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腊八日周公离世 丙辰年烈火熔岩
（1）
1976年1月8日，农历乙卯年腊月初八。
打从上古起，这个滴水成冰的日子就被人们认作祖先和神灵的索飨之日。上至朝廷官府，下至黎民百姓，都要在这一天设香案、供三牲，籍以祭祀先亡，大醮天官，祈求延年益寿，国泰民安。随着佛教西来东渐，腊月初八又演变成释迦牟尼大澈大悟，得无上大道，成为圆满正等正觉佛陀的法宝节。为了缅怀佛祖成道，中土的庙观寺院都要在腊月初八鸣钟诵经，并效仿牧女以乳糜饲佛，将粟米、果仁等和水煮熟，供佛饭僧。久而久之，习惯成俗，如同大年三十的饺子，正月十五的元宵，五月端午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饼，腊月初八，亦有了一种传统美食，且独一无二地以日子冠名，腊八粥。千百年来，朝代更迭，桑田几变，而腊八之习俗依然故我，薪火相传。炭炉上那一锅软糯甘甜的粥，不仅和尚尼姑们享作伊蒲，芸芸众生也多了一份寒日里的口福。
在江南一带，腊八粥要用大米、糯米、紫米、红豆、芸豆、绿豆、花生等杂粮合煮，讲究点的人家还会加入红枣、莲子、栗子、核桃、白果、胡桃、松子、葡萄干、桂圆肉之类的各色干果。腊八之夜，阖家围坐，喝上一碗腊八粥，尺颊生香，养脾健胃，其意浓浓，其乐融融之谓也。
然而，如今的腊八不似以往，寺院颓败，钟声不再，市面萧条，食材难觅。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叫花。这一年的冬天，非但比往年来得冷，全国各地还出现了许多反常现象，树干开裂，井水翻花，蛇蛙出洞，蚂蚁搬家，老鼠乱窜，猪狗不宁，鱼跃水面，鸡飞树梢，…。种种异象，已然搅得人心慌乱，再加上那一波波来自北京的政治寒流，更让老百姓觉得六神无主，骨栗毛竖，哪儿还有什么心思过腊八了。
晚饭时分，常家饭厅里，只坐着齐霏霏孤零零的一个人。儿子没回来，女儿没回来，就连近来按时上下班的丈夫也没回来。她摸了摸盘子上冰凉的馒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这都过了半个多小时了，元凯还不见人影，莫非又出了什么幺蛾子不成？
“叮铃铃…”客厅里传来电话铃声。
齐霏霏冲进客厅，拿起话筒：“喂，哪位？”
“我。”
“元凯，你怎么还不回来？”
“哦，有任务…，紧急任务。”
齐霏霏觉得丈夫的语调有点怪异，忙问道：“怎么，出事啦？”
“你别问了，等着听广播。”
听广播？邪门。什么紧急任务要听广播？齐霏霏呆呆地握着话筒，耳朵里只剩下单调的“嘟”声。
几乎在同一刻，于海家中的电话也响了。
“喂？”
“于主任，是我，贺延生。”
“吆，小贺，怎么还不来。你嫂子给你熬了腊八粥，我们就等你啦。”
“于主任，请转告嫂子，对不住了。出了大事，我来不了啦。”
“大事？”
“嗯，北京来电话，今天上午，周恩来病逝了。”
“啊？”于海惊讶地合不拢嘴，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这个消息目前还保密，明天会向全国公布。新华社通知，各地统一收听中央台的广播，按照中央的口径和部署举行悼念活动。”
“噢。这个…”于海定了定神，问道：“还有什么特别指示吗？”
贺延生停顿了片刻，压低声音说：“一切按部就班。但要谨防别有用心的人，借这个机会干扰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
“嗯，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咱们保持联系。”
“好，我挂了。”
于海放下电话，心情沉重地走回客厅。客厅沙发上坐着他的老友，江南电讯工程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徐海峰。他正翘着二郎腿，一边看报纸，一边吞云吐雾。
听到缓慢的脚步声，徐海峰放下手中的《参考消息》，抬头问道：“于书记，贺延生怎么说，不来啦？”
“来不了啦。”
“他有事？”
“他电话里说，今天上午，周总理去世了。”
“你说什么？”
“总理他老人家走了。”
惊愕之下，徐海峰指尖的香烟掉在地上。
看到徐海峰旋即而起的一脸悲哀，于海晓得，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对他的打击不小。海峰的老家在淮安，总理的故乡，听说他的长辈和淮安周家还有点沾亲带故。上次，徐海峰代替自己参加了贺延生的吹风会，回来之后，情绪就一直不好。从海峰的汇报听得出，他对贺延生那天的讲话非常不满，对那种含沙射影攻击总理的做法极为反感。
