系的同学都住在相邻的宿舍楼，在一个大食堂吃饭，亦常常一道举办各种活动。一来二去的，虽说彼此的名字叫不周全，却也大多混了个脸儿熟。前排那些同学，钟昆认得几个，都是高他一届的政治系工农兵学员。右边那个膀大腰圆的东北汉子叫哈大虎，外号哈胡子，左边那个又黑又瘦的女生来自上海崇明农场，是哈大虎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似乎姓杨，却叫不出名字，而坐在正前的那个背影，则是他在三大附中的老相识，被同学们唤作“变色龙”的顾建国。钟昆原本就瞅着顾建国不顺眼，如今更增添了一股窝囊气。妈的，他小子一介初中生，低了自己两届，现在倒成了“学长”了。
从刚才传入耳中的只言片语，钟昆听得出，他们似乎在争论不久前放映的故事影片《春苗》。这部电影，钟昆看过，讲的是一个名叫田春苗的女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治病的故事。这么多年，钟昆一直工作在乡村基层，非常了解农民的生活现状。在他看来，农村贫穷落后，缺医少药，这本应是个披露民间疾苦的现实主义文艺题材。可为了迎合形势，鼓吹文化大革命，剧本左得离奇，人物生搬硬套，情节荒诞不经。对这类充斥着阶级斗争和政治说教的玩意儿，钟昆一向嗤之以鼻。而他之所以被前排几个人的争吵吸引，乃因他们争得有趣，吵得热闹，颇有针尖对麦芒的架势。
正在说话的是那个杨姓女支书，一口上海普通话，听上去软糯糯的，可语气却显得火药味十足：“哈大虎同志，我觉得你的政治倾向有问题。马列主义认为，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文艺从来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的。《春苗》这部电影绝不像你说的那样，是什么极左思潮的产物。相反，它从正面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发批判了走资派，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田春苗的英雄形象。”
哈大虎侧过身，虎着脸反击道：“我说书记同志，你先把大帽子收起来好不好？我问你，你的那些英雄人物，现实生活中有几个？”
“当然有啦，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江水英，郭建光，沙奶奶，样板戏里的英雄多得交关，你看不见吗？”
“哼哼，你倒会耍花枪。”哈大虎一声冷笑：“我问的不是样板戏，而是现实生活。你总不会生活在样板戏里吧？”
“革命样板戏是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展现革命英雄形象的典范。我活在样板戏里怎么样，你敢说样板戏不好吗？”杨支书步步紧逼。
看到哈大虎脸色难看，更担心他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钟昆连忙敲了敲桌子，笑道：“哎，同学们，大家不就是在讨论电影吗，干嘛火气那么大，整得像吵架似的。众所周知，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都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亲手打造的，个个完美无瑕，堪称万世楷模。敢说样板戏不好，除非他吃了熊心豹子胆。照我看，《春苗》这部电影，和样板戏一样，也塑造了个英雄人物。纵观田春苗在电影里的表现，岂不正如某位名人说的那样，精神上的基本态度是树立忘私的生活准则，把斗争视作积极生活的标志。”
钟昆开口时，顾建国就扭头扫了一眼，竖起了耳朵。听完钟昆的话，他觉得古怪，半分不解，半分狐疑。不对呀，大右派的儿子，怎么会为左派帮腔，变得如此革命？哈大虎的脸色更加难看，他狠狠地瞪着钟昆，方要反驳，杨支书却抢先开了口。
“刚才这位同学说得真好。田春苗在精神上大公无私，在生活中积极投身于火热的阶级斗争，她就是现实生活中英雄人物，是我们革命青年学习的好榜样。”
“哦，这位女同学，实在对不住了。刚才我引用某位名人的话，似乎用的不是地方。”钟昆狡黠地向哈大虎挤挤眼睛：“如果我没记错，那句话出自于四十年代出版的一本书，好像是墨索里尼 说的。”
“哈哈哈。”哈大虎恍然大悟，朝钟昆一竖大拇指，朗声大笑：“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哈哈哈。”
“你，你们…。” 杨支书方知中了圈套，急得脸红脖子粗，一时说不出话来。
顾建国也弄明白了钟昆话中的诡谲之处，看到杨支书面色难堪，便从中打起了圆场：“哎，同学们，大家有理讲理，不要相互为难嘛。我认为，对于英雄人物，我们无需求全责备。刚才哈胡子问，那些英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几个？的确，我们很难在身边找到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不过我记得，《红旗》杂志上曾刊载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按照文章中的观点，塑造英雄形象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只要有点影子就行了。”
听得出顾建国为自己解围，杨支书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应声附和：“建国说得不错。按照目前的文艺创作理论，这叫三突出三陪衬。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同时，要以反面人物陪衬正面人物，以正面人物陪衬英雄人物，以英雄人物陪衬主要英雄人物。”
哈大虎嘲弄道：“扯犊子。正是因为这些教条，整得文艺工作者束手束脚，文艺领域止步不前。折腾了这些年，除了那几个样板戏，文艺舞台还有什么？你没听老百姓怎么说你那个三突出三陪衬吗？突出造反派，走资派做陪衬，突出小年轻，老年人做陪衬，突出女人，男人做陪衬。”
“哈哈哈…”
哈大虎一番夹枪带棒的冷嘲热讽，不仅把钟昆逗乐了，周围的同学也笑成一团。哈大虎口中的“三突出”指的是哪些人，不用明说，大家也心中有数。
“你…，你反动！”杨支书急赤白脸。