说心里话，如何应对贺延生的吹风，于海也感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邓小平重新上台后，以“整顿”为名，四处出击，连发重拳，整得文革派灰头鼠脸，一蹶不振。多亏主席明察秋毫，一声“打招呼”，挫败了邓小平走回头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阴谋。于海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如今的一切，全拜文革所赐，否定了文革，便否定了自己。正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贺延生代表着什么人，有多大的来头，他心知肚明。既然大家同在一条船，必须齐心合力，同舟共济，不能让船翻了。可是，有一件事让他心里犯憷，傻子都看得出，邓小平的后台是周总理啊。批“投降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发自内心，于海一向敬仰周总理。在省革委会工作这几年，他对全省、全国的经济状况也了解了不少。十年动荡，百业俱废，农民不种田，工人不上工，学生不读书，国家建设停滞不前，国民经济几临崩溃。若不是总理日夜操劳，拼命维持这个烂摊子，早就国将不国了。反周总理，于情于理，于海无法接受。更重要的是，千万不可低估人民对总理的感情，不可轻易玩火，那是一个威力无比的火药桶。眼前捂着脸抽泣哽咽的徐海峰，便是民心所向的一个缩影。撼山易，撼总理难啊。
念及此，于海轻声安抚道：“海峰，听到这个噩耗，我的心情也和你一样，非常沉痛，非常难过。”
徐海峰哭出了声：“想不到他老人家这么快就走了。”
“我听说，三年前总理就患了癌症，还强撑病体，坚持工作。能拖到今天，可见他老人家与病魔抗争的坚强毅力。唉…”于海长叹一声：“无论何人，终究还是抗不过自然规律啊。”
徐海峰抽泣了片刻，猛地抬起头：“于书记，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不知当说不当说。”
“海峰，你我二人既是革命战友，又是好兄弟，有什么不能说的。”
“那好，我说。”徐海峰抹去泪水，大声道：“离贺延生他们远点。”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于海也猜得到他话中的含义，便点头道：“海峰，你的意思，我懂。你放心，我有我的做人原则，也有我的政治底线。什么事能做，什么事碰都不能碰，我心中有数。”
“于书记，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徐海峰站起身：“我回去了。”
“海峰，吃了再走吧。”
“吃不下。”徐海峰哭丧着脸：“我回去找后勤，让他们安排人，明天一早采购黑纱，为总理设灵堂。”
“这个…”于海张了张嘴，想把贺延生刚才的话告诉海峰，可眼睁睁看着他走出家门，终究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2）
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于次日凌晨4时播出。而大多数国人，却是从早间的新闻节目中得知这一噩耗。一天之间，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低沉呜咽的哀乐，男女老少都戴上了寄托哀思的黑纱。虽然大家还像往日一样上班、工作，可都失了魂似的，情绪低迷，心情压抑，眼睛里流露出茫然与无助。人人都在默默地等待，人人都在静静地观望。总理走了，谁来主持葬礼？总理之位，何人取而代之？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11日清晨，钟昆一行到达了北京站。大串联时，钟昆来过北京。车站塔楼报时的钟声，老调重弹，依旧是那曲赞美“大救星”的陕北民歌。在钟昆的记忆里，这钟声的印象似乎很遥远、很模糊，毕竟过去快十年了。跟钟昆一起来的，还有龚家两个小姑娘，文漪和雪素。他们都穿着深色的棉衣，戴着黑纱，两个女孩的眼睛有些红肿。火车站的高音喇叭里，间插播放着哀乐以及外国元首、政要们发来的唁电。出站口处，摆放了一个半人高的大纸盒，里面装满为旅客们准备的小白花。
钟昆拿起三朵白花，分给两个女孩，将剩下的一朵别在自己胸口。今天的北京，天气阴冷，雾色迷蒙。纸折的小白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你俩跟紧我，别走散了。”
“大哥，让我和雪素走前面。”文漪拉着妹妹紧走两步，掉头对钟昆说：“我们认得汉斯哥哥。”
去年暑假，文漪和雪素来过北京，探望过她们汉斯哥哥。而这次来北京，事出有因，姐儿俩早早就买好了火车票。大学要放寒假了，汉斯是外国人，在国内旅行受限制，不能来明都陪爸爸，只得回德国看妈妈。小姐儿俩带着爸爸备下的土特产，赶来为她们的同父异母哥哥送行。说来也巧，为了准备毕业论文，董瘦竹给钟昆写了推荐信，让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查找资料。兼之钟昆也想会会汉斯，想知道在这位研究汉学的外国佬眼里，究竟怎样看文革、看中国。于是，他请了几天假，同文漪、雪素并做一道。哪知买好车票的第二天，听到了总理逝世的讣告，可他们行程已定，还给汉斯发了电报，想改也来不及了。
“二姐，看，汉斯哥哥在那儿呢。”雪素眼尖，立马在接站的人群中发现了那个白皮卷毛的混血儿。
“嗨，汉斯。”文漪跳着脚，连连招手：“我们在这儿呢。”
汉斯从人群中挤过来，微笑道：“欢迎你们，我的两个美丽可爱的妹妹。”
看到汉斯张开双臂，摆出一副要拥抱的架势，文漪连忙闪身，躲到钟昆身后。众目睽睽之下，跟一个大男人搂搂抱抱，她觉得噫怪，便把钟昆推到前面：“汉斯，他是钟昆，我跟你说过的。”
汉斯见文漪躲闪，知道她不好意思，便顺势握住钟昆的手：“欢迎你，钟昆。”
“汉斯，很高兴见到你。”
“你叫我什么？”汉斯调皮地挤了挤眼：“叫错了吧。”
“叫错了？那该叫你什么？”
“哈哈，你该叫我大舅哥！”
汉斯麻溜却又带着外国腔调的北京话，差点让钟昆忍俊不住。若非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顺着汉斯的玩笑叫一声“大舅哥”也无妨，因为他和文漪的事已经铁板钉钉，爸爸和龚叔叔说好，等他毕业就办婚事。可看到周围的人都对他们翻白眼，有的甚至怒目相向，钟昆知道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便压低了声音：“汉斯，咱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吧。”
汉斯立马领会到钟昆的意思，收起笑脸，点头道：“对，换个地方。走吧，先去我的狗窝。”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四个年轻人到了汉斯的狗窝，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宿舍。
看到床上凌乱的被褥，桌上吃剩的馒头，七倒八歪的啤酒瓶，乱丢了一地的书，雪素捏着鼻子咯咯笑道：“喔呦，汉斯哥哥，狗窝都比你这儿干净呢。”
汉斯老脸皮厚地笑笑：“不好意思，你们将就将就，随便坐吧。”
“文漪，雪素，你们先歇会儿。”钟昆放下手中的旅行包：“汉斯，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
“昆昆大哥，你一个人要去哪儿啊？”雪素感到不解，怎么才来就走呀。
“我想去长安街看看。”
刚才乘车的路上，途经长安街，钟昆看到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尤其是天安门一带，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听车里人议论，今天下午，总理的灵车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这首尾不见的人流，都是来为总理送行的。这样一个万众同悲的历史时刻，这样一个体察民意的大好机会，百年不遇，千载难逢，钟昆自然不想错过。
“大哥，我也跟你去。”文漪把挎包一扔，率先响应。
“我也要去。”雪素不甘落后。
“刚好，我也想去看看，那就一起走吧。”汉斯低头看了看手表：“现在还早，咱们先找个地方垫垫饥，下午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好啊，好啊。”文漪鼓掌欢呼：“我都快饿死了。”
“你们想吃什么？”
想起一年多前汉斯哥哥带她们吃过的北京小吃，雪素甜甜一笑：“卤煮火烧。”
于是，钟昆他们丢下行装，跟着汉斯在一家小饭馆里填了一肚子杂碎，又乘车折返回长安街。
长安街上，人越来越多，几乎整个北京的百姓倾城而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孩童，人人眼中饱含着泪水，人人脸上流露着悲哀。无人领导，无人组织，十里长街，百万民众。人们自发而来，抬着匆匆扎好的挽幛花圈，怀抱着黑纱镶边的总理遗像，静静地伫立在刺骨的寒风里，眺望着总理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
夜幕初临，远远地过来几辆汽车，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呜咽，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前导车过后，一辆白底蓝边的中型客车缓缓而来，车前垂挂着黑纱，当中装饰着一朵黄瓣黑蕊的硕大花环。人们肃立着，哭泣着，脱下帽子，解下头巾，随着灵车行注目礼，谁也顾不得刺骨的寒风，谁也顾不得流淌在脸颊的泪水。灵车经过之处，有人晕倒在地，有人长跪不起。许多年轻人在人行道上追赶着灵车，希望再看上总理一眼。而腿脚业已麻木的老人们留在原地，遥望灵车远去，或以手掩面，或仰天太息…。
文漪和雪素依偎在一起，哭得泪人一般。钟昆亦觉得喉头酸楚，泪花在眼眶里打转。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难过，为了逝去的总理，还是为了这个可悲的民族？
待灵车不见踪影，汉斯附在钟昆耳边悄声道：“看到今天这种场面，我感到非常震撼，也让我看清楚一件事。”
此刻人群尚未散尽，钟昆不敢大声说话，轻轻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民心所向！周恩来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图腾。”
钟昆默默地看了汉斯一眼，缓缓地摇了摇头。
汉斯的话，钟昆并不完全认同，因为他只看到“民心所向”的表面现象，至于“图腾”一说，不过是他对表象的一种误读。