“吆呵，又是一顶大帽子。吓唬谁呀？老子不尿造反派那一套。邓小平不怕辫子多，俺哈胡子不怕帽子多。”
“好啦，好啦，大家冷静一下。”顾建国连忙站起身，拦住争执的双方。
眼瞅着火药味越来越浓，作为班级党支部书记，顾建国自然要扮演消防队的角色。他知道，同学们的思想情绪和如今的政治形势一样，扑朔迷离，却又剑拔弩张，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那段接头暗语来形容，就像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
自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后，全国并未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反之，从上到下，明争暗斗，民心浮动，流言四起。暑假结束，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返校，带回来不少稀奇古怪的小道消息，像什么《红都女皇》，总理病危，批投降派，…。朱抗美告诉他，从一位北京回来的战友嘴里，听到了关于江青的传闻，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就像真的一样。传闻里说，江青在前一时期同两个美国人会谈，长达八小时，透露了许多主席的私生活和中央内幕。她讲自己是个戏子，当年中央许多人不同意她与主席成婚。斯大林讲，结婚可以，但不能让其从事政治活动。而如今她作为主席的得力助手，发起文化大革命，一举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两美国人回去后，写了一本书，将会谈的详情全部披露。有人将此书交给邓小平，邓转呈主席。主席很气愤，目前不准江青与主席见面，并讲要开除其党籍，因为她有野心。
顾建国不敢确信这些传闻的真实性，但有一点他敢确信，这些小道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又一场党内路线斗争的前奏，是博弈双方释放的探测气球。同样，这些流言蜚语也传入同学们耳中，只不过大家好恶各异，取舍不同。钟昆刚才那个“引人入彀”的把戏，恰恰表明了他鲜明的政治态度。顾建国听人说过，这个老小子在入学前当过公社基层干部，还是党员。由于他表现突出，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当上了工农兵学员。然而，顾建国不会忘记，当年在欢庆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的游行时，自己曾被钟昆无情地戏弄过。那种众目睽睽下丢人现眼的难堪，一直令他耿耿于怀。妈的，老狐狸，故伎重演，顾建国心头暗骂。明明借用法西斯讽刺文革，却又虚晃一枪，让人抓不住把柄，老小子太他娘的狡猾了。
不过，如今的顾建国，已经不是那个看到一张含沙射影的传单，就高喊着“抓反革命”的愣头青了。通过这些年斗争的磨练，他变得成熟，稳重，圆滑。不久前，朱抗美曾对他说过，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上层建筑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蕴育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萌芽，主席业已年迈，双方势均力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顾建国心里清楚，朱抗美在政治上没有这般聪明，更没有这般老道。她的话，肯定出自于她那个“不倒翁”的爸爸之口。他明白这段话的潜在含义，此时偏向一边，多说一句，都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再者说，过不了多久，他们这一届工农兵学员将面临毕业分配。虽然原则上是“哪来哪去”，但从去年应届毕业生的分配情况看，单位的好坏也有天壤之别。有的同学进了大城市、大机关，也有的被发配到大三线，进了山沟沟。他没有常乐天、彭晓光那样的家庭背景，即便朱抗美说过要帮他，在党政机关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却也不知那个未曾谋面的“老丈人”会不会伸出援手。在这种节骨眼儿上，一定要格外谨慎，绝不能在政治上出半点差错。古人云，“即明其哲，以保其身”，乃上上策也。
于是乎，顾建国不偏不倚，一本正经地打起了官腔：“既然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就请同学们各自保留观点。当着这么多人，我们要注意影响。”
他的话音刚落，大教室门口乱哄哄的人群里传来清脆的喊声：“大家让一让，让一让。让张老师进去。”
众人举目望去，身穿绿军装的朱抗美挤进大门，后面跟着身形矮小的哲学系老师张永涛。
（2）
朱抗美是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今天的讲座由她主持。看来她不止一次地主持过这类活动，毫不怯场，落落大方。登上讲台，几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她便退到一旁，把会场交给了张永涛。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张永涛个头虽矮，嗓门却如同他的外号，像一门轰鸣的大炮：“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校团委和学生会就抓了我的差，要我开一个讲座。这位小朱同学…”
张永涛扭头瞅了站在讲台旁的朱抗美一眼，似笑非笑道：“交给我一个讲座题目，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用不着我说，大家也晓得，她这是给我下了一个套，因为这个题目太敏感，一个不留神，嘴巴溜边，擦枪走火，我就有政治危机了。”
“哈哈哈。”台下响起一阵善意的哄笑。朱抗美明知张老师在开玩笑，脸上还是流露出些许羞涩。
“因此，鄙人郑重宣布，今天，我们不是举办讲座，不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而是开一个讨论会。在场的同志们都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当然啦，如果出了岔子，大家就可以一起帮我背黑锅了。”
“哈哈哈。”又是一阵掌声加哄笑。
“谢谢同志们的理解。”张永涛鞠了一躬，接着道：“好，我先来抛砖引玉。既然我们在讨论危机，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危机？简单地说，危机是一种失控的状态，一种解体的状态，一种难以自拔的混乱状态。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危机。举个例子，一个好端端的人，由于偶发事故，弄瞎了双眼，顿时从光明进入黑暗。如果他无法承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以致精神紊乱，行为失常，便陷入了危机。个体危机的影响面不大，只殃及到发生危机的个人及其亲朋好友。但是，如果出现大规模群体危机或者社会危机，就会影响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大家从报纸上看到，自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来，石油价格飞涨，从而引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去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他在发言中指出，当前的经济危机导致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小平同志回国后，特意邀请了社科院和几所大学的有关人员开会，要求他们研究这次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探讨这次危机的属性，并预测这次危机的潜在后果。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不久前，社科院会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经济研讨会，我也参加了。这个会开得很热闹，辩论得很激烈。概言之，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次经济危机来得突然，而且范围广，影响深。从种种迹象看，呈现出1929到1933年世界性大危机的苗头，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危机由中东石油战争引发，影响局部，发展缓慢，不会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而且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吸取了教训，有了一些应对危机的方法，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张永涛扫视了会场一眼，笑着说道：“同志们可能要问，既然会议是研讨经济危机，那跟政治危机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想说明两点，第一，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会演变为大国政治危机和世界大战；第二，这个世界不仅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这两个阵营的分化瓦解，此消彼长，都可能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突变。实际上，这次北京会议上争议最大的，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争议的主题，是我们北边的邻居，苏联。
针对苏联的问题，与会者也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复旦大学为首，另一派由北京大学领军。复旦派认为，苏联不存在经济危机。按照马列主义理论，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而苏联生产不足，甚至无法满足国民需求。另外，苏联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垄断，集中性、控制性、计划性很强，完全可以操控市场，避免无序生产和通货膨胀。但由于苏修当局背判了马列主义，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对内实施反动统治，已经将国家和人民带向崩毁的边缘。如果说苏联面临危机，则苏修当局的危机是政治危机。北大派则认为，生产过剩只是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苏联存在两种现象，一方面大机器生产过剩，难以消化，另一方面消费品生产不足，市场萧条。这两种现象，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表面上看，苏联的经济体系和我国类似，说得好听点，叫独立自主，说的不好听，则叫做闭关自守。而实际上则不然，苏联作为石油出口国和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已经逐渐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因此，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势必影响到苏联，产生连锁反应。至于苏修当局目前是否面临政治危机，尚无明显迹象，我们很难评估，也很难界定。
好了，我暂且讲到这里，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
张永涛话音方落，后排有人举起了手。
“那位同学，请问吧。”