的确，今天的场面，亘古未闻，举世罕见。汉斯亲眼目睹到人民群众对总理的爱戴，亲身感受到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气场，得出那样的结论也并非没有道理。但他毕竟是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尚浅，看不到在这种肆意宣泄的“爱”的背面，还隐藏着饮泣吞声的“恨”。
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人的图腾，是那条臆想中张牙舞爪的龙。他们自诩为“龙的传人”，千秋万代，血脉相承。可实际上，所谓龙的传人，不过是一种自慰般的意淫。龙的化身，从来不是黎民百姓，而是坐在金銮殿龙椅上的君王。《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才是真正的龙种，君权神授，膺期天命，与日月同光。而黎民百姓呢，不过是哀哀黔首、区区蝼蚁罢了。
古往今来，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忠孝节义”。首当其冲者，忠君也。凭了“忠君”二字，臣民们拜倒在“真龙天子”的图腾下，三跪九叩，顶礼膜拜，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对升斗小民而言，龙之善恶，他们无从选择，更没有制约的权力。百姓们只能在梦中祈盼，龙椅上的天子是个善待子民的好皇帝，朝廷百官皆是为民做主的大忠臣。可悲的是，梦虽美，却往往青甆黄粱，皇帝多为无道昏君，群臣多为贪官污吏。当君王荒淫、宵小横行、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之时，百姓们走投无路，忍无可忍，或聚啸山林，或举旗造反。其结局呢，无非两者。要么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高喊着“掉了脑袋碗大的疤，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要么换一个天子坐龙庭，堕入又一次“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历史轮回。
而更多的时候，老百姓只会忍辱偷生，如一潭死水。哪怕活得猪狗一般，他们也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惧畏头顶上那个生死予夺的“图腾”，更为“忠君”二字所困，生怕担上个“忤逆谋反”的罪名。历史形成的奴性让他们学会了自己骗自己，坏事都是奸臣们干的，皇上只不过受了坏人的蒙蔽。于是，他们往往会在朝廷里寻一个事君爱民的大忠臣，扬起“爱”的软刀子，用百倍千倍对忠臣的爱，来发泄心底里对昏君的怨、对奸臣的恨。
今日之十里长街送总理，恰如传说中楚国百姓祭屈原 。屈原一生忠事君王，却因楚王信谗，奸佞当道，屡遭排挤，数被流放，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虽“忍而不能舍也”，最终还是断了念想，抱着石头投了汨罗江。国之将亡，百姓无望。汨罗江上的渔舟，投入江水里的粽子，便是楚人以“爱”示“恨”，以彰显香草美人之“与日月争辉”，来鞭挞朝廷里的逆臣贼子，来恶心那个昏庸无道的楚王。至于美人的桂冠是否“斯论似过其真”，善良的老百姓并不深究，而做出了选择性的原谅和遗忘…。
看到钟昆只摇头，不说话，汉斯问道：“你为什么摇头？我说错了吗？”
“唉，一时半会儿的，跟你说不清楚。”
“没关系，我有时间。”汉斯附在钟昆身边耳语道：“我的狗窝里还藏着两瓶二锅头。咱们回去，哥儿俩慢慢喝，慢慢说。”
（3）
数日后，月圆之夜，全国实施净空令。
广袤无际的苍穹，只有一架曾用来喷洒农药的小飞机，如失群的孤雁，在茫茫夜幕中哀鸣。未几时，电波里传来悲痛的声音：“按照周总理的生前遗愿，已将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尘归尘，土归土。周恩来以“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的最后绝唱，为自己位极人臣却又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休止符。
人，走了。灵车，送了。追悼会，开了。骨灰，撒了。可奇怪的是，尘埃并未落定。冬去春来，天渐渐变暖。而围绕“悼念总理”出现的咄咄怪事，却像笼罩在人们头顶的阴霾，挥之不去，愈来愈浓。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死者为大，为死者讳。即便逝者生前多有不是，人死了，也就该翻篇了。《礼记》明申，临丧不笑，适墓不歌。对于逝者的不敬与亵渎，有违中国人自古传承的礼仪和道德。对一般往生者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周总理了。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一座高不可及的丰碑。为人，他风度翩翩，魅力超群；为公，他无私无欲，任劳任怨；为国，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为民，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人民的好总理，是震古烁今的完人。对总理的不敬与亵渎，无疑是刺向国人心头的刀。
可周总理尸骨未寒，偏偏就有这样一些卑鄙无耻的小人，践踏礼仪道德，强奸民心民意，在“悼念总理”上玩了一系列的小动作。他们先发出紧急通知，在总理治丧期间，所有新闻报道一律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各单位不得自行组稿，文艺节目不能停播。他们还下达了“四个不准”，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组织吊唁活动，不准发表怀念总理的诗词与文章，籍此打压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了一篇关于“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报道。该文宣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公然诋毁全国人民深切缅怀总理的真情实感。紧接着，他们又用电话传达“中央精神”，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濒临丙辰清明，小动作变本加厉。原本高层运作的“反周”向下蔓延，羞羞答答的“不准、警惕”撕去了面纱，露出杀气腾腾的青面獠牙。2月6日，专为中共高干订阅的《大参考》上转载了香港《万人杂志》的一篇文章，再次提及“伍豪等脱离共党”的陈年往事，将一顶“叛徒”的大帽子扣在周恩来头上。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转载新华社一篇纪念雷锋的文章时，刻意删掉了周总理为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又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文中竟然有一句拗口却又赤裸裸的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众所周知，“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专门为邓小平定制的帽子。那么，把邓小平扶上台的“那个走资派”又指的是谁？与此同时，上海街头有人贴出大标语，“打倒右倾翻案风的黑后台、总根子、总代表”，“邓小平是卢俊义”，“揪黑后台的黑后台” …。
所有这一切，人们看在眼里，怒在心头。十年浩劫，血雨腥风，国无宁日，民心丧尽。老百姓迫切希冀改变现状，却又别无选择。庙堂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和当政者分庭抗礼。而红墙之内，似乎只有周总理，只有他在四届人大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还能给频临崩溃的中国带来一线生机，给迷失彷徨的国人带来一丝慰藉。可总理刚刚离去，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丑类竟然如此迫不及待，一而再、再而三地射出冷枪暗箭，将老百姓的最后一点希望置之死地。
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人积压在心头的悲痛和愤怒，如地表下的火山熔岩，突突翻滚，喷薄欲出。
三月底的一个傍晚，三江大学南园一间学生宿舍里，挤满了面红耳赤的年轻人。数日之前，他们曾就上海《文汇报》删去周总理为雷锋题词一事，联名写信质问《文汇报》报社。信中道，看了你报全段砍去总理的原话，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谁指使你们砍去的？你们代表了谁的利益？这不是你们一时疏忽，而是代表了一种思潮，就是企图抹杀总理的功绩…。
就在刚才，政治系学员哈大虎从系传达室拿到了《文汇报》编辑部的回信。
“哈胡子，你把《文汇报》的回信再给我们念一遍。”一个女生高声道。
“还有什么好念的。狗日的耍花枪，说他们删去总理的题词，是编辑不当心，工作粗枝大叶。”
“狗屁！”一位身穿海军军装的男生怒骂道：“什么粗枝大叶，我看他们是别有用心。”
“就是。狐鼠伎俩，欲盖弥彰。”
“说穿了，他们就是要反总理，不敢明着来，玩含沙射影的把戏。”
“他们胆敢反总理，无疑是自掘坟墓。”
“妈的，老子要有一挺机枪，把那几个王八蛋全他妈的嘟嘟了。”
寝室里人人义愤填膺，个个怒不可遏，七嘴八舌，骂声不绝。
“砰砰”，有人敲门。
哈大虎警觉性高，立马 “嘘”了一声，将食指立在唇边，向同学们做出了噤声的手势。待屋内静下来，他转身拉开房门。
“吆，朱抗美。”
“哈胡子，这么半天才开门，你们躲在宿舍里干什么呢？”
“嘿嘿，能干什么，唠嗑呗。”哈大虎打了个哈哈：“怎么，你有事吗？”
“我来找顾建国。”朱抗美踮起脚尖，向宿舍里张望。