举手的是哈大虎，他起身道：“张老师，我是政治系的学员，这学期正在学《资本论》。按照革命导师的说法，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痼疾，并且会周期性地爆发。我想知道，经济危机，多少年发生一次？”
“根据1857年以来的估测，大约每十年就有一次小的经济危机，三十年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当然了，这只是估测，并不一定完全准确。”
“那，我国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吗？”
“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不妨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今，我们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就连买块肥皂、买包香烟都要凭票，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哈大虎略作思考，大声答道：“说明我们供不应求，没有生产过剩。”
“完全正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经济危机往往在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而我们呢，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离‘繁荣’这两个字还差得远哪。”
哄笑声中，前排一位男生举起了手：“张老师，我有个冒昧的问题，不知道可以问吗？”
“请问你是哪个系的？”
“地质系，找矿专业。”
“哦，地质系的同学也对我们的讨论感兴趣？”
“毛主席说过，要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
“呵呵，说得好。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有多冒昧，不过，只要你别把我往沟里带，问什么都可以，请吧。”
“嘿嘿，张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观点倾向哪一派，复旦派还是北大派？”
张永涛朗声笑道：“呵呵，你的问题不算冒昧，我可以告诉你，鄙人一派不派，或者说，是个稀里糊涂派。”
“哈哈哈。”满堂笑声中，那个地质系的同学继续问道：“为什么？是不是张老师不敢放炮了？”
“嗬，连地质系的同学都知道我的外号，看来我张大炮果真是臭名远扬。”又是一阵大笑，待笑声渐弱，张永涛答道：“我说糊涂，并非不敢放炮，而是我没搞清楚，如今的苏联，到底属于哪一种社会制度。”
“苏联是修正主义呀。”
“No，No，No。”张永涛连连摇头：“修正主义并不是社会形态，而是对正统马列主义的修正性解释，属于思想理论范畴。你能不能告诉我，苏联现今的社会制度，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嗯…”那个男生挠挠头：“从我们对苏修的批判上看，应该是资本主义复辟了。但苏联并没有恢复私有制，也没有资本家，好像又不是资本主义。”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张永涛笑道：“你我一样，都是稀里糊涂派。”
（3）
“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
哄笑中陡然冒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不高却咄咄逼人，大教室里顿时静了下来。
说话的是政治系学员杨支书，黑瘦的脸上不带任何表情：“今年6月，毛主席接见了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他老人家对波尔布特同志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 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因此我认为，即便苏联没有资本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苏修篡改了马列主义，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正在逐步演变为资本主义。而我们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通过文化大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宣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这位同学，如果我没记错，你是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的成员吧？”
杨支书颇为得意：“是的，我是农林口外围组成员，不脱产。”
“噢，果然了得。”张永涛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你刚才说，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可我并没有表明观点，难道你不同意我没有观点吗？”
台下哄笑四起，好事者还嘘起了口哨。
杨支书辩白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稀里糊涂。我们总该讲革命原则吧。”
张永涛呵呵一笑：“说得很好，那咱们就来讲讲革命原则。众所周知，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有一个著名的科学论断，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刚才，你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如果说，在国家体制上，我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国家机器还在压迫无产阶级，那么我问你，你是否要再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呢？”