“他不在。系总支召集各班党支部书记开紧急会议，他开会去了。”
“哦。”
看到哈大虎身后一屋子熟识的面孔，有同班的、哲学系的、中文系的，还有历史系的，朱抗美顿时意识到，他们关着门聚在一起，一定在商量什么大事，怕被外人听见。上次他们联名给《文汇报》写信，她就是事后才得知，没签上自己的名字，令她懊恼不已。她也晓得，同学们背着她和顾建国，并非彼此之间有嫌隙、有矛盾，而是担心建国向系总支汇报，因为他毕竟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头上有道紧箍咒呢。可是，朱抗美没有这个顾虑，更不想因为她和建国的关系，而被大家视为外人。看到有人反总理，她和同学们一样怒火中烧，恨之入骨，希望和大家站在一道，同仇敌忾，并肩战斗。
“哈胡子，我能进去吗？”朱抗美露出渴求的眼神。
“进来吧。”哈大虎侧过身，把她让进宿舍。
朱抗美随手将房门关上，转身道：“哈胡子，刚才我从校门口经过，看到数学、天文、物理系学生会联名贴出的海报，要到梅岭烈士陵园，举办缅怀周总理的追思会。他们邀请全校师生参加，明天上午9点在校门口集合。”
“什么？明天上午？”哈大虎一脸诧异：“不对呀，我听物理系的哥们说，他们准备清明节那天搞活动呀。”
“情况变了。”朱抗美苦笑道：“昨晚我回家，看到我爸爸办公桌上有一份省委文件。文件上说，清明节期间，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如果我没猜错，顾建国去开的那个会，就是传达省委文件呢。”
“啪”，哈大虎一掌击向桌子，扯着喉咙骂道：“奶奶的。清明扫墓，祭奠先人，是中国老百姓上千年的传统。这也要禁止，还有没有天理啦？”
宿舍里顿时响起一片嘈杂的谩骂声。
“同学们，大家都冷静一下。” 宿舍角落里传出一个浑厚的声音：“同学们，当前的局势极为严峻，也非常复杂，我们要沉着冷静，不可意气用事。按朱抗美提供的消息，省委已经下发文件。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遵守组织纪律，不能明知故犯，否则…”
“钟昆，你什么意思？”哈大虎铁青着脸，愤然打断道：“那我们就只能当缩头乌龟啦？”
“哈胡子，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钟昆从角落里现身出来，不急不缓地说：“昨天，有两个家伙跑到我们系学生宿舍，上蹿下跳，召集同学开会，追查我们文科几个系联名给《文汇报》写信的经过。他们还威胁大伙，不要轻信谣言，不要站错了队。这两个家伙一个名叫贺延生，一个叫孟庆元。大家知道他们的来历吗？”
“我知道。”朱抗美抢先回应：“孟庆元是造反组织红色暴动队的头头，贺延生是新华社派来的记者。我听顾建国说过，这两个家伙都不是什么好鸟。”屋里猛地响起窃窃笑声，朱抗美立马意识到，“鸟”这个字含义暧昧，不该出自女孩之口，便羞红了脸，急嘴急舌道：“你们别笑，他们盯上你们，肯定没安好心。”
钟昆点头道：“不错，抗美说得对，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一定要格外警惕。我认为，数学系同学们的做法很聪明，很有策略。他们把缅怀总理的追思会提前到明天举行，就是为了避过清明节这个敏感的日子，既和省委文件不冲突，让那些反总理的坏蛋抓不到把柄，也可以达到展现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辱的目的。因此我建议，明天，我们文科各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去，加入他们的悼念活动，为他们壮声势。哈胡子，你去找一下数学、物理系的同学，告诉他们，最好把活动搞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好主意。”
“对，我们一起去。”
“我也赞同钟昆的提议。”同学们纷纷响应。
哈大虎似乎心有不甘，大声道：“同学们，《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的阴险用心，已经昭然若揭，我们绝不能听之任之。要我说，除了参加明天的游行，我们还要做出进一步反击，贴大标语，写大字报，把《文汇报》的罪恶行径公布于众。”
“我同意，咱们说干就干。”那位身穿海军军装的男生铺开一张纸：“哈胡子，你说，我写。”
“我一个人不行，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我先拟一条大标语，文汇报向何处去。”
另一位同学接着道：“我加上一条，用毛主席的话，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咱们把写给《文汇报》的信和他们的回信都抄成大字报，题目就叫‘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好不好？”
“好。这个标题一目了然，一针见血。”
“我认为，大标语一定要旗帜鲜明。我说一条，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
“再加一条，也是毛主席语录，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这条标语最好改两个字，把‘各级’改成‘最高’，把那几个家伙的狼子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改得好！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我也想了一条，不知道能不能用。”一个腼腆的女生轻声发问。
“没关系，你尽管说。”哈大虎鼓励道。
“我们怀念杨开慧。”
“好，非常好。立意鲜明，绵里藏针。”钟昆击掌称赞：“同学们，斗争要讲策略，要有技巧。我们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万万不可授人以柄。总之一句话，他们含沙射影，我们也不点名道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赞同钟昆的意见。我们最好串联各系，统一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口径，以防被疯狗反咬一口。”
“我还有一个建议，…”
就这样，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三江大学，在一间小小的学生宿舍里，一帮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年轻人，终于打破了迷信的藩篱和思想的禁锢，做出了石破天惊的抉择，点燃了烧向红朝庙堂的第一把大火。尽管这种抉择还带着年轻人的冲动，还带着时代的烙印，还带着历史的局限，但它毕竟是火，一团来自炼狱的戾火，一团桀骜不驯的野火…。
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实证明，这句话才是真理，颠簸不破。
（4）
接下来的日子里，校园燃烧了，明都燃烧了，北京燃烧了，全国燃烧了…。
十年一梦，大觉方醒。睁开惺忪的双眼，中国人恍然发现，他们被造梦者愚弄了，欺骗了。梦中的仙山琼阁，到头来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梦中的圣旨纶音，到头来不过是狂悖无知的痴言呓语。梦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到头来不过是触犯逆鳞而引发的龙颜大怒。梦中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无产者，到头来居然不是别人，而恰恰是他们自己。
1976年4月5日，丙辰清明，从梦中醒来的中国人终于发飙了。
长城内外，风起云涌，大江南北，电闪雷鸣。宽阔平坦的大街上，行进着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钢铁制作的巨大花圈，如金戈铁甲，排山倒海。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涂写着声讨国贼的大标语。沥青写就的漆黑大字，如刀光剑影，龙吟虎啸。天安门前的汉白玉纪念碑上，贴满了怀念总理的诗词。血泪凝成的诔书檄文，如霹雳惊雷，振聋发聩。
中国老百姓发扬了千古传承的聪明才智，以各种各样直接的、隐晦的、狡猾的、巧妙的方式，表达人民的哀思，宣示人民的意志，展现人民的力量，吼出了真正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声音。
别人从睡梦中醒来，可眼眶发黑的常乐天却很想睡觉，最好大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做个踏踏实实的梦。遗憾的是，他没时间做梦，甚至连个囫囵觉都睡不安稳。根据公安部的秘密电话通知，省公安局下达了紧急任务，全体干警都要出动，换上便衣，走街窜巷，哪儿热闹往哪儿钻。有蹲守的，有照相的，有盯梢的，有整材料的，只要能喘气就得上阵，没日没夜地轮轴转。虽然上级没说行动的目的，当警察的也都心知肚明，下一步，要带铐子抓人了。
此刻，乐天站在当年有人散发“反动传单”的中国银行大厦楼顶上，手持一架技侦科用来勘验犯罪现场的海鸥135相机，俯视着脚下东方红广场上蚂蚁般的人头，时不时地卷一圈胶卷，按一下快门。
“操，这么远，你照个鸟啊。”
乐天身旁，站着他的狐朋狗友彭晓光。这小子刚从北京出差归来，家没回，单位大门也没进，直奔了乐天的宿舍。乐天正要出外勤，没空陪他扯闲篇，便拿着警察工作证，声称执行秘密任务，带着他一同爬到银行大厦楼顶。空荡荡的平台上，就他们两人，既安静，又安全，想说什么说什么。
听到彭晓光的风凉话，乐天翻了他一个白眼：“废话，这我还不懂。老子这碗饭又不是白吃的。”
“那你还浪费胶卷？”
“不浪费怎么办，上级交代的任务，总得照几张应付差事吧。”
“像你这样照法，有个屁用。交上去，就不怕挨剋？”
“不怕。这样干的又不止老子一个，法不治众吗。”
“嘿，有种。”彭晓光竖起大拇哥，接着问道：“这么干，是你们底下商量好的？”