杨支书猛地一愣，吭哧道：“我…，我也没说我国是资产阶级国家。那句话，是列宁说的呀。”
张永涛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说道：“我认为，你并没有理解列宁同志的话，也没有真正理解毛主席为何引用列宁同志的话。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物质社会的充分繁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十月革命前，俄国大致处于资本主义的中级阶段。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列宁认识到，资本主义越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越困难，俄国只能先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下的苏联，就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那么，解放前我国的国情呢，甚至比不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以小农经济为主，没有社会化大生产，没有成型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依据马列主义唯物论，社会进步有其客观规律，不随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因此，我们必须要补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课。但是，我们有的同志似乎操之过急，超越社会发展，片面追求所有制关系的‘一大二公’，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绝对化，刮共产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呢？适得其反，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严重脱节，甚至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个人认为，毛主席之所以引用列宁同志的话，就是想提醒我们，我国依旧处在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只能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而不是过早地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当作资本主义消灭掉。”
张永涛一通旁引曲证的滔滔雄辩，驳得只会喊口号的杨支书瞋目结舌，无言以对。
学了三年的政治，顾建国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导师的一句话，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怎么解释，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啦。杨支书站在左边，用毛主席的话强调对资本主义实行全面专政的必要性。而张老师站在右边，用毛主席的话暗喻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究竟孰是孰非，顾建国也没个主张。不过他来自工厂，知道厂里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病。看到杨支书下不来台，便起身问道：“张老师，我也是政治系的学员，入学前当过工人。听老师傅说，过去，厂里对表现好、贡献大的工人发放奖金，以资鼓励，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文革后，奖金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我想问，如果奖金制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不是应该恢复？”
“当然。”张永涛果断地把手一挥：“物质奖励的问题早就在理论上有了定论，不懂得物质奖励就不是马列主义者。社会主义时期，不能吃大锅饭，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干多干少都一样，而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不懂得这个原则，或者违背这个原则，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
张永涛的慷慨陈词，博得台下掌声雷动。近几年，人们耳边充斥着“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荒诞论调，而贫瘠的生活却让他们看清了现实，海市蜃楼般的空洞理想无法取代萝卜青菜，无休无止的路线斗争无法换来白面大米。渐渐地，人们从失望走向怀疑，又从怀疑中衍生出反感。张永涛的话，过去无人敢说，却那么切合实际，那么大快人心。
从讲座开始，钟昆就一直仔细琢磨着张永涛的每一句话。他听得出，张永涛话里话外还藏着许多东西，但他不敢合盘托出，只能在革命导师的旗号下，玩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把戏。原本，钟昆不想提问，但听张老师讲的精彩风趣，且能言善辩，他终究还是没忍住，高高地举起了手。
“后排的那位男同学，你有问题吗？”
“张老师，我是历史系的学员，想问一个和今天讲座题目相关的问题。1966年，毛主席给江青的信里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按邓小平的说法，天下大乱，就是危机。如果我国不存在经济危机，那么，主席信中所指的天下大乱，是不是政治危机？”