“那倒不是。”乐天咧嘴笑道：“前两天，我们技侦科有个傻哥们儿在人群里拍照，被老百姓发现，按在地上一通狠揍。打的鼻青脸肿不说，还让人把一台进口照相机砸了。我们头儿在会上说，同志们工作要做，但要当心，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划不来。”
“哈哈哈，你们头儿还真逗。合着你们当警察的都成了贼，忙着偷鸡呢。”
“嘿嘿。”常乐天也跟着打了个哈哈：“所以呀，老子按上级的指示办事，改吃素，不偷鸡了。”
说笑归说笑，其实，看到明都老百姓闹翻了天，乐天心里偷着乐还来不及，才不会理睬上面的狗屁命令呢。而且他也知道，从机关到基层，大多数干警和他一样，打心底里同情、支持明都人民的自发斗争，打心底里厌恶、痛恨那些反总理的跳梁小丑。要不是纪律约束着，保不定他们也和老百姓一道，走向街头，出几口恶气，放几把火呢。
虽说常乐天将上级的命令置之脑后，可在执行任务的日子里，他的相机也没闲着，偷拍下了不少可以当作“反革命罪证”的底片。有几张底片上，记录了5311厂的大游行。上万工人师傅身穿工作服，排成十路纵队，在明都最繁华的市区昂首阔步。他们抬着总理的巨幅遗像，举着横贯马路的巨大挽幛，占据了南来北往的双向车道。雪白的挽幛上，写着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光辉永照后来人”，挽幛之后，尾随着象征总理革命生涯的七十二个大花圈。走在队伍前面高举挽幛的壮汉里，乐天居然看到一个熟人，许久未见的顾家老大顾建军。乐天给他偷拍了一个特写，倒也显得虎背熊腰，威风凛凛。有几张底片上，拍下了汽轮机厂的工人师傅贴标语的精彩一幕。乐天记得，一位师傅才写好“打到反革命阴谋家张春桥”，围观的群众便齐声喊道，把那个“张”字倒过来，在上面打叉叉。贴标语的师傅立马照办，看标语的人们连声叫好。还有几张底片，摄于傍晚时分的东方红广场。那个外号叫“大炮”的三江大学张老师站在板车上，像一个五四青年，手握铁皮话筒，挥舞着拳头发表演说。听众围得水泄不通，却能鸦雀无声，让那大炮的轰鸣传到广场的每一处角落。张老师有一句颇具文采的话，乐天记得一字不差。“周总理苦撑危局，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拯斯民于水火，他心里装着全国老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讲完，广场上呼声四起，掌声雷动。
然而，这卷“罪证”，乐天已经放回家中，藏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天花板缝隙里。
走到平台护栏边，乐天又胡乱拍了几张，总算把相机里的胶卷用光了。他席地而坐，一边往外卸胶卷，一边信口问道：“晓光，还没听你说呢，这两天北京闹腾得怎么样？”
“怎么样？比明都还厉害，捅破天了。”彭晓光一屁股坐到乐天身旁。
“操，你小子就会夸大其辞。”
“你不信？那好，老子拿点证据让你瞧瞧。”说罢，彭晓光从书包里掏出几页纸：“喏，这是我北京的朋友从天安门广场上抄来的。”
乐天撂下手中的相机，接过那几页纸。展开一看，入眼一首五言诗。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酒祭豪杰，
扬眉剑出鞘。
掀过一页，又是一首诗。
…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
再下面一首，“向周总理请示”，写得像顺口溜，朗朗上口。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看到这些锋芒毕露的文字，常乐天感到震惊，解气，过瘾，同时也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诗中的含义，和当年这座大楼顶上撒下的传单何其相似。尤其那首“江桥摇”，幽默犀利，剑锋直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令人拍案叫绝。然而，凭着乐天一个警察的直觉，有了这些铁板钉钉的“反革命罪证”，屠刀就要见血了。
他默默地掏出香烟，递给彭晓光一根儿，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手中的纸。
“你干什么？”彭晓光惊呼。
“帮你销毁罪证。”乐天借着突突火苗，点燃了香烟：“你小子不想找死吧。”
彭晓光是个聪明人，乐天的意思，他焉能不知。借着乐天手中的火，他也点燃了香烟，嘴里忍不住骂骂咧咧：“妈的，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先死了。”
“你打住吧。”乐天瞪了彭晓光一眼：“别他妈的说顺了嘴，赔上自己的小命不说，连你老爸都搭进去。”
彭晓光略显恐慌：“你说，他们真的会镇压吗？”
“这还用问。看动静，也就在这一两天了。”乐天喷出一口浊气：“妈的，作吧。不作死就不会死，老天爷看着呢。”
“那，咱们现在能干点什么？”
“干什么？你也想作死啊。”常乐天挖苦道：“你又不是老天爷，这些事还轮不着你操心。咱该吃吃，该喝喝。妈的，反正有人会死在咱们前头。”
“操，你小子，越来越滑头。”彭晓光苦笑，继而恨声道：“哼，这事儿没完。有句老话说得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