“呵呵，你也想把我往沟里带。不过，咱们中国人很会玩文字游戏的。举个例子，相传曾国藩 率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连吃败仗，便上书朝廷，言及屡战屡败，叩请皇帝派兵救援。而他的幕僚觉得，‘屡战屡败’词意颓唐，莫若改为‘屡败屡战’，便体现出百折不挠的顽强勇气。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前人的教训值得汲取。因而，针对你的问题，鄙人的回答非常简单，苏修美帝乱了，才叫政治危机，而我们乱了，那就得换成毛主席的话，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哈哈哈…”掌声、笑声、拍桌声、跺脚声轰然而起…。
（4）
此刻，在教学大楼三楼的一间小教室里，似乎也有个会议。与会者屈指可数，个个紧绷着脸，神情严肃，和楼下大教室里肆无忌惮的喧哗喝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靠窗的位置上，坐着一个脸色苍白、身形消瘦的男人。他就是三江大学曾经名噪一时的红色暴动队司令，孟庆元。咋看上去，他还算年轻，可头顶毛发稀疏，额前亦有了几道深浅不一的皱纹。听到楼下传来的阵阵掌声哄笑声，他厌恶地皱紧眉头，默默起身，关上了窗户。
转过身，他低头看了看手表，朝坐在旁边的女人说：“小王，你下去迎一迎，贺延生同志…咳咳…，该到了…咳咳…”
一口浓痰，堵住了孟庆元的喉咙。他急忙推开刚关上的玻璃窗，伏在窗沿上，且咳且吐，气喘不已。
孟庆元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不要说他，换个身子骨再硬朗的人，也经不住这些年的玩命折腾。文革伊始，他举旗造反，想一鸣惊人，却被打成小爬虫，开除党籍，挨批挨斗，如过街老鼠。哪知须臾间咸鱼翻身，在“炮打司令部”的号角声中，他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首长的青睐，一飞冲天，变成响当当的造反英雄。灭保皇派，他出手狠辣，批走资派，他毫不留情。借一月风暴的东风，他带人夺取了省委的大权，坐上明都公社的第一把交椅，感觉那叫个好得很。谁料屁股还没坐热，八一八突然发难，兵临城下，把他们撵出了省委大院。从那以后，他开始走下坡路。两派分裂，文攻武斗，反军乱军，功亏一篑，弄得个倾家荡产，全军覆没，靠着一条小船逃离明都，东藏西躲，仓皇皇如丧家之犬。好不容易盼来“大联合”的圣旨纶音，他重拾旧部，东山再起，当上了威风八面的省革会副主任。岂知好景不长，一个清查五一六，他又从云巅跌入谷底。专案组的棍棒，打得他体无完肤，专案组的辣椒水，灌得他五内俱伤。如今的他，无权无势，无名无份，只落下个病怏怏的身子和一纸“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暂时养病，等待安排”的审查结论。这些年，他大起大落，变化无常。唯一没变的，是他身边那个二道毛子女生小王，一直追随左右，忠心不二。当然，说“没变”也不十分确切，她和他结了婚，变成了他的女人。
“王老师，你身子不方便，还是我去吧。”坐在教室门旁的钟明连忙起身，拦住了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今天会议的参加者，都是明都的老造反派，自然少不了红极一时的革命小将钟明。她可谓幸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总算躲过了“清查五一六”那场劫难。只不过，“扎根一辈子”的誓言终成虚话，她的知青组，已经水流花谢。畹香投江自尽，柳絮病退返城，桂芝姐出嫁外村。钟明孓身一人，咬牙坚持了两年，再也撑不下去，随了那个零蛋英雄“反潮流”的潮流，报名上大学，现如今是明都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昨晚孟庆元派人来，通知她开会。就内心而言，她不想再卷入是非，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磨掉了她的激情和锐气。她不知道她都干了些什么，她只知道，夜深人静时，她会偷偷地哭，想妈妈，想哥哥，有时梦里还会出现那个模糊的身影，那个给她写过好多信、可她连信封都没拆开的“右派”爸爸。当然，她还会想起另一个爸爸，她的继父李铁山。虽说继父的脾气暴躁，但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继父对她还是不错的。可自从她写了《致父母的一封公开信》，便和继父断了联系。直到不久前，三江大学派人找到她，送来继父的遗物，说李铁山在挖防空洞时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令她颓唐沮丧，本来性情冷漠的她又多添了一层孤僻。上大学这两年，她把自己埋在书本里，几乎与世隔绝。若非昨晚的来人说，会议是应贺延生同志要求召开的，她必定会找个借口推辞。然而，贺延生于她，有战友之情，有知遇之恩，怎么也该见上一面吧。
“庆元哪，贺延生同志这么急着找大家开会，是不是有重要消息？” 说话的是红暴的老大姐欧娴，她的变化不大，还是一脸富态。
虽说欧娴和孟庆元一样，也被抓进专案组，可她毕竟上了点年纪，又是个女人，打手们讲革命人道主义，没给她灌太多的辣椒水。一晃数载，白云苍狗，三江大学江山易主。从专案组解脱后，她的三大革委会主任头衔被没收，贬回校宣传部，坐上了冷板凳。昔日的风光，失去的权力，“五一六”的无妄之灾，不仅令孟庆元切齿含恨，欧娴也一样于心不甘。他们重聚在一起，整合了一帮难兄难弟，又杀回三江大学的政治舞台。批林批孔时，他们贴出新一轮硝烟弥漫的大字报，以原省委常务副书记梁适华作为突破口，揭发他假“深挖五一六”之名，行迫害革命造反派之实，以挑选“外事工作人员”为名，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选妃子，并扬言要继续革命，坚决挖出梁适华之流的黑后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他们在大字报里泣血悲书，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此乃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几年来最惨痛的教训。本想煽风点火，趁机火中取栗，岂料三大的师生们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政治激情，对他们的表演无动于衷，漠然置之。他们白忙活了一场，好像一拳头打到棉花上，有气无力，有声无息。大字报贴出没两天，就被拾荒的老婆婆当作废纸，撕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无所适从间，贺延生自天而降，欧娴感到突兀，亦感到欣慰，心头燃起了新的希望。
“欧大姐，老贺的信里没多讲。”咳出了粘在喉管里的浓痰，孟庆元说话顺畅多了：“老贺只告诉我，他这次来，将作为中央特派记者，常驻新华社明都分社。最近有一些新情况，要和老战友们吹吹风。”
“贺延生同志到了。”钟明推开房门，贺延生紧随其后。
众人纷纷起身，鼓掌欢迎，却发现贺、钟二人身后还跟了一个人，一个昔日的仇敌，“屁匪”头头，徐海峰。
徐海峰此行前来，实属情非得已。接到会议通知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老领导于海。上午，于海打电话给他，说省里开会，脱不开身，要他派车，接贺延生到会场，同时让他作为八一八的代表，摸摸情况。电话里还说，开完会，将贺延生送到省委交际处饭店，于海代表省革委会设宴招待。今天扮演何种角色，徐海峰心知肚明，徐庶进曹营而已。看见满屋子都是当年的“暴徒”，以及那一道道恶狠狠地目光，徐海峰一声不吭，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的一张空椅子上。
一通握手，几句寒暄，贺延生面色沉重地开了口：“同志们，这些年，你们吃苦了。今天，我受中央首长的委托，向在逆境中顽强战斗的革命战友们表达衷心的慰问。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
这一番红卫兵式的开场白，熟悉亲切，却又陌生久违，直使得孟庆元、欧娴一干造反派们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待众人平复了情绪，贺延生继续道：“同志们好不容易重聚在一起，肯定有许多委屈要倾述，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我们的敌人，没有留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所以，我开门见山，跟明都的战友们吹吹风，谈一谈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老贺，你坐下说吧。”孟庆元掏出钢笔，打开了笔记本。
“没关系，我站着说。” 贺延生扫视了众人一眼：“同志们，当前的形势是什么，我想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今天的吹风会上，我不点名道姓，想必同志们也知道我指的是谁。
自从那个人恢复工作之后，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搞四个现代化为幌子，故态重萌，走上了右倾回潮的老路。对此，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 同志曾在不同的场合一再警告，当前，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今年三月，军委政治部举办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会，春桥同志在会议上明确指出，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即便有了所谓的现代化，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可是，那个人出自于他的走资派本性，不思悔改，顽固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前不久，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又一次大放厥词，说什么‘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同志们听听，连毛主席的话他都敢公然歪曲，还有什么他不敢干的。他的所谓‘全面整顿’，实则全面反攻倒算，全面走回头路，其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两年来，尤其是今年的七、八、九月，谣言四起，蛊惑人心。有些政治谣言极为恶毒，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首长。与此同时，许多被打倒的走资派借机复出，他们遥相呼应，狼狈为奸，一条新的修正主义黑线正在形成。表面上看，形势似乎对我们不利，但是，我要告诉同志们，目前已经呈现出新的转机。
今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根据主席的谈话精神，《红旗》杂志发表重要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也全文转载。文章指出，《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同志们，主席的话，内涵深刻，大有文章。我们要一字一字地细抠，一句一句地推敲，从中学习领会新的精神。
为什么要批《水浒》？为什么说它鼓吹阶级调合论？宋江为何要架空晁盖？谁被谁招安？究竟谁是投降派？…”
贺延生一连串的问话，句句含沙射影，句句触目惊心。在座的除了两个人，一个是躲在角落里的徐海峰，低垂着脑袋，看不到表情，另一个是钟明，苍白的小脸依旧冰冷冷的，好像结了一层寒霜，而其他与会者们像打了鸡血似的，个个神情亢奋，两眼放光。
他们或许还没完全搞清楚内里的猫腻，但凭着造反派的直觉，他们知道，革命的号角又吹响了，机会又来了。
天下，又要大